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候，从前我在夜校的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离我住得很近，我们一直保持有联系——他正好也打工打到了怀疑人生。于是，有天他向我提议，不如两人一起搞些生意。我也正觉得打工挣不到什么钱，而且很浪费时间，于是和他一拍即合。经过商量之后，我们决定先去越南考察一下。当时我们想到，国内的经济已经起飞，经商门槛变得很高，没有什么商机是别人没想到过或尝试过的了。而越南比中国落后十多年，且正在仿照中国搞改革开放，我们带着领先十几年的意识回到落后的地方，或许能发现一些好机会。于是我们先后辞了职，在网上联系到一个在河内留学的柳州女孩，请了她做我们的翻译。
我们去了河内两趟，先坐火车到南宁，然后转一趟绿皮火车到凭祥，再从友谊关出境。我们找的那个翻译女孩才刚毕业，还住在河内国家大学的宿舍里，于是我们也在学校旁边找了旅馆。据说河内不如胡志明市繁荣，我们没去越南南部，没办法比较。但光看河内确实很落后，市区里的高楼非常少，商店看起来仿如国内80年代的风格。至于遗留下来的法式建筑也已不再光鲜，很多已被改变了用途，变得不伦不类。翻译女孩说，她学校的食堂从不洗碗，只用布抹一下，中国学生都会自备饭盒。我们在路边小店里吃米粉时，她又说，店家在桌上放几只小青柠，主要不是让我们调味，而是给我们消毒碗筷用的。我不知道她是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不过我赶紧用小青柠仔仔细细地擦拭了一遍碗筷。河内的物价不高，早餐店卖的法棍夹煎蛋，一份合人民币3.5元，可以凑合吃饱。在河内，法棍就跟我们的油条一样，随处都能买到。我们还参观了一座法国教堂，旁边的小商店卖给游客一些做工粗糙的贝壳耳环；还卖美军士兵的遗物：火机、水壶和军牌等。老板说这些东西是从战场挖出来的，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毕竟“越战”已经过去三十几年了。
我们的资金很少，做不了贸易生意，原本打算看看有没有零售可做，但在河内逛来逛去，又向一些中国留学生请教后，我们却始终没想到能做些什么。尽管河内确实要比国内落后十多年，但是去河内做生意，并不像想象中的“穿越回过去打江山”那么简单。首先货物过境就要上关税，这提高了成本。其次我们在越南语言不通，所有事情都要依赖翻译，这既增加支出，效果也打了折扣。此外，我们对当地的政策法规、民情风俗等也一无所知，开始阶段可能要交不少学费，我们未必承担得起。最后，我们放弃了，回到了南宁。南宁是我们的“b计划”。
和河内相比，南宁对我们来说要容易理解得多。很快，我们就物色了一个商场。这个商场主营女装，原本有五层，后来又加建了第六层。商场的一至五层因为已营业多年，早已形成清晰的定位，店家也都各有熟客了。但六楼因为新开张不久，知道的顾客还不多，而且风格定位混乱，有人在卖大妈风格，也有人在卖少女风格，于是难得上来逛一圈的顾客，也只是感到索然无味。加上当初租金普遍谈得过高，很多经营户难以为继，于是便纷纷退场。而空摊一旦多起来，顾客就更不想来逛了，这就形成了恶性循环。我们去到的时候，正好是首批经营户退场的高潮。商场物业看到这种情形，正积极地动员业主降租，说先把场子做旺，租金自然会涨上去，否则是杀鸡取卵。六楼共有约170个店面，开发商和物业是同一家，他们把店面卖出去时，要求业主回签十年的物业合同，由他们来对商场进行统一的运营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付转让费，而且以较低的租金拿到了一个店面。这是我的第十一份工作。这次终于像人们说的，我给自己打工了。因为没有积蓄，所以我跟父母借了两万块，我的合伙人也拿出两万块，合共四万块作为启动资金，我们各占一半股份。当年南宁的经济水平还相对落后，我记得商场楼下的螺蛳粉卖3.5元，老友粉卖4元，绿豆糯米饭卖0.5元。
