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而言之，隐居就是好，做官就是死。
那现在无论如何需要一个人担任这个豫州刺史、西府中郎将了，到底是谢安“不免”呢，还是谢万不怕死呢？
谢太傅于东船行，小人引船，或迟或速，或停或待，又放船从横，撞人触岸，公初不呵谴，人谓公常无嗔喜。曾送兄征西葬还，日莫雨驶，小人皆醉，不可处分。公乃于车中，手取车柱撞驭人，声色甚厉。夫以水性沉柔，入隘奔激。方之人情，固知迫隘之地，无得保其夷粹。（《世说新语·尤悔》）
谢安在会稽郡乘船出行，仆役驾着船，有时慢有时快，有时停有时等，有时由着船纵横漂流，撞着人，碰到岸，谢安对驾船人也并不批评教育。
所以人们议论说，谢安这人是没有喜怒的。
但是，哥哥谢奕去世，送葬回来，天也晚了，雨也下得急，仆役们都醉了，全乱套了。谢安就在车上拿过支车的木柱，去撞车夫，声音脸色都很严厉。
于是《世说新语》编著者发了一段议论：水性沉静柔和，可是进入险隘处却会奔腾激荡。和人情相比，就类似处于急迫危难的时刻，没有人能保持那份平和纯粹的心境。
道理很对，可是要知道，苻坚百万大军压境的时候，谢安一样能“保其夷粹”。这次却绷不住了，可见兄长去世，面对不得不出山的处境，谢安压力有多么大。
这种表现大概可以说明，他喜欢隐居，是真心的。毕竟，作为世家子弟，不做官的生活，讲雅的，是“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讲俗气的，则“每游赏，必以妓女从”，可以沉浸在这样的日子里，干吗去案牍劳形呢？
只不过谢安和一般世家子弟的区别是，他心里很明白，自己这样的生活，是怎么来的，需要做什么样的事，才能维持下去。
所以责任压过来的时候，这副担子，终究是要挑起来。
最后兄弟俩的选择很奇特：谢万去继任大哥的职务，而谢安仍然算隐士，但隐士可以出山看亲人，于是也跟着去。
（六）安石何以不谏？
谢万上任的第二年，即升平三年（359）十月，奉命和北中郎将、徐兖二州刺史郗昙一起，分别进兵，去救援洛阳抗击前燕。
谢万北征，常以啸咏自高，未尝抚慰众士。谢公甚器爱万，而审其必败，乃俱行，从容谓万曰：“汝为元帅，宜数唤诸将宴会，以说众心。”万从之。因召集诸将，都无所说，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诸君皆是劲卒。”诸将甚忿恨之。谢公欲深著恩信，自队主将帅以下，无不身造，厚相逊谢。及万事败，军中因欲除之，复云：“当为隐士。”故幸而得免。（《世说新语·简傲》）
谢万还是秉持他的一贯做派，常常在那里啸咏，显示自己是个高人，对全军将士，是从不加抚慰的。
谢公预料到他要败，就一起随军出征，对他说：“你是元帅，应该经常喊将领们宴会，与他们搞好关系。”
豫州的西府之兵，和郗昙那边的北府军是类似的构成，底子都是当年的北方流民。因此不是国家统一编制，不存在严密的科层体系，但是有自己在实战中淬炼打造出来的组织，大大小小将领对士兵影响力特别大，而空降的主帅，其实是没什么权威的。
当初谢尚和大家关系处得好，所以整个部队就有相当的战斗力。现在，谢万就得一步步从头来。
谢万倒是听了谢安的建议，然后把事情彻底搞砸了。
他召集诸将，什么具体工作也不说，只是用如意指着大家说：“诸君都是劲卒。”
他还以为自己是在夸人呢，但军中将领，最忌讳的就是人家说自己是“卒”。
所有人心里都挂火了。谢安意识到不对，于是一一拜访各级将帅，表示歉意。
但大局是没法改变了。这一仗谢万的失败，倒是和后来淝水之战时前秦军队的大崩溃，是有点类似的。
先是郗昙因病退屯彭城，谢万听说友军退了，就也宣布撤兵，于是整支部队就崩溃了。
这显然是西府的将领们在故意整他，很多人还想借机除掉他，这个时候，让主帅“死于乱军之中”，是很容易做到，而且让人没法追究的事。
但一转念，很多人想起谢安来了，都说：“要给那位隐士留点面子。”谢万这才得以幸免。
《世说新语》里另有一处，说法和这则还不太相同：
