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我在大关邑住了一年多，因为没有去上班，每天都过得很愉快。我不觉得自己在虚掷光阴、蹉跎岁月。在我看来，只要是认真度过的日子，最后都不会没有意义。这个时候假如亚历山大大帝来问我需要什么，我也会说，别挡我的光线就好。
2012年9月，我和朋友最终定居在了下关。我们各租了一套房子，他继续画画，我则找工作上班。我租的房子有两个房间、一个厕所、一条走廊，没有客厅，租金是一季度1000块。我没有装网络，因为我想减少上网，我对自己之前的表现很失望。而且我的写作暂停了，这时我觉得自己没什么可和人交流的。不过我仍然在记笔记。前面摘录的那篇“摇滚之为艺术”就是在这时记下的。我还用上了智能手机，是我出发到云南前买的一只二手华为。当时的安卓系统还很简陋，那个手机的分辨率只有320×240。就是从这时候起，我的写作工具从电脑换成了手机。一直到2020年，我才重新回到电脑上写作。
我在下关找到的工作，也是我的第十三份工作，是在一个商场做物业管理，也就是保安。这个商场面积不大，我们只负责一至三层。四楼以上是超市、家私城、住宅，那些都不归我们管。我们被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四个人，全天二十四小时三班倒。这种排班方式正好和我早年在加油站时一样。不同的地方是，这时我的工资是1500块，而当年在加油站是1800块。也就是说，十二年过去了，在劳动强度相当的情况下，我的工资反而少了300块，由此可见下关有多么不发达。不过这正好是它吸引我的地方。在我们商场四楼的超市里，4块钱就能吃一顿快餐，街上的耙肉饵丝一碗5块，我的房租一个月330块，所以其实1500块也足够用。下关的位置在洱海的最南端、洱河的入湖口处，城区临湖而建，西依苍山，风景非常秀美。我的下关同事经常对我说：我们下关最好在！一副很自豪的样子，仿佛与有荣焉。在下关话里，“好在”不是“幸好”的意思，而是“宜居”的意思。我的新工作很轻松。我以为只有上了年纪的人会做这种工作，而我也更愿意和长者打交道。结果，我的同事里有好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甚至还有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小伙子。我清楚这份工作没有前途，但我不想考虑未来，只要好好活在当下。我认为自己写作上的平庸，是受了我过的平庸生活的影响。我渴望以一种全新的眼光去看待生活，发现生活。
我们有一间小小的值班室，是用铝合板加玻璃搭建的，藏在商场大楼的后面、单车棚的旁边。看管这些单车、电动车、摩托车也是我们的职责，所以要分出一个人坐在值班室里。在商场里巡逻很无聊，哪怕我以最慢的步速，逛遍三层也用不了半个小时，何况还不止我一个人在巡逻。实际上每天里的大多数时候，商场里都冷冷清清，所以当我走过时，一个个营业员的目光就随着我挪动。有些同事喜欢和她们聊几句，但我从不和她们说话。商场正门外的停车场已经承包出去，不用我们费心了。但我有时也会逛出去，装模作样地左顾右盼，好像在检查车辆的安全——因为我在商场里待腻了，想出来透透气。我们上白天班的话，就轮流到值班室里坐。值班室里也很无聊，但起码有些报刊可看。我更喜欢上夜班，因为可以轮流睡觉。领导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下关实在太太平——大概连犯罪分子也有上进心，纷纷去往更发达的地区发展了。有一晚，我们还在值班室里烧烤，显然他们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反正大家怎么做，我也怎么做，虽然也知道不对，可是心里很坦然。不过令我有点儿惊讶的是，他们竟然用一只家用电暖器来烤食物。那只电暖器的结构有点儿像紫外线灭蚊灯，只是体积大得多，里面装的不是紫外线光管，而是红外加热管。为了保护使用者，散热的一侧安了铁栅网。他们就把它横下来，食物搁在铁栅网上烤。虽然不如炭火加热快，但正好以此打发漫漫长夜。平常这只电暖器就摆在大家脚边，早已沾满了尘垢，可是大家不在乎，我也不在乎。我们每人出了20块，一个同事骑电动车出去，直接跟烧烤摊买腌好的食材。他还带回来一瓶雪山清荞酒。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觉得我不敢喝，因为这是在上班。或许在他们看来，我是个循规蹈矩的人。可是我才不在乎！他们喝，我也喝。他们看见我喝了，都竖起大拇指。
