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平庸的早年
洛阳城的月光下，荒野的鸡鸣声中，两个少年翩翩舞剑的情景，成为流传千古的佳话。这时的刘琨刚刚二十出头，祖逖略微年长一些，但也不超过二十六岁。
当时两个人的职务，都是司州主簿。司州也就是京畿地区，国家的核心地带，州治即是洛阳，而主簿掌管着本州的各种文书。年轻人热衷谈论政治，这个身份无疑给他们提供了数不清的话题。这时武皇帝刚刚去世，大家在悄悄议论新即位的太子是否是个白痴，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都已暴露得十分清晰，显然，就看谁来点燃那根导火索了。
于是祖逖对刘琨说：“如果海内鼎沸，豪杰并起，我们两个在中原，要彼此避开。”
“吾与足下当相避于中原耳”，这句话在有些书上，仅被理解成祖逖要和刘琨各自干出一番事业。我想，还是唐代的史臣看得更加准确，祖逖不是安分的人，他“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艰”，这是在跟刘琨说：为了现在的友谊，如果将来我们各自成为割据一方的势力，不要挨得太近，可不要由我们来争锋逐鹿。
这是一个狂热的梦想，也是一个苍凉的预言。真的天下大乱之后，他们确实都成为了拥有独立——也许该说孤立——力量的豪杰，并且，从此一南一北，再也不曾有机会见上一面。
最初看起来，祖逖这句话和多数年轻人的豪言壮语一样，仅仅是说说而已。祖逖的工作在几个王爷之间调动，只是按部就班地升迁。刘琨在仕途上似乎要得意一些，并且活跃在一个贵族文化沙龙里。他是金谷园的“二十四友”之一，这个团体才华横溢，但出入于权贵之门，说起来并不那么好听。
西晋的八王之乱，两个人都没有能够置身事外。荡阴之战，嵇康的儿子前侍中嵇绍为了保护皇帝而血溅帝衣，与这位忠臣的表现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时惠帝身边的“百官侍御皆逃散”，在逃散的人群中，就可以看见祖逖的背影。
这之后，祖逖在洛阳城里安静地居住下来。他目睹了其后这座古老都市所经历的劫难，然而他没有再介入任何纷争。祖逖先后拒绝了范阳王司马虓、高密王司马略、平昌公司马模等人发出的邀请。等到东海王司马越任命他为典兵参军、济阴太守的时候，祖逖的母亲去世，他更可以用守丧的名义，名正言顺地不去上任了。
刘琨被卷入得则要深得多，永康元年（300）之后的一系列无聊而恐怖的动乱中，刘琨的活动相当频繁。他的对手为刘琨兄弟的脑袋开出的悬赏是“封三千户县侯，赐绢五千匹”。并且，厌恶他们的不仅是敌人，刘琨的兄长刘舆被人比作油垢，意思是沾上就不免被污染，刘琨和这个哥哥走得很近，他的名声，在这期间大约也不会好上很多。
事实上，正是在刘舆的建议下，在光熙元年（306）刘琨出任了并州刺史，加振威将军，领匈奴中郎将。这仍然是王爷们争权夺利的计划中的一部分。并州虽称边境，其实却接近中央，它向南通往河内郡，往东则联系司州和冀州，并州出产的武器精锐，并州的健儿和良马更是驰誉中原。控制并州，就是在北方多了一个战略重镇。
所以，刘琨一开始可能并没意识到自己此行的意义。他将在这一年的九月底出发北上，从此他的人生，将全然改变。
（二）并州刺史刘琨
沿途的经历，对刘琨显然是个考验。他已经亲历过战争，对流血和死亡并不陌生，然而眼前的景象，还是触目惊心。
刘琨上任的两年之前，在并州已经出现了一支实力强劲的反政府武装，匈奴人刘渊建立了汉政权。魏晋以来，匈奴人和羯人大量涌入并州，各种民族矛盾积蓄已久，在这时一并爆发。两年内，匈奴人的势力迅速扩张，并州东南的一系列军事重镇落入了刘渊手中。也就是说，并州刺史的行政命令已经无法下达到本州的东南地区。