谢中郎在寿春败，临奔走，犹求玉帖镫。太傅在军，前后初无损益之言。尔日犹云：“当今岂须烦此！”（《世说新语·规箴》）
谢万被称为谢中郎，可能是因为谢家兄弟六个他排行第四，在中间，小名中郎；也可能是因为他担任过西中郎将和抚军从事中郎，是称官职。
谢万在寿春战败，逃跑之前，还要找他的玉饰马镫。
当时谢安也在军中，战争前后没有给谢万提过建议。就是兵败这天也只是说：“眼前还需要这样讲究吗！”
这一仗，谢万的表现，当然证明自己在军事舞台上，绝对是个废物。这是王羲之、郗超等人都事先就看出来了的，后来谢安再想给弟弟做脸，连侄子都听不下去了：
谢太傅谓子侄曰：“中郎始是独有千载！”车骑曰：“中郎衿抱未虚，复那得独有？”（《世说新语·轻诋》）
谢安对家里的晚辈说，谢万这样优秀的人，一千年就出一个。
大哥谢奕的儿子谢玄，一点没给四叔留面子：“中郎心胸没有做到虚静，哪有什么稀罕？”谢玄是实打实的一代名将，当然对谢万战场上的丢人特别看不惯。“衿抱未虚”也者，就是你干吗要去当这个西中郎将？心里装着你配不上的欲望啊！
现在问题是，这一场，谢安的表现能拿几分？
桓温的评价，就是追着打脸：
桓公问桓子野：“谢安石料万石必败，何以不谏？”子野答曰：“故当出于难犯耳！”桓作色曰：“万石挠弱凡才，有何严颜难犯！”（《世说新语·方正》）
桓伊（字子野）是谯国铚县桓氏，与桓温是谯国龙亢桓氏不同，宗属关系较为疏远，和谢家关系却比较好，往往扮演桓、谢之间的纽带角色。
桓温问桓伊：“谢安石已经料到万石必败，为什么不劝他？”
桓伊回答说：“自然是因为万石这人不听劝。”
桓温变了脸色说：“万石是个软弱的庸才，还怕他脸色难看不好而劝不成！”
从给《世说新语》作注的刘孝标开始，到唐代修《晋书》的史官，谁不是谢安的粉丝？都觉得这事没法洗。刘孝标声称，谢安一直在家乡隐居，根本就没到谢万军中去。《晋书》则是在《谢安传》里没提这事，不过在谢万的传记里补了一笔。
当时谢安在谢万军中的材料很多，而且说法并不一致，显然有不同的信源，出自捏造的可能性很小。
其实平心说，一个空降的领导，要获得大批骄兵悍将的拥戴，本来就是天大的难题。而且谢安几乎不曾有时间去完成这个工作，避免不了失败的局面，也是自然不过的事。如果《世说新语·简傲》里的那则记录可信，那么谢安这趟到豫州，多少还是结了点人缘。
但是不管怎么说，这一次，谢家败得很惨。这不仅仅是一次军事上的失败，而是一下子丢掉了西府的兵权。
作为一个新出门户，手里没有军队这种硬通货，想要维持地位是很难的。
所以，升平三年（359）谢万兵败，升平四年（360），谢安就正式出山了。
这一年，谢安已经四十多岁了。
玩政治，总是需要上面有人下面也有人的。谢安快乐地隐居了大半辈子，现在还真没多少资源。
谢安的名声当然是大到天上去了。但进入实打实的政治搏杀中，浮名未必能管什么用。大家都看见了，不久前殷浩的结局，就是惨案现场。
（七）苍生将如卿何？
出乎很多人预料，谢安没有做朝廷的官，而是进入了桓温的幕府。
当时桓温的势力向东方步步进逼时，朝廷和桓温的关系极为紧张。
所以谢安的这个人生选择，开始是被世家大族和桓温原来的幕僚，同时看不惯的：
谢公在东山，朝命屡降而不动。后出为桓宣武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出瞻送。高灵时为中丞，亦往相祖。先时多少饮酒，因倚如醉，戏曰：“卿屡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今亦苍生将如卿何？”谢笑而不答。（《世说新语·排调》）
谢安在东山隐居，朝廷屡次征召，他都没有答应。
谁也没想到，他一出仕，竟然是做桓温的司马。
离开建康城，走水路往往就是从新亭附近上船，所以南京的新亭，有点类似西安的灞桥，是送别的地方。
谢安临行前，朝中的官员都来为他送行。
高崧（小名阿酃）当时担任御史中丞，也来为他送行。——高崧生年不详，但他是两晋之际已经做官的人，到现在升平四年（360），年纪已经很大了，有倚老卖老的资格。高崧和他的夫人谢氏的墓志，1998年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出土，他是谢家的女婿，论这层亲戚关系，他也可以多说两句。
