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前面讲述的那些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在北京的这一段经历，那么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说脱胎换骨有点儿夸张的话，那么这段经历起码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给了我一个起点。
我们当然没有真的去流浪。到了北京之后，我们先借住在通州的朋友家，然后自己在附近租了房子。因为我们没有钱，于是我在八王坟找了份文印店的工作，每天往返于通州和朝阳。这份工作我只做了两个月，几句话就能说完：老板是业务员出身，在我之前，店里只有一个员工。我们有两台电脑和一台名片胶印机。除了印名片外，还承接一些单页、折页、宣传册的设计制作，不过印名片是我们主要的收入来源。老板和一些酒店合作，提供当天交货的名片快印业务。一般在接到酒店前台的电话后，我们立即就过去取来名片信息，大多是照着客户提供的名片样板加印。当时北京其实已经有数码快印，但很少人用来印名片。名片一般使用300克的铜版纸或特种纸，数码快印处理不了这些纸张。我们的客户一般是高端的商务人员，其中有不少是老外——起码他们的名片上没有一个中文字。我们的收费是比较高的，我记得一盒要200块。如果他们自己到大街上印，一般只要二三十块。但大街上的名片店不提供上门取送服务，而且当天印不出来。对于我们的客户来说，在名片的事上哪怕浪费一个小时，损失都远远不止200块。我们早上接的单下午就能送去，下午的单晚上送去，晚上的单第二天早上送去。老板自己就是取送货员，几乎每天都在来回跑。我有时也要外出取送。另外一个同事操作胶印机更熟练，所以留在店里。我们的工资不高，因为老板管吃住，好像只有1000块，或1200块。住的地方是地下室，我因为要回通州，所以只住过几晚。我对地下室的印象是阴凉、幽暗、衣服难干、自来水很冷，不看表完全不知道时间、早上用厕所要排队……
因为要去上班，我就没时间创作了，这令我的朋友很不满。他们说工作是社会机器对人的奴役。这么说似乎也没错，可是人活在世上，很难不受到奴役——要么受这个的，要么受那个的——无论工不工作。古希腊的哲人也说肉欲是对人的奴役，但他们并没说肉欲是可以涤除的——除了等着自己慢慢老去。不过我还是听从了朋友的建议，辞去了那份工作。这就是我的第九份工作。
为了减少支出，我们决定从当时偏远的通州搬到更偏远的燕郊。我们原本有三个人，这时候又拉拢了两人，总共五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当年的燕郊远不如后来繁荣，那套房子的面积很大，我觉得有一百多平方米。因为是农民集资房，属于小产权，租金并不贵，我们五人分摊后，每人只要出百来块钱。不过我已经完全没有钱了，所以只能打电话跟父母要。我父母对我选择过那种生活感到很不理解，也不支持，但还是援助了一些。我还在楼下的早餐摊帮过几天工，工钱只有几块钱一天，早上四点干到八点，但早饭随便吃。我负责炸油条，全程就站在油锅前，一个早上能炸几百根。除了零售，还有些油条是批发给附近食品店的。这不算是一份工作，因为钱太少，我去了几天就不去了。
我们在燕郊留下了很多难忘的回忆，但在创作方面并不顺利。当时，我的朋友认为刊物上的作品大多是毫无价值的垃圾——就像被驯服的牲口一样，早已丧失了原始的天性。但或许，我身上也并没残留多少野性。而且野性的作品无法发表，只能在一个地下（网上）的圈子里传阅，那也就无法换来让我们持续下去的经济收入。我们当年单纯、偏激、幼稚、热切，做事不顾后果，一心要改变世界。我或许是其中比较务实和冷静的，还时时刻刻在考虑收入的问题，而我的朋友对此简直嗤之以鼻。但在漫画方面，他们都比我画得好，远比我有经验。我只在漫画社待了半年，只完成过两三个十几页的命题习作，还达不到发表的水平。可是他们却激动地认为，对于创作来说，“画得好”是最不重要的。他们举例说，朋克乐就只用到三个和弦，而他们很喜欢朋克乐。他们还说，作品最重要的是灵魂。他们认为我有灵魂，这令我受宠若惊，因为他们还说，很多人是没有灵魂的。实际上，在他们的故事里，他们过得远比我在我的故事里精彩。我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起码在当年是，而待在他们身边难免有时要担惊受怕。
