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浩的失败，证明了朝廷确实完全没有北伐的能力。
接下来，桓温要证明自己有。
桓温总共进行了三次北伐。
第一次北伐就在殷浩被废后一个月，永和十年（354）二月，桓温率军进取关中，讨伐氐族人苻氏建立的前秦。
这次北伐，虽然没能灭掉前秦，但是战况十分激烈，也算重创了对手，证明了晋军不是不堪一战的废物。桓温屯军霸上，让关中百姓牛酒相迎，发出“不图今日复见官军”的感叹，至少从宣传角度说，亮点不少。
第二次北伐是永和十二年（356），桓温进兵河南，在伊水畔击败了羌人领袖姚襄，收复了洛阳。洛阳是晋朝旧都，沦陷四十余年，一旦收复，具有重大象征意义，可谓提振了士气，凝聚了人心。
于是桓温就给东晋君臣出了个难题：
桓公欲迁都，以张拓定之业。孙长乐上表，谏此议，甚有理。桓见表心服，而忿其为异，令人致意孙云：“君何不寻《遂初赋》，而强知人家国事？”（《世说新语·轻诋》）
桓温提出，应该把国都从建康迁回洛阳。
这是从道义上讲，无比伟大光荣正确的建议。
但对建康城里的小朝廷来说，这却是个要命的建议。
因为桓温也只是收复了洛阳而已，中原地区还是胡骑纵横，洛阳是个岌岌可危的城市。
到了洛阳，那就只有靠桓温的军队保护，桓温的地位越发提升，甚至所有人的命运，都捏在桓温手里。
我们本来岁月静好，你却要逼我们负重前行，这是要大家伙儿的命啊。
但反对迁都的话，道义上确实说不过去。群臣又都惧怕桓温，谁也不敢说不。
这个时候，名士孙绰跳出来了。
孙绰，字兴公，太原人，袭封长乐侯。所以这里称他为孙长乐。
孙绰常年在会稽郡隐居，他嘲笑山涛，说这人“吏非吏，隐非隐”，真是莫名其妙，又写了《遂初赋》，表白自己要不忘初心，一直隐居。
于是他就自己打脸了。王羲之做会稽内史，任用他做自己的右军长史，孙绰也就同意了。著名的兰亭雅集，他也是重要人物，王羲之写了《兰亭（前）序》，他则写了《兰亭后序》。
孙绰当时文名很大，但德行却不大被看好。会稽郡还有个名士许询，字玄度，两个人经常被拿来做比较：
孙兴公、许玄度皆一时名流。或重许高情，则鄙孙秽行；或爱孙才藻，而无取于许。（《世说新语·品藻》）
支道林问孙兴公：“君何如许掾？”孙曰：“高情远致，弟子蚤已服膺；一吟一咏，许将北面。”（《世说新语·品藻》）
两条放在一起看就是：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许的德行高，孙的才情大。孙的自我评价也是如此，并且他对此还挺得意，承认我有才就行，有点缺德就缺德呗。
孙绰性格有很轻佻的一面，又喜欢夸张地表现自恋：
孙兴公作《天台赋》成，以示范荣期，云：“卿试掷地，要作金石声。”范曰：“恐子之金石，非宫商中声！”（《世说新语·文学》）
孙绰写成了《天台赋》，给范荣期看，说：“你把这文章摔地上，可以听见金石撞击的声音。”可见他对自己行文的铿锵有力，是多么自负。
范荣期能当他的朋友，当然也是个嘴贱的：“金石声是金石声，但你发出的声音，恐怕不是宫商正音。”还是说他不符合道德规范。
大人物去世，孙绰都要写悼念文章，温峤、王导、郗鉴、庾亮这些东晋名臣，孙绰都写过诔文，但往往借机炫耀自己。所以这些人的后人、朋友，难免情绪比较复杂：一方面不免喜欢孙绰悼文里的金句，要将之刻石纪念；一方面则唯恐不能和孙绰保持距离。
所以孙绰就成了《世说新语·轻诋》里的常客。
刘惔去世，孙绰诔文中“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一句，当时人认为是名言，但是：
褚太傅南下，孙长乐于船中视之。言次，及刘真长死，孙流涕，因讽咏曰：“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褚大怒曰：“真长平生，何尝相比数，而卿今日作此面向人！”孙回泣向褚曰：“卿当念我！”时咸笑其才而性鄙。（《世说新语·轻诋》）
褚太傅指褚裒，他是太后褚蒜子的父亲，大名士，是个很不会聊天的人。虽然名士重清谈，但名士大到他这份上，不会聊天也没关系，人家夸他“皮里阳秋”，肚子里有一部《春秋》，褒则褒，贬则贬，都是有账的，不会聊是无招胜有招。
这里说“褚太傅南下”，有个背景：永和五年（349）褚裒北伐（很大程度上是在桓温的压力下被逼的），一败涂地。更糟糕的是，当时北方大乱，百姓二十万口从黄河两岸逃到长江边上，希望能够归附东晋，但失败后的褚裒已经无力接应，结果这些人为异族掠杀，“死亡咸尽”。南下回到京口后，又听到阵亡将士家属哭声一片。褚裒无能，但也不是没良心，所以此时精神压力很大，心情是很不好的。
孙绰见褚裒，说到刘惔去世，孙绰就哭，背表达“这个人死了，可真是国家的不幸啊”的意思的诗，这当然是表现自己和刘惔关系好。
结果褚裒就怒了，所以非常难得地，肚子里的《春秋》笔法竟然发为毒舌评论：“刘惔这辈子，何等怼天怼地的做派，能跟你混一块吗？你拗这个造型给谁看呢！”
孙绰哭着对褚裒说：“您得照顾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