高崧已经喝了点酒，就做出喝醉的样子，对谢安说：“你屡次违背朝廷的旨意，在东山高级躺平，大家经常在一起议论说：‘安石不出，该拿天下苍生怎么办！’现在你让天下苍生又如何看你呢？”
谢安只好笑笑，不说话。
谢安的理由，确实是没法直说的。后来，还是他最欣赏的宝贝侄女谢道韫给他找到了高大上的理由：我叔叔以“无用为心”，做官不做官，行动不行动，根本是次要的，反正一直都没把这些放心上就对了。照这个逻辑，去不去桓温那里，当然更加不值一提。
桓温的幕僚调侃谢安的例子如：
谢公始有东山之志，后严命屡臻，势不获已，始就桓公司马。于时人有饷桓公药草，中有“远志”。公取以问谢：“此药又名‘小草”，何一物而有二称？”谢未即答。时郝隆在坐，应声答曰：“此甚易解：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谢甚有愧色。桓公目谢而笑曰：“郝参军此过乃不恶，亦极有会。”（《世说新语·排调》）
有人给桓温送来一些草药，其中有一味“远志”。
桓温拿来问谢安：“这药又名‘小草’，为什么一个东西会有两个名字呢？”
谢安没有马上回答。
当时郝隆也在座，他应声答道：“这好理解，处就是远志，出就是小草。”
郝隆这里自然是双关：处是埋在地下的根，也是隐居的意思；出是长出地面的苗，也是出仕的意思。
谢安脸上就露出愧色来。
桓温还补刀，看着谢安笑：“郝参军的这番解释实在不错，也很有意味。”
郝隆这人，家世没什么可说的，性格是逞才浮夸的一类。《世说新语》里还有他两件逸事：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卧。人问其故？答曰：“我晒书。”（《世说新语·排调》）
当时风气，七月七日是晒书晒衣服的日子，自然也有人借机晒富贵，把华美衣服展开晾一大片，效果可以很震撼。
郝隆穷，没衣服晒，就大中午的，自己跑到太阳底下仰躺下。
虽然魏晋时期的气温比现在略低，但农历七月七的太阳，还是很暴烈凶残的。人家当然奇怪郝隆为啥这么自虐。
郝隆说：“我晒书。”——不知道他是胖子还是瘦子，想象一下，胖子说这话时，大约是摸着肚子：“这里都是学问。”瘦子的话则用手指弹着肋条：“看，都是卷轴！”
这是一个为了想红可以特别拼的人。
桓温用了他，但也没有特别重视：
郝隆为桓公南蛮参军，三月三日会，作诗，不能者，罚酒三升。隆初以不能受罚，既饮，揽笔便作一句云：“娵隅跃清池。”桓问：“娵隅是何物？”答曰：“蛮名鱼为娵隅。”桓公曰：“作诗何以作蛮语？”隆曰：“千里投公，始得蛮府参军，那得不作蛮语也？”（《世说新语·排调》）
郝隆是桓温的南蛮参军。
荆州地区少数民族很多，所以桓温坐镇荆州时的一长串头衔里，其中有个是“护南蛮校尉”。南蛮参军这个职务，就是帮助桓温处理这方面事务的。可以想象，这个工作要面对的情况很复杂，可谓压力大，变数多，责任重，在当时的社会氛围里，还会被人瞧不起。
三月三“修禊事”，是当时最重要的节日，王羲之他们在兰亭集会，桓温在荆州，也要过这个节。
一样也是要作诗，作不出就罚酒。
郝隆故意装作不会作诗，于是受罚，三升酒下肚，借酒打滚的气氛酝酿成熟了，就提笔写了一句：“娵隅跃清池。”
桓温不懂“娵隅”是什么，就问。
郝隆回答，这是少数民族的语言，就是鱼。
桓温说：“作诗为什么用蛮语？”
郝隆回答：“我不远千里来投奔你，也不过做个蛮府参军，怎么能不说蛮语呢？”
显然，这就是抱怨，想调动工作。
换言之，谢安的人生起跑线对郝隆来说，是奋斗一生都只能远远眺望的地平线。能抓住机会损谢安两句，他是不会放过的。
那么，谢安为什么要投身到这个夹缝之中呢？
（八）颇曾见如此人不
桓温年轻的时候，活动区域常常在建康城附近。这是高门大姓的名士扎堆的地方，桓温和名士之间互怼的段子，许多也就产生在这个时候。
永和元年（345），三十四岁的桓温升任安西将军、荆州刺史，持节，都督荆司雍益梁宁六州诸军事，并领护南蛮校尉。于是离开东部的扬州西进去了荆州。
