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总是惶惶地想向别人证明自己，甚至故意去吃亏，生怕别人怀疑我表里不一。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想讨好所有人的冲动是盲目和徒劳的。每个人都会以己度人，你永远无法让一个不真诚的人相信你的真诚。反之，你根本没必要向一个真诚的人证明你的真诚。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酒店做服务生。当时我还没有毕业，学校安排我们到酒店实习。这大概不算是一份正式的工作，但我们每天干的活儿和正式工完全一样。记得当时拿到的工资是600块，估计学校已经克扣了部分。我去的是一家四星级酒店。我们同届共两个班，去那家酒店的约有三四十人。一开始，我被分到了宴会部。后来我知道，对服务生来说，最好的部门是礼宾部，其次是客房部。因为这两个部门能收到小费。宴会部是收不到小费的，而且干的活儿比较累。不过当时我不在乎这些。对我来说，工作中获得的体验新鲜而有趣，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此前我对社会的好奇和想象。我不喜欢也不擅长读书，在学校里感觉很压抑，对于大多数课程一点儿兴趣都没有。不过在我读的那所学校里，大多数人都和我一样，既不喜欢也不擅长读书，所以我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而且，我的成绩竟然还能排到班级前三。然而去了酒店实习后，我发现我的那些同学大多也不喜欢劳动。而我觉得自己算是喜欢劳动的。起码比他们喜欢。
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宴会厅撤场，在搬椅子的时候，因为我一次多码了几张椅子，身边的几个同学围拢过来调侃我。他们对我说，活儿是干不完的，你搬得越快，他们就会找越多活儿给你干，反正在下班前，他们不会让你闲着。其实他们是在恼恨我，因为我太卖力，领班就会以同样的标准要求他们。现在我回头看这段经历，当然能想象到，其实在那次之前，他们私下已经对我颇有微词。当时的我比较单纯，对任何人都很友善，而且喜欢迎合人。所以他们说什么，我就听什么，后来就尽量不在他们面前卖力干活儿了。这只是一件很小的事情，并没有令我不愉快，我也没为此感到困扰。我在二十岁左右的时候，不像后来对人际相处的细枝末节那么敏感。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一幕，是因为在那次之后，我还有过很多类似的经历。这些经历层层叠叠地积累在我身上，渐渐还是产生了作用，影响和改变了我，令我越来越觉得和人打交道是件困难的事情。
我们的实习为期半年，我在宴会部大约待了两个月，又调到西餐厅干了四个月。宴会部顾名思义，主要承接各种宴席。我们有两个大厅和几个小厅。小厅都是摆一桌的，也就是包间；两个大厅则各可以摆二三十桌。因为我们酒店有国资背景，是市政府的下属单位，政府各部门经常会使用宴会厅开办会议。除此以外，有些商家会租用宴会厅办新品发布会或特卖场。我们针对不同的会议或餐宴，使用的桌椅也各不相同，因此要反复地撤场和布场。所谓的撤场和布场，就是把宴会厅里几十张桌子、几百张椅子、几百套杯碟碗筷全部撤换。直径两米的圆桌板，我们会拆下来，竖在地面上，一只手扶着桌沿，不让桌板往两边倒，另一只手轻轻拨动桌面，让桌板滚动起来，一路滚往储物间。椅子则先一张叠一张地码起，再用l形小推车推着走。换桌布也有技巧，先把桌布均匀地拢在双手中，然后像渔翁撒网一样甩出去。实际上，到最后我也没有学会这种快速换桌布的技巧。因为我们是实习生，几个月后就会离开，正式工不想浪费时间教我们。我们一般做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摆放杯碟、搬运桌椅等。我记得布置政府部门的会议席最是讲究，我们要两人合作，拉直一条尼龙绳，把每行、每列的桌椅杯碟等完全对齐，容不得丝毫偏差。如果是普通宴席的话，我们在布好场之后，就到厨房去上菜或留下随侍。
