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您认为，在这条道路上您走到哪里了？
哪里也没有走到。不过，我们的确到达了一个重要的里程碑，那就是使印度人民相信他们将有所作为。从前人们问我们：“你能做到吗？”我们默不作声，因为我们不信任自己，不相信自己能做出什么成绩。如今，人们再也不这样问我们“你能吗？”，而会问我们“什么时候能做到？”因为印度人终于有了信心，相信自己能有所作为。啊，“什么时候”这个词，对一个民族，对每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要是一个人认为自己干不了一件事，那么那件事是永远也干不成的，就算他聪明绝顶，才华横溢。要成为能干的人，首先必须有信心。我认为，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已树立了这种自信心。想到这一点我感到很是欣慰，这个自信心是我给他们的。我也很乐意这样想：在给他们自信心的同时，我也激发了他们的自豪感。之所以说激发，因为自豪感是不能由别人赐予的。这种自豪感也不是突然爆发出来的，因为那是一种滋长得十分缓慢、同时又十分复杂的感情。我们的自豪感是在最近二十五年中滋长起来的，尽管其他国家的人不理解这种感情、低估这种感情。你们西方人对我们印度人从来都不够大度，你们应该看到，事情在变化，虽然比较缓慢；你们应该看到，一些变化的确在发生着，虽然不多，但确实存在。
甘地夫人，难道不是您给了您的人民自豪感吗？您是那么的高傲。
不，我并不高傲，一点也不。
我认为是的。1966年发生饥荒时，您拒绝了国际社会对你们的援助，难道这不是高傲的表现吗？我还记得一艘装满面粉和食品的船只始终没有离开那不勒斯的港口。印度人在饿死，大家都难受。
事实上我从未被告知过这些事情。不，我不知道有载满了食品的船只在等待出港这类事情，不然的话，我不会拒绝接受的。然而，我们拒绝外国的援助是真的，的确是这样。但这不是我个人的决定，全国异口同声地说“不”。相信我，这是民众间自发的拒绝。是的，一夜间大街小巷的墙上出现了告示，出现了标语，在整个印度爆发出这个“不”字来。这种自豪的行为，让我也感到惊讶。当时，所有的政党、议会的议员都说“不”，表示宁愿饿死也不当乞丐国。您应该记住我给您说的这个“不”，而且将我的讲述转告给那些愿意帮助我们的人。对你们来说也许是难以接受的，我理解这一点。我相信你们会因此受到伤害。的确有时，我们在不知不觉中互相伤害。
我们并不愿伤害你们。
我明白。我再重复一遍，我理解的。但是你们也应该理解我们，这些一直被低估、不受尊重、不被信任的人。即使我们相信你们时，你们也不相信我们。你们曾经说“进行战斗时怎么可能不使用暴力？”但是，我们的确没有使用暴力，而取得了自由。你们还说过：“对于目不识丁、常常死于饥饿的人民来说，怎么可能在他们当中发挥民主的作用？”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的民众中，发挥了民主的作用。你们还说过：“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国家搞的，民主和计划经济是不相容的！”但是，尽管我们犯过这样那样的错误，我们实现了计划经济。还有，当我们宣布在印度将不存在饿殍时，你们说：“不可能，你们永远也实现不了。”可是我们实现了。如今在印度再也没有人死于饥饿，食品生产远远超过了人们的需要。最后，我们计划搞生育节制。对于这一点，你们也是完全不相信我们的，还讥笑我们。可是这项工作也进行得不错。在近十年间，我们增加了七千多万人口，这是真的；但我们人口增长比许多国家，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内更少，这也是真的。
常常，你们会采用残暴的手段实现目的，例如，对男性施行绝育手术。甘地夫人，您赞成这样做吗？