荆州地区，名士的数量和门第，都比建康差得太远，桓温和大名士吵架的机会，当然就少了很多。
桓温虽然不善玄谈，但他是很有文学气质的人，也喜欢招揽文学之士。这一时期桓温的幕府里，有才学的人颇不少，比较著名的，有袁乔、孙盛、习凿齿、郝隆、孟嘉、罗含、罗崇、罗友等人。
这些人多半出身不是很高，如习凿齿，《晋书》说他“襄阳人也，宗族富盛，世为乡豪”，乡豪是指地区性的，被顶级高门默认为没什么文化的大家族。类似于在三吴地区，有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义兴周氏、吴兴沈氏是豪族，实力很强，但地位就明显不如顾陆朱张。
总之，习凿齿本人的文化水准再高，襄阳习氏不够格算文化士族。罗崇、罗友是习凿齿的舅舅，罗家大约也差不多是这个阶位。
或者有人本来门第还可以，但因为某种原因陷入困境，不得不降低求职标准。如孙盛，他出身太原孙氏，但父亲遇贼被杀，十岁的孙盛渡江避难，所以人生道路上的很多选择，就不能太端着了。何况，太原孙氏毕竟也只是三四流的门阀，前面提到的孙绰，和孙盛是一个爷爷的孙子，而孙绰在太原王氏面前只能自居“寒族”，他也是被大牌名士瞧不起的。
当然，高门的正支子弟也有。谢安的大哥谢奕就是，而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郗超，不过郗超是不按常理出牌的人，所以没什么代表性。
桓温的第二次北伐在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第三次北伐晚到海西公太和四年（369），之间这十多年的时间，桓温一直忙于在晋朝内部扩张自己的权力。
尤其谢安出山的晋穆帝升平四年（360），就是从这一年开始，可以很明显看出，桓温头上顶着的头衔越来越多也越来越尊贵，而桓温的驻地，也在不断向东推进。
这自然会产生一个附带的问题，东方扬州的名士们，和来自荆州的桓温幕府里的人打交道的机会也就多了。
互相看不顺眼，是不可避免的。
前者自然会鄙视后者的血统不够高贵，后者也会看不惯前者的坐享其成自鸣得意。
习凿齿、孙兴公未相识，同在桓公坐。桓语孙：“可与习参军共语。”孙云：“蠢尔蛮荆，敢与大邦为雠？”习云：“薄伐猃狁，至于太原。”（《世说新语·排调》）
习凿齿和孙绰初次见面，就是在桓温那里做客。
桓温对孙绰说：“可以和习参军一起谈谈。”
孙绰说：“你们这些愚蠢的荆州蛮子，敢与大国做仇敌？”原话出自《诗经·小雅·采芑》（文字小异），这诗是讲周宣王时代，演军振旅，从而震慑楚国的。桓温他们都从荆州来，习凿齿更是襄阳人，正是来自所谓楚地。所以孙绰背诗，实际上是在骂人。
习凿齿说：“薄伐猃狁，至于太原。”这句则出自《诗经·小雅·六月》，也是周宣王时代的诗，是讲周人如何讨伐西北方向上的敌人猃狁的。猃狁是戎狄之一种，先秦文献中“大”“太”相通，“太原”就是大的平原的意思，所以具体在哪里，并不清楚，但魏晋时期，一般认为诗里的太原，就是山西太原。
而孙绰正是太原人。
所以习凿齿是说，你才是活该挨揍的野蛮人呢。
仔细看这则对话，桓温对孙绰说“可与习参军共语”，特别像是在下套。
他知道以孙绰的脾气，一定会口舌轻薄主动惹事，就安排习凿齿反杀。这也是向东方的名士们展示一下实力：你们就是出身好，别说比军事，比你们看重的文才，我这里一个“乡豪”，何尝逊色于你们呢？
但能反杀的前提，也是人家愿意和你对话：
王令诣谢公，值习凿齿已在坐，当与并榻。王徙倚不坐，公引之与对榻。去后，语胡儿曰：“子敬实自清立，但人为尔多矜咳，殊足损其自然。”（《世说新语·忿狷》）
王令指王献之（字子敬），他官最大时做到了中书令，所以尊称他为王令。但这则是他年轻时候的事。
王献之去拜访谢安，习凿齿已经在座了。
按说，王献之就该坐到习凿齿身边，但王献之就是来回踱步，不肯落座。
谢安知道他的意思，就在自己对面，又加了一张坐榻，王献之才坐下来。
两位客人走后，谢安对侄儿谢朗（小名胡儿）说：“子敬确实是遵循着清高的立身之道的，但做人矜持固执到这个地步，也就有损于自然了。”
