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他命人煮来吃，结果上吐下泻，疲惫不堪，才知道这压根不是螃蟹。
后来他向谢尚（字仁祖）说起这件事，谢尚说：“你《尔雅》读得不熟，差点被《劝学》害死。”
《尔雅》里提到有三种甲壳类动物都是八足二螯，并非都是螃蟹，熟读《尔雅》，自然不会发生这种误会了；《劝学》里提到螃蟹是八足二螯的，你见到八足二螯的生物就以为是螃蟹，几乎就被坑死了。
这是文化人说段子，从科学的角度看却不见得对。蟛蜞未必不可食，但吃了容易腹泻（尤其是夏季）也是事实。蔡谟初来乍到，哪里知道其中的讲究？他也还算是运气好，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若因此一命呜呼，实在也不奇怪。
正因为南方如此神秘而危险，所以对很多中原人来说，不到失去最后一丝希望，他们是不愿意去的。
然而永嘉年间，确实就是无数北方人失去最后一丝希望的时候。
战乱愈演愈烈，胡羯与乱兵的屠刀，在所有人头顶挥舞，同时又发生了空前严重的旱灾与蝗灾，大片农田颗粒无收。留下来没有活路，甚至能否早一刻做出南下的决定，往往就是生死之别。
郭璞是一个学者，也被认为是拥有神秘的预测命运能力的人，《世说新语·术解》里，就讲了好几个关于他的奇异故事。《晋书·郭璞传》记录，郭璞占筮国运，结果投策而叹：“嗟乎！黔黎将湮于异类，桑梓其翦为龙荒乎！”百姓将会被异族淹没，而我的家乡，将会变成胡人的土地吗？——匈奴祭天处是所谓龙城，未开化的族群生活的地方叫荒服，所以“翦为龙荒”，就是原来的农业区被胡人摧残破坏的意思。
于是郭璞集聚了素有往来的几十个家族向东南地区逃亡。途经江淮之间的庐江郡（郡治在今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市）的时候，郭璞提醒太守胡孟康和自己一起南下。但当时江淮地区还没有被战乱波及，所以胡孟康没有这个打算。
拉一把拉不动，郭璞也就不再拉了，他看中了胡孟康的一个婢女，于是略施小计把人家骗到手就离开了。“后数旬而庐江陷”，几十天后，庐江郡沦陷，本来“江淮清晏”的土地，也变成了尸横遍野人头滚滚的人间地狱。
郭璞早有预谋，所以途中还能这样好整以暇。那些拖到最后关头才下定南下决心的人，一路上的处境就要狼狈得多。
邓攸始避难，于道中弃己子，全弟子。既过江，取一妾，甚宠爱。历年后讯其所由，妾具说是北人遭乱，忆父母姓名，乃攸之甥也。攸素有德业，言行无玷，闻之哀恨终身，遂不复畜妾。（《世说新语·德行》）
邓攸字伯道，平阳襄陵人（今山西省临汾市襄汾县）。邓攸早年被举为“灼然二品”，这是九品中正制的标准下的最高评分，后来他的仕途也算顺畅，所以八王之乱的时代，尽管亲身经历着局势一点点窳坏，邓攸也选择留在北方，没有要走的意思。
直到邓攸做了石勒的俘虏，石勒没有像杀掉王衍那样杀掉他，相反对邓攸很不错，任命他做自己的参军，征战时也把他带在身边。但是邓攸无法认同石勒，这时候，对胡羯的恐惧压倒了对南方的恐惧，邓攸才找了个机会，全家逃亡南下。
这就是所谓“邓攸始避难”。
邓攸带在身边的，有自己的儿子和弟弟的儿子邓绥。他觉得自己没有能力保全两个孩子，就抛弃了自己的孩子，带着弟弟的儿子，终于逃过长江。
《世说新语》的记录比较简单。后世流传着更详尽的故事：邓攸觉得弟弟早亡，只有这一个儿子，不能让弟弟绝后，又相信自己将来总能再生儿子的，于是只带弟弟的儿子逃亡。但他的儿子可能也不是很小了，追一天赶了上来。第二天，邓攸把儿子绑在树上，这才离开。