那是在遥远的过去，当时印度人口稀少，人们对女性的祝福是：“祝愿你多子多孙。”在我们古代的很多诗篇和文学作品中，这些祝愿总是被大加渲染，因此认为女性就应该多生子女，这种传统思想至今仍然存在。我内心也认为，应该让人们愿意要多少孩子就生多少孩子。但这个观念和其他许多追溯到几千年前的观念一样，是错误的，必须消除掉。我们应该保护家庭、保护子女。他们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他们应受到爱护，身心都应该受到关怀，不能将他们带来这个世界，就放任他们不管。您知道，过去穷人生孩子的唯一目的，就是希望从子女身上获得好处。这种沿袭了几千年的传统观念，怎么可能使用武力立即加以改变呢？唯一的途径是采用各种方法来计划生育。男性绝育是计划生育的一种方法，是一个最彻底、最保险的方法。您认为残暴，但我认为，如果使用得好，这一点也不残暴。在我看来，对一个生了八个或十个孩子的男人来说，做绝育手术没有什么坏处。尤其是如果能使这已经降生的八个十个孩子生活得更好些，那就更没有坏处。
甘地夫人，您是女权主义者吗？
不是，我从来不是。我从来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作为一个女人，想干什么就可以干什么。我的母亲倒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觉得，生为女人，是她自己的一个很不利的条件。她有她的道理。在她那个时代，妇女是与世隔绝的。在印度几乎所有的邦，妇女都不能在街上露面。信奉伊斯兰教的女人出门时，必须用“面纱”把自己蒙起来，这块沉沉的被单布把眼睛也遮住。信仰印度教的妇女出门时得坐“多利”，这是一种关得严严实实的、像灵车似的几乎密封的轿子。妈妈经常带着痛苦和愤怒的表情跟我谈这些事。她是大姐，有两个妹妹和两个弟弟。她是与年龄跟她相仿的弟弟一起长大的。但是，和兄弟一起像野马一样自由自在的生活，在她十岁以后一下子结束了。他们让她屈服于“妇女的命运”，告诉她“这不能干，这样不好，这不配当一个夫人”。后来她家又搬到了斋浦尔，在那里，几乎没有一个女人能逃脱“多利”和“面纱”。从早到晚，她都只能待在家里做饭。但是我母亲讨厌无所事事的生活，讨厌做饭。就这样，她变得面色苍白、身体不适。但我外祖父根本不关心她的健康，只会问她：“你准备嫁给谁？”外祖母趁外祖父外出时，把妈妈乔装成男人，让她与弟弟们骑马逃跑了。外祖父始终不知道这件事。妈妈向我叙述这个故事时，脸上没有一丝笑容。这种不平等的记忆一直留在她的脑海里。妈妈为争取妇女的权利一直战斗，直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她参加了当时所有的妇女运动，发动过许多次抗议。她是一位伟大的女性，伟大的人物。如今的女性一定会非常爱戴她。
甘地夫人，您怎样评价她们，怎么评价她们的妇女解放运动？
我认为是好的，是好的。因为在过去，人们对权利的要求只能够通过少数人以群众的名义提出来的，而如今，人们不愿意再让别人代表自己，更愿意由自己来发表意见，愿意直接参加活动。黑人、犹太人、妇女都是如此。无论是黑人、犹太人还是妇女，都有权去参加社会活动来发出自己的声音。诚然，妇女在说话时，时常会夸张，可是只有“夸张”才能使别人重视我们的呼声。这一点我也深有体会。不投我们的票，难道是因为我们“夸张”吗？是的，在西方世界，妇女除了“夸张”，没有别的选择，但在印度不是。其中的原因也可以解释我的情况。在印度，妇女从来没有站在与男人敌对竞争的地位。即使在古代，每当出现一个妇女领袖或者女性统治者，人们对她们也是可以坦然接受的。请不要忘了，在印度，力量的象征是萨克蒂。不仅如此，在这里为了争取独立的斗争中，男性和女性曾并肩作战。在获得独立后，谁也没有忘记这一点。但在西方世界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妇女的确会参与社会活动，革命者却一向都是男性。
甘地夫人，我们想该谈谈个人的话题了。我已做好提问的准备。第一个问题是，像您这样一个女人，是跟男人在一起更自在些，还是跟女人在一起自在些？