这一则里，完全没写习凿齿的反应，大概确实就是没什么反应。虽然习凿齿肯定有丰富的内心戏，但对孙绰可以反击，眼前这位可是琅邪王氏，他可以看不起你，你确实惹不起他。
这里也可以看出，谢安的长处和王导相似，还是在于能同时和各色人等处好关系。
客人在的时候啥也不说，尽快糊弄过去，回头则教育家族的下一辈。
三句话，第一句对王献之还是高度评价的，大家族之间要互相捧；第二句实际是说咱们不能这样，做人要随和；第三句给随和找了理论依据，是老庄的自然之道，这是名士圈共同尊奉的价值标准，掌握了这个道理，如果因为对寒族随和而被同一个阶级的人看不惯，咱们也有的说。
在当时的情况下，谢安加入桓温的幕府，确实是走了一步妙棋。
他如果到别的地方，比如说到相王司马昱的幕府去做官，虽然自己早已经被舆论推为顶级的名士了，但那边是名士扎堆的地方，自己去了，也不会是鹤立鸡群，而是一群鹤在那里比大小。
而且那里“事动经年”，就是说是个没人干事的地方。在那边想做出点事业来，就是仙鹤兼职下蛋鸡，用非所长，也落不了几声好。
去桓温那里就不一样了。
桓温看起来喜欢嘲笑名士做派，但观摩了王导、殷浩的清谈要到处跟人说，自己也要组织人讨论《易经》……凡此种种，都表明本质上，他还是名士圈的自己人。
他还是很渴望名士们的认可的。
桓温手下不缺能干活的人，但自己一个大名士过去，就是填补空白。
所以到桓温那边去，开头被嘲讽固然是免不了的，但之后不用管下蛋的事，继续拗仙鹤梳翎的造型，就能获得喝彩声一片。
果不其然，桓温是真把谢安当宝。
谢太傅为桓公司马。桓诣谢，值谢梳头，遽取衣帻。桓公云：“何烦此。”因下共语至暝。既去，谓左右曰：“颇曾见如此人不？”（《世说新语·赏誉》）
谢安做桓温的司马。桓温去看谢安，正赶上谢安在梳头，见桓温来了，急忙拿来衣裳和头巾。
桓温说：“别麻烦了。”于是就一起聊天，一聊就聊到黄昏。
桓温离开后，对身边的人说：“可曾见过这样的人吗？”
对谢安的到来使自己的幕府格调升级，桓温的欢喜之情，可谓溢于言表。
桓大司马病，谢公往省病，从东门入。桓公遥望，叹曰：“吾门中久不见如此人！”（《世说新语·赏誉》）
桓温生病了，谢安去探视，他从东门进去，桓公远远望见了，叹息道：“我的门里很久没见到这样的人了。”
真是看见谢安病都好了的那种感觉。
没有人像桓温这么需要谢安，也没有人像桓温这样，能够给谢安这么大的帮助：
谢公作宣武司马，属门生数十人于田曹中郎赵悦子。悦子以告宣武，宣武云：“且为用半。”赵俄而悉用之，曰：“昔安石在东山，缙绅敦逼，恐不豫人事。况今自乡选，反违之邪？”（《世说新语·赏誉》）
田曹中郎是管农事的官。赵悦（字悦子）的相关信息很少，但据《大司马僚属名》，可知他做过大司马参军、左卫将军。值得注意的是左卫将军，这是掌宫廷宿卫的武官，皇帝安危所系。桓温的手下却能做到这个官，只能是桓温后来废立皇帝，全面接掌宿卫后获得的任命，实际上就是替桓温去监视皇帝的。则此人必然极受桓温信任器重。
谢安做桓温的司马时，曾让赵悦安置他的几十个门生。赵悦把这事告诉了桓温，桓温说：“姑且先用一半。”
但不久后赵悦就把这些人全部录用了。
赵悦说：“从前安石在东山隐居，缙绅士大夫各种催逼，就怕他不问世事。如今他自己选拔的人才，我怎能反倒违背他呢？”
显然，谢安和赵悦的关系处得不错，而赵悦这么做，也需要得到桓温同意才行。
类似这样的请托，未必只此一件。可以推想，这样便利的条件，让谢安可以很快铺设出官场里自己向下的人际关系网络。
谢安在桓温幕府时间并不长，两年后谢万去世，谢安投笺求归。之后被任命为吴兴太守，不久后又调入朝廷，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
但在桓温幕府里的两年，让谢安在官场里的底气，已经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他很大程度上让桓温相信，谢安是自己和名士圈子的一个沟通中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