后来我调到了西餐厅。西餐厅在酒店三楼的一边，中餐厅在同层的另一边，宴会部则在四楼。西餐厅的面积只相当于四楼的一个大宴会厅，可能还略小一点儿，生意也不怎么好。但是因为人手少，这里反倒更忙。西餐厅中午和晚上做自助餐，早上和下午则和对面中餐厅一起做茶市。换言之，我们每天做四个餐市。除此以外，客房的全天订餐服务也由我们提供，因此男服务生要轮流上通宵班。我当时最喜欢上通宵班，因为晚上没有领导，自由自在，而且活儿不累。广东的茶市主要是吃点心，并不是光喝茶。光顾早茶的多是老年人，吃的东西并不多，消费金额也不大，主要是在打发时间。但周六日的早茶市会很热闹，基本上都满座，还会有人排队等位。下午茶市的客人则什么样的都有：洽谈商务的，逛街逛累的，朋友相约聚会的，等等。和常见的情况不同，我们西餐厅当时仍由酒店自营，并没有承包出去。因为我们开在酒店的三楼，生意自然比不过大街上的餐店。当年也没有智能手机，甚至连功能手机都没有普及，口碑是真真正正的口口相传，而不是在app里刷出来的评分。所以来光顾的多是居住或工作在附近的熟客，还有楼上的酒店房客。
此外，我们虽然自称西餐厅，但其实做得很不专业，假如顾客想点个牛排之类的，我们是没法提供的。我们有炸薯条，也有肉酱意粉，这些确实属于西餐，但也有像乌冬面这样的日料，还有炒牛河、扬州炒饭之类的本地小吃。说白了，就是个大杂烩。总之，我们午、晚两场自助餐做得并不好。可以这么说：远近不知名，光临者寥寥。尽管如此，我们的经理毕竟只是个打工人，对此似乎一点儿也不着急。自助餐每天都有剩下的食物，尽管在不锈钢方盆里保温了两三个小时，水分已经被烘干，但毕竟是很好的食材做的，闻着还是很香的，倒掉未免太可惜。所以，我们会把好吃的挑出来吃掉；还有人带饭盒来打包回家。当然，我们即便都吃饱了，下班还是要去食堂一趟。因为酒店每天提供一顿员工餐，不吃白不吃。在食堂里，我们常常碰到礼宾部和客房部的同学。他们看见我们带来的菜肴要比员工餐美味多了，有时就求我们改天给他们捎一些。这个时候我们就扬眉吐气地反问：“你们收到的小费会给我们留一份吗？”把他们气得够呛。不过，我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收到小费。比如送餐上客房的时候，就有可能收到小费。客房订餐主要发生在晚上，因为这个缘故，我更喜欢上通宵班了。通宵班一般是三个人上：西厨有一个厨师接单；还有我们两个服务生，负责接电话、打单、取餐、送餐、结账。在没有订单的时候，我们就一边聊天，一边帮白班折纸餐巾，折出一个可以立起的三角形。到了后半夜，订单就很少了，我们还可以轮流睡一会儿。
半年实习期满后，我们可以选择转正或离开，多数人都离开了。我还记得人事部的领导姓潘，大家叫她潘主任，而不是潘经理，因为酒店原先是国有的，称呼还没改过来。她特别向我表达了惋惜。她常常在酒店里走动，顺便观察我们这些实习生。她对我的印象很好，可是我和西餐厅的经理关系却不好。我觉得那个经理流里流气，有时说话很脏。而且我的有些同学太刻意地想和他搞好关系，以至于近乎谄媚。虽然他们这样换不来什么好处——他只是个小小的餐厅经理，手上没什么权力——顶多在安排工作时有限地关照一下，甚至可能都不会关照。但那些同学似乎把这当成进入社会的必修课，也就是去巴结比自己位置高的人。这激起了我的逆反心理——我看不起的其实是那些同学，但我针对的却是那个经理，仿佛我的同学是受了他的蛊惑似的。其实那个经理没有做过任何损害我利益的事。而且说到底，我的同学要奉迎他，也不是他能控制的。但我却故意很冷淡地待他，不把他放在眼里，经常在别人面前表达对他的不屑和反感。当年的我很幼稚。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香港人开的服装店里做营业员。这家店开在步行街上一个很好的位置，代理一个叫作moongoon的韩国小众品牌。这个品牌的衣服以黑、白、红为常用色，配以一种枝蔓状的火焰花纹图腾装饰，标志的字母则采用哥特式字体。它的定价在当年算是比较高的，一件短袖衬衫要卖两三百块。香港老板有一个在东莞的合伙人，他一边从韩国进货，一边让这个合伙人打版仿制。