这段时期我恢复了写作。我的阅读量已经增加了一些，眼界也更开阔了。我不再抱着模仿卡夫卡这种幼稚的念头。这段时期我的作品篇幅都比较短，可能和我改用手机写作有关。我开始写一些非现实题材的小说。此外我重新练起了吉他。我在淘宝上买了把便宜的琴，自从当年离开北京后，我已经有十年没认真碰过吉他了。在我离开上海时，一个同事送我一双亚瑟士(asics)跑鞋，另一个同事送我一只百锐腾(bryton)码表。所以回到下关后，我仍然保持着在上海时养成的跑步习惯。我一般在全民健身中心的喷泉广场跑，最多的一个月跑了两百四十五公里。我的房东是一个白族老太太，不会说汉语，却很喜欢和我说话，每次看见我都要抓住聊几句才放我走。可是在我和她相处的一年多里，我没听懂过她说的任何一句话。我见面只是对她微笑，不断地微笑，她边说我边笑，直到她也笑起来。这次我在大关邑住了一年多，因为没有去上班，每天都过得很愉快。我不觉得自己在虚掷光阴、蹉跎岁月。在我看来，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来问我需要什么，我也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
不过与此同时，我也会认真地思考一些很消极的事情。我没有抑郁症，这一点我非常肯定。我只是不喜欢社交而已。这篇文章分享了我的工作经历，难免也涉及我生活中其他的一些方面。因为它们原本就是难以分割的整体，单独拎出一部分来讲述，很难不令读者感到疑惑和费解。但是有些内容我愿意分享，有些则不愿意，所以恐怕还是要令读者疑惑和费解。一个人可以非常乐观，同时又非常悲观，这并不矛盾。人的精神形式是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复调的，可以有多段旋律同时在奏响。我不想分析促成当时我精神状态的各种因素，而且我也未必有那能力。我翻到了一段当时记下的笔记，或许能从侧面有所反映。这段笔记的题目是“太阳下山之后”：
仿佛所有快乐都凑到了晚上。虽然太阳下山之后，温度下降了不少，但是把防风的大衣披上，把帽子扣到脑袋上，出门倒也并不觉得冷。走到水边的广场上，孩子们正在放烟花。在闪着光的夜空下，他们追逐打闹着。有那么多的快乐，让人感觉所有不美好的事情和人性离自己是那么遥远，丝毫也损害不了我们的幸福。回到家后再喝一点儿小酒，就更加深了这种感觉。
不过放烟花和喝酒，都是晚上才能做的事，白天我们还是面对现实为好。现实就像一个力大无穷、整天在胡说八道的野蛮人，不过最后他总能证明自己是对的。谁要是胆敢质疑他，那可就得吃大苦头喽！那些说要接受现实的人，其实只是想方设法地让现实接受自己。而说不接受现实的，则可能刚刚被现实拒绝。对此不能抱有精神胜利的想法。在现实面前，连“胜利”的念头都不要有。对于现实，我们真的很难说出些什么，是不会被人挑剔、不显得幼稚或自欺欺人的。所以最好还是少说一点儿。或者索性闭上嘴巴，什么都别说。
如果我被石头绊了一跤，就爬起来自己再摔一跤，然后拍拍屁股继续走路。这样一来就显出了石头的可笑。在接下来的几十万年里，它将孤独地反省到自己施与人的痛苦是那么地毫无必要和微不足道。最后它会成佛，学会善待这个世界。
艺术家常常乞灵于精神的纯粹——自己本身是什么，就更加要是什么，有时甚至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发展到令人困惑和惊恐的地步。但是艺术家的精神若达不到那种纯度，他眼中的世界就不会闪闪发光，他也就不知道该怎么去创作。这或许从另一个角度应验了贡布里希所说的：实际上没有艺术这种东西，只有艺术家。
