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任诞》第一条：“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说阮籍、嵇康、山涛年纪都差不多，嵇康只是略微小一点，这显然不大准确。山涛是零零后（205—283），阮籍是最大的一零后（210—263），嵇康是二零后（224—263），山涛比嵇康要大十八岁。看寿命，这三个人是生得越早的，死得越晚。
说竹林七贤喝酒“肆意酣畅”，应该是不包括山涛的。每次朋友们喝得大醉，保持清醒收拾残局的，肯定是山涛。他是个对自己酒量特别有数的人，一饮八斗，到此为止，很多年以后，晋武帝请山涛喝酒，悄悄添了额外的量，但山涛该喝多少就是多少，八斗之后绝不多啜一口。
从各方面看，山涛都是与阮籍、嵇康他们完全不同的人。
山涛的家世，其实也只平平，父亲做到县令，祖父举过孝廉，再往上的情况，史书就没有记载了，可见不会太风光。这种门第，在家乡还有点地位，拿到全国范围看，通常就不值一提。
不过山涛是河内郡怀县（今河南武陟西南）人，这就不一样了。
河内郡的家族彼此通婚。山涛有一个姑奶奶，嫁给了一个姓张的县令，生了一个女儿，叫张春华。张春华有幸高攀，嫁到了河内温县的一个高门大姓，她的丈夫，叫司马懿。
山涛年纪很轻的时候，就被当作宗族的希望，因此山家很希望能利用上和司马家的亲戚关系。史料中有这样一条：
山涛……年十七，宗人谓宣帝曰：“涛当与景、文共纲纪天下者也。”帝戏曰：“卿小族，那得此快人邪？”（虞预《晋书》）
这显然是后人追溯的记录，所以对司马懿（宣帝）、司马师（景）、司马昭（文），都称其谥号。
山涛十七岁的时候，山家有人对司马懿说：“我们家山涛，是可以和你儿子司马师、司马昭一起治理天下的。”
如果这段记载属实，那么山涛这个亲戚，委实有点不识眉眼高低。随着司马懿事业不断取得成功，联姻对象也在升级，对亲家本来就未必有多少好感，何况是亲家的亲家的家里一个穷小子？
硬凑上来的远房穷亲戚，话又说得这么直白浮夸，难怪司马懿不爱听，所以回的话也很难听：“你们这么个小家族，能出这么了不起的人物吗？”
山涛很长时间里都没有进入司马家的权力圈子。
于是山涛的仕途，也就得慢慢来，《晋书·山涛传》说他四十岁才做到河内郡的主簿。一郡的佐官，以主簿为首，以常人的眼光看，这个职务就很不低，但和山涛后来的权位比，自然显得很卑微。
山涛四十岁是正始五年（244），嵇康搬到河内山阳县来，差不多也是这时候或略早。所以山涛和阮籍、嵇康结识，可能也就在此时，于是出现了这个著名场景：
山公与嵇、阮一面，契若金兰。山妻韩氏，觉公与二人异于常交，问公。公曰：“我当年可以为友者，唯此二生耳！”妻曰：“负羁之妻亦亲观狐、赵，意欲窥之，可乎？”他日，二人来，妻劝公止之宿，具酒肉。夜穿墉以视之，达旦忘反。公入曰：“二人何如？”妻曰：“君才致殊不如，正当以识度相友耳。”公曰：“伊辈亦常以我度为胜。”（《世说新语·贤媛》）
山涛和嵇康、阮籍见了一次面后，就觉得情义特别投合。——所谓“契若金兰”，是《周易·系辞》里的典故：“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臭如兰。”
山涛的妻子韩氏，发现了这一点，就向山涛打听二人的情况。
山涛说：“我这辈子可以结为好友的，只有这两位罢了！”
韩氏就说了《左传》里的一个典故：晋文公重耳在各国间流亡经过曹国的时候，曹国大夫僖负羁的妻子曾悄悄观察过重耳的随从，发现狐偃和赵衰二人非等闲之辈，于是劝丈夫要对重耳好。而后来重耳成了一代霸主，也仍然记得这份人情。
韩氏的意思，是自己也想看看阮籍、嵇康，她相信自己的见识，觉得自己看一看，对丈夫也是幸事。
山涛也就答应了。
几天后，阮籍、嵇康来山涛家做客，留下来过夜。韩氏也就从墙洞里看他们两个，看了整整一个通宵，天亮了都差点忘了回自己的寝室。
山涛问韩氏：“你觉得这两个是什么样的人？”
韩氏很坦白：“你的才华、情致都比人家差远了，只能靠见识、气度和他们结交罢了。”
山涛倒也很淡定：“他们也常常认为我过人的地方，就是气度。”
妻子的评价和山涛的自我评价，都是很准的。
山涛功成名就之后，人家赞美他的话，类似“如登山临下，幽然深远”“如璞玉浑金，人皆钦其宝，莫知名其器”之类，其实也都是在说，山涛的才华、情致，看起来不明显。
所谓山涛的“识度”，识是山涛看问题的预见性，度是山涛可以和各色人等都和谐相处，也就是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能力。这些优点，在你还是职场“小透明”的时候，不容易被注意到，越是地位高且有身份了，则越容易让人觉得，这可真是至关重要。
所以山涛注定是个大器晚成的人。他生活节制有规律，不酗酒，不纳妾，更不见他服五石散的记录，看来也就是憋着要和人“拼寿命”的。
就这样，山涛虽然没有特别的后台，但慢慢也得到了升迁。大约是正始八年（247），山涛就被辟为“部河南从事”。
