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讲道德自律不讲制度约束，大家都知道人性是靠不住的，实际上大多数人没那么强的自律能力。尤其是身为官员拥有那么大权力，更加不可能了。
只讲制度约束不讲道德自律，第一是人使起坏来防不胜防，第二是人在太严格的外在约束下，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执行命令的工具，完全丧失主观能动性，这个体制会失去活力。
所以一定要儒法互补。
至于老庄，老子里阴谋诡计的部分，早已经完全融入法家了；庄子一派，有个很实际的功能，是给权力斗争留个退场的后门。
争权夺利失败了的人，读读《庄子》，会反而产生一种精神优越感，也就安于退场的状态，不想卷土重来，更不会掀桌子了。这对当权者其实也是好事，所以聪明的当权者，并不会去戳穿这种优越感的虚妄，相反满足于这么安置退场者。
这样，儒、法、道三大思想体系，在现实政治中，就构成了一种表面上互相争吵，实质上分工明确而合作良好的关系。
但对于魏晋名士来说，这种关系仍然不够好。
他们最憎恶法家（会公开说），不想接受制度监管；也不喜欢儒家（通常不会公开说），不想寻求道德自律；他们喜欢老庄，但是不甘心喜欢了老庄就退场，和荣华富贵说再见。
从这个角度看，嵇康其实是个非常保守的人。
《与山巨源绝交书》里，说什么“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看起来狂狷不羁，但换个角度看，嵇康还是承认，官场规则就是官场规则，不该为谁就发生改变。
嵇康说“越名教而任自然”，也就是我追求“自然”，我就摆脱“名教”；我羡慕隐士，我就远离官场。隐士比较自由，官场可以富贵，二者不可得兼，挑一个就得放弃一个。
而如果采用“将无同”的理论，就不必如此了。根据这个理论，大可以批评嵇康的境界还是有点低。
你喜欢老庄，反感周孔，可是你真读懂老子、庄子，又真的读懂周公、孔子了吗？难道你没有发现，在终极意义上，他们其实并没有什么不同吗？
你把自然和名教对立起来，但难道没有发现，名教正是基于自然本性创建出来的吗？
归隐，最重要的是一种心态，追求的是内心而不是身体的自由。那么，身体在哪里，有那么重要吗？
在山林，内心可以是归隐的；在官场，内心仍然可以归隐。碰到俗人就愤怒，看见公务就厌烦，说到底还是修为欠缺的结果。真正自由的灵魂，是可以做到“居官无官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仍然与天地精神往来的。
这就是所谓“大隐隐于朝”啊！
睡懒觉，想唱就唱，一边聊公务一边抓虱子，不给人回信（还有把别人托他捎的书信都丢进长江，并且高调宣称“不做致书邮”的——那你当初不能不收人家的书信吗？），到别人的丧礼上混闹，觉得人家是寒人就给人家脸色看，啥公务也不处理……这是嵇康认为进了官场就不能再干的事，后来的名士在官位上，哪一件少干了呢？
但有了他们那套更高明的对《庄子》的理解，这些就都不但不是混闹，而且是境界是情怀了。
“三语掾”这个故事还有另一个版本，对话基本一样，但主角换成了阮瞻和王戎。版本会多起来，正说明了这种价值观有多么受到名士欢迎。
对于王戎、王衍们来说，“将无同”是一个多么美好的理论。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
其人可兼尊显之达官与清高之名士于一身，而无所惭忌，既享朝端之富贵，仍存林下之风流，自古名利并收之实例，此最著者也。（《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又如钱钟书先生说：
晋人之于老庄二子，亦犹六经注我，名曰师法，实取利便；藉口有资，从心以扯，长恶转而逢恶，饰非进而煽非。晋人习尚未始萌发于老庄，而老庄确曾滋成其习尚。（《管锥编·全晋文卷三十三》）
境界最高的理论，说穿了不过是最贪心的人在为自己的吃相辩护。
（三）清谈误国
当然，王衍和王戎也有区别。
王戎贪婪又吝啬，王衍却不大在乎钱。
王夷甫雅尚玄远，常嫉其妇贪浊，口未尝言“钱”字。妇欲试之，令婢以钱绕床，不得行。夷甫晨起，见钱阂行，呼婢曰：“举却阿堵物。”（《世说新语·规箴》）
王衍的老婆是个贪财的浊物，王衍本就是高雅的人，又嫌弃老婆庸俗，干脆连“钱”字都不愿意说了。
老婆大概也嫌他清高得矫情，趁王衍睡觉的时候，让婢女用钱把床都围住了。
