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公入洛，过淮、泗，践北境，与诸僚属登平乘楼，眺瞩中原，慨然曰：“遂使神州陆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诸人，不得不任其责！”袁虎率尔对曰：“运自有废兴，岂必诸人之过？”（《世说新语·轻诋》）
太和四年（369），东晋大司马桓温大军北伐，兵锋直指洛阳。
这时距离永嘉之乱，中原沦陷已经六十余年。十三年前，桓温曾经收复过这座伟大的都城，但四年前，它不幸又落入了前燕之手。
为了减轻行军负担和后勤压力，就要更多利用水路。桓温的军队从京口出发，先通过人工运河进入淮水，然后继续北上进入泗水，深入北方疆界。
桓温带着僚属们登上“平乘楼”——这是当时对船上有几层楼的大船的称呼。
桓温眺望中原，不禁感叹：“使得神州大地沦丧，百年基业化为丘墟，王夷甫这些人，不得不承担起这些责任。”
桓温的僚属中，有名士袁宏，他小名阿虎，因此也常被呼为袁虎。
袁宏不假思索地回答说：“国运本来就有时兴盛有时败落，难道一定要说是这些人的过错？”
王夷甫究竟是什么人？桓温为什么要把西晋灭亡的大灾难归咎于他？袁宏又为什么会情不自禁地顶撞领导，要为他辩护呢？
（一）完美的名士
王衍，字夷甫，他是所谓“中朝名士”的领袖，自然也是《世说新语》中高频出现的人物。
王衍有三个巨大的优势。
第一自然是家庭背景好。他出身顶级高门琅邪王氏，是曹魏幽州刺史王雄之孙，平北将军王乂之子，他有一个大他二十多岁的堂兄，就是竹林七贤中年纪最小的王戎。
王戎很提携王衍，变着法子夸他，说他“神姿高彻，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也动员自己的社会关系夸王衍，如山涛对王衍就有非常夸张的好评。
夸到晋武帝司马炎都听说王衍的名声了，问王戎：“当世哪个人可以和王衍相比？”王戎说：“未见其比，当从古人中求之。”就是王衍的优秀，超越了这个时代。
要是寒门出身，哪能得到这么强势的宣传？
但光是出身好显然还不够。作为生命力旺盛的大家族，琅邪王氏生儿子的能力非常强悍。族里年纪差不多的兄弟叔侄一大堆，要在家族内部脱颖而出，本身就不是容易的事。
王家重点推王衍，前提是王衍有值得推的独特价值。
第二，王衍长得很“美貌”。虽然王家人普遍生得都好，但王衍显然尤其突出。《世说新语·容止》里，他是频频亮相的人物。
王家人在一起，使人觉得“触目见琳琅珠玉”；王衍和其他人在一起，则“似珠玉在瓦石间”。很多年以后，著名画家顾恺之给王衍画像，又留下了这样的赞语：“岩岩清峙，壁立千仞。”最著名的描述则是下面这则：
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世说新语·容止》）
王衍的容貌，既端庄又有魅力，他谈玄极尽精妙，手里拿着麈尾，麈尾的白玉柄和他的手，竟浑然一体。
说到谈玄，就又要说到王衍的第三个优点，他的清谈，代表当时的最高水平。
诸名士共至洛水戏。还，乐令问王夷甫曰：“今日戏乐乎？”王曰：“裴仆射善谈名理，混混有雅致；张茂先论史汉，靡靡可听；我与王安丰说延陵、子房，亦超超玄著。”（《世说新语·言语》）
名士们一起到洛水边游玩。——从这则里出现的人物看，这事应该发生在晋惠帝元康年间（291—299），即八王之乱中间的那段相对太平的岁月。
回来后，尚书令乐广问王衍：“今天玩得高兴吗？”
王衍就举了三个代表：
