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瞻，丹杨秣陵人（治今江苏省南京市）。开始举孝廉，没去，后来又举秀才，是当时担任尚书郎的陆机给他考的试。
贺循，会稽山阴人（治今浙江省绍兴市）。因为“无援于朝，久不进序”，后来“著作郎陆机上疏荐循”。
郭讷，武昌人（治今湖北省鄂州市）。做过县令，因仕途不顺而离任，然后陆机向朝廷夸他“风度简旷，器识朗拔，通济敏悟，才足干事”。
戴渊，广陵人（治今江苏省扬州市）。本是无行少年，打劫时碰巧打到陆机头上，陆机觉得他气度不凡，“在舫屋上遥谓之曰：‘卿才器如此，乃复作劫邪！’”戴渊于是感悟，改过自新，学当官了。后来陆机向朝廷举荐这个转业了的强盗，称他是“东南之遗宝，宰朝之奇璞”。
总之，很多南方人进入仕途前一个重要环节就是陆机的推荐。
要想被推荐，就得找陆家兄弟，在南方人心目中应该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的，以至于在《世说新语》书中，除三害的周处，也是受到陆家兄弟的教导后才改过自新进入仕途的。——事实上，周处比陆机大二十五岁，比陆云更要大上二十六岁，这事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吾彦是东吴的一个将军，吴被灭时，他的城防战打得很漂亮，而且是在孙皓投降之后才投降的，算得上是忠勇双全。所以晋武帝很欣赏他，曾问吾彦说，陆喜、陆抗这两人比起来，谁强些？吾彦回答：“道德名望，抗不及喜；立功立事，喜不及抗。”
后来，陆机兄弟知道了这个回答，很恼火，你是我爹陆抗提拔的，怎么能说他还有不如人的地方呢？于是就“每毁之”。《晋书·吾彦传》中记载有人劝陆机说：
卿以士则（吾彦字士则）答诏小有不善，毁之无已，吾恐南人皆将去卿，卿便独坐也。
这话交代了一个很关键的信息，就是南方人本来是围绕在陆机周围的。大家在北方受歧视，当然要抱团取暖，而陆机，是南方人的核心之一。
所以，陆机在官场上混得如何，不是他一个人的事，几乎是整个南方士人集团的事。对陆机而言，清高啊恬退啊，文章里写写可以，实践起来太奢侈，赵王伦把机会送上门来，哪怕明知是烫手山芋，陆机也要接。
（四）拖稿法与还乡潮
赵王伦是座冰山，这个陆机早有预感，但问题比他预感的还要严重得多。
因为这座冰山还爱玩火，他想当皇帝。
赵王伦篡位之前，陆机应该是吓坏了。在一个名声不好的王爷手下任职，无非挨北方名士两句骂（反正本来也要对骂的）；为乱臣贼子篡位出力，那后果可就严重了。——赵王伦吃相难看，手段拙劣，他最终不可能成功，这个可不难看得明白。
篡位的流程，当然是曹丕以来的老办法——禅让。就是说，形式上必须要晋惠帝主动来让，于是，就需要笔杆子出手，以惠帝的口吻写一篇“我想让位给叔爷爷赵王司马伦”的大文章。
陆机知道，赵王伦优待自己，本来就是因为看中了自己这支笔，现在自己又已经被调到了中书省做侍郎，写这篇文章，简直成了本职工作。
最终，陆机想了这么个拖稿大法：借口为兄弟陆云的妻子发丧，不去上班，也就躲着不写。后来陆机回忆说，自己吊丧时，陆云狠哭了一回。按照当时一般人分配感情的方式，这一哭，伤心亡妻的成分比较少，担忧哥哥和家族命运的成分会比较多。
最终，那篇禅让的文章到底是谁写的，《晋书》也没给明确的说法。不过，结合其他一些材料看，确实不是陆机的手笔。毕竟，这个时候愿意出手的投机者，人还是不少的，也不是非陆机不可。
能想出这么个主意，陆机大概也算费尽了心机。但这个成功，仍然接近毫无意义。
称帝之后，赵王伦把自己弄成了众矢之的，然后在各方势力的讨伐下，他就垮了。
新得势的王爷开始追究赵王伦的党羽，那篇禅让的文章的作者，当然也是要严惩的对象。陆机有重大嫌疑，于是就被移交司法机关（廷尉）处理，一家老小，都被丢进了监狱。
文章的草稿和定稿，在中书省都有存档，只要一核对笔迹，很容易就可以证明陆机的清白。
但是，打击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办案人员往往是唯恐不能把问题扩大化的。人家为什么一定要替你去核对呢？
所以，说到底还得靠贵人相助。最后，幸赖成都王司马颖等人出面说情，陆机死罪减等，流配边疆。接下来就赶上大赦（清除政敌就要滥刑，收买人心就要大赦，所以那一阵两者同样普遍），连徙边也免了。