对我来说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我都同样对待。首先他们在我眼中都是同等的人，我不会首先去考虑是男人还是女人。但这是因为我接受的教育非常特殊，我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父亲，我也有一个非常不寻常的母亲，而我是他们的女儿。我像男孩子一样长大，因为到我家拜访的人的大部分都是男孩子。我和男孩们一起爬树、赛跑、摔跤。在男孩们面前，我没有羡慕他们，没有自卑感。可是，我同时也喜欢洋娃娃。我有许多洋娃娃。您知道我是怎么玩洋娃娃的？我会组织它们起义、召集它们集会、给它们模拟逮人的场面。我的洋娃娃从来不是需要抱在怀里的婴儿，而是袭击兵营和被捕入狱的男男女女。现在我这样解释，不仅我父母亲，而且我的整个家庭，包括祖父、祖母、叔叔、姑妈、堂兄弟、堂姐妹都参加了抵抗运动。因此，每隔不多久，警察就要光临我们家，不分青红皂白把我的家人带走。他们曾经抓走了我的父亲，也抓走了我的母亲，抓走了祖父，也抓走了祖母，抓走了叔叔，也抓走了姑妈。我习惯于用同样的眼光看待男人和女人，把他们放在绝对平等的地位。
还有那个关于圣女贞德的故事，对吗？
是的，那是一件真事，成为圣女贞德那样的人，是我童年时的梦想。十岁十二岁左右的时候，我在法国知道了她的故事。我记不得是在哪里读过有关她的事迹，但是我记得，她很快就对我起了决定性的影响。那时候，我就确定了愿意为我的国家献出生命。好像是天方夜谭，可是……幼年时发生的事确实会对我们的一生产生影响。
甘地夫人，我想知道，是谁使您成为如今这样一个人的？
我经历过的生活，我从幼年起就遭受的困难、艰辛和痛苦，造就了如今的我。历经磨难其实是生命的一种馈赠，我们这代人中的许多人其实都经历过这些苦难。有时我会自问，如果说当今的青年人，也经历了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相当的苦难，那会怎么样呢……曾经警察会冲进我的家里，把我的家洗劫一空。您可知道这段经历是怎样造就我的？的确，我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那时我是一个瘦弱、多病、敏感的女孩子。警察闯进我们家以后，好几个星期，甚至好几个月我都是一个人生活。我很快学会了独自度过困境。八岁时，我开始独自去欧洲旅行。那个时候，我往返于印度和瑞士、瑞士和法国、法国和英国。我像个大人似的支配自己的开销。人们经常问我，谁对您影响最大？是您的父亲还是圣雄甘地？是的，从根本上来说，我的选择多多少少受了他们的影响，受了他们灌输给我的平等精神的影响。因为我对正义的渴望来自我的父亲，而他又是从圣雄甘地那里接受这种信念的。可是，说我的父亲比其他人对我影响更大也不完全正确。我说不清楚自己性格的形成主要是由于我的父亲，还是由于我的母亲，或者由于圣雄，或由于我的朋友们。是所有的人，是大家，造就了如今的我。事实上没有人把任何事情强加于我，没有人企图凌驾于别人之上，也从来没有人向我灌输教条。所有事都是我自己在完全自由的情况下进行的选择。例如，我的父亲很重视勇气和毅力，他蔑视那些没有勇气的人，但是，他从不对我说：“我要求你成为一个勇敢的人。”只是每当我迎接挑战，或在赛跑时赢了男孩子，他会自豪地微笑。
您一定非常爱您的父亲！
噢，是的！我的父亲是一个圣人。他是最接近于现实中的圣人的存在。因为他是如此的正直，以至于使人难以置信，难以忍受。我从小就维护他，相信现在还在维护他，至少是维护他的政策。噢，从“政治”这个词的含义来说，他根本不是一个搞政治的人。唯一支持他从事这份职业的，是他对于印度这个国家无条件的信任，因为他发疯似的关心着印度的前途。在这一点上，我与他互相理解。
那么圣雄甘地呢？
自他去世后，出现了许多神话。但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同寻常的人，他极其聪明，具有惊人的洞察力和是非感。他曾经说，印度的第一任总统应该是一个达利特女子。他竭力反对种姓制度以及对妇女的压迫，在他眼里，一位达利特女子就是纯洁的至高无上的代表。自从他经常与我们家来往，我开始对他有更多的了解，当时他同我的父母都是领导机构的成员。独立后，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机会很多，特别在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之间发生摩擦、我负责做伊斯兰教徒工作的那段时间里，我当时的工作是维护伊斯兰教徒。啊，是的，他的确是一个伟人。可是……在我和甘地之间，从来没有像我和我的父亲之间的那种融洽关系。他经常谈论宗教……他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总之，我与他之间因为年龄的差距有很多的不同。
