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走到半山腰，阮籍听到了真人的啸声，那声音不像是一个人在啸，而是几支乐队在合奏，整个山林与深谷仿佛都在呼应真人的啸声。
面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不如就一声长啸吧。
这位苏门山真人究竟是什么人物，史料记录颇多歧异，甚至不能排除说是阮籍为了称述自己的理想境界，把一个并没多么神奇的隐士夸张成这个样子。
于是，阮籍就写了《大人先生传》。
在这篇文章里，阮籍先借大人先生之口，嘲讽了当时的“君子”，把他们比作裤裆里的虱子，顺着裤缝爬动就自以为精通礼法，饿了咬人一口就觉得享受无穷，但哪天把裤子一把火烧了，虱子当然全部跟着完蛋。
然后大人先生又碰到一个隐士，隐士谬托知己，觉得自己的主张和大人先生相近，他痛恨这个黑暗的世界，决定与之决裂，像禽兽一样活着，并像禽兽一样死去。大人先生嘲笑了隐士，他觉得这种对抗毫无意义。
接下来，大人先生又遇到了一个樵夫，樵夫发表了一番世事无常的感慨，表达了一种无所谓的人生态度。大人先生评价他说：“虽不及大，庶免小也。”
于是，大人先生发表了一番极其华丽的议论，表示最高境界的“真人”应该是怎样一种状态。这番议论长达1700多字，但比之《庄子》原著里的观点，思想上却很难说有多少增益。以至于钱钟书先生评价说，阮籍和嵇康齐名，要靠诗歌来弥补短板，只谈文章，是“曼衍而苦冗沓”的。
不过对这篇文章可以有另一种观察，文中提到了四种人，前三种都是可以在现实中找到对应的：
第一种人是“君子”，向司马昭提议流放阮籍的何曾就堪称典型。何曾号称“礼法之士”，依据是他给父母的丧事办得特别好，和妻子一年只见面三四次，见面时衣服穿得特别整齐，自己朝南坐，妻子朝北坐，按照礼节行过酒就离开，总之行动特别符合规矩。但同时，他生活奢侈淫靡到了极点，“帷帐车服，穷极绮丽”，每天吃饭要花一万钱，还说没有下筷子的地方。阮籍把这样的人比作裤裆里的虱子，可说是生动而精准极了。
第二种人是“隐士”，那个痛斥这肮脏的世界的隐士，却仿佛“刚肠疾恶，轻肆直言，遇事便发”的嵇康。嵇康说过，自己想效法阮籍，但是做不到。阮籍在诗文里却没有谈到自己对嵇康的看法。大人先生最后对隐士说：“子之所好，何足言哉？吾将去子矣。”阮籍最终的人生选择与嵇康不同，嵇康遇害，当时的形势当然是不允许阮籍哀悼的，阮籍也就并没有写过表达哀思的诗或文章。
第三种人是“樵夫”，其实比较接近于阮籍的自我评价，尤其是“富贵俯仰间，贫贱何必终”一句，仿佛在说如果有人要送我富贵，那接受也就接受了。正如阮籍确实出仕做了官。
第四种人就是“大人先生”，那是彻底超然物外，是阮籍的理想，实际上并不存在。
阮籍身上那些放诞的小故事太动人，以至于让一般人很容易忽视，他的仕宦履历究竟是怎样的。
阮籍对做官确实不甚积极。曹爽辅政时期，曾担任过曹爽的参军，不久后就称病退归田里。当然，这次辞官也可以被认为不是淡泊，而是政治远见：因为曹爽缺乏根基又大权在握，弄权手法又很低级，几乎全面得罪了曹魏老臣，即使不由司马氏发动政变，他也很可能会被老臣们联手架空。
曹爽被诛后，阮籍重新出山，先后担任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的从事中郎。从事中郎是大将军、车骑将军这样的顶级军职的参谋官，定员二人，虽然秩禄只有六百石，但却是极为紧俏的岗位，其和自己的主官非常亲近，也显而易见。
单从职务看，阮籍就是司马氏的人。