可惜那样的生活只能发生在年轻的时候，而且总是短暂的。无疑当时我们犯了很多错误，搞砸了很多事情，但是那些日子也是我对世界——起码是对这个社会祛魅的过程。我在那段时期及以后读了一些我从前没读过而且原本可能永远不会读的书，接触到一些改变了我的观念和主张。这段经历使我得以重新审视——实际上我之前只是随波逐流而已——生活中方方面面的价值和意义：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当然，这种变化并非在一瞬间发生，不是在当时就完成了，而是像播下了种子，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缓慢但坚韧地扎根、发芽，直到今天，仍然在我身上持续地发生着作用。可以这么说，我前面讲述的那些工作经历，无论取掉其中哪一段，都不会对今天的我产生影响。但是假如没有在北京的这一段经历，那么今天的我肯定会是一个和现在很不同的人——如果说脱胎换骨有点儿夸张的话，那么这段经历起码塑造了最初的我，就像给了我一个起点。如今我不会再为自己和别人的差异感到惶恐不安，相反，我珍视自己的个性。虽然我仍然很无知和胆怯，但在这之下多了一份坚持和信心。此后无论我打工或写作，那对我来说都是一种自我精神的建设。
从北京返回老家后，我赋闲了几个月，父母也不敢催我去工作，大概怕我一不高兴又跑去“流浪和创作”。他们想要关心我，但不懂怎么关心。对于这个社会，他们自己也倍感困惑、无所适从，因而也无力指导或提点我，并为此感到愧疚。
过了不久，之前编辑部的老板得知我从北京返回，并且还没去找工作，便邀我回他的公司。他的动漫资讯杂志已经停办，人员也随之换了一批，并且租了个新的办公室。他的新项目是一本影音器材方面的期刊，这是他比较熟悉的领域。除了这本刊物外，他还不定期地做一些选题特辑，内容大多翻译、复制自日本和港台的刊物。动漫他也没有完全放弃，但不再办杂志了，而是做一些投入小、回款快的幼儿画册。他还接过一个把动画片截屏加对话框转制成漫画的业务。除了图书以外，他还做多媒体光盘，在自己的纸媒上打广告，以邮购的方式出售。光盘里的内容大多来自网络，我们按照选题进行归类和介绍，然后设计一个界面，方便读者检索和访问。以上这些是我们主要的工作内容，还有一些零散的项目就很难讲清楚了。总之，只要能做的，我们都尝试去做。结果是广种薄收——我们做了很多东西，但并没做出精品、爆品。站在老板的角度，大概唯一值得安慰的是，在这种策略下，确实把所有人力、场所和设备充分及满负荷地利用起来了，没有丝毫浪费。我除了仍然负责排版和平面设计，有时也要兼任文编，后来还参与选题。不过，尽管我们都使出了浑身解数，发行方面的反馈却不太理想。我们的产品大多都很平庸，毫无特色。这也不难理解，因为那都是我们在疲于奔命的情况下赶工出来的。为了生存下去，我们要不断地做产品；只有把新的产品发到经销商手里，才能收回上一批产品的货款。我们根本没条件去打造什么精品。
老板对我们的发行人也越来越不满，因为很多货款他都收不回来。不过，这时我们的发行人是老板的妻弟——我猜最初是老板带他入行的——两个人尽管闹得很凶，也还是只能凑合着待在彼此身边。渐渐地，我发现我们老板也赖起账来。他经常更换供应商，借口对产品或服务不满，然后赖掉最后一笔款项。他甚至还赖快递费。因为快递都是月结的，他赖了一家就换另一家，于是我们一年内换了好几家合作快递。尽管如此，他对我除了给钱不豪爽以外，其他方面都还不错。可能因为我对他有用，他找不到替代我的人。他开给我的工资一直都很低，但从不拖欠。当时我和父母住在一起，没有房租的支出，因此尽管收入微薄，但也可以得过且过。
我们的那本影音器材杂志也没能活下来，这时候刊物越来越难办，读者都不买杂志，改为上网看信息了。最后为了钱的缘故，我们的主编和老板也闹翻了。按照主编的说法，老板没有支付他应得的提成，却提出用一对音箱来代替报酬。那对音箱是厂家送来给我们写测评软文的工程样品，后来大概厂家赖掉了宣传费，音箱被我们扣了下来。不过话又说回来，我们也向广告客户虚报刊物的发行量，实际3000册的发行量我们说两万。这种做法在其他刊物那里也很常见。所谓树挪死、人挪活，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主编决定离开公司，自己去创业。这时我也辞了职，于是他把我拉上，一起去搞一个项目。不过这是一次失败的尝试，前后为期只一个月，我没把这看作一段工作经历，这里只简单地讲述一下。