王衍起来后，发现自己被钱困住了走动不得。
老婆的期待，是王衍喊一声：“把钱都拿开。”那王衍不提钱的戒律，就算破了。
结果王衍喊的是：“举却阿堵物。”把这东西拿走。
“阿堵”本来是当时口语，就是“这个”“这玩意儿”的意思，因为这起事件，阿堵物就成了钱的代名词。
这事王衍有点矫情，还有人说，他早就“求富贵得富贵”，家里的钱堆积如山（不然怎么把床围住呢？），用也用不完，嘴里谈不谈钱，又有什么分别呢？（王隐《晋书》）但各种史料中，确实没有王衍贪财的记录，倒是有书记载说，王衍的父亲当年借出去不少钱，父亲去世后，王衍就把借据全烧了。
王衍爱的就是“名”。也正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名”，王衍这辈子，除了不断发表微妙动听的言辞和展示倾倒众生的风度外，做得最多的事，就是逃避责任。
他年轻的时候，本来是喜欢谈合纵连横之术的，以他的天分，自然一谈，就会使人觉得他是苏秦、张仪再世。
刚巧当时东北边疆多事，有人推荐他做辽东太守。王衍当然不敢去，于是从此就只“雅咏玄虚”而已。
王衍的官越做越大，儿女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于是和皇家亲上加亲。两个女儿，一个嫁给了皇后贾南风的外甥贾谧，一个嫁给了太子司马遹。据说，因为两个女儿一美一丑，还引起了这两个当时天下最有权势的年轻人的冲突。
后来，太子遭贾后陷害被废，王衍明知道太子有冤情，可是不敢为太子申辩一句。反而提出，让女儿和太子离婚，撇清关系。
但旋即贾后就被赵王司马伦杀了，王衍的这次撇清，就成了丑闻，被禁锢终身，也就是一辈子不许再做官。
其实赵王伦禁锢王衍，原因可能倒是王衍本来就不想做他的官。王衍为了证明自己不适合做官，还假装狂疾发作，砍伤了自家的一个婢女。
禁锢终身自然是说说，赵王伦很快垮台，掌权的王爷走马灯似的更换，换谁都很乐意请王衍到自己身边来做官。司马家的王爷有一大堆，任是谁大权独揽，都显得有点合法性不足，所以很需要名士的支持。王衍这样“累居显职，后进之士，莫不景慕放效”的顶级名士愿意支持谁，是给王爷面子。
王衍最终选定的合作者，是东海王司马越。
司马越的爷爷，是司马懿的弟弟，算起来是血统距离当今皇帝相当远的一位王爷。不过，血缘比他近、资格比他硬、权势比他大的王爷们，在之前的争夺中一个接一个死了，情势就对他越来越有利。终于，晋惠帝暴毙，晋怀帝即位，而朝廷的政局，完全控制在了司马越的手里。
东海国和琅邪国是紧挨着的，东海王妃出身于裴家，而裴家和王家自然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王衍辅佐东海王越，一切都非常顺理成章。
王衍并没有从头收拾旧河山的雄心壮志。他向东海王越推荐自己的弟弟王澄做荆州刺史，同族弟弟王敦做青州刺史。在他看来，自己留在中枢，两个弟弟分别掌控着有江汉之固的荆州和负海之险的青州，也算是狡兔三窟，对琅邪王氏的前途，总是大有裨益。
所以后人读这段历史，便忍不住要感叹，“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
但当时的局势，实在比王衍预想的还要糟糕得多。正如田余庆先生在《东晋门阀政治》一书中概括的：
胜利的司马越赢得了疮痍满目的山河，也独吞了八王之乱的全部恶果。
这时国家的经济完全崩溃，整个北方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朝廷失去税收来源，华夏最精锐的部队，也在残酷的内战中，自相残杀几乎死光了。
而匈奴刘渊、羯人石勒的军队纵横来去，皇帝所在的洛阳城岌岌可危。
靠权谋诡计和明哲保身赢得的中枢权力，在太平盛世可以威风无限号令天下，现在却好像狂风暴雨中的一缕游丝，抓在手里，又有什么用呢？
危局中，王衍被授予最大限度的军事指挥权，而且竟莫名其妙取得了一次胜利，因此升任太尉。尽管很少掌握实权，但太尉始终是理论上的中央最高军事长官，天下武官之首，手握天下兵马大权。这是王衍生平拥有的最高级的头衔，所以《世说新语》里也总是称他为王太尉。
但一场胜利改变不了什么，司马越最终决定把皇帝抛弃在洛阳，自己率领几十个王爷，半数朝臣和最后的几乎全部部队，去东方讨伐叛军。这个公开的理由不确定有几分属实，也许只是洛阳一带已经找不到吃的，这大批人想到东方就食。甚至于，也可能是东海王和他的核心班底内心已经绝望，既然家乡在东方，就算死也要回到家乡。