我在下关过得很舒心，虽然工资不高，但每天干八个小时，从没加过班。我的能力胜任工作有余，因此很安心。我的同事对我很友好，可能因为我是唯一的外省人，他们有时对我就像对外国人一样客气。在他们当中，我觉得自己没有社交障碍。他们不了解我的过去，我也不了解他们的，我们彼此不打听。他们显然心地单纯，思想都很简单，大概因为工资就1500块，再会来事也没用。没有人耍什么心计，可能懂得耍心计的人都去更好的地方发展了。下关的气候我也很喜欢，冬暖夏凉，阳光足，雨水多，风也大。似乎这里的老天爷特别慷慨，每种元素都加倍地施与。我上了两个月班，感觉身心都舒泰，比之前好多了。
有一天，人事部的经理把我叫进办公室。她对我说，商场四楼的烘焙店在招学徒，工资也是1500块，但总比做保安好。她劝我说，做保安学不到任何手艺。虽然很舍不得我的同事，但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她的好意——哪怕仅仅是为了不让她失望。那家烘焙店的老板就是我们商场老板的女儿，人事管理是在一起的。对于我从物业部调职到烘焙店，我的同事大多表示赞许，说我做保安浪费了。他们还叮嘱我：“记得搞些点心下来给我们吃啊。”他们是开玩笑的，但我后来确实那么做了。
烘焙店的制作车间分为面包部和蛋糕部两部分，两边各有一个制作室（我们叫整形室）和烤房。面包部还有一个发酵房、一个搅面室、一个做起酥和牛角包的小工作间。此外还有一个共用的配料室。我被分配到了面包部。这时店里仅有一个蛋糕师傅，据说面包部的师傅刚走了，后来过了一个多月，老板才重新请了一个。面包部总共有两个组长（其中一个是新招的）和六个学徒。很快我就发现，在面包部我的年龄是第二大的，两个组长都比我年轻。八个人里，有三个白族、两个回族、两个汉族、一个傣族。作为新来的学徒，最初我负责各种杂活儿，比如分面、揉面、配料、分料、填料。蛋挞、酥饼、曲奇之类技术含量低的产品我也要参与，但面包的整形不大让我插手，因为我整出来的每只都不一样。两个组长一个负责打面和整形，另一个单独负责起酥、牛角包、法棍和吐司等产品。自然了，忙不过来的时候，分工就没那么严格了，我也会被叫去整面包，这时就不说我整的每只不一样了。我在整形室待了一个多月，来了一个新的面包师傅。这个师傅是重庆人，已改行做业务员，他到我们店里来，原本是为了推销面粉，但我们老板把他留下，请他做了我们面包部的师傅。由此可见在下关，找一个有水平的面包师傅并不容易。新师傅对我们的工作做了些调整，从这时起我被分配到了烤房，负责烤面包。
发酵好的面包在进烤箱前后，一般还要进行些加工：烤前的工序有发酵后的整形、刷油、刷蛋液、撒香料等；烤后的工序有挤奶油、撒糖粉、嵌水果、装饰等。烤房里除了一组三层的大型商用烤箱外，还有一只风炉烤箱，用来烤蛋挞、酥饼、曲奇等；一台电热油锅，用来炸甜甜圈等；一台自动发酵柜，这个柜比发酵房方便，带有定时功能，平常是冷藏状态，到达预设时间才开始增湿增温。我们每天下班前把整形室做好的产品放进去，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可以立即烤了。烤房的上下班时间比整形室早一个小时，比店面的开门时间早两个小时，所以我们烤房的两人总是最早到，我记得上班时间好像是七点。下关的地理时区是东七区，因为使用北京时间，所以天亮得晚。起码在冬季，每天早上我到店时，天还是全黑的。
我们的常温产品只卖一天，所以每天都要把卖剩的处理掉。早上我们回到店里，会先把前一天剩下的产品吃掉，这样可以省下早餐钱。有时早上我回到店时，会看见老鼠从面包堆里窜出来。因为晚上关店前这些面包被撤柜后，都直接堆放在工作台上，没有用罩子罩起来。不过大家好像并不介意，吃之前先检查一下，只要没被啃过就行。老鼠是灭之不尽的，在商场里从事过餐饮的都清楚，慢慢地人就麻木了。我们烘焙店和超市在同层，超市的仓库也在四楼。对于老鼠来说，这整个楼层畅通无阻，可以躲藏的地方太多，食物也太多。我们采用了很多灭鼠手段，粘鼠板是其中最有效的，基本上每晚都有捕获。可是不管捕获多少，新的老鼠总是源源不断地涌现。这让人不由感慨，相比于个体的智力或敏捷，繁殖力才是物种的决定性优势。我们老板可能也知道我们每天吃过期面包，但她就像不知道一样，从来不过问。相比于给我们涨工资，请我们吃早餐对她来说更划算。只要她不过问，我们吃坏肚子就是自己的责任，因为我们是偷吃的。