于是我们店里出售的服装有一半是真货，另一半是仿货。仿货的品质远不如真货，差别主要不在做工，而在材料上。我们做久了，看一眼就能分辨哪些衣服是韩国产，哪些衣服是东莞产。但是这个品牌实在太小众，在国内毫无知名度，绝大多数顾客连听都没听过，就更别说区分真假了。而且对他们来说，一个没人听说过的品牌，真货和假货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是这家服装店开张后的首批员工之一。但是很快，我发现自己做不了销售。我在接待顾客的时候，只能被动地提供服务——顾客问什么我就答什么，要什么我就递什么，而不是主动地引导和游说。我好像缺少一种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我很容易放弃，害怕向人提出请求，害怕被拒绝。当我察觉对方的态度稍有抵触，我就无法再继续去说服人了。按道理我应该被服装店解雇才对，因为我在所有同事里成交额最低。我不仅很难说服顾客掏钱，而且无法和同事争抢客源。假如我和同事都空着的时候有顾客进店，那么我永远会让同事先上。我不喜欢和人发生摩擦，更不要说冲突了。我在同事里倒是人缘很好，大家都喜欢我，因为我不争不抢，温文有礼。我还可以同时和多个互相敌视的小团体保持友好关系。可能在他们眼里，我是一个奇怪而无害的人，一个无欲无求的旁观者，或是一个不知道跑来做什么的傻瓜。
但是店长并没有解雇我。相反，我可能是她最偏爱的一个店员。她看见我不擅长销售，就把我安排到仓库。原本我们有一个仓管员，我进了仓库后，她就要经常到店里卖货了。结果她卖货也比我强得多。这时恰逢政府推行强制社保，我们店决定选五个员工购买社保，以应付政府的检查。于是店长选上了我，一个工作能力吊车尾的人，这令我受宠若惊。但我敏感地察觉到有些同事对此心怀不满。想到日后还要和他们共事，我不想为此增添烦恼，甚至生出纠纷。于是我婉言谢绝了店长的好意，说这会不利于店内的团结。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对个人的权利毫无认识。在家里父母只教我与人为善，从没告诉我还要捍卫自己的利益。换了现在我可不会那么蠢，今天的我会坦然接受。这本身就是每个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是资本家的恩赐。如果其他同事对此有不满，那么是他们和资方之间的矛盾，不是和我的矛盾。假如他们搞错了怨恨的对象，我会友善地提醒他们。就是这么简单的道理，当年我竟然想不明白。这可能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和我聊起过这些话题。我的父母从不对我说这些。他们一辈子待在事业单位里，对市场经济完全陌生。学校不再安排我们的工作，这事让他们反复念叨。他们在家里谈到单位的某某在炒股，语气听着却像是叹息，仿佛那个某某堕落了，走上了投机倒把的违法道路。
另一方面，个人的认知水平也和社会整体的认知水平挂钩。假如社会上普遍地关心和讨论某些问题，那么个人就会从中得到启发，促进思考，然后增加认识。而在那个信息相对闭塞的年代，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对于很多切身的问题，我们的讨论对象仅限于身边的熟人。但我家是一个外来家庭，父母都不是本地人，我们在当地没有亲戚。我父母的性格也比较孤僻。尤其是我父亲，他是农民出身，并不适应城市生活，在单位里连一个交心的朋友都没有。每年春节的时候，我们家甚至很难找到一个串门的对象。往往直到快元宵节了，才匆匆去拜访一两家我妈的同事，这时他们家的糖果盒里剩下的已经是些不怎么好吃的糖果了。所以当我踏入社会后，我表现得比身边的同学更单纯、幼稚和迟钝；其实之前在学校里，我和他们并没什么区别。学生时期的我也和后来的我完全不一样。我一踏入社会，就察觉到了身边同学的改变，而且这种差别随着时间的流淌漫延得越来越广、浸渗得越来越深。而我好像完成不了他们那种自然而然的蜕变。我始终不明白他们是怎么从一个学生摇身一变成为成人的。我怀疑他们早在还是个学生时，身体里就已经藏了一个成人。于是踏入社会后，他们只要轻松地把学生的表皮撕下来，变化就立刻完成。而我还是个学生的时候，身体里同样也是一个学生。就像洋葱无论撕去多少层皮，也仍然是一颗洋葱，永远不会像柑橘一样掰出鲜甜多汁的果瓤来。
