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的夜校毕竟是成大，多数学生边上班边上课，学校对缺勤也比较宽容，我记得每个科目只要出勤率达到三分之二就没问题。可是我调到新油站后，不知道领导怎么想的，竟然提出要军事化管理。其中对我影响最大的方面是，我们下班后要住在油站旁的员工宿舍，随时准备接受召唤，不能再回家了。换了今天，我对这种安排必定嗤之以鼻，要不就阳奉阴违，要不就据理力争。何况对我提出这种要求前，他们甚至都没先帮我转正！说到底，我还只是个临时工啊，拿着1800块的死工资，没有任何福利保险，他们怎么好意思干涉我下班后的私人生活？我想住在哪里是我的自由，我只是去打个工而已，不是卖身做奴隶了。他们把我抽调到新油站，并没征求过我本人的意见，好像认定我会服从似的。这种作风倒是挺军事化，可我到底不是在参军。不过在那个年代，人们普遍缺乏权利意识，劳动法也不如今天完善，那种情况司空见惯。也不是说那些领导心眼儿坏，可能他们也没认识到自己侵权了。而我则不但没有愤愤不平，反倒忐忑不安起来，担心自己可能达不到公司的要求，会给集体添麻烦。
现在回过头看，当然能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但当时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我没有可以商量的对象。我父母满脑子老旧保守思维，那段时期正为单位和社会的剧烈变化感到坐立不安。他们自己都孤独困苦，对社会不能理解、不能接受，自然也无暇过问我了。而且我在青春期后就没再主动和他们商量过任何问题，即使我和他们商量，他们也无力给出恰当的解答。在融入社会这件事上，我的所有决定都是自己做出的——或许因此至今都没有真正融入社会——他们基本没给过我有用的指导或建议。除了后来借我几万块做生意外，他们也没提供其他任何帮助。不过，他们也从不要求我发财致富、光耀门楣，然后孝敬他们。他们只是反复叮嘱我遵纪守法，不要给社会、给别人添麻烦。其实我当时应该和新油站的领导沟通，向他们解释我在读夜校的情况，并提出自己的诉求。我相信他们也不是高高在上、蛮不讲理的人。起码他们应该认同，读书不是一件坏事，而且这不影响我在油站的工作。退一步说，我去读夜校在前，他们把我调到新油站在后，如果新油站实在不能为我放宽规定，那就让我回原来的油站好了。但是当时，我不敢面对领导提要求、谈条件，我觉得这是在搞特殊化，是想谋取特别照顾，可能会招致同事的不满。实际上我想得太多，而且想歪了。
我在新油站大约待了两个月，这期间有溜去上课，也有溜回家，但有时领导在，我溜不了，所以还是旷了不少课。我想，既然自己无法达到油站的要求，那就只能离开了。于是我辞了职。我在某石化总共待了半年左右。事实上我的同龄人里，很少有人愿意去加油站上班。我在油站的同事，要不就是外地人，要不就是年龄偏大、未掌握专业技能而因此就业选择非常少的本地人。其实我去应聘时，同去的还有另一个同学，我俩都被录用了，但他没有去油站报到。因为我们出生在城市，很多人有更好的选择，而且也要顾及面子——在很多人眼里，加油工是一份低下的职业。大家虽然嘴上会说“职业无分贵贱”，心里却并不真的这么认为。不过我父母倒确实相信这句话。而且他们反正没有同城的亲戚朋友，所以不必顾虑什么面子。当初他们听说我去加油站上班，是真的为我感到高兴。
我的第四份工作是在一家中式快餐连锁店送餐，每天只在中午工作两个半小时。快餐店管我一顿午饭，但没有底薪，收入全靠提成。我记得当时送一份餐的提成是1.5元，算下来一天能挣二三十块钱。这份工作其实是一份兼职，但我之前做的三份全职工作，酒店、服装店和加油站，实际上都和夜校有时间冲突。因为我学历不好，很难找到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在那家快餐店干了半年，后来有同学主动为我介绍工作，我就辞掉了。