最初的几个月，六楼确实没有固定的顾客群，大多数逛上来的人，只是出于好奇而已，购买意愿并不强。我们负责拿货的是我合伙人的老婆，她照着自己的穿着风格拿，主要是些宽松、休闲的衣服。不过这种类型的衣服在楼下已经有很多，我们楼层比下面高、客流量比下面小，和他们卖接近风格的衣服占不到便宜。实际上商场里越高的楼层，越适合做小众风格。因为大众风格卖的人也多，只能用来跑量，高楼层没有那么大的客流量。不过真要做小众风格也不容易做——越是小众的东西，就越是细分。我们自己不是那种风格的消费者，就很难在细微的层面把握那种风格。我现在说的这些，都是后来回过头总结的。当时我们因为缺乏经验，并没有摸清这些门道。因为六楼实在太冷清了，多数经营户都还没有盈利，我们也不清楚问题出在自己身上，还是出在六楼的情况上。我们以为耐心地等到六楼做旺就一顺百顺了。就这样过了几个月，我们终于分析出一些苗头：六楼和我们一起进来的这批新经营户，普遍都很年轻，有些甚至还在读书。他们通过自己的社交关系拉来的顾客，年龄也都和他们相仿，他们卖的衣服大多也针对这个年龄层。慢慢地，六楼的人气提升一点儿了。我们逐渐看到，来逛六楼的顾客主要是些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小女孩，而我们卖的那种休闲服装在她们看来太老气了。
就是在这个时候，和我们一墙之隔的邻店几乎在一夜之间崛起。邻店的老板是个读大四的艺校女生，她的店是男友出钱开的。她从老家找来表姐帮忙看店，自己则在周末去广州拿货。她的转机出现在一本叫作《vivi》的日本时尚杂志上。这本杂志针对的读者群正好是十六岁到二十四岁的女生，主打的风格是娇俏、甜美和洋气。杂志里有一个模特叫藤井莉娜，在国内也相当有人气。艺校女生一直在找这本杂志里的模特穿过的仿款，后来她终于找到了货源。她身边原本就有一个追杂志款的圈子，在她找到货源后，这个圈子的人就经常来光顾了。她卖的这种杂志款对我们来说也很容易把握，因为只要照着杂志拿货就行了。而她的货源我们也知道，因为她每次到广州拿货，都和我合伙人的老婆结伴。这时候，我和合伙人的分工已经确定下来：我留在南宁看店，他在广州负责拿货、发货。这样我们不必和别的店铺一样，每周都花两夜一日往返两地。当我们也卖起杂志款后，艺校女生就和我们闹翻了。她到我们店里来大吵大闹，骂我们不要脸，说我们抄袭她。她把气全部都撒在我身上，因为我的合伙人在广州，她鞭长莫及。我只好不停地安抚她，说些车轱辘话。但是在经营方向上，我们不能因为她骂就退缩。生意本来就是这样，有时候确实很丑陋。而我们已经蹚了这浑水，这会儿不能再两手空空地上岸了。又过了几个月，我们另一边的邻店也找到了货源，于是并排三家店都卖起了杂志款。
像我们这种小店做的不是品牌代理，只是在散货市场上挑货拿货，谁家的款式好卖，只要能找到货源，别家也会跟风一起卖。所以店主们都对自家的爆款藏着掖着，生怕被邻家察觉。我们和顾客谈价格的时候，都用计算器敲出来，从不用口说，唯恐被邻店听到。生意场就是个尔虞我诈的地方，我们既彼此提防，也互相依存——比如在去买饭、上洗手间的时候，彼此帮忙看一下店，还有互相换零钱，等等。而且每天十几个小时在商场里，怎么也得聊一下天、打发一下时间吧。所以哪怕对谁有不满，也尽量不闹翻，见面时皮笑肉不笑就好了，这就使人很难不变得表里不一、口蜜腹剑。商场里有那么多人，很多人又那么闲，加上利益关系复杂，难免充斥着流言蜚语。有些经营者每天热衷于搬弄是非，令我非常不适。我向来很在意别人对我的看法，常常会为此积郁难纾。听到别人在背后说我的坏话，尤其是无中生有的诋毁时，我会感到难过、沮丧。我经常会有遏制不住的想向别人“自证清白”的冲动。身处这种人际环境对我是十足的折磨。