我在这里不惜笔墨地解释这些，是担心今天的读者不能理解当年的我为什么那么笨。因为就是今天的我，也觉得当年的自己笨得不可思议。如今我还得向无法相信我有那么笨的读者说明我真的有那么笨，这实在让人无地自容。不过和当年相比，今天的我简直已经变得厚颜无耻了。比如说，我认为当时那家服装店就是真的给我奖励，而不是仅仅给我买社保，我也完全配得上。正如你们现在读到的，今天的我心安理得地在文章里说了自己很多好话，丝毫不觉得受之有愧。我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总是惶惶地想向别人证明自己，甚至故意去吃亏，生怕别人怀疑我表里不一。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想讨好所有人的冲动是盲目和徒劳的。每个人都会以己度人，你永远无法让一个不真诚的人相信你的真诚。反之，你根本没必要向一个真诚的人证明你的真诚。
后来我辞职的时候，那个店长很不高兴。这说起来有些奇怪，她不高兴没有合理的原因，我没承诺过她任何事情，辞职是我的自由。我对此的理解是，她大概认为自己待我不薄，我哪怕不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起码也该知恩图报，留下来充当她可以信任的助手，和她同甘共苦，一起创业。毕竟在她看来，我的学历不好，这份工作虽然卑微，但对我来说也不算屈就。她一直在关照我，就是为了把我留下来。她以为这些我都懂，实际上我并不懂。当年我涉世未深，阅历简浅，人情世故完全不察，也看不懂别人的心思。现在回过头分析，那个店长显然事业心很强。香港人的店她有一点儿股份，所以她算是个小老板，而不是完全的打工人。假如那个店她做得好，香港人自然会投资开第二家店、第三家店……不难想象，她将在这盘生意里获得更重要的角色。她器重我可能是因为我足够单纯。我难得地不贪心，待人和善谦让，做事踏踏实实，和她聘用的其他人迥然有别。当然，如果论销售能力，我肯定是店里最弱的。不过可能在她看来，能力强的人到处能请到，她自己就很有能力，但可以托付信任的人却可遇不可求。当时我辞职是为了去读一个夜大，而在服装店要工作到晚上十点，时间上有冲突。这些我没有告诉那个店长，原因已经记不得了，可能是担心她劝我别去读夜大。我不太习惯拒绝别人，尤其是当别人似乎带着关心和好意时。不过今天我会认同，读夜大是一件浪费时间、浪费钱的事。我没有在那个学校学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而且这不全是我的责任。服装店的这份工作我前后做了大半年。
我的第三份工作是在某石化的加油站做营业员。这份工作是通过报纸上的招聘启事找到的。不过刚进去的时候，我只是个编外人员，和正式工同工不同酬。我之前在服装店的工资是2000块出头，到加油站变成了1800块。那个加油站有八台加油机，两两背靠背，共组成四组。油站提供90号汽油、97号汽油和0号柴油三个品种。上班的第一天，同事教会我加油机的基本操作，其余就啥都没说了。我记得那天有辆出租车在我身边停下来。一般出租车司机都会自己加油，因为他们不信任我们，怀疑我们加油时会做手脚。我的其他同事从不接待出租车司机，只是冷冷地盯着他们自助加油，然后看他们有没有去付钱。但我当时不懂这些，所以主动走上去接待了。我很礼貌地问那个司机，是要加90号汽油还是97号汽油。他乜斜着眼，像看骗子似的看了我半天，然后阴阳怪气地反问：“你说呢？”后来我才知道，没有出租车会加97号汽油。我的问题在他看来过于愚蠢，而且不怀好意。我还知道了加油工和出租车司机哪怕不是敌人，但也绝不是朋友。他们在工作中吃了苦、受了气，就把怨恨发泄到我们身上。因为那些让他们受气的人他们惹不起。如果油价涨了0.1元，他们也把气撒到我们身上，对我们冷嘲热讽，好像我们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他们多付的钱最后会落到我们的口袋里。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和态度也差不多。总之，卑贱的人如果心怀不满，就只会欺负别的卑贱的人，因为反抗权势是要吃苦头的。如果实在是谁也欺负不了，那就只能去虐待动物了。人们常常说，爱情是盲目的。但在我看来，爱情恰恰最不盲目、最不功利、最忠于本心。相反，仇恨才是盲目的。