我的第五份工作是在一家雪糕批发部送货。那家店是我一个同学的亲戚开的，在城中村旁的一座菜市场里。在去上班之前，我以为自己只是负责送货。结果并不是，我还得去找业务。实际上我的身份是业务员，每天要巡视附近所有的小超市、小卖部。假如看到谁家的冷柜空了，就要问他们需要什么，然后给他们送过去。但我不是唯一干这个活儿的，批发部里还有另外一个全职以及若干兼职和我竞争。我完全不能胜任这份工作。这时我对社交已经比较抵触，我总是对别人话语背后的真实意图反应迟钝，事后我反应过来了，又感觉羞惭懊恼、无地自容。这样的遭遇反复发生，我开始下意识地和人保持距离，哪怕是面对我产生了好感的人。另外我很不习惯和人讨价还价，我不喜欢和人讲利益、谈条件。谈判给我的感觉近似于有意识地得罪人。我不喜欢得罪人的感觉，我的讨好型人格加重了我的社交恐惧。吊诡的是，我是由于太想讨好人，而变得不愿意接近人，因为想讨好人的那种冲动最终总是带来失望和挫折。
我发现当一个人表现得无私时，别人回报他的往往不是友善，而是加倍的贪婪。我之前在酒店实习时要上一种两头班：比如早上上四个小时，晚上再上四个小时。大家都不喜欢这种两头班，因为这意味着要花费双倍的交通时间和费用。还有的人住得远，中间的时间回不了家，只能百无聊赖地等待，或者在酒店附近瞎逛。因为这个缘故，领班在给我们排班时，每人每月的两头班天数是相当的。有一天，一个上两头班的同事因为家里有事，想和我调一下班。原本她用一个两头班换了我的普通班，改天应该用一个普通班换回我的两头班，这样对双方才公平。但我觉得这么换来换去太斤斤计较，所以就对她说，不用那么麻烦，不必换回来了。然后她随口问了我句为什么，我就说普通班和两头班对我来说没有区别，反正我下班后也没事可做。实际上这不是我的真心话；和所有人一样，我也不喜欢两头班，我那么说是不想令她心里不安。事实证明我太幼稚了。过了几天，她又来找我换班，这次她不是因为家里有事，而是直接说：“你觉得两头班和普通班没什么区别，那我们再换一次吧，我不想上两头班。”我很惊讶，这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她了。除非我告诉她，之前我是在撒谎，其实我和她一样，也讨厌上两头班。可这样的话我又说不出口，所以我只好又跟她换了一次。但事情到这里还没有结束。又过了几天，另一个听说了这件事的同事，也来找我换班了……
后来是一个我的同班同学帮我化解了这件事。他不留情面地当面挖苦了找我换班的正式工，两人为此还吵了几句。我同学骂她不要脸，她骂我同学多管闲事，而我在旁边左右为难，怕大家伤了和气。不过经此一闹，果然再没人来找我换班了。当年的我非常驯服，对谁都唯唯诺诺，且常常为自己和别人对很多事情的反应截然不同而感到困惑和惶恐。渐渐地，我意识到，大多数人都只能从自己的角度，而不能从别人的角度看待问题。我的胸怀并没有宽广到吃亏也毫无怨言。我心里也会积累不满和怨气，然后变得厌烦和憎恨。假如不想继续吃亏，我要不就变得和大多数人一样，互相纠缠——你自私我也自私、你贪心我也贪心——这样就谁也占不了谁的便宜了；要不就选择和所有人保持距离。对我来说，后一种方法要容易得多。
于是到了送雪糕的时候，我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和谁都保持距离的人。有些客户明明和我打过多次交道，可是再见面时我仍然一副仿如初见的表情，过分有礼貌地和他们打招呼，说一些见外的客套话。估计他们心里都在纳闷：这人该不会这么快就忘了我吧？而我还意识不到自己这种生疏的态度伤害了人家的感情。在我一厢情愿的美好想象里，这个世界的运转依靠的是公平合理、巨细靡遗的规则，而不是人情。