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初年的庾亮曾对人说竹林之游的事，“中朝不闻，江左忽有此论，皆好事者为之也”。中朝是指西晋，则似乎竹林七贤这个提法，是衣冠南渡之后才流行起来的。这时七贤中年纪最小的王戎也已经去世了。
陈寅恪先生根据这条记载和其他一些材料，认为“竹林七贤”是一个后来才发明出来的组合，阮籍、嵇康他们自己是不知道的。
所谓“七贤”，是因为《论语·宪问》里的一句话：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子说，贤人能够避开乱世，避不开乱世也会避开动乱的地方，避不开动乱的地方也能避开臭脸，避不开臭脸也不至于挨骂。
孔子又说，按照这四个标准，达标的总共有七个人。
具体是哪七个人，《论语》里没记下来，历代注释者说法不一。但是总之，这七个贤者都是隐士。
所以后世讨论隐士都有谁，也要凑七个。
所谓“竹林”，却是从佛经里来的。东晋时僧人喜欢“格义”，也就是拿佛经里的内容和中国传统思想相比附。于是佛教里的“竹林精舍”就被挪过来，成了中国的隐士们饮酒聚会的地方了。实际上，当时嵇康他们聚会，并不在某个竹林里。
这番高见，当然会引发无数后续争论。
大体说来，“竹林”来自佛教的说法，显得证据不足。中国人自古喜欢竹子，魏晋时虽然气候寒冷，但北方的竹林也并没有消失。最多只能说，嵇康他们的故事在传播过程中和佛教的竹林精舍的传说发生了互相渗透。
但“七贤”是拼凑出来的，却是很有可能的。阮籍和嵇康后世都被推崇，山涛是嵇康的朋友和阮籍的同事（都曾任大将军从事中郎），由嵇康引出向秀和刘伶，由阮籍引出阮咸和王戎。七个人大概彼此都认识，但年龄差距很大，人生选择不一，经常凑在竹林里“肆意酣畅”，实在并不容易。——有日本学者开脑洞，说七个人里有司马氏一党，也有忠于曹魏的，是不是在两派还没有正式“扯破脸”，政治关系还比较暧昧的时候，七个人借着聚会彼此试探，趁机交换一点情报。当小说看不错，当真就不必了。
以嵇康为中心的话，经常和他在一起活动的几个人，大多并不在七贤之列。
从阮咸和王戎的生平履历看，显然很难与嵇康有太多交集。推论刘伶和嵇康关系可能亲密一些，理由也仅仅是刘伶是沛国人，和嵇康算是大同乡。存世的嵇康作品中，没有提到过刘伶，《世说新语》里关于刘伶的故事，他也更多是单独出现的。
刘伶身长六尺，貌甚丑悴，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世说新语·容止》）
刘伶作风和嵇康有相似的地方，比如两个人都“土木形骸”，就是把身体当作泥土木块一样看待，毫不珍惜。传说刘伶出门，常常是坐着一辆破车，带着一壶酒，让人扛着一把铲子在后面跟着。刘伶的意思是，“死便埋我”，我喝死了，你把我埋了就得了。
不过从这个细节也可以看出，刘伶毕竟还是有钱人，所以能每天带着一个佣人这么招摇过市。就像基督教的圣人，为了苦修，几十年如一日住在一根石柱上，能这么折磨自己，当然前提也是有奴隶风雨无阻给他送饭。
还有就是，同样是不注意形象，嵇康是身高七尺八寸，龙章凤姿天质自然的美男子，糟蹋完自己，脏兮兮的反而别有风味，也许还格外惹人怜惜。刘伶是个丑陋的小矮子，再一脏，外貌协会第一时间就会把他开除了。所以他的人气当然是不可能和嵇康比的。
不过刘伶也有自己的长处，“任诞”门中刘伶的两个小故事，都比较有名：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在屋里裸体——中国传统，是以裸体为耻的，在屋里也不行。
人家看见了，就讥讽他。
刘伶说：“我把天地当作我的房子，房子当作我的内裤，你们钻我裤头里来干吗？”
刘伶病酒，渴甚。从妇求酒。妇捐酒毁器，涕泣谏曰：“君饮太过，非摄生之道，必宜断之！”伶曰：“甚善。我不能自禁，唯当祝鬼神，自誓断之耳！便可具酒肉。”妇曰：“敬闻命。”供酒肉于神前，请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刘伶，以酒为名，一饮一斛，五斗解酲。妇人之言，慎不可听。”便引酒进肉，隗然已醉矣。（《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喝酒太多，因此生了病，具体说是得了“消渴疾”，简称“渴”，也就是今天说的糖尿病。
糖尿病人当然不宜喝酒，但刘伶向妻子要酒喝。
妻子把酒也泼了，酒器也砸了，哭着劝他说：“你喝得过头了，不合养生的道理，一定要把酒戒了。”这个女人还是很会说话的，你那些朋友，嵇康还有那谁，都在讲“摄生”，你活成这样根本不“摄生”啊！这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刘伶说：“你说得很好。但戒酒是大事，我不能随便对待，唯有向鬼神祈祷过了，才能发誓戒酒。快点把祭神的酒肉准备好！”
女人自然也就照做了。
于是，刘伶跪在神像前，说了这样一段：“上天生下我刘伶，喝酒就是我的命。一顿起码喝十斗，酒病还需酒来医。女人从来废话多，男儿谨慎不可听。”
接着，刘伶就把酒往嘴里倒，肉往嘴里塞，转眼就大醉倒下了。