阮籍也参与了一些美化司马氏形象的文化工程，如王沈《魏书》的修撰工作。这书是曹魏的官方史，当然要经过严格的审查，不利于司马氏形象的内容，尤其不能留存于汗青。阮籍也确实不该写的就都没有写。阮籍眼里，历史兴衰本来就是很可笑的，所以描述那些“竖子”时不够忠实，似乎也无伤大雅。
阮籍确实有和司马氏搞好关系的必要。嵇康说阮籍“口不论人过”，但礼法之士“疾之如仇”，好像礼法之士是一群没事找事的精神病。但嵇康的说法，有偏袒阮籍的成分，阮籍也许嘴上确实不说，可是诗文中骂起人家来，真是既频繁又恶毒。《大人先生传》是典型的例子，此外如《达庄论》，或者《咏怀诗》中的许多首诗……都用穷形尽相的笔墨，把人家写得猥琐至极。简直可以说，礼法之士之于阮籍，正如于谦的爸爸之于郭德纲。
所以礼法之士把他当仇人，是理所当然的事。阮籍和司马氏搞好关系，就多了一张保护网，可以把很多攻击陷害都消弭于无形。
当然即使如此，阮籍仍不想完全被当作司马氏一党看待，请求担任东平国相和步兵校尉，就是这种想保持适当距离的心态的表现。而最重要的典故自然是这个：司马昭为自己的儿子、未来的晋武帝司马炎求娶阮籍的女儿，阮籍不想答应又不敢拒绝。于是喝酒大醉了六十天，到底躲过了这门亲事。
但《晋书》的这条记录，却不能不引人滋生疑窦。一来，连醉六十天，连答应婚事的一瞬间清醒时刻都没有，未免不合常理。二来，司马氏发达之后，联姻对象要么清贵，要么握有实权：如司马师的妻子是泰山羊氏，后来定灭吴之策的名将羊祜，就是司马师的小舅子；司马昭的妻子是东海王氏，老丈人王肃是当时大儒，老丈人的父亲王朗，虽然现在被丑化得不行，但当年也是位至三公的正面人物……和这些人比，阮籍实在也显得卑微了些。还有，司马炎没做成阮籍的女婿，后来娶了弘农杨氏，这个东汉时四世三公的家族，根本不是陈留阮氏可比的。
所以如果《晋书》的说法可信，那也许只能认为，阮籍不是真醉卧，司马昭也不是真求亲。要的就是这个你拒绝了亲事的效果：这样提升了你的声望，也向世人展示，你真的不是我的人。
而我真的求，你不能醉的时刻，终于也就来了：
魏朝封晋文王为公，备礼九锡，文王固让不受。公卿将校当诣府敦喻。司空郑冲驰遣信就阮籍求文。籍时在袁孝尼家，宿醉扶起，书札为之，无所点定，乃写付使。时人以为神笔。（《世说新语·文学》）
景元四年（263）十月，司马昭要当晋公了，位相国，加九锡，路人皆知，这是司马氏正式篡位前的关键一步。
但流程还是要走的，皇帝下诏为司马昭加封晋爵，司马昭推辞不受，这时再由公卿大臣“劝进”。于是，就有了一个《劝进表》谁来执笔的问题。
这个人，文坛名声要足够大，而且越是和司马氏集团有点距离的人，写出来给人感觉越有说服力。
司空郑冲立刻让人去找阮籍。
阮籍当时在袁準家里——就是那个想向嵇康学习《广陵散》而没有成功的袁孝尼——照例又喝醉了，但这次没有醉得不省人事，仍然有写作能力，而且状态绝佳。
阮籍文不加点就写成了《劝进表》，是酒精激发了创作才华，还是早有腹稿，就不知道了。总之，当时大家都说，阮籍真是“神笔”。
这篇文章，阮籍应该还是不想写的，但他既然选择了一直以来让司马昭包庇自己的放纵，这一刻他其实也就没有别的选择。正如《大人先生传》里那个仿佛是他自己的樵夫，“虽不及大，庶免小也”，反过来说，小灾患免了，大关节上也就无处遁逃了。
这之后，阮籍的心理负担大约非常沉重。
《劝进表》写于景元四年（263）十月，而阮籍没有活过这一年的冬天，享年五十四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