“部”是司隶校尉部的省称，司隶校尉部的核心是河南郡，而河南郡的治所，就是京都洛阳。所以到河南尹身边任从事，山涛这是进入机要部门了。
而当时的司隶校尉毕轨、河南尹李胜，都是曹爽的死党。于是，作为司马懿的老乡和远房亲戚，山涛成了曹爽一党。
当时司马懿躺在家里装病，曹爽的气势煊赫到顶点，两派斗争似乎胜负已分。但山涛显然很清楚，自己的这位表姑父隐忍的性情和变诈的手段有多么恐怖。
与石鉴共宿，涛夜起蹴鉴曰：“今为何等时而眠邪！知太傅卧何意？”鉴曰：“宰相三不朝，与尺一令归第，卿何虑也！”涛曰：“咄！石生无事马蹄间邪！”投传而去。（《晋书·山涛传》）
一次，山涛与石鉴（后来也是晋朝的开国元勋）共宿，山涛半夜起来，踢醒石鉴说：“如今是何等时候，怎么还睡得这么安稳！知不知道太傅（指司马懿）卧病，到底是什么用意？”
石鉴说：“宰相多次不上朝，给他个尺把长的诏书让他回家就是了，你何必操心呢！”山涛说：“咄！石生，没有必要再继续做官了！”于是山涛丢弃官符回家。
正始十年（249），司马懿果然发动了高平陵之变，一举翻盘。
而山涛继续隐居在家，一直到两年后的嘉平三年（251）司马懿去世，司马师执政期间，山涛才出山。
几年前山涛从官场及时抽身，想必提高了自己的声望。司马师比山涛小三岁，基本算同龄人；司马师用人，比父亲更加看淡门第不拘一格；司马师当年也是被列入“浮华”名单的，对名士做派的好感可能更多一些；另外，司马懿晚年对妻子张春华极其嫌弃，司马师、司马昭兄弟却始终敬爱母亲，所以对母亲娘家的亲戚，司马师自然也会更友善一些。
总之，和父亲司马懿表示鄙视不同，司马师一见山涛，就给了一句极高的评价：“吕望欲仕邪？”
吕望就是后世民间所谓的姜太公。他曾服事商朝，年纪很大后却转而辅佐周文王、周武王，成为改朝换代的头号功臣。司马师把山涛想做官比作“吕望欲仕”，既是对山涛的赞美，自然也透露出自己对未来的期待。
之后山涛基本就算官运亨通，不论司马师、司马昭还是后来当上皇帝的司马炎，都对山涛极为亲待信赖。最突出的案例是，钟会害死嵇康的后一年，就在蜀地作乱，司马昭亲自去平定，临出发前，把监督集中在邺城的曹魏诸王的任务交给山涛，并对他说：“西偏吾自了之，后事深以委卿！”
没有最大的信任，怎么会托付给山涛这样的重任？后世人批评山涛，说你名列竹林七贤，应该是清高人士，怎么可以阿附司马氏？这可真是把山涛瞧得小了，山涛哪里是简单的阿附而已，人家明明是司马氏集团的核心成员。
正因为是这样的身份，山涛成名之前就引以为豪的“识度”，也就有了非常多的展示机会。
先说“识”。
山涛的见识，体现在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上，最著名的如这件事：
晋武帝讲武于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群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于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时人以谓山涛不学孙、吴，而暗与之理会。王夷甫亦叹云：“公暗与道合。”（《世说新语·识鉴》）
晋武帝在宣武场举行军事演习，借机就想“偃武修文”——具体说，晋武帝是想“罢州郡兵”，也就是把军事力量集中到中央和几个主要军区，地方上的治安部队，就不要了。
这么做的好处，一是按照儒家经典和史书的说法，古代圣王在位天下大治，就会这样做；二是地方不再养这些兵，也可以节省许多财政开支。
但是山涛认为当下不应该采用这种政策，于是侃侃而谈，阐释孙子、吴起兵法的本意，究竟是怎样的。山涛平常并不钻研这些，也不是高谈阔论的人，可是这番道理，说得却特别好。所以举座无不叹服，都说：“山少傅说的，真是天下名言。”
后来八王之乱的时候，盗贼蜂起，州郡没有兵力，也就无可奈何。越发证明山涛真是远见卓识。
不妨顺带一提的是：这里称山涛为“山少傅”，山涛任太子少傅是在晋武帝咸宁初年，《晋书·武帝纪》则提到，咸宁元年（275）和三年（277），晋武帝两次到宣武场讲武，《晋书·山涛传》则提到参与这次讨论的人物，还有个叫卢钦的，这人是咸宁四年（278）去世的。也就是说，这件事发生的时间，应该是在咸宁年间，当时晋还没有灭吴，天下还未一统。
看来晋武帝动“偃武修文”的心思，真是挺着急的。
唐代作《晋书·山涛传》的史臣，和宋代著《资治通鉴》的司马光，都觉得晋武帝不该这么着急，所以把这件事挪到了晋灭吴之后。但灭吴之后到山涛去世之前这段日子里，晋武帝没有去宣武场讲武，山涛已经不是少傅，卢钦也已经死了，所以这两部权威史书的处理，是不合理的，反而是《世说新语》这么一部“段子集”，倒没有问题。这种小说比正史可靠的情况，其实也是很常见的现象。
山涛的见识，更体现在对人物的识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