人和人之间不需要建立任何交情，只要共同遵守规则，就可以高效地处理各种事情，每个人也可以过得舒适自如。这时候的我已经比刚毕业时更怯于和人打交道，但还没有发展到社恐的程度。我后来的社恐成分也很复杂，不全是前面概括的这些因素。比如说，我对“使人失望”这件事怀有很深的恐惧。如果有人夸奖我，我会不假思索地立即否认，然后竭力贬低自己。因为我害怕他们以后发现我不如他们原来想的那么好，然后对我失望。我宁愿从一开始就说服他们，我根本就不好。我承受不了别人认为我好所带来的那种随时可能被“识破”的危机感。如果有谁要坚持不懈地夸我——不过这样的人很少——我就会躲着他、远离他。这样就是我主动“抛弃”他，而不是（在想象中）终有一天被他“抛弃”。这不是一种理智的策略，而是自发的心理防御机制。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对于我们生活的这个小时代来说，命运这个词或许太大，但性格确实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比如说，当我尝试讲述自己的工作经历时，我发现无法对我的性格因素避而不谈。我当年做出的很多决定，主要就是受性格的影响，而不仅是从利害得失的角度权衡取舍。假如我不描述自己的性格，读者就很难理解我当时的一些反应和选择。
我在雪糕批发部混了几个月，都不好意思说是在上班，因为我挣的钱和之前在快餐店差不多。可是我在快餐店每天只干两个半小时，在批发部却是朝九晚五。不过送雪糕毕竟比较自由，每天早晚不必打卡，天气不好的话不去也行。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周围转悠，旁边城中村里的旮旯角落我都钻遍了，有些小卖部甚至开在只有一米宽的窄巷里。可是我的竞争对手总是抢在我前面填满那些客户的冷柜。因为他有一个手机，而我只有传呼机，我甚至都没把传呼号码告诉那些商店老板。我的竞争对手已经在那片地方干了一段时间，和大多数商店建立了关系，缺货的时候人家会打电话给他，而我只是在他身后捡漏而已。不过，那时的我并不着急挣钱。因为我晚上还在读书，所以我这么想：等毕业后才正式开始工作，现在就权当打打零工。我干了几个月之后，天气开始渐渐转凉，雪糕越来越难卖了。终于有一天，我竟然连一单都没有送出去——我实在是没脸再混下去，于是就辞了这份工作。
我的第六份工作也是同学介绍的。我并没有拜托他们帮忙，都是他们主动介绍的。这份工作和上一份一样，也不怎么正式，既没有签订劳动合同，也不要求上下班打卡。这个老板在小区里租了一套公寓做工作室，手下只有一个员工，两人是亲戚。工作室的业务是绘制三维建筑效果图，老板负责洽谈业务，绘图员其实就一个人。而我是去当学徒的，工资600块，好像管一顿午饭。直到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们使用的软件版本：autocad14、3dmax4、photoshop5.5。我去了没几天，又来了两个新学徒，一男一女，都是老板的熟人介绍的。那个绘图员很忙，没工夫教我们，所以我们每天就看书和光盘自学，遇到困难才请教他。当时的photoshop还很简陋，功能不多，我之前已经自学过，所以立即就上手了。autocad也很简单，基本操作一天就能掌握；但要熟练、高效地使用，则要投入很多时间。而且对于没有基础的我来说，光是读懂那些全开的建筑图纸，就已经非常费劲儿。3dmax则比较难上手，一方面是它当时还没有中文版，另一方面是软件里面的指令非常多，我们加载的插件还各有不同的界面和指令。