这时候八王之乱差不多逼近高潮，朝廷的局势眼瞅着不可收拾，于是南方士人的回乡潮，也就出现了。
纪瞻、贺循等人相继南归。最著名的例子，则是好酒而任性，人称“江东步兵”（来自江东而有步兵校尉阮籍之风，所以叫江东步兵）的张翰。当初他北上得莫名其妙，遇见要去洛阳的贺循，聊得投机，于是也不跟家人招呼一声，就一道往洛阳来了；现在秋风一起，他说是思念江东的菰菜、莼羹、鲈鱼脍，于是撂下一句：“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于是便弃官回家。真是今天我任性地走了，正如当初我任性地来。
陆机的姐夫，和陆家兄弟并称“江东三俊”的顾荣倒是没有走。他在齐王手底下任职，本来明明不是酒鬼，却偏偏每天把自己灌得醉醺醺的，完成不了起码的工作。暗地里他给朋友写信说，自己看见刀和绳子就想自杀。
但他还是不走。
不好好干活，是因为怕被当作是齐王的死党，将来齐王垮台，自己也要跟着陪葬。留着不走，是因为江东顾家名望太大，辞官朝廷也不会答应，如果辞得太坚决，也许还会引起意想不到的后果。自己走得潇洒的张翰对顾荣就很体谅：“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难。”
这个时候，正是陆机回家最好的时机。
本来，他会面对和顾荣一样的困境，可是现在他已经“退居散辈”，在洛阳赋闲，此时回家，情理和制度上都没有障碍。
包括顾荣在内，都劝陆机回家。但陆机到底还是决定留下。
《陆机集》里的好多诗文，都纠结着一个问题：究竟是否只有归隐才意味着安全，积极进取是不是一定会招致祸患。他想到傅说，想到伊尹，想到萧何，想到陈平，借此证明也不是每个热心当官的人都下场糟糕的。他也知道，伊尹、萧何的时代和现在完全不同，于是他最终告诉自己，“生亦何惜，功名所叹”，翻译过来，就是做官比活着更重要。
他的南方老乡，自己在收拾行囊的时候，大概也颇有些是不希望陆机、顾荣们也回去的。虽然大家都在说，大晋朝要完，但这种吐槽的话，原是稍不如意就有人爱说的，他们那时也未必自信，这个预言就一定那么准确。
自己跳出北方的这些是非和残杀，是保全自身，也可以很体面地说，是替南方士人保存元气；陆机们留在北方，那么如果将来朝政重回正轨，自己再想回来，也是多了一级台阶。
看起来，陆机将会是很好的一级台阶。
陆机感谢成都王司马颖的救命之恩，又觉得他“推功不居，劳谦下士”，认准了这是自己的明主。于是四十三岁的陆机就像四十三岁情路坎坷的老姑娘终于遇见了自己的男神，“遂委身焉”。
成都王颖是晋武帝的第十六个儿子，年纪虽然不大，但绝对是大人物，当时的身份是“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加黄钺、录尚书事，入朝不趋，剑履上殿”。大将军表明高贵的身份，都督中外诸军事，就是所有中央和地方的军队，理论上都归他管；假节、加黄钺，意味着在军队里，他基本可以说想杀谁就杀谁；尚书省是中央决策部门，录是总领的意思，录尚书事就是所有的行政事务，他都有权插手。
这位年轻的大人物对陆机也很赏识，在他的安排下，陆机成为了平原内史。平原国的国都在今天的山东省平原县西南，与成都王颖的根据地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距离不远。
成都王颖又引陆机入自己的幕府，“为司马，参大将军军事”。
然后，天下当然还要接着乱，邺城的成都王颖要和洛阳的长沙王司马乂开战了。
成都王颖把伟大而光荣的任务给了陆机，他委派给陆机的头衔和权力是：
后将军、河北大都督，督北中郎将王粹、冠军牵秀等诸军二十余万人。（《晋书·陆机传》）
当年，陆机的爷爷陆逊为东吴大都督，在猇亭大破刘备时，麾下各部，不过五万人。看起来，陆机强爷胜祖的机会到了。
（五）西晋的叶名琛
成都王的这支军队，开出去确实是很拉风的。所谓：
列军自朝歌至于河桥，鼓声闻数百里，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晋书·陆机传》）
既然是汉魏以来，也就是说什么赤壁之战啊，西晋灭吴啊，规模统统比不上这一场兄弟相残的战争。
然而作为统帅，陆机的表现很丢人。