那我们继续来聊聊您吧，甘地夫人。您是如此的非同寻常。所以您不愿意结婚这件事，是真的吗？
是的，直到我十八岁左右，我都从未有过结婚的念头。然而这不是由于我是一个倡导女性从政的女人，而是因为我更希望把毕生的精力贡献给解放印度的斗争。所以那时候我觉得结婚会分散我的精力，但是我逐渐地改变了看法。十八岁左右，我开始考虑结婚的可能性，但并不是为了找到一个男人一起生活，而是为了孩子。我一直想要孩子：如果遂我的心愿，我也许会生十一个小孩吧，而我丈夫只愿生两个。其实吧，让我来跟您说最真实的情况：最初医生劝我连一个孩子也不要生。我的身体一直不好，他们说怀孕对我会是致命的。如果他们不这样跟我说，也许我真的不结婚了。但是他们的诊断刺激了我，让我很生气。我回答说：“为什么你们就没想过，我结婚的目的也许就是为了孩子呢？我不愿意听到你们说‘你生不了孩子’，我愿意你们告诉我，怎么做才会生孩子！”他们耸耸肩无奈地说，要是你长胖点，也许有点用处，你这么瘦是不能怀孕的。我说，行吧，我会长胖的。于是我请人给我做按摩，喝鱼肝油，饮食增加一倍。可是体重连一克也没有增加。后来我就想，到订婚的那一天，我也许会胖些的，结果还是一克体重也没有增加。于是我到穆索里去疗养，那是一个有益于健康的地方。我并没有遵循他们的嘱咐，而是自己摸索出一套养生法，人也胖起来了。现在想来，当时的手段完全是与我现在相反的。现在要保持苗条还成了问题，但我还能勉强保持。我不知道您是否理解了，我就是这么一个果断的女人。
是的，没错，我是这么理解的。要是我没有记错的话，在婚姻问题上也表现出您的果断。
是的。起初没有人赞成那桩婚事，没有任何人。甚至连圣雄甘地也不同意。至于我的父亲，像人们常说的那种反对倒也不是真的，但他的确很不满意。我猜想是因为独生女儿的爸爸更希望自己的女儿晚一些结婚，越晚越好。不管怎样，我愿意理解为我父亲的反对是出于这个原因。您要知道，我的未婚夫信奉另一个宗教，他是个祆教徒。对于这一点谁也接受不了，整个印度似乎都在反对我们，没错，整个印度。他们给甘地、给我的父亲、给我写信，污辱我们，以死威胁我们。每天邮递员都送来一大口袋的信，全部倒在地上。这些信我们从未读过。我们倒是请了一些朋友来看这些信。后来他们对我说：“有人说，要把你们切成碎块；有人说，虽然自己已经娶妻，但还是愿意跟你结婚，因为至少他是印度教教徒。”后来圣雄也参与了论战，我最近才从他的一篇文章中读到。他恳求人们不要再纠缠他，希望人们放弃狭隘的思想。不管怎样，我最终与费罗兹·甘地先生结了婚。当我决定了某件事情，世界上便没有任何人能够改变。
但愿您的儿子拉吉夫与一个意大利女人结婚时，没有类似的事情。
时代变了，我的儿子们不应该再经历我所经历过的苦恼了。1965年的一天，拉吉夫从伦敦给我写信——当时他在那里学习——他在信中告诉我：“你总是问我关于女孩子的事，问我是不是碰到了特别的女孩子等等。好吧！现在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女孩子。我还没有向她表白，但是，她是我愿意跟她结婚的女孩子。”一年后，我去英国，认识了这个女孩。拉吉夫回印度后，我问他：“你对她的看法始终如一吗？”他回答说，是的。可是这个女孩子要到二十一岁，要等到她确信自己愿意生活在印度才能结婚。就这样，我们等到她二十一岁，她来到印度，而且说她喜欢印度，我们才宣布了他们的订婚。两个月后他们成了夫妻。索尼娅几乎完全成了印度人，尽管她不经常穿纱丽。其实我当年在伦敦求学的时候，也常常穿西方人的衣服。的确，我是一个最传统的印度女人，您可知道我当祖母时，是多么的开心！您知道吗，我已经是两个小朋友的祖母了。拉吉夫和索尼娅生了一儿一女，小女孩刚出生不久。
甘地夫人，您的丈夫已去世多年，您从来没有想过再结婚吗？