我在这个地方待了半年左右，后来和另外那个男学徒一起离开了。那个男学徒和我读同一所夜校，而且是同一届；我读广告，他读财会。于是那段日子我们每天下班后就一起去上课，在路上吃个盒饭或米粉。我们后来离开是因为觉得那个老板太精明，给他打工很容易吃亏。而且他的工作室毕竟不是正规公司，我们的权益没有什么保障，只能看他的良心。而对于他的良心，我们不敢信任太多。比如说，把我介绍过去的那个同学，他的哥哥认识这个老板。这个同学之前告诉我，学徒期的工资是1000块。可是我去干满一个月后，老板给我的却是600块。我不清楚问题出在哪里，也不好意思去问。我既不敢问那个老板，也不好意思问我同学的哥哥。我想我毕竟还什么都不会，也没帮上什么忙，每天占用人家一台电脑，吃人家一份盒饭，再计较几百块钱太说不过去。可是几个月后，我已经能帮上一点儿忙了，有时还和大家一起加班到半夜，拿到手的还是600块。另外那个男学徒情况也和我差不多。我们都胆子小，不敢和老板谈。这时夜校也快毕业了，我们都觉得还是找一份自己专业的工作比较好。
结果，我并没去找一份自己专业的工作。当时有一本我每期购买的漫画杂志，主办的漫画社登出招收学徒的启事。那个漫画社在国内是有点儿名气的，于是我按要求画了一个短篇寄去，没想到竟然被录取了。这其实不算是一份工作，因为没有工资，只管吃住。但我在那里待了半年多，所以我把它当作第七份工作来讲述。
漫画社在一个小区里租了几套房子，社长是个香港人，不到三十岁，他让我们都喊他老师。老师曾经自费去日本学艺，后来回内地创业：搞漫画社，办刊物，推作者，出单行本等。和我同批的学徒大约有十多人，这时我发现，我是其中最年长的，当时我已经二十三岁了。这说明到漫画社里当学徒这种不靠谱的事，一般只有小孩子才会干。不过我比较晚熟，在那之前的几年里，我浑浑噩噩地打工、读夜校，并没有急切地想做些什么的冲动，父母也从不催促我。由于我的家人从小教我省吃俭用，而且父母向来以身作则，所以我对物质的要求也不高，不抽烟不喝酒不买名牌（如今我要喝一点儿酒），剪发只在路边的5元摊，能骑车去的地方我就不坐车，日常开支非常小。而我家没有同城的亲戚，父母也没有朋友，因此两代人都不必和同龄人苦苦较劲、比个高低，于是就都变得有些得过且过、不求上进。我父母很少督促我学习，从没帮我报过辅导班，也不要求我向某某家的孩子看齐。在他们看来，克己勤勉是远比精明能干宝贵的品质。漫画则是我不多的兴趣爱好之一。当时我能看到的几乎都是日本连载漫画：《圣斗士星矢》《七龙珠》《乱马1/2》《阿拉蕾》《足球小将》《灌篮高手》，等等。在漫画社，我们每天要练十多个小时的基本功。这些练习包括打排线、画人像、画人头、临摹场景等。老师并不向我们传授技艺，而只布置练习。在所有的练习内容里，打排线占据的分量最大。所谓的打排线，就是用蘸水钢笔画出一排排直线，每条长约四厘米，间隔越小越好，一般在零点五毫米以内。要求是打出的排线长短一致，间隔均匀。光是这个练习，我们每天都要做四五个小时以上，非常枯燥。不过这些训练内容，感觉像在培养漫画助手，而不是漫画主笔。大约凡是和创造有关的内容，都是无法传授的，只能看各人的天资。我们揣测，这些也是老师在日本时接受过的漫画训练。
最终，我并没成为一个漫画作者。不过在漫画社里，我认识了一些重要的朋友。受到他们的影响，我也听起了摇滚乐。我们当时听的乐队或歌手有性手枪(sexpistols)、涅槃(nirvana)、九寸钉(nineinchnails)、电台司令(radiohead)、平克·弗洛伊德(pinkfloyd)，等等。和很多摇滚青年一样，他们说要反抗这个社会对个人的改造，反抗主流价值对个性的蒙蔽，反抗成人世界的虚伪和功利。在我看来，他们不仅是说说而已。在他们的鼓励下，我变得越来越敢于否定漫画社的一些做法。我的观点有些可能还有可取之处，有些则明显脱离现实，但总体而言全部很理想主义。最后，因为不认同漫画社对待我们的方式，我和几个朋友一起离开了。在离开之前，我还画了一篇漫画，讽刺老师对我们用的机械训练方式。