我们当时是三班倒，每次换班的时候会休息一天，好像是每周换班一次。我们分成四个小组，每个小组有四个人。和我同组的另外三人，至今我对他们的相貌还有印象。我还记得每个组里都是一男三女，这说明做这份工作的女多于男。至于这是普遍情况还是我们油站的个别情况，我就不清楚了。前面说到，出租车司机不信任我们，怀疑我们会做手脚，实际上那不可能。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同一个油站加油，对加油机非常熟悉，而且警惕性很高，对自己付出的每一分钱也非常在乎。但我们确实会对一些人做手脚。我不清楚这是我们组独有的情况，还是别的小组，甚至别的油站都会这么做。当时有一些公家车，是凭加油券来加油的，而不是付现金。这些车的司机往往漫不经心，把车停好后吩咐我们一句，就甩手不管了，毕竟车不是他们自己的。我们组的另外三人——我不能说自己无辜，但我确实对此一无所知——会默契配合，对他们隐瞒加油量，然后多收他们的油券。她们没有把这个告诉我，大概是觉得我笨笨的，容易露馅儿。我后来察觉到这情况，是因为她们有一次被人识破了。可是奇怪的是，那个识破她们的司机，并没有追究她们的责任，而是骂了她们几句就算了，甚至连被多收的油券都没有追回。大概这些加油券本来就是公家的，多付少付他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我的同事竟然以为能蒙骗他，这显然是对他的一种轻视。我们组用这些多收的油券换出现金，然后用作小组的活动经费。前面我说自己并不无辜，不仅是因为我没有揭发这件事，而且我还在知情的前提下，和她们一起用这笔钱去喝了几次早茶。可见一个人要腐化是多么容易。
我在这个油站上了三四个月班，突然有一天，来了一群某石化的领导。他们参观了我们的油站，听站长介绍了情况，然后教了我们一套规范的接待用语，让我们使用这套话语服务司机。我的那些同事几乎都是老油条了，他们大概认定这又是在搞形式主义，于是都只是应付了事，一点儿都不认真，而我却傻乎乎地一板一眼按要求完成。结果，这原来是一场选拔。公司打算把一个位处城乡接合部的新油站打造成示范站，然后找人去拍摄视频，在某石化内部作为标准化服务流程宣传。而我因为一丝不苟的表现，被领导们相中了。不过话又说回来，当年我才二十岁刚过，也算朝气蓬勃，是站里最年轻的，我的那些同事普遍都三四十了，而且我身高也是站里最高的。所谓矮个中拔高个，大概在领导的眼里，和他们相比，我也算是形象好、气质佳了吧。不过被选上之后，我就要马上调到新油站去。我原来的油站离家只有两公里多，离我的夜校只有三公里。但新油站离我家和夜校都有十几公里，而且交通不太方便。公司选定那个新油站，是因为那里的房子和加油机都很新，没有蒙上一层无论如何都擦拭不掉的乌黑油渍。那个油站外还刚修了一条新路，比市区里的马路要更笔直、宽敞、平坦和整洁。此外，那里周围是一片花田，当地村民大多从事花卉种植，这在拍摄视频时可是完美的免费背景（实际上那里的地名就叫大花园，我们加油站就叫大花园加油站）。还有，那个油站因为位置偏僻，生意一直不太好，所以我们会有足够的空闲时间排练和拍摄。
我的站长很舍不得我，但她没有办法，只能安慰我说，等公司的任务完成后，一定立刻申请把我调回来。我在她的油站上了几个月班，其间评上过一次优秀员工，由她直接选出。她选了我，简直是不给老员工面子。也可能她就是要拿我来鞭策那些老员工，用这种方法来刺激他们，让他们端正工作态度。我诚惶诚恐地得了这个奖（忘记奖励多少钱了），第二天就买了箱冰红茶，带回去分给同事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