没有，还没有。要是我遇到了我希望与他生活在一起的人，也许我会有这个想法。但是，我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不，即使我遇到了这样的人，我也不大可能再去结婚了。我的生活是如此充实，为什么要再结婚呢？不，没有过，这是毫无疑问的。
我很难想象您能做一个家庭主妇。
您错了，噢！这一点您说得不对。我会是一个完美的家庭主妇，因为当母亲一直是我最喜爱的职业。在做母亲和当家庭主妇这个方面，我从来没有被要求过做出牺牲。在那些投身家庭的日子里，我感到每一分钟都充满乐趣。我的儿子们……我用尽所有心血尽心抚养了我的两个儿子，我把养育他们看成是一件最重要的工作。事实上，如今他们已长成了两个正直勇敢的男子汉。所以，不，我从来理解不了那些女人，她们会认为自己生了小孩，就是做出了多大的牺牲，不去参加其他社会活动。如果善于安排时间，那么处理好家庭事业两者的关系并不困难。在我的孩子们还小的时候，我照常担负我的工作。当时，我是儿童福利印度委员会的社会委员。我可以给您讲个故事：那时拉吉夫四岁，还在上幼儿园。一天，他的一个朋友的妈妈来我们家，带着温柔而关切的口吻对我说：“噢！您是不是都没什么时间花在孩子身上，您一定很难过！”结果，拉吉夫像一只小狮子一样的吼叫起来：“我妈妈跟我在一起的时间比你和你孩子在一起的时间更多，你懂吗？你儿子经常跟我说，你把他独自留在家里，自己出去打牌。”所以，我讨厌那些无所事事，整天只知道打牌的女人。
在您的一生中，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远离了政治，那时候您不相信政治了吗？
政治……这要看什么样的政治。对于我父亲那一代人来说，搞政治是一种责任。他们眼中的政治理想十分美好，因为它的目的是争取自由。而现在我们搞的政治是……您别认为我会对这样的政治狂热，我千方百计地让我的儿子远离政治，并不是偶然，而且至今我算是成功的。（印度）独立以后，我立刻远离了政坛。我的儿子们需要我，我又喜欢社会委员的工作。所以我当时说：“我做了我该做的那部分工作，其余的让别人去考虑吧。”直到我发现，在我的党内，一切都不能正常运转的时候，我才重返政界。当时我经常跟人吵架，跟所有的人吵，包括我父亲和我从小就认识的领导人长辈们……记得那是1955年的一天，党内有个人对我大叫大嚷：“你只知道批评。要是你有能力去纠正去改善，那么你来啊。来吧，为什么你不试一试？”好吧！我一贯经不住别人的挑战，于是我就上了。但是当时我认为，那会是暂时的，我父亲也这样认为，他从来不试图把我卷入他的活动。有人说：“她总理的位子，都是她父亲替她准备好的”，“是她的父亲为她铺的路”，这样说是不对的。当我父亲让我辅佐他时，他确实没有考虑到这个后果。
不过，一切都是由您父亲而开始的。
这是显而易见的。他是总理，所以我来照顾整个家庭，于是我成为了我们家的女主人，这就意味着，我也陷入了政治，因为我需要经常与政界人物来往，了解其中的计谋和秘密。这也意味着，我迟早要面临这样的挑战。那是1957年的一个周末，我父亲要去北方出席一个集会，我就像往常那样陪他同往。当我们到达昌巴后，发现那位负责替他安排活动的太太为他在另一个城市也组织了一个集会。要是我父亲放弃参加昌巴的集会，我们会在昌巴的选举中失败；要是我们放弃另一个城市的集会——这个城市在帕坦科特附近——那么，我们的选举同样会在那里遭到失败。“要是我去呢？”我跃跃欲试地说，“要是我去讲话，我去替你解释，告诉民众你在同一时间参加不了两个集会，这样是否可以呢？”我父亲回答我说不行，所以，当时我不得不走了三百英里崎岖的山路，而那时已是星期一的凌晨两点。我只好向他道了晚安，但嘴里咕哝着：“多么可惜，我觉得是个好主意。”当我第二天五点半醒来时，我在房门底下找到了一张字条，是我父亲留下的。上面写着：“有一架飞机送你去帕坦科特。到那里乘汽车只需要三小时，你还赶得及。祝你好运。”我及时地赶到了那里，主持了集会。集会进行得很成功，之后我还被邀请参加了其他的集会。这是一切的开始。
那时候您还在与丈夫一起生活，还是已经和他分居了？