幸好我们店开了不到一年就回本了。这些钱我可不敢攒着，因为竞争对手都在虎视眈眈，一停下来就可能被人淘汰。所以我先请了一个小妹看店，然后自己去物色新店面。我家小妹领到的工资是六楼最高的，其中主要是销售提成。我给她的提成比例是其他店的两倍以上，而且还设置了阶梯奖励。她最高的一个月拿到超过2300块，而其他店的打工妹大多只能拿到七八百。不久我就找到了新的店面，还是在这个商场的六楼，但位置比我们的第一个店好，就挨在主楼梯的旁边，算是六楼的中心区域。因为我们的两个店在同楼层，所以卖的衣服不能风格相同，以免自相残杀。这个时候六楼的客流量已经起来了，和一年前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决定在新店卖一种质量比较好的学生风格外贸服，比如韩国品牌衣恋(e·land)和维尼熊(teenieweenie)的仿款。尽管是仿冒产品，但其中有些质量相当不错，几可乱真，价格却只是正品的三或四分之一。我们因为在广州和南宁两边有人，补货非常便捷，所以采取薄利多销的策略。其他店铺大多每周或两三周去拿一趟货，故此调整得不如我们快。比如一批新货上架，总有一些款式会特别受欢迎，迅速就卖断，这时我们立即补货，而他们只能等下趟拿货时补。因为这个原因，他们不敢把利润压得太低。而我们因为可以快速大量地补货，所以一旦碰到个爆款，我们就低价跑量。其他店甚至不敢抄我们的款，因为我们卖得太便宜。我们处理滞销货时，折扣力度也让其他店不敢相信。因为滞销货不处理就会越积越多，拖得越久就越难处理，到最后一算账才发现，钱没有赚到，却赚了一大堆卖不出去的衣服。我们是投入全部精力做这生意的。和有些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店主不同，我们愿意辛苦一点儿，以快打慢，就能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像武侠片里说的：天下武功，唯快不破。我让小妹看老店，我自己看新店。新店刚开张时，销售反应很不错，把我心里的担忧一扫而光。
我不相信什么报应，有些事情的发生只是内在规律的作用，虽然看起来很像是报应。就在我们新店风生水起之际，忧患已经扎下了它的根须。我们新店开张后不久，斜对面一家正对着主楼梯的店面也转让了。新店主是一家湖北人，夫妻俩带着一个二十几岁的儿子，儿子还有个女朋友每天来帮忙。像他们这样全家出动搞一个小店，在我们六楼可是绝无仅有。按照他们的说法，夫妻俩从前做服装批发生意，后来行情不好，他们就提前退休了。现在为了教儿子做生意，才租下这个小店来经营。他们开张后上架的第一批衣服，和六楼的定位很不吻合，我看见他们一天都难卖出一件。而且他们接手店面后完全不装修，只换了个店招，我们在装修上可是花过不少心思的。那时候我完全没有料到，他们会成为我的一个棘手的敌人。有一点他们没有撒谎，夫妻俩从前确实做过服装生意，只是不知道是不是批发而已。他们很快就留意到我的店比较热闹，然后他们就对我采取了我们之前对艺校女生的做法——照搬我们的款式。他们四个人做一个店，考虑到人力成本，必定是要亏的，所以那对夫妻可能真的是在教儿子做生意。那个爸爸大约五十几岁，频繁地往返广州拿货，母子加未来儿媳轮流看店。因为他们不计成本，我们的优势变得不复存在。而且那个妈妈的嘴巴很厉害，卖东西的同时还造谣抹黑我的店，说我们卖假货，他们卖的才是正品。我因为没法和她虚与委蛇，所以很快就和他们公开反目了。她就更加肆无忌惮地搬弄是非，令我苦不堪言。