这个细节却有点触目惊心。古人确实往往是把孩子当作父亲的财产看待的，但如此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儿子，也实在过分。所以唐代修《晋书》，记录了这个细节，然后又对邓攸大加批判：
弃子存侄，以义断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忍痛，何至预加徽，绝其奔走者乎！斯岂慈父仁人之所用心也？卒以绝嗣，宜哉！勿谓天道无知，此乃有知矣。（《晋书·邓攸传》）
抛弃儿子保存侄子，为了兄弟之义断了父子之恩，如果确实力不能保全两个孩子，忍痛割舍儿子也是可以的，但何至于把他捆起来，让他走不了呢？这难道是慈父仁人的用心吗？所以邓攸绝嗣，也是活该。不要说天道无知，让邓攸断子绝孙，正是上天有知啊。
后来的学者，对《晋书》这段议论，大都表示支持。不过宋朝刘辰翁说，把儿子捆树上这个情节，是后人讲邓攸保全侄子的故事时，越讲越夸张编出来的，所以他评价此事为“言系者谬，罪系又非”，就是说邓攸捆绑儿子的故事，根本不是事实，批判也就难免是射错了靶子。
鲁迅先生也是这个看法：“邓伯道弃子救侄，想来也不过‘弃’而已矣，昏妄人也必须说他将儿子捆在树上，使他追不上来才肯歇手。正如将‘肉麻当作有趣’一般，以不情为伦纪，诬蔑了古人，教坏了后人。”
应该说，这个推测是颇有道理的。毕竟，较早的史书如孙盛《晋阳秋》、王隐《晋书》都讲了邓攸的事迹，却没有这个残忍而浮夸的细节，直到《世说新语》也还是没有。它最早见于略晚于《世说新语》的《晋中兴书》，唐修《晋书》这样的正史而采用这一说法，不过以讹传讹罢了。
抛开传言，也许只需要关注这个点：邓攸这样一个上流社会的成功人士，也要在保全儿子还是侄子这个问题上艰难抉择，则一般黎庶的处境如何，也就可想而知了。
邓攸过江之后，生活条件慢慢恢复，买了一个妾，很喜欢。一年多以后问妾的出身，妾还记得父母的姓名，因为北方大乱，自己沦为市场上的商品。邓攸也因此大受打击，他这才发现，妾的父亲，正是自己的外甥，所以自己无意间做了乱伦的事。邓攸是在意自己名声的人，他因为这件事而懊悔终身，后来也就不再蓄妾了。
按照儒家经典，本有“取妻不取同姓，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的规矩。就算遵从这规矩的人向来并不多，但邓攸对这个妾号称宠爱，却一年多以后才问及她的身世，其实只把对方当作一个玩物，而毫不关心她内心的牵挂与痛苦，也是显而易见的。
这个女孩子的命运更是令人神伤：她父亲家能和邓家这样的士族通婚，本来她至少也是小康人家受宠爱的千金，乱世到来之后，她变成商品，变成玩物。玩物就玩物吧，本来好歹可以衣食无忧地活下来了，结果发现，自己曲意逢迎的这个男人，却是自己的舅公。邓攸这样要面子的男人，当然不会再要她做自己的妾了，为了了断这段不名誉的关系，邓攸会逼她自杀吗？《世说新语》里没有写，也许是不关心，也许是不忍言。邓攸自己，倒是只需要“不复畜妾”，就足以宣示自己的忏悔和彰显自己的高尚了。
这自然只是这个乱世里无数悲剧中的一个。根据现代学者估算，在连续不断的灾难之后，当时北方的人口，损失了四分之三。活下来的人们，不论是留在中原还是逃亡南方或者东北还是凉州，很多也失去了太平年景里的良民身份，而沦为强宗大族的奴婢和僮客。
正是在这样的年代里，祖逖和刘琨仿佛乱世狂潮中的两座灯塔，发出微弱但温暖的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