这两个故事可以看出刘伶的特点，一是放开胆子说大话，二是绕着弯子抖机灵，于是我行我素，一切规矩都不用讲了。
阮籍、嵇康的故事，都是看起来狂纵，但越品读越能感受到其中有苦涩的味道。刘伶却似乎并没有什么难言的苦衷、独特的追求，只是行为艺术玩得真的很欢脱，他后来也循例做了官，虽然不得升迁，但想必他也不在乎。《晋书·刘伶传》特意强调他“竟以寿终”，似乎走得很安详，那年头这是难得的福报了。
“七贤”里只有向秀确实是嵇康最亲密的朋友，有限的存世文献中，充满向秀和嵇康互动的记录。
向秀，字子期，同山涛一样也是河内郡怀县人，和嵇康结识，很可能是因为山涛。不过除了躲避曹马之争的那一段隐居生活，山涛的主要精力花在仕途上，后来即使彼此心底仍珍惜这段友谊，他与嵇康一起畅饮玄谈的机会就不太多。向秀不同，他时时在嵇康身边，嵇康是人中龙凤，向秀是伴随着的一抹烟霞。
钟士季精有才理，先不识嵇康。钟要于时贤俊之士，俱往寻康。康方大树下锻，向子期为佐鼓排。康扬槌不辍，傍若无人，移时不交一言。钟起去，康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钟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世说新语·简傲》）
这一个著名的场景，主角是嵇康和钟会，但也离不开向秀衬托。
嵇康打铁是一个隐喻，“天地为炉兮万物为铜，阴阳为炭兮造化为工”，抡着铁锤沉浸在锻造的感觉中，嵇康自己仿佛就是天地造化，这是特别符合庄生齐物——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一种状态。
嵇康和钟会很长时间里不说一句话，是天之道与人之道的对峙。
向秀鼓排也是一个隐喻，排就是风箱，还有更古老的名字，叫“橐龠”。《老子》第五章提到“天地不仁”，于是说道：
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天地之间，岂不像个风箱一样吗？空虚而不枯竭，越鼓动风就越多。话说得越多反而越快穷尽，不如保持虚静的中道。
所以，向秀鼓动风箱的动作，仿佛是对嵇康无言的提醒：不要说话。
然而嵇康终于还是开口了。
很奇怪，钟会和嵇康当然是完全不同的人，可是《老子》中的这句话，却仿佛同时预言了两个人的命运。
另外，关于养生的问题，向秀的质疑和嵇康自己的论述，构成了一个整体。有人认为，向秀之所以反驳嵇康，并不是真有不同意见，“盖欲发康之高致也”，就是要把嵇康的才华彻底激发出来。
托戏而不抢戏，以戏曲行当论，向秀仿佛一个完美的二路老生。而以他的实力，本来完全是可以挑大梁的。
《世说新语·文学》里说到，向秀为《庄子》提供了一个空前精妙的注本，“妙析奇致，大畅玄风”，但这个注本不幸被有俊才而薄行的郭象剽窃了。
我们今天读到的《庄子》，都是郭象整理注释过的本子。如果《世说新语》的说法属实，这些注释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向秀的，那么向秀就堪称是中国学术史上第一流的人物了。
刘孝标注引《向秀别传》，则提到了嵇康、吕安两个好朋友对向秀注《庄子》这事态度的前后变化：
秀与嵇康、吕安为友，趣舍不同。嵇康傲世不羁，安放逸迈俗，而秀雅好读书。二子颇以此嗤之。后秀将注《庄子》，先以告康、安，康、安咸曰：“此书讵复须注？徒弃人作乐事耳！”及成，以示二子。康曰：“尔故复胜不？”安乃惊曰：“庄周不死矣！”
嵇康、吕安都更喜欢不守规矩挥洒才华，而向秀看起来却常常是老老实实读死书的样子。嵇康、吕安喜欢拿这件事笑话向秀。
后来向秀把自己打算注释《庄子》的计划告诉了嵇康、吕安，两个人都说：“这书还需要注释吗？只不过是无用之人的自娱自乐罢了。”
嵇康、吕安说的，正是《庄子》书里的观点：鱼筌是用来捕鱼的，鱼已经捕到了，鱼筌就用不着了；捕兽夹是用来抓兔子的，兔子抓到了，捕兽夹也就用不着了。所谓“得鱼而忘荃，得兔而忘蹄”。
同样的道理，“得意而忘言”，读《庄子》贵在心意相通，已经领悟了真意，做注释就显得很多余。
三国时代，嵇康对向秀是这么说的；一千五百年后的晚清，古代《庄子》研究的集大成著作——郭庆藩的《庄子集释》出现了。另一个学者王先谦给《庄子集释》作序，也和嵇康是一样的说法：如庄子读到这部书，恐怕会说“此犹吾之糟粕”吧。
但是，把这个“得意忘言”的逻辑推到极致，何止是《庄子》这书不该有注释，而是《庄子》这书根本就不该写出来。
这是《庄子》的悖论：再怎么嫌弃文字，要想妙析奇致，大畅玄风，总还是离不开文字的。
所以，说给《庄子》作注是添加糟粕的王先谦，后来没忍住，自己也写了一部《庄子集解》。
嵇康倒是没有这方面的著作，但是他看到向秀的书后，就态度大变，赞叹说：“尔故复胜不？”翻译成现在的言语，意义是：你还能再牛逼点吗？而吕安则说：“有了这样的注，庄周可称不死了。”
正因为向秀与嵇康的友谊如此诚挚深厚，所以嵇康被杀之后，向秀的表现，读来也令人格外唏嘘。
嵇中散既被诛，向子期举郡计入洛，文王引进，问曰：“闻君有箕山之志，何以在此？”对曰：“巢、许狷介之士，不足多慕。”王大咨嗟。（《世说新语·言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