然后，并州发生了严重的饥荒。刘琨的前任司马腾，实际上是在刘渊和饥荒的双重压力下逃离的。他在离开时，兼职充当了人口贩子，抓了大批胡人作为奴隶贩卖到太行山以东。另外一万多逃亡者组成了他的军队，这支队伍的名字真切地点出了当时并州人的心境，叫作“乞活”。
刘琨招募了千余人，上任的道路变成了转战之旅。一路上交替出现在刘琨眼前的，是大批绝望中流亡的难民，和暴露于荒野中的白骨。一时是哀号之声刺穿了天地间的和谐之气，一时则是不闻半点人声的死寂。山路险峻，群胡数万周匝山野。政府高官的身份不能带来安全感，刘琨于途中写了一道奏章，其中略微夸张地说到，一睁开眼看见的就是敌人，只要挪一挪脚跟，就可能遭遇新的劫掠。
因此耽搁在路上的时间，远比预计的要漫长。只有在壶关，他得到过一次物资支援，终于携带的资粮告罄，唯有靠薇、蕨之类的野菜充饥。刘琨出身高贵，在洛阳时更是生活豪奢，交往的朋友里不乏像石崇、王恺这样的人物：
刘玙兄弟少时为王恺所憎，尝召二人宿，欲默除之。令作坑，坑毕，垂加害矣。石崇素与玙、琨善，闻就恺宿，知当有变，便夜往诣恺，问二刘所在？恺卒迫不得讳，答云：“在后斋中眠。”石便径入，自牵出，同车而去。语曰：“少年，何以轻就人宿？”（《世说新语·仇隙》）
石崇这样关心刘琨兄弟的性命，说明彼此关系相当不错。而兄弟俩愿意住在王恺家里，显然也是一个圈子里的人。
石崇、王恺都以精于美食著称，由此也可以推想刘琨在洛阳时的肴馔水准，所以眼前的食物会令刘琨格外难以下咽。
整整半年以后，刘琨终于到达了并州的州治晋阳（今山西太原）。当两山之间的缝隙里，隐隐露出晋阳城城垣一角的时候，可能会让人有长出一口气的感觉，但走进晋阳后就会发现，这里的景象，更加令人绝望。
刘琨这个并州刺史已经没有了办公的地方，因为府寺建筑早就被全部焚毁。城市内荆棘遍布，豺狼在大街上行走，僵卧的尸体覆盖了地面。
在描写自己这段经历的诗作中，刘琨尽情宣泄了脆弱的伤感情绪，并表达了对洛阳城华美宫阙的思念之情。“据鞍长叹息，泪下如流泉”，“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这样的句子也许会让人觉得，这位作者处于精神崩溃的边缘。然而，这一次诗人比诗歌坚强。
擦干了眼泪，掩埋了尸体，剪除了荆棘，重建了府朝市狱，刘琨以城门为战场，一次又一次打退了来犯之敌。刘琨来晋阳的途中，洛阳城里晋惠帝驾崩；当刘琨筚路蓝缕地在晋阳进行市政建设的时候，他的哥哥刘玙又策划了一起政变。然而，现在这些都已经和刘琨无关，他要考虑的，只是怎样面对眼前并州的危局。
此时，汉政权建都于离石，位置在晋阳的西南方向，相距大约仅三百里，快马奔驰，在一日之内就可以到达。看起来晋阳的处境相当危险，但是刘琨相当程度地瓦解了匈奴人的联盟，使得大批匈奴以外的胡人部落不再对刘渊表示效忠。加上一些其他因素，最终，反而是匈奴人选择了迁都。
北方大动乱的风暴还在愈演愈烈，在刘琨的经营下，晋阳城成了一个难得的避风的孤岛。终于，人口慢慢聚集在这里，一处传出鸡鸣犬吠之声，远远地，在另一处也可以听到一些呼应了。
然而，这差不多也就是刘琨所能做到的极限。
刘琨善能招延，而拙于抚御。一日虽有数千人归投，其逃散而去亦复如此。所以卒无所建。（《世说新语·尤悔》）
刘琨长于使远方的人前来归附，但却没有能力安抚和驾驭他们。所以恢复到一定规模之后，就会发生这样的情形，一天之内，晋阳城有数千流民到来，也有差不多同样数量的人离开，所以终究不能有所建树。