这段时期还发生了很多事情。有一次，我的合伙人过来南宁——他每个月都会过来几天，观察商场里的变化——和六楼的另一个店主打了起来。那个店主和我们一直是敌对关系，打架后他不服气，打电话叫来了三个流氓，他们衣服里夹着菜刀，想把我合伙人拉出商场去。但这时商场保安已经报了警，民警很快就赶到，三个流氓趁机溜了，但打架的两人却被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里，他俩被训了大半天的话，后来又写了保证书。民警警告他们，如果接下来还敢互相报复，一定加倍严惩。他俩被带走后，我立即和那个店主的女友修补关系。那天晚上，我和我合伙人、那个店主和他女友，我们四人一起约在龙胜街吃了顿烤罗非鱼，算是和解饭。因为已经被民警盯上，我们不太可能再起冲突。但他们毕竟是地头蛇，而且我早先听说，那个店主的女友的父母是一个偷窃手机团伙的头领。大家都知道这件事，但好像都觉得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哪怕在背后，也没有人对此非议。仿佛有人开女装店，有人去偷手机，仅仅是不同的就业选择而已。出于以防万一的心理，吃那顿和解饭时，我也带了把菜刀，用报纸裹好插在裤腰上，再用衣服盖住。只要我们两家店仍然竞争，敌对关系就不会改变，所谓的和解不过是说些虚伪的场面话。商场里因为生意而起的争执实在太多，几乎可以说每天都在发生，只是很少有闹到派出所去的。
另一件事情是我的女友这时和我分手了。之前她妈妈一直在撺掇她出国，但她在我和出国之间犹豫不决。也因为她的犹豫不决，我承受了不少她的负面情绪，她对我恨铁不成钢。事实上，我已经委婉地暗示过她，我会尊重她的决定。也就是说，无论她怎么做，我都支持。但我不敢主动提分手，因为只要我提分手，她就会骂我没出息、不上进、不负责任，等等。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她是对的。在那段时期，我们之间发生的很多事，都极大地挫伤了我的精神。最严重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快要得抑郁症了。因为这个缘故，当她最终决定要出国时，我真实的感受不是难过，而是解脱。我清楚自己的能力满足不了她。今天，她早已成了一个外国人，过着积极、乐观、充实的生活。可见她当初的决定多么明智——我们现在维持着友好的联系，而不是斗个你死我活。不过当时，我在解脱之余，似乎还被一种“无欲无求”的茫然感笼罩着。因为在之前一段时期里，她一直是我投入工作、经营生意的重要动力来源，如今“担子”卸下来了，我的力气好像也消失了。
我在南宁总共待了两年多。在生意进入正轨后，我有接近两年时间，每天就两点一线：早上一起床就去商场，晚上十点多才回住处。全年除了春节以外，我没有其他休息日。后来我离开南宁后，发现自己在南宁除了商场几乎哪儿都没去过，很多地名听都没听过。那段日子，我的精神完全局限在商场和生意里，外面发生什么我既不知道，也不关心。甚至北京在举办奥运会，我也无知无觉。或许只有汶川地震打断过我片刻。因为当时商场里有震感，整栋大楼摇晃了几下，吓得物业迅速清场，所有经营者都撤离到了楼下。这是那两年商场以外发生的“新闻事件”里我唯一有印象的一件。
2009年春节，商场要休业几天。大年三十的那天下午，很多店主都提早回家了，我请的小妹在前一天就走了。我最后一个走出商场。因为买了晚上的火车票，我有一段空闲时间。天上正飘着毛毛雨，地面湿漉漉的，平日熙攘的大街上一个人也看不到，所有商店都关门了，远处传来断断续续的爆竹声。我在唯一亮着灯的麦当劳吃了晚饭，然后走去火车站。在空空荡荡的马路上，我心里有种万念俱灰的感觉。今天的我不会再产生那么夸张、矫情的感想。我生在和平年代，从没经受过真正的苦难，说什么万念俱灰未免贻笑大方。但我确切地记得那个下午——或者说那个下午之所以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就是因为我当时产生的强烈感受：人来到这世上，并不一定是件幸事。