第一是尚书左仆射裴谈“名理”，字面上说，名理就是“辩名析理”，就是讨论一个概念如此被定义，背后的逻辑何在。魏晋时，这种讨论往往关注的焦点是人的天性和才能的关系，于是又延伸为人才选拔的标准问题。
这是当时最热门的话题，裴谈得滔滔不绝，又意趣高雅。
第二是张华张茂先谈《史记》《汉书》，这段时日能维持相对稳定，张华被认为是定盘星式的人物，同时也是《博物志》的作者，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谈得比较实在，关注历史经验。因为他的谈话内容充满细节，所以显得娓娓动听。
第三就是王衍自己和王戎。他们谈的是延陵和子房。
延陵是延陵季子，也就是春秋时期吴国的公子季札，当时大家都想他做吴王，可他就是不当。而季札出使列国时的风度和见识，让中原华夏的大贵族，全部都佩服得不得了。
子房是张良张子房。他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更重要的是，最后功成身退，从赤松子游，据说是成仙了。
总而言之，别人苦苦追求的荣华富贵，是追着这两个人跑的，但这两个人却不屑一顾，只想着归隐。
谈名理，这两个人身上就体现着最高级的名理；谈历史，这两个人妙就妙在既身在历史之中又飘然于历史之外。所以很自然的，王衍、王戎聊的话题才是最高级的，既超尘拔俗，又玄妙透彻。
有关王衍的清谈，《晋书·王衍传》里还为后世提供了一个著名的典故：
义理有所不安，随即改更，世号“口中雌黄”。
雌黄是一种柠檬黄色的矿物，古代书写用纸多为黄色，写错的地方，可以用雌黄将错字涂抹遮盖掉。宋代沈括说，改错字，用粉涂半天也盖不住，贴小纸条盖住又粘不牢，还是雌黄效果最好。
这话今人听起来，好像是说王衍的观点，前后矛盾破绽百出。后世，“信口雌黄”也确实是用来骂人的。
但从这句的上下文看，这是王衍盛名最著的时候世人对他的评价，应该是好话。
王衍擅长的是玄谈，喜好的是老庄，根据需要把论据改来改去，按照庄子的标准，确实可以算优点。
精深的大道不可言说，能用语言表达的都是糟粕。人都有固有偏见，庄子叫“成心”，围绕“成心”展开逻辑严谨的论述，其实是在糟粕里越陷越深。《庄子·列御寇》讲：
知道易，勿言难。知而不言，所以之天也；知而言之，所以之人也。古之人，天而不人。
王衍被王戎盛赞为“古之人”，当然也就应该“天而不人”“知而不言”的，但他偏偏忍不住要说话，说得还比谁都多。所以，难点在让别人抓不住话里的把柄，既说了话又突破了语言的桎梏，也就是庄子所谓的“言无言”。
《庄子》书里自己概括，庄子的话术，有所谓三言：寓言、重言和卮言。简单说，寓言是讲故事。重言是把自己想说的话，安放到某个大人物嘴里，让人家去说。卮言呢？卮是一种酒器，“满则倾，空则仰”，所以卮言的特点也就是“因物随变”，根据说话对象随时更改。
口中雌黄，正符合卮言的特征。
这种不然而然、无可无不可的话风，代表庄子（至少是魏晋名士理解的庄子）的至高境界，也符合王衍的人生需求。
（二）将无同
前面提到那个善于“谈名理”的裴，是王衍最重要的辩论对手。
裴和王衍，都可以算是晋朝的外戚。两个人之间的关系，说起来则有点绕。
当今皇后贾南风的母亲叫郭槐，外公叫郭配。
郭配另有一个女儿，是裴的母亲；郭配还有个孙女，是王衍的妻子。
裴又是王戎的女婿，王衍是王戎的族弟。
王衍还有个女婿裴遐，和裴是族兄弟。
所以，裴和王衍两大宗师辩论，既是清谈界顶级学术研讨，也是俩亲戚间的拌嘴。
王衍最推崇的清谈家是乐广，当然，乐广也和贾、裴、王三家都关系密切，这里就不详细梳理了。
王衍似乎自认为不如乐广，曾说：“与人语甚简至，及见广，便觉己之烦。”和别人说话，我自以为简明而直击主题，但面对乐广，就觉得自己废话太多。