这可能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刘琨的名士习气。在洛阳城，刘琨交际的圈子大抵不出皇亲国戚、政府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几个身份往往是交叉的）这个范围。即使是到各地奔走游说的那几年，他接触的也仍是朝廷的方面大员。刘琨很容易让这些人感受到自己的魅力，也懂得如何利用他们的心理弱点。但此刻，面对眼前这些来自底层的饥民，即使充满同情心，刘琨恐怕也不免和他们产生隔膜，缺乏沟通。很多时候，他并不知道他们最迫切需要的是什么。
尤其致命的是，本质上，刘琨仍然是一个公子哥儿。一旦情况稍有好转，他就无法克制对奢侈生活、音乐还有女人的爱好。永嘉六年（312），即洛阳沦陷之后的一年，这个局势紧张的关头，他为了一个音乐家而处死了一位重要的将军。这时，连刘琨的母亲都对儿子感到绝望，她说：
“你没有深谋远虑，也不能驾驭豪杰，专门想除掉那些胜过你的人让自己安心，还靠什么取得成功？这样下去，我也逃不过你带来的灾祸。”
老太太的担忧迅速成为事实。这位将军的儿子为父报仇，投靠了匈奴刘聪，也带去了晋阳的全部军政机密，然后他作为向导，引着汉军杀来。匈奴人的进攻证明了一点：这些年里刘琨没有赢得部下的忠诚。上党太守投降，雁门的乌丸反叛，太原太守和并州别驾则干脆联手献出了晋阳。刘琨仅率领几十个骑士败走常山，他的父母则没有能够逃得出来。
其后，刘琨虽然在拓跋鲜卑的帮助下赢得了一次反击，但是元气已伤，他只能将自己的驻地向北后撤一百多公里，驻扎到了阳曲（今阳曲县）。
（三）流民帅祖逖
刘琨身上天然具有一种煽动性，如果机缘合适，他甚至能够让人做出几乎是忘我的奉献。但是和一切煽动一样，这种影响力很难持久。所以刘琨多次制造出希望，最后却都没有能够把握。
而祖逖，则完全是另一种人。
天下分崩，北方大乱之后，汉族人口开始大量地向南流徙。祖逖率领着自己的族人、乡党和宾客也加入其中，希望能避难于淮泗。这个角色很适合他，才十四五岁的时候，祖逖就有“轻财好侠，慷慨有节尚”的名声，是个带头大哥型的人物。看起来，祖逖相当能与群众打成一片，他把车马让给老弱，自己步行，药物、衣服、粮食的配给都不搞特殊。但同时，祖逖的领袖权威是不容挑战的，而管理的手腕和谋略，也一样是他的特长。
流民的生活极其艰苦，在移动的过程中，能够生存下来的人都不得不变成了军队的一分子。因为和刘琨前往晋阳途中的遭遇一样，抢劫随时随地都会发生，所以必须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加以对抗。
乱世中，抢劫者的身份十分复杂，只要稍微有一点实力，大家都可能会干这种营生。哪怕同是天涯沦落人，也会相逢就抢不相识，那些实力强大的流民武装，一样也会盯上其他流民的钱袋。
祖逖的队伍，就是这种强大的流民武装。
根据惯例，正在经营江左的琅邪王司马睿会找出理由拒绝军事化的大股流民过江。但也许因为范阳祖氏是“北州旧姓”，司马睿觉得可以信任，祖逖和他的人一度被允许住在京口。于是出现了这样一幕：
祖车骑过江时，公私俭薄，无好服玩。王、庾诸公共就祖，忽见裘袍重叠，珍饰盈列，诸公怪问之。祖曰：“昨夜复南塘一出。”祖于时恒自使健儿鼓行劫钞，在事之人，亦容而不问。（《世说新语·任诞》）
初到江南的祖逖财源紧张，衣服用度都相当寒酸。但是有一天，拜访者发现他那里忽然焕然一新，问起时，祖逖回答的态度十分平淡：
“昨夜复南塘一出。”昨天夜里去秦淮河南的堤坝那边，干了一票。