还没开战，一个叫孟超的军官就纵兵大掠百姓。陆机想整顿军纪，把带头抢劫的人给抓了。结果孟超率领铁骑百余人，直入陆机麾下夺走人犯，还回头对陆机说：“你一个貉奴，做什么都督？”
面对北方文士的挑衅，陆机的反应向来是很机敏的，嘴上从不饶人。但此刻面对这么一个粗鄙的北方丘八，陆机似乎是一下子不知所措了。
史书上没提陆机被骂时是什么反应，在场的其余诸将看到这一幕又是什么反应。但总之，陆机最终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陆机身为都督，手握节钺，他理论上有杀孟超的权力，但他到底没有杀。
成都王颖有个最宠信的宦官叫孟玖，孟超就是孟玖的兄弟。满营的将佐和孟超的关系如何虽然不好确定，但他们都是北方人，看陆机这个说话带着南方口音的貉子主帅不爽，那是摆在脸上的。真杀了孟超，只怕他们要一起哗变。
陆机不敢。
有人说，“陆机仰慕的祖父陆逊在其‘未远其名’时亦遇到过类似的情形，而陆逊选择不杀最终赢得声誉”，陆机或者也有类似的考虑。这个脑洞开得未免有点大。
别人都知道你有本事杀，而你选择不杀，那是恕道；别人都拿准了你不敢杀，等着看你的笑话，结果你就真给别人看了笑话，那就是怂，没啥好解释的。
所以接下来战局的发展，就完全不是陆机可以控制的了。
陆机的主力部队推进得比较慢，孟超就公然宣称，陆机是与长沙王勾结，意图谋反。然后孟超不听陆机的调度，轻兵独进，结果给长沙王乂打得全军覆没。
然后各支冲到洛阳城外想抢功的军队，纷纷被打败。不用长沙王亲自杀到，败兵就冲散了陆机的大营。二十万大军彻底崩溃，“赴七里涧而死者如积焉，水为之不流”。
于是陆机当然知道，自己的死期到了。
粗读《晋书·陆机传》，会觉得这一战中陆机的无能是惊人的。一不能整顿军纪，二不能协调和同僚的关系，三不能赶紧辞职，整个作战过程中，看不见他这个主帅存在的作用，比之“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实在也不遑多让。
但转念想想，就是真让他那身为一代名将的父、祖和他易地而处，要想改变大局，怕也一样很难。
陆机面前摆着三个几乎无法解决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士人和宦官的关系。
君王照例是会比较信任宦官的，无论明断还是昏庸，都是如此，无非是用到什么地步，是有效控制还是被反制的区别。
士人有自己的社会基础，不听皇上的，也还有地方可去，宦官则只有君王给予的权力，离开了皇权，他得不到任何社会认同。所以，认为宦官对自己的忠诚度更高一些，对帝王而言是一个很理性的判断。在魏晋这样一个士人势力庞大的时代，更是如此。政治斗争如此残酷，士人们却笑看风卷云舒，照旧高官厚禄的例子，不知道有多少。
而且，宦官和皇帝朝夕相处，彼此间有一种来自日常生活的亲近感，这也不是难得见上一面，见面都谈正事说大道理的士人所能取代的。对成都王司马颖这样一个成长于深宫，精神似乎从未断奶（很多次，他表现出来的对母亲的依恋是惊人的）的大孩子来说，当然更是如此。
所以，成都王颖身边的宦官，是万万不能得罪的。孟玖想让自己的父亲为邯郸令，左长史卢志这些北方士人，心里肯定也是不爽的，但不为这事抬杠。倒是陆云出来替他们当了出头鸟，说的还是对宦官而言最犯忌的话：“此县皆公府掾资，岂有黄门父居之邪！”
所以，早在陆机担任大军统帅之前，弟弟就已经替他把最不能得罪的人得罪过了。这也是陆家家风如此，英雄一世的陆逊陆伯言，结局也是被孙权派去的宦官轮番责骂，给活活骂死的。
第二个问题，是南人和北人的矛盾。
这个前面已经说了很多，陆机到成都王颖门下，尤其算是冤家路窄，因为成都王颖向来最信任的谋士，正是卢志。——也就是被陆机当面叫过祖父、父亲的名字，还骂作“鬼子”的那位。
成都王颖的地盘在幽冀一带，而卢家世为冀州大族，所以现在陆机是到了人家的根据地。
成都王颖对卢志向来是“爱其才量，委以心膂”，成都王要是当了皇帝，卢志对自己将成为中央的行政长官，大概也是自信满满。
但偏生陆机、陆云兄弟凭空出现，一下子获得了成都王颖异乎寻常的信任和厚遇。成都王颖对陆机说：“若功成事定，当爵为郡公，位以台司，将军勉之矣！”这正是卢志心目中自己的位置，他怎么可能不羡慕嫉妒恨呢？
第三个问题，是军事统帅权的争夺。
