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企羡》中提到，王羲之听说别人把他的《兰亭集序》和石崇的《金谷诗序》相提并论，又把他比作石崇，不由得喜形于色。
刘孝标给这条作注：
王羲之《临河叙》曰：“永和九年，岁在癸丑，莫春之初，会于会稽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群贤毕至，少长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娱目骋怀，信可乐也。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矣。故列序时人，录其所述。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等二十六人赋诗如左，前余姚令、会稽谢胜等十五人不能赋诗，罚酒各三斗。”
这里引用的《临河叙》显然就是《兰亭集序》，但比今天常见的版本，却少了一大半内容，又多了“右将军司马太原孙丞公”以下40字。
那么，究竟是我们今日所见之注，对《兰亭集序》做了删节，还是《兰亭集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今天习见的版本，反而是后人增益出来的呢？
如果《兰亭集序》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倒是能解释不少问题：今本《兰亭集序》，文章做得当然比《金谷诗序》好得多，王羲之听说二者相提并论而感到高兴，我们都要替他委屈，而这个版本倒是和《金谷诗序》差不多在一个水平线上。也正因为这个版本平平无奇，所以唐代以前的文选如《昭明文选》等，不收此文也就顺理成章了。
直到唐高祖武德年间编成的《艺文类聚》里，引录的《兰亭集序》还和刘孝标注里的文章大致是一个样子。今天常见的这个版本，是在《晋书·王羲之传》（传说是唐太宗亲自撰写的赞语）里，才横空出世的。
所以，关于王羲之《兰亭集序》的真伪问题，从唐代开始到当代，争论一直就没停过。
不过不管怎么说，刘孝标所引的这段，是王羲之本人的手笔是没有问题的。文中表达着“信可乐也”的情绪，那真是一段快乐的时光。
所以，注意下时间，是永和九年（353）；注意下地点，是会稽山阴。
永和（345—356）是晋穆帝的年号。
永和六年（350），北方暴虐的后赵政权崩溃，汉人对胡羯民族展开了报复性屠杀，死者数十万，但高鼻多须的汉人被误杀者也不计其数。身在江左的人隔岸观火，就算不幸灾乐祸，自幸灾难没落到自己头上的，总归不在少数。
当然，也有人强调，这是一个挥师北上、光复中原的好机会，比如此时控扼着上游的桓温，就高调这样主张。
桓温的呼吁，被视为一种令人不安的声音。在桓温的施压下，朝廷不得不任命大名士殷浩主持北伐，在一系列颠三倒四的操作之后，殷浩失败。永和八年（352）即写作《兰亭集序》的前一年，王羲之给殷浩写了一封信，其中说道，“天下寒心，固以久矣”，也就是大家对北伐早就没有什么热情。又说：
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志非复所及，莫过还保长江，都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任国钧者，引咎责躬，深自贬降以谢百姓。更与朝贤思布平政，除其烦苛，省其赋役，与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群望，救倒悬之急。（《晋书·王羲之传》）
大意是长江以北的土地，要不要无所谓，但别给老百姓增加赋税和徭役了。不要大国崛起，只要小民幸福的态度，可谓溢于言表。王羲之进而警告说：
复被州符，增运千石，征役兼至，皆以军期，对之丧气，罔知所厝。自顷年割剥遗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参夷之刑耳，恐胜、广之忧，无复日矣。（《晋书·王羲之传》）
为了北伐，本朝推行的政策已经和秦始皇一样了，再这样下去，你就不怕闹陈胜、吴广吗？
不过王羲之虽然确实是当时名士中比较忧国忧民的人物，却也不会因此降低自己的生活质量。所以永和九年（353），前线战事继续从失败走向失败，而时任会稽内史的王羲之则开心地召集了这次兰亭集会。
王导、周那代人，说北伐固然多半只是口号，但对北方故土，确实怀有很深的感情。但年轻一辈就不同了。王羲之是公元303年即八王之乱的高潮时出生的，而参加这次兰亭集会的人里，他已经差不多是最年长者。其余人等，如孙绰生于公元314年，那年晋怀帝已经做了匈奴人的俘虏；谢安、谢万兄弟都出生于公元320年，即晋元帝大兴三年；还有王羲之的几个儿子年纪更小，他们都已经完完全全是东晋人了。