我们的新店没有和业主签订租赁合同，而是和前店主签了转租合同，因为当初我们并不是信心满满。由于两个店铺在商场的同一层，不能卖同样的款式，我们必须发掘出一种新风格。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有点儿担心会重蹈老店的覆辙。和业主直接签约是要付前店主转让费的。而我们这时已经打听到，这个前店主其实就是业主的亲妹妹。周围的店主说，这个妹妹很贪玩，根本无心经营，当初她姐姐把店铺交给她，就是想借此约束她。后来妹妹怀孕了，于是想把店铺转让出来。我和合伙人商量：与其付她一笔转让费，然后和她姐姐签约，还不如每个月多加点儿租金，直接从她手上转租。转租的好处是省下的转让费，可以让我们有更多的试错空间。而坏处是没和业主直接签约，将来可能会被前店主要回经营权；或者前店主和业主的合约出了问题的话，我们也会连带受影响。不过，既然她们是亲姐妹，租赁关系必然很稳固，基本不会发生变卦。现在这个妹妹要生育孩子，那么以后难免要投入更多时间到家庭里，加上她原本就没怎么认真经营，将来再回来开店的可能性极小。于是，我按照转租的方式试着和那妹妹谈，最后谈成了。可是或许人倒霉起来，喝凉水都会噎着。过了一年之后，妹妹竟然联系我，说想要回店铺继续经营。我不知道她葫芦里卖什么药。我从多个来源获得的信息都说，她从前并没有事业心，开店时经常几天不见人影。再说这时候她的孩子还不满周岁，她怎会想到回来继续卖衣服呢？假如她是想涨租，可以直接和我谈，没必要绕这个圈子。后来我怀疑她是受了别人的唆使，比如受了和我合伙人打过架的那个店主的唆使。我只能硬着头皮和她磋商，结果只是多争取到了三个月。当时我已经有些社恐的症状了。比如说，每当看到有顾客要进店时，我心里的反应不是振奋，而是厌烦和恐惧。我有时会回避和人交谈，除非对方是我信任的熟人。当有不认得的人对我笑时，我会感觉其中包含了恶意。当我在没有被激起愤怒的情况下和人发生争执时，我会止不住地打寒战——我不清楚人们说的“气得发抖”是不是指这种情况，但从前我生气时并不会这样。
第二个店被要回去之后，我和合伙人协商退出，我说我不想再做生意了。我们友好地拆了伙，没有任何因利益而生的龃龉。在我离开南宁后，他又找了一个合伙人，是他老婆的一个亲戚。后来他们最多时开到了四个店，但现在已经改行，不做个体女装了。我离开南宁后回了家，但没有立刻去找工作。我这时其实已经找不到哪怕只是稍微好点儿的工作了，但这不是我不去工作的原因。在南宁经商的这两年多，我天天困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封闭空间里，身边尽是笑里藏刀的竞争对手，耳边则是无穷无尽的流言蜚语和恶意中伤。我从来不在背后说人坏话，但在生意的操作上，我必须主动地侵占别人的利益，想办法挤垮竞争对手——因为商场每天进来的客人就那么多，他们买了你家的，就不会再买我家了。有时我也会自责和不忍，比如面对那个艺校女生，但更多的是愤懑和憎恨。当我结束了商场的生意，回到室外的广阔天地时，我产生了一种畏光的反应。我已经很久没有生活在阳光下了。在南宁的时候，我只有每天早上走路去商场的短短十五分钟里能晒到太阳。我这时变得怕人、疑神疑鬼，经常觉得路人用异样的目光看我。但我回家后照镜子，琢磨自己的穿着，却没发现有哪里与众不同。有时我会朝盯着我看的路人反瞪回去，但他们的表情很自然，有的甚至都没在看我。我不再接陌生人的电话，有时熟人的也不接。我在同学群里不再发言，召集聚会也不去。有个老同学给我打了很多电话，我始终没有接。在那之后很多年，除了和我合伙做生意的那个同学外，我再没和其他同学联系过。（我回避老同学，除了精神状态的原因外，还因为我觉得自己不如别人。后来，我花了很多年才克服这种不恰当的自卑心理。）其他朋友假如在qq上给我留言（当年还没有微信），我经常琢磨很久才回复。我怕措辞不能面面俱到，于是反复纠结，哪怕对方只是说了句很随意的话。而且越是重视的朋友，我打交道时越拘谨，而面对不那么重视的熟人时，我反倒轻松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