当时成都王颖方面的共识是：第一，长沙王手下只有残缺不全的禁军，所以仗能打赢是必然的；第二，打完这一仗，成都王颖走过必要的程序就要即位当皇帝，也是必然的。
所以，当这一仗的统帅，就是白捡一份开基定鼎的功绩。
卢志是文人，这个位置倒轮不到他来夺，但邺城现放着一位北中郎将王粹，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是牵秀、石超等人，在军中的资历也远比陆机深厚。
至于军队的中层，孟玖一向插手比较多。除了孟超是孟玖的弟弟之外，“王阐、郝昌、公师藩等皆玖所用”，所以得罪了孟玖，也就等于把这些人都得罪了。
在这种情况下，陆机这个都督，实在是没法当的。所以陆机的第一反应，也确实是跟成都王“固辞”。
但成都王不答应，就你了。
这时，陆机唯一可以依赖的，只有成都王的充分信任，所以他跟成都王说：“想当年，齐桓公信任管仲，建立了九合诸侯的功业；燕惠王怀疑乐毅，本可以吞并齐国却功败垂成。今日之事成功与否，关键在您，而不在我陆机。”
这是跟成都王要一个承诺：我在前线，要做什么，您都要允许我放手去做；而不管别人在您耳边说我什么，您都不要听。
当时卢志也就在旁边。前一个比喻他应该听着很不爽，自比管仲的应该是我，哪里轮得到你陆机？后一个比喻，则令他大喜过望。
他立刻开口接话了：“陆机自比管、乐，而把您比作昏暗的君主，自古命将出师，没有臣下凌驾在君主之上还能够取得成功的。”
成都王的反应是“默然”。很明显，卢志的话他听进去了。
当时陆机内心应该是已经绝望了。您既坚决要任用我，又并不信任我，我带着一大群骄兵悍将，在北方士人和宦官们的冷眼围观下，这仗可怎么打？
但陆机不能再推辞。当初靠拖稿大法没为赵王伦写禅让的文章，已经表明我是个一面在人手下任职，一面怀有二心的人，现在继续如此，就证明自己对成都王也并不忠诚。那么，推掉的就不是这一次任命，而是整个仕途。自己当初没听人回家的劝告而选择留在北方，就彻底成了笑话。
也许唯一还可以稍存指望的，就是自己这边情况虽然糟糕，但长沙王那里会更糟糕。看见二十万大军的浩大声势，他能不战而降。
但是很不幸，长沙王司马乂，是此时司马家的王爷中，唯一一位将帅之才。
（六）善良的成都王
大败之后，陆机还能追求的，就只剩让自己死得尽量像个名士了。
他脱下戎装，换上丧服，静静等待收捕自己的人到来。
他对来者说，吴国灭亡之后，自己受到晋朝和成都王的厚恩，这次本不想统兵，却没有获得批准，结局如此，大概都是命运吧。他给成都王写了一封“词甚凄恻”的信，又长叹说：“华亭的鹤鸣，以后再也听不到了吧。”
《晋书》上说，陆机死的那一天，“昏雾昼合，大风折木，平地尺雪”。也许是碰巧，也许只是《晋书》的作者喜欢用这种方式表达对陆机的同情。
《晋书》还说，陆机“既死非其罪，士卒痛之，莫不流涕”，这个就感觉不大可信。毕竟，陆机打了败仗是实实在在的。士兵可没工夫了解高层的那么多算计和苦衷，救死扶伤之不暇，流泪多半也是为了悲叹自己的命运，对无能的主帅，不当作怨气发泄的对象，就算很体谅了。
同情他的，是历代文人。仕和隐之间的纠结，他们往往都有，读陆机的传记和诗文，很容易就代入进去。但要说他们从中吸取了什么经验教训，那就只能是说说了。就像跟已经吸上毒的人再讲吸毒的危害不会有效果一样，跟求官的人讲官场凶险，有什么用呢？
成都王颖的心态，则要复杂一些。
他这支“汉魏以来，出师之盛未尝有也”的部队，给人三下五除二打成这样，他心里一方面是窝了火，一方面怕也很茫然：优势明明这么大，怎么就败了呢？
他需要一个解释，而主帅通敌，显然就是一个很好的解释。
所以诸将捏造了一通陆机心怀两端的鬼话，他一下子就信了。但这套鬼话也确实太不合情理，杀了陆机之后不久，成都王又有点怀疑，自己的处置是不是错了。
事到如今，诸将当然由不得他改主意，于是又伪造了一份陆机下属的口供给他看，证明陆机确实谋反。
成都王颖看了口供，松了一口气，证据如此确凿，那就不能只杀陆机一个人了，于是他诛了陆机的三族。
当初陆机感谢他的救命之恩，曾说“非臣毁宗夷族所能上报”，算是一语成谶。
《晋书》上说，这位王爷“貌美而神昏”，“然器性敦厚”。这个评价大概是不错的吧，正因为相信自己善良，所以不能承认自己做错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