王衍也在这支队伍之中。
结果东进的途中，司马越病故，于是王衍被推举为全军主帅。毕竟他是这支队伍里威望最高的人，再说，谁让你是太尉呢？
王衍的第一反应自然还是推辞：“吾少无宦情，随牒推移，遂至于此。今日之事，安可以非才处之。”他说自己从小就不想做官，只是因命运的安排才到了这一步而已。现在局势这么危急，怎么可以让一个并无军政才能的人处在这个位置上呢？
其实他的后半句话，倒是实话。但这支队伍里有许多名士，都一向是以王衍为偶像的，同样热衷玄谈，同样擅长逃避，同样毫无军事才能。
所以，一辈子面对各种重担飘然闪过的王衍，这次终于闪不开了。
于是这支十多万人的队伍，在王衍的带领下继续前行，并终于陷入了石勒骑兵的包围圈中。
石勒是羯族的首领，奴隶出身，他是一名天生的政治领袖和军事家，以及凶残的屠夫。
石勒率领着他的部下展开了一场即使在这个恐怖的时代也显得触目惊心的屠杀。十万人在如蝗的箭雨中束手待毙，最终尸体堆积如山。
石勒故意留下了几位王爷和王衍等朝廷高官的性命。可以想象，这样大规模的屠杀必然需要耗费很长时间，王衍一直处身于这个修罗场的中心，死亡的气息重重包围着他，但始终就是不发动最后一击。不知道那一刻，王衍手里是不是仍握着他的白玉柄麈尾，是不是仍在努力保持着“神情明秀，风姿详雅”的仪态。
毕竟，他还指望这样的仪态能够救命。
经历了这样的煎熬之后，王衍被带到石勒面前。
《晋书》在正史中是以不惮使用小说笔法著称的，它精心布局了石勒和王衍之间的遇合。《晋书》称，其实这不是石勒和王衍第一次相遇。很多年前，石勒还是一个卑贱的小贩的时候，他曾有一次倚门长啸。“啸”本是名士的标志，石勒何以能够掌握这项专利技术不得而知，总之这啸声却引起了路过的王衍的注意。王衍说：“向者胡雏，吾观其声视有奇志，恐将为天下之患！”
王衍吩咐手下人去把石勒抓起来，但是为时已晚，王衍也就没有继续追究。
现在两人再次碰面的时候，彼此的人生，都已经全然不同。
石勒显得很愿意和王衍谈谈，竟“与语移日”，就是聊了好几个钟头。
石勒问王衍晋朝衰乱的原因。
王衍照例称自己从小就是不管世事的，自然一切与自己无关。为了活命，他还拍石勒的马屁，劝他称帝。
石勒发怒说：“你的名头传遍天下，身居重任，年纪轻轻就在朝廷里做官，一直到现在头发也白了，怎么能说不管世事呢？天下破坏到这个地步，正是你的罪过造成的！”
但王衍的风度倒也不是没有打动石勒，石勒觉得动刀子杀他这样的名士不合适，便选择了把王衍和他的同伴赶回房里，半夜里推倒屋墙压死。
王衍临死前对身边的人说：“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时年五十六岁。
应该说，石、王二人早年的偶遇过于传奇不足采信，王衍临死前的低语怎么流传下来的也令人怀疑。史书会写成这样的原因，只不过是唐代的著史者相信，王衍作为清谈领袖该为那个时代的崩溃负责。他们不但要借石勒之口坐实王衍的罪过，还需要王衍亲口忏悔。
回到开头引的那一则“轻诋”。这些唐代史官的态度，和说“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的桓温，显然一脉相承。
概括下来就是一句话：“清谈误国。”
袁虎不同意这个说法，也是自然的。他也是名士，东晋时王衍仍然是许多名士的偶像，这么一口大锅扣下来，当然谁也不乐意。
今天回头看，西晋覆灭那场天塌地陷的大灾难，究竟该由谁来负责？历史学家还在不断提出新说法，但王衍这些占有巨量社会资源，把持重要政治权力，却拒不负责的名士，肯定不会是雪崩时无辜的雪花。
翻一下王衍的履历，做过中领军、尚书令、司空、司徒、太尉……这才有所谓“居宰辅之重，不以经国为念”，这样的人，才说得上“清谈误国”。
这告诉我们一些简单的道理：第一，若论及“清谈误国”，应该去找相当于王衍这个位面的人；第二，一般人爱聊个闲天的，听到人骂“清谈误国”，千万不要幻觉自己受到了冒犯，和您没有关系，就算确实有人指着鼻子这么骂你，也只需要回一句“不敢当，不敢当”，就可以了。
【注释】
宣帝即司马懿，这是《晋书》第一篇，有开宗明义的性质。而且唐太宗为了表示对《晋书》的重视，亲自为这一篇写了评语。
千里湖，位置约为今江苏溧阳市东南十五里处，现已不存在。
盐豉，大豆烧熟发酵后加盐做的调味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