也就是说，参加兰亭雅集的少长群贤，他们对北方的了解，更多是来自父辈的描述，就是有点滴记忆，也只是战乱的恐怖，而谈不上什么亲切的思慕了。
南方人不想北伐，北方政权又为什么会放过南方呢？
东晋皇帝是没有多少存在感的，世家大族的势力盘根错节，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种平衡如此脆弱，而且极大程度上抑制住了国家的动员能力。看起来，北方的五胡只要有兴致弯弓南下，饮马长江，脆弱的东晋门阀政治根本禁不起冲击。
但辽阔的中原大地上，一个个政权其兴也勃其亡也忽，骁勇善战的北方人忙于自相残杀，实在腾不出手来，去给南方制造多少麻烦。
所以公元329年苏峻之乱被平定后，公元383年淝水之战发生前，江左的东晋政权，确实处于一个相对稳定的时期。
会稽郡山阴县是当时侨姓世族的聚居之处。
当年秦始皇一统天下的时候，会稽郡是一个巨大的概念：领有吴、越两国之地，大致相当于今江苏长江以南、安徽东南、上海西部以及浙江北部。
东汉顺帝时，会稽郡以浙江（今钱塘江）为界一分为二。钱塘江北较发达地区为吴郡，钱塘江以南部分则仍称会稽郡，郡治设在山阴县（今绍兴）。
三国孙吴时，吴郡又被分割成吴郡和吴兴郡。
这样就产生了东晋史料中经常出现的一个概念：吴郡、吴兴郡、会稽郡并称“三吴”。
永嘉南渡，北方士族到江东之后，为了避免和原来的吴地士族产生激烈冲突，选择了到本来相对落后，还有较多未开发土地的会稽郡来圈地发展。
在这里，他们一来积累了巨额财富，二来也确实领略到了山川丘壑之美：
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
顾长康就是大画家顾恺之，王子敬就是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这两句话都说得太精彩，也不难懂，就不翻译了。
魏晋名士都爱读老庄，老庄鼓吹“自然”，而浙东的山水，就把“自然”活灵活现曼妙无比地展现在面前。
也不知道是老庄说透了这里的山水，还是这里的山水活画出老庄。
所以在这个地方，山水玄言诗兴盛起来，实在是理所当然的。
而王导去世之后，庾氏兄弟的执政作风，也促成了会稽更快发展为一个新的文化中心。
史书评价庾亮，说他“风格峻整，动由礼节，闺门之内，不肃而成”，“时人皆惮其方俨”。又这样评价庾氏兄弟：“兄亮以名德流训，冰以雅素垂风，诸弟相率莫不好礼。”可见，他们虽然也愿意谈谈玄学，但确实不喜欢放诞。
按照这种风格主政，朝廷无疑会更注重规矩，也就会让那些任诞简傲的名士，在建康城生活不习惯。
相比之下，会稽郡的生活显得随意舒适得多，王羲之一直不愿意去中央任职，多少也为此：
羲之雅好服食养性，不乐在京师，初渡浙江，便有终焉之志。会稽有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谢安未仕时亦居焉。孙绰、李充、许询、支遁等皆以文义冠世，并筑室东土，与羲之同好。尝与同志宴集于会稽山阴之兰亭……（《晋书·王羲之传》）
参加兰亭集会的究竟有哪些人，固然有不少争论，但当时会稽山阴名士荟萃，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宗白华先生在《美学散步》中有一个著名的论断：
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于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
作为一种关于这四百年大分裂历史的泛泛之谈，这个说法很有理论高度和认识深度。
然而具体到东晋中期的江左，政治也许确实混乱（但不动荡），社会还真谈不上痛苦。
前面已经说了，对江左社会来说，这些年即使有零星战事也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影响，妥妥的偏安，不去放眼天下，就是太平岁月。
南方经济发展势头不错。北方人一直对长江以南怀有偏见，渡江后不得不定居于此，于是就慢慢发现，北方的生产技术和南方的气候环境、土地资源相结合，获得的收益要远远超过北方。而既然是偏安，也就意味着这些收益可以不用投入军备这个无底洞，而是用于再生产或享受生活。
普通民众的日子，坏处是看不到阶层跃升的机会，门阀大姓欺男霸女的事也绝不会少干；好处是徭役和兵役尽管从法规上看仍相当沉重，但大规模社会动员既然少了，实际操作中力役恐怕还是有所减轻。而且在世家大族的包庇之下，很多人从国家的统计数据中消失，从而也就可以逃避这些（苦差事）。当时隐匿人口的数量是非常巨大的。山涛的孙子山遐，是个难得的严格执法的人，他做余姚县令，八十天的时间，就发现了隐匿人口万余人。这引起当地大族极大不满，纷纷去主管部门控告山遐。山遐向领导请求让自己再干一百天，但到底还是被马上撤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