这样的事祖逖干了远远不止一次，有关部门对此也只有装聋作哑。应该尊重每一个人的生存权和财产权，祖逖不可能会对诸如此类的人道主义说教有任何同情。这时他显然只注重军人的拥戴，而他比刘琨更清楚，要做到这一点，除了拿理想主义的激情感染他们之外，你还需要满足他们的欲望。
晋元帝建武元年（317），祖逖重新渡江北上。今天镇江和扬州之间，长江几乎已经只是一道窄窄的水流，但当时的景象完全不同，这里已经临近喇叭状的入海口，江宽达二十公里，波翻浪涌，气势悲壮。正是在这种气氛下，船到江心，祖逖说了那句千载之下，仍然激励人心的名言：“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很明显，祖逖和东晋流亡政府的主流作风格格不入。祖逖一心北伐，而后者只图偏安，这当然是主要的差别。但那些热衷于谈论世界的本质是否虚无，圣人的人格究竟是怎样的高级士人，更愿意用一只看不见的手对老百姓加以盘剥，而不喜欢明目张胆地杀人越货，这可能也是他们与祖逖的分歧之一。
（四）刘琨的魅力
翻检刘琨在并州时的战绩，感觉相当令人沮丧。胜少败多，并且胜利往往只是在延缓失败，而失败则意味着精兵勇将的阵亡和战略要地的失去。
除了南方的刘氏匈奴之外，刘琨东北面的邻居，是西晋的幽州刺史王浚，此人倚仗鲜卑骑兵，在八王之乱后期的战争中起家。从过去的渊源上说，刘琨和他属于同一个政治派系。当然谁都知道，这点渊源是不可靠的。
果然，为了争夺土地、人口和少数民族盟友，刘琨和王浚打了一仗，结果是刘琨的族人刘希被杀，整整三个郡的百姓被王浚掳走。
这一阶段里，羯族人石勒正在迅速崛起。刘琨很早就注意到这个变化，认为这是情况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他希望能够说服石勒归顺晋朝。为此刘琨特意找到石勒失散的母亲给石勒送了过去，并劝他效忠王室，建立功业。石勒回报以厚礼，然而回信的措辞则含着讽刺意味：“事功殊途，不是腐儒所能够知道的。”
下面这个决定，对刘琨来说差不多是致命的。晋愍帝建兴二年（314），石勒准备长途奔袭幽州的王浚。这时刘琨本可以出兵抄略石勒的后路，然而他却按兵不动。原因是石勒在出兵前给刘琨写了一封信，这次没有再说什么“非腐儒所知”，而是深刻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并称消灭王浚是为了报效刘琨。于是刘琨大喜过望，他向各州郡公告了这条新闻，以展示自己多年来积蓄的诚灵所取得的成果。
可能这条新闻还在传播途中，王浚就已经为石勒所吞并，并且石勒立刻就掉转锋刃指向了刘琨。至此西晋东北地区的八个州，已经有七个在石勒的统治之下，刘琨不得不承认，被夹在匈奴人和石勒之间，自己已经“进退唯谷，首尾狼狈”了。但事实也许更糟，因为两股势力的其中任意一个，这时都不是刘琨对付得了的。
建兴三年（315）八月，刘琨的军队在襄垣战败，如果不是匈奴人急于集中力量拿下长安，因而主动撤退的话，实在看不出刘琨有什么扭转局势的希望。
同年，刘琨被朝廷任命为都督并、冀、幽三州诸军事，名义上该管的地盘越来越大，以致听起来很像是一个讽刺。一度，他收编了一支从鲜卑拓跋部流亡出来的军队，看来是恢复了一些实力，但这只是回光返照，十一月，石勒的伏击战术让这支军队全军覆没。
从此刘琨只有依附于鲜卑段部，已经不再是一支独立的力量了。好在，刘琨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即能够伴随着失败，不断提高自己的声望。这一点的精神意义仍是至关重要的，他成为了一个留在北方，精忠报国的象征性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