裴和乐广辩论，则似乎占了上风，“乐广尝与清言，欲以理服之，而辞论丰博，广笑而不言。时人谓为言谈之林薮”。乐广走大道至简路线，裴来个掌法虽繁，功力不散，气势上淹没乐广。裴的词锋之盛，也因此被誉为茂密幽深的森林，水草环绕的湖泊。
但王衍和裴辩论，还是略占上风的：
裴成公作《崇有论》，时人攻难之，莫能折。唯王夷甫来，如小屈。时人即以王理难裴，理还复申。（《世说新语·文学》）
裴死后的谥号是“成”，所谓裴成公就是裴。
裴写了一篇《崇有论》，认为无不能生有，世界的本质就是“有”，维持这个世界正常运转的，也就是“有”。
自从何晏、王弼之后，天下名士都高唱“天地万物以无为本”，裴这个说法，简直犯了众怒。于是裴被“贵无”派的高手围攻，但没有谁是他的对手。
连天下第一的前辈高手乐广，看起来都败了。
只有王衍出场，才能让裴稍稍落一点下风。
但只要王衍不在，别人用王衍的理论去和裴辩论，还是会被裴啪啪打脸。
看起来，乐广是孙老头，裴是上官金虹，王衍是小李飞刀。
王衍手里，看起来和他的手融为一体的麈尾，不就是他的飞刀吗？
不管怎么说，王衍对裴是很欣赏的：
中朝时，有怀道之流，有诣王夷甫咨疑者。值王昨已语多，小极，不复相酬答，乃谓客曰：“身今少恶，裴逸民亦近在此，君可往问。”（《世说新语·文学》）
王衍有点疲倦的时候，人家请他答疑，他就回答说，你去问裴逸民（裴的字）吧。
崇有还是贵无，一般人认为是根本对立的。王衍倒是一点不怕裴把自己的粉丝带歪。
王衍看待有无的态度，在另一个著名的案例中，体现得更分明：
阮宣子有令闻，太尉王夷甫见而问曰：“老、庄与圣教同异？”对曰：“将无同？”太尉善其言，辟之为掾。世谓“三语掾”。（《世说新语·文学》）
阮修，字宣子，出身陈留阮氏，是竹林七贤中阮籍的孙辈，阮咸的从侄。
阮修的名声好，王衍接见他，问了个问题：“老、庄与圣教同异？”——孔子是圣人，孔子留下来的经典就叫“圣经”；孔子传下来的教诲就叫“圣教”；又因为孔子讲礼，所以圣教也叫“礼教”；还因为讲礼就重视“正名”，因此还叫“名教”……这些词意思都差不太多，但和宗教无关。
阮修回答：“将无同？”
“将无”二字是语气助词，表示不大确定的意思，所以这句应该翻译成：恐怕一样吧？
这是跟大人物说话，要留有一点余地，阮修的回答其实就是一个字：“同。”
王衍很欣赏这句话，就让阮修到自己的部门来上班。政府里的工作人员当时称为“掾吏”，阮修说了这么三个字就得到这么一份好工作，世人就称之为“三语掾”。
老庄的根底是“无”，圣教的根底是“有”，所以政治理论上的“老庄与圣教之辨”，上升到世界观层面，也就是“有无之辨”。这明明是不一样的，阮修为什么硬说一样呢？王衍又为什么欣赏阮修的回答呢？
这是历代学者非常关心的话题，相关讨论汗牛充栋。照例，我们这里只取一个最俗气的解释。
魏晋之前秦汉时代的政治理论，叫“王霸杂之”也好，“儒表法里”也罢，总之，大概归结下来就是儒家和法家两套。
儒家、法家的共同点，是都很尊崇君主，区别是尊君之外，儒家贵民也贵官，法家贱官也贱民。
儒家尊重君主的崇高地位，更强调道义的伟大价值。按照“道”来运作的政府与社会，才合乎理想，而士人出身的官员，正是道的承担者。于是大家道德责任感爆棚，相应地，也就要有严格的道德自律。
法家不同，按照法家的逻辑，官是狗官，民是愚民，贵族是死贵族（因为都被干掉了），所以，对官员对权贵，一定要建立严格的制度约束。
显然，只有儒家或只有法家，都不足以维持社会的正常运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