主编因为业务关系认识了一个人，这里姑且称他为老江湖。老江湖在和我们相邻的d市成立了一个汽车维修改装行业协会。他找到我们的主编，是因为他想办一本会刊，每期直邮给会员店铺。但他不想花钱办这件事，所以怂恿我们主编承包这本会刊，而他则帮忙招揽广告客户。我们主编当时也不过二十几岁，社会阅历不深，禁不住老江湖天花乱坠地忽悠，加上和原来的老板在闹矛盾，一时头脑发热便应承了下来，还拉上我一起去创业。我们干了两三周就发现不对劲了。老江湖和他的一个朋友把我俩当免费劳工，他们去查处汽修店时把我们也拉去助威，他的朋友还要我免费帮忙设计海报，可是老江湖答应的广告客户却迟迟不见踪影。他给了我们一沓汽配供应商的资料，让我们打电话去拉广告。这些供应商分布在全国各地，听都没听过老江湖的协会，根本不可能掏钱在我们会刊上登广告，有些接电话的人甚至直接在电话里骂我是骗子。直到我们把创刊号的内容做得七七八八了，老江湖才勉为其难地交了两三个熟人客户出来。可是区区两三个版面的广告，远不足以覆盖会刊的制作成本和邮递费用。于是有一天傍晚，主编在和老江湖反复交涉无果后，带着我灰溜溜地回到了原来的城市。
大约也是在这个时候，我父亲突然中风入院，我在家照顾了他一段时间。后来他恢复得还可以，过了两个月又能拄着拐杖走路了，只是力气不如从前，精神状态自此也一蹶不振。
我的第十份工作仍然和动漫有关，不过是我最讨厌的那种。当时国家用行政力量扶持本土动漫产业：首先是限制国外动画在电视台的放映时间；然后对本土动画进行补贴，比如同一系列的动画，在电视台放映每满五百分钟，就补贴多少钱；此外，还在税务、场地租赁等方面有所帮补。对于这些令人目不暇接的利好政策，我在公司里听到的一种解释是，我们的孩子从小看国外的动漫长大，价值观就会受到国外的影响，所以国家扶持本土的动漫产业，这在本质上是意识形态之争。对于这种解释我不是很认同。我觉得绝大多数我们能看到的国外动漫，顶多只包含一些基本的普世价值，比如真善美、假恶丑，而不涉及国与国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过我只是一个打工者，这些宏大的问题离我很遥远。我新加入的公司刚成立不久，是典型的“政策的产物”。而且政府财政通过这种方式流到我们手里，也并不比通过公款吃喝流到餐饮行业更糟糕。
我们公司既做动画也做漫画，我在负责漫画的部门。我们的动画是用flash做的，画面比较粗糙，内容相当无聊，和当时美国、日本的动画是云泥之别。不过我知道我们国内的同行还能做出更糟糕的作品来，而且照样能上电视台播放。我们老板在影视音像行业深耕多年，积累了深厚的人脉，产品上电视台播放自然也不在话下。我参与制作的漫画同样粗制滥造。为了多挣点儿钱，我还私下给公司投稿。我们公司公开征集漫画脚本，但投稿的全是我们这些在职人员。可是我们哪里有时间去构思啊，其实都是从网上找来现成的，然后改头换面一番，实质就是洗稿。公司并不管这些，只要我们签订版权合同就行，出了问题由我们担责。当时我在认真交往一个女友，日常开销有所增加，不能再两袖清风佛在心中了。
而且大约也是在这段时期，我和之前在北京一起玩的几个朋友疏远了。我羞于向他们解释我的现状。我上班的公司就是他们深恶痛绝的那种公司，我每天做的产品就是他们深恶痛绝的那种产品，我就是他们在创作中所鞭挞的那种代表了这个腐朽社会的反动力量。我每天在制造垃圾、驱逐良币、污染视听，我还可以怎么自辩啊？难道自欺欺人地说：“我没有别的选择，大家都在这么做？”这跟直接和他们说绝交没有什么分别。（这是我当时的想法，后来我知道，大家都在不断变化和成长。他们二十岁时听性手枪乐队，但三十岁时不会听了。不是说性手枪不好，而是那种好只属于二十岁。）可是我确实是太无能，即使投身污浊的洪流，经济情况仍然是月光状态。我的女友已经对我很不满，随便什么小事都能冲我发一通脾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