既然我是学徒，自然会学到点儿手艺。但烘焙店毕竟不是学校，人家没有义务教会我什么。蛋糕部的师傅就对我们说过，他十七岁到蛋糕店打工，最初的三年，师傅只让他烤蛋糕坯，他什么都没学到。他的意思是让我们服从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不要老惦记着学手艺，因为那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实际上，师傅主要负责研发新品、采购材料、安排工作和品质监控等，并不常待在我们身边，很少会直接指导我们。平常和我们一起干活儿的是两个组长，他们才是我们的老师。但是组长并不喜欢授艺解惑。一来是因为他们确实忙，二来是出于一种“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的顾虑。只要涉及利益，人和人的关系就不会简单。对于学徒的提问，他们是很敏感的，故意语焉不详，只告诉我们必要的部分。我还在物业部的时候，比如向同事请教扶手电梯怎么开关，他们会立即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因为开关电梯不是一门有价值的技术，他们不会因为教会我开关电梯而被我取代。可是做面包却是有价值的技术，假如去专门学，报个入门班也要几千块。这些技术他们当初也是经受了种种刁难后才学到的。所以当我遇到困难向组长请教时，得到的往往不是即时和详尽的解答。他们会突然地部分丧失表达能力，对着我急得皱起眉头、抓耳挠腮，仿佛在脑里飞速地遣词造句，但就是半天吐不出一个字来。最后，他们一般这么说：“你去问某某（另外某个学徒）吧，我已经教过他了。”于是我就去找他说的那个某某。某某比我早来几天，但和我一样也是学徒，都处在人事结构金字塔的最底层，按说和我应是难兄难弟，彼此间有着深厚的阶级情谊吧。可是就是在他们嘴里，我也很难得到认真的解答。他们会夸张地笑着反问：“哎呀原来你连这个都不知道呀？”这句话会反复说好多遍，可就是不直接回答问题。有时他们会让我猜，要不就故意用一个错得离谱的回答来逗乐。假如我孜孜不倦地要得到答案，那就得和他们磨很久的嘴皮子，浪费很多时间。我一般都没有这种耐心。他们不想说就让他们自己干好了。我其实并没抱着来学手艺的念头，但是他们显然都有——他们会用手机把每个产品的配方、做法拍下来——而我只是来打工而已。况且这份工作也不是我自己找的，而是人事部的大姐好心推荐的。当我察觉他们都不太乐意教人后，我就不再请教他们了。我不想看到他们难堪和虚伪的模样。无私是一种高尚情操，但或许并不是做人的基本原则。我也不想经营人际关系，因为我原本就很不擅长。这时我只想和所有人保持最简单的关系——越简单越好。不过我完全没有受到伤害或不高兴。毕竟我比他们年长，阅历比他们丰富，理应更懂得包容。实际上除却这点，我和他们关系很好，共事很融洽，从不起争执，下班后还经常一起聚餐、活动，比如去全民健身中心、团山公园等地方玩耍。
我这次在下关待了大半年，精神状态比之前好了很多。我的那个朋友待了三个月后离开了。2013年，我因为私人原因也离开下关去了上海，并在上海工作了一年多。这段经历单独记录在《在上海打工的回忆》一章里，这是我做过的第十四份工作。在此之前我从没去过上海。但我母亲出生在上海，直到六岁时才随我外公外婆离开。我外公是常州人，外婆是苏州人，从小他们就教我和我姐说上海话。不过他们自己说的上海话都带有口音，我母亲离开上海时年龄太小，加上在外面生活多年，发音也不标准。所以我到了上海后只说普通话，不说上海话。有次我的同事听到我和我妈用上海话通电话，他说我的上海话听起来像“新上海人”。不过我不清楚他说的“新上海人”是指哪些人。
2014年，我辞掉了上海的工作，再次回到了下关。上一次我在下关是住在龙溪路宁和巷，这次我住到了洱河北岸的大关邑村。起先，我想在下关做些小生意。我手上有小几万块，当年和我一起短暂到d市创办会刊的主编也说要和我合伙。我们计划在下关开一家进口零食店，主编在广州给我发货，我负责经营销售。我当初去上海前，下关还没有一家进口零食店，可是这次从上海回来，却发现已经开出了好几家，不过生意都不太好。我试着去找店面，但始终没遇到合适的，后来我就放弃了。
这之后我开始摆起地摊。我在大理学院下关校区周围摆——这可不是免费的，每月要给城管交150块，他们开给我的收据是一张罚款单。我在淘宝上找货源，卖些可爱风格的文具，价格从几块到二十几块不等。我摆摊一天只能挣到四五十，如果下雨我就没收入了。可是城管还经常跑来添堵，说什么明天上面有领导来，接下来一周不要出摊之类的。我不敢顶风作案，所以只能断断续续地摆。钱他们当然是不退，我们也没办法追究，因为那是罚款而不是租金，不过也没多少。我一般中午摆两个小时，晚上摆三到四个小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