于是我又开始找工作，这时我已年满二十四岁。和应届大学毕业生相比，我的年龄偏大，我过往的工作经历对我这时找工作也没有什么帮助，所以好一点儿的工作我是找不到的。不过好在我从来不挑，所以很快就又上班了。我的新工作，也是第八份工作，是在一份新创刊的动漫资讯杂志做美编。
我的老板原来是一本很成功的碟评类杂志的发行人，因为感觉动漫类的书刊前景更好，所以跳出来自己创业。当时市面上有很多同类的动漫杂志，大多都没有刊号，随书附一张光盘，以音像号的形式发行，名义上书是光盘的别册。我们杂志也是采用这种方式。我们老板是个相当抠门的人，不过他谈吐很文雅，善于表达和演讲，而且外形看来很有风度。他聘用我是因为我对工资没提任何要求。我在面试的时候对他说，他给和我相同职位的人多少，也给我多少就行了。他给我试用期1500块，而且要试三个月。现在回想起来，我真的很实惠。他肯定很快就发现了我服从性强，是他最喜欢的那类员工，但我却到后来才意识到这一点。这份工作主要使用两个软件：photoshop用来处理图片，coreldraw用来排版。恰好这两个软件我都会。我们编辑部最初有一个主编（兼文编工作）、两个文编、三个美编和一个日语翻译。我负责的工作内容相当枯燥，乏善可陈，就是一张接一张地处理图片，然后排版。不过，编辑部每月要从日本和港台订购原版的漫画资料书。这些书要不在国内买不到，要不就只能买到印刷粗糙的盗版。于是能即时地读到这些珍贵罕见的图书，成了一项对我很有吸引力的福利。
我们每个月做一期刊物，前期一般是文编在忙，后期则轮到美编忙。在每期出胶片的前一天，美编都要通宵加班。因为拖延症是一种常见病，文编不到最后关头是不会交出全部文稿的。除了刊物以外，我们还做一些单独的图书产品，比如奥特曼画册之类的。这些图书的内容有些是侵权的，不过日本的版权方很少理会国内民营图书批发市场（我们叫“二渠道”）上的盗版书。其实当时，图书市场已经日薄西山，虽然智能手机还要过几年才问世，但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已经分流了大量纸质书的读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自己的内容做得也没有特色，在同类杂志中毫不起眼。而且同类杂志很多也只是做几期就消失了，还不如我们坚韧不拔。不过大概因为挣不到钱，我们老板只好在节流方面下功夫了。试用期过后，老板让我们签劳动合同。记得当时读完合同文本后，我有一种强烈的被冒犯的感觉。那份合同的内容我早就忘了，但可以肯定里面的内容有大量是违反今天的《劳动法》的。我没有签那份合同，但也没有立即辞职，因为编辑部里的那些书吊着我的胃口。我还托公司渠道购买境外的原版书，其中有些是帮朋友买的，那些书当时在国内很难买到。此外，我和几个同事相处得很融洽，工作中还是有不少欢乐的。
在编辑部上班的同时，我仍然和之前在漫画社认识的几个朋友联系。他们对社会的鞭挞这时竟不知不觉地和我老板的种种行径相呼应，令我产生了一种“社会果然很肮脏、人性确实很丑陋”的感觉。这感觉此前我从未有过。比如当初离开做建筑效果图的那个老板时，我就丝毫没有愤愤不平，只是觉得有点儿怕他。与此同时，因为在社会上和人打交道吃了太多亏，我渐渐把这归咎到我父母身上，我怪他们没有提醒过我。他们教我的处世之道，在这个社会上根本行不通。他们从不鼓励我去追求，而只训诫我要克己。他们告诉我不对的事情，现在人人都在做，可是社会并没有惩罚他们而奖励我，反倒是奖励他们而惩罚我。还有在工作方面，我们主编对于杂志内容的规划，也完全背离我和我朋友的审美。在我们看来，公司做的图书内容肤浅、幼稚、虚伪、矫情、做作……总之就是在玷污动漫行业，是在浪费纸张、破坏环境。于是经过一段时期的热烈商量后，我们决定一起去北京过“流浪和创作”的生活。我很快辞了工作，简单地做了些准备，然后就坐进硬座车厢出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