在摆摊的日子里，我仍然和之前烘焙店的几个同事碰面、聚会。他们这时跳槽到了一家在线上卖鲜花饼的作坊，生产车间在小关邑村，和我住的大关邑村挨得很近。有一天，我从前的一个组长——如今是鲜花饼作坊的“厂长”——告诉我他打算结婚和辞职，然后搬到他老婆那边开个面包店，问我有没有兴趣和他合作。他是洱源人，他老婆家在宾川。于是我和他一起到宾川实地考察了两趟。我们的目的地不在县城，而在离县城二十公里的宾居镇。因为他老婆刚调到镇附近一所小学做老师，所以他们决定在镇上安家。如果从地图上看，下关到宾居其实不远，可是中间横亘着大片的山峦，两地间没有直通的公路。我们只能绕一个大弯，先从下关坐小巴到宾川，再换乘一辆乡镇公交到宾居。在初次去往宾川的小巴上，我用手机记下了当时车内的情景和我的心情。我觉得这比现在再概括一遍更能生动和准确地反映我当时的状态，所以我直接把它摘录在这里。这段笔记没有题目：
据说没必要迁居到乡村去，因为大隐隐于市，因为心远地自偏。不过我正坐在开往乡村的小巴上，为即将到来的搬家做着准备。连续晴了很多天，才刚下了一阵雨，天气预报说，明天开始又是连续的晴天。这场雨就像一笼香喷喷的肉包子里混着的一只馒头，用来调节我们被饱满多汁的肉包子宠坏了的口感，保存我们对于美味的敏锐的感受力。
车上的每个人都喜气洋洋，因为马上就要过年了，等待着他们的将是暌别多时的亲人和丰盛可口的饭菜。小巴在蜿蜒的山路上欢快地颠簸着，我和同行的朋友仿佛也受到这欢乐祥和的气氛感染，开始热烈地讨论起这个热情款待我们的现实世界，究竟是由一股偶然的必然性力量所支配呢，还是由一股必然的偶然性力量所支配。最后我们谁也没有说服谁，各自愉快地保留了意见。
这时，坐在车厢前面的几个农民工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们上车后就不停地大声聊天和嗑葵花籽。他们把葵花籽壳吐得满地都是，好像并没有看到旁边的一只垃圾篓。司机在开车前只是冷淡地扫了他们一眼，什么话也没有说。看来他早已被这些随性惯了的人折磨得麻木了，再也不愿在教训他们这件事情上浪费哪怕一分力气。
透过偶尔听到的只言片语，我知道这些农民工都没有领到全部的工钱。他们在城市里工作了一年，每个月只拿到一点儿生活费，在工程完成之后，原本应该兑付的薪金却不见踪影。现在他们正要回家过年，不难想象，几乎身无分文的他们回到家里要遭遇多少难堪的场面。可是他们都没有表现出哀伤或愤慨，他们的眼睛都炯炯有神，说起话来铿锵有力。他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社会分配的公平问题，热诚而粗率地比较了改良主义和彻底革命在推动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作用和负面影响。他们都对未来怀着热切的憧憬，恨不得春节赶紧过去，好立刻回到他们向往的工地上，为自己即将拥有的幸福多打一分基础。
看到他们这种积极的生活态度，我不由得在心里感慨，看来少懂一些道理，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有益的。不过我知道还有一些更优秀的人，他们懂得很多的道理，可又从不把那些道理放在眼里。他们熟悉道理就像老练的舵手熟悉水下的暗礁一样，他们掌握这些道理是为了提防它们有天猝不及防地露出水面挡住他们的去路，妨碍他们获得生活中那些原本唾手可得的快乐。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优秀的人，社会的快乐总量大幅度地提高了。我们正好活在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时代，我们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是勇敢地享受更多的快乐；而不是像我们的前代人一样，忙于应付各种各样的贫乏和愚昧，克服无穷无尽的苦难和悲伤。可以这么说，在今天，任何一个不快乐的人都是可耻的、不负责任的。要不是我此刻还坐在小巴里，我真恨不得立刻放声讴歌生命，讴歌世界，讴歌这个美好的时代！
其实这是我当时做的一种写作练习，记录的内容虽然经过了夸张和虚构，而且显然有所反讽，但其中表现的乐观、欢欣和满不在乎，确实是我当时的真实精神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