我和我的丈夫一直保持着夫妻关系，一直到他去世。说我们分居是假的！请注意，实际情况并非大家所认为的那样……为什么我不彻底说说真实情况呢？我丈夫住在勒克瑙，我父亲当然住在德里。因此我常常往返于德里和勒克瑙之间……当然，当我住在德里而我的丈夫需要我时，我就赶往勒克瑙。同样，当我住在勒克瑙，而我的父亲需要我时，我就赶往德里。不，这种情况并不方便。在德里和勒克瑙之间，毕竟是有段距离的……是的，我的丈夫生过气，吵过架。我们吵架，吵得很厉害，这是真的。我们是两个同样强硬和固执的人，谁也不愿让步……我愿意认为，这样的争吵使我们关系更好，使我们的生活更有活力。因为要是没有争吵，我们过的虽然是正常的生活，却太过平淡，会使人厌烦的。我们不是那种会过一种正常的、平淡的、使人厌烦的生活的人。我们的婚姻毕竟不是强迫的，是他选中我的……我更愿意说是他选中我，而不是我选中他……我不知道当我们订婚时我爱他的程度是否达到他爱我的程度，但是……后来，在我看来，我们之间的爱情也不断发展，变得很伟大……总之，这一点我有必要澄清！对他来说，当我父亲的女婿是多么不容易，对谁来说也不容易。别忘了他也是议会的议员！他曾经作了让步，决定离开勒克瑙，到德里我父亲的家里，与我父亲还有我生活在一起。但是，作为议会的议员，他怎么能在总理家里接待客人呢？他很快发现了这一问题，于是为自己另找了一个小住宅。这样安排也并不方便。他需要时常往返，有时跟我们在一起，有时独自生活……不，对他来说，生活也并不容易。
甘地夫人，您从来也没有感到过遗憾吗？您从来也不担心自己会屈服吗？
不，从来没有。任何忧虑都是浪费时间，遗憾也一样。我做的一切都是我自己选择去做的。一旦干什么事，我就一头扎进去，而且始终如一，坚定不移。无论是童年时在小游击队员组织“猴子大队”里与英国人作斗争，或是年少时希望成为一个母亲，或是成年后把全部精力花在父亲身上而使丈夫不满，每次我对自己的决定都是坚持到底，并承担一切后果。即便有些事情与印度无关，但是我也会一头扎进去。唉，我还记得日本侵略中国时我对中国是多么的关心！我立刻加入了一个募集捐款和药品的委员会，还参加了国际纵队。我热心地投身于反对日本的宣传中去……像我这样的人，首先不会忧虑，其次不考虑遗憾。
另外，您也没有犯过错误。有人说，打赢了这场战争后，没有人再能撼动您的地位，您至少可以再掌权二十年。
关于我能在台上待多久，我自己倒一点想法也没有，而且我也不在乎，因为我对是否继续当总理这件事情并没有太过于上心。我关心的只是做好我的工作，直到我累了，做不动了。准确地说，不是累，工作不会让人累，无所事事，才使人疲劳。但是，任何事物都不是永存的。没有人能预言，在不久的将来或遥远的将来我会怎么样。我不是野心勃勃的人，一点也不。我知道我这样说会使大家吃惊，但这是千真万确的。我从不关心荣誉名声，我也从来没有去追求过荣誉。我喜欢总理的工作，这是事实。但担任总理这个工作，也没有比我成人后干的其他工作更使我开心。刚才我跟您说，我的父亲不是搞政治的人，而我认为自己反而是的。这并不意味着我对政治这个行当感兴趣，而是我认为自己有必要致力于建设一个我理想中的印度。我不厌其烦地重复说，我所希望的印度是一个更加公平、不再贫困、更加独立的印度。当我认为国家已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我就可以马上离开政坛，不当总理。
那您会去干什么呢？
任何事情都可以。我已经说过，我热爱我做的一切工作，而且总是尽量去做到最好。如果不当总理，那有什么关系？世界上又不是只有总理这个职业！对我来说，我完全可以去到一个村庄里生活，我都会感到很满意。当我不再管理国家，我就回家照料孩子们。或者我去学习人类学，一门我一直十分感兴趣的学问，而且与贫困问题有联系。或者我再去学习历史，因为我是牛津大学历史系毕业的，也许……部落公社对我会有吸引力，我也可以去研究一下。肯定地说，我的生活绝对不会无聊！未来不会使我产生恐惧，即使未来不可知。我是经受过苦难，痛苦与困境不可能从生活中勾销。个人永远会有困难，国家也永远会有困难……唯一的办法是承认它，可能的话，去战胜它，要不就向苦难妥协。跟它作斗争是好的，但是只能在可能的情况下。如果不可能，还是妥协为好，既不要抵制也不要抱怨。抱怨的人是自私的。年轻时我很自私，现在不再自私了。不愉快的事也不会使我心烦意乱，我也不摆出受害者的样子。我随时做好准备向生活妥协。
甘地夫人，您是一个幸福的女人吗？
我也不知道。幸福是一种短暂的感觉，因为不存在持续的幸福，只存在一时的幸福，包括满意和狂喜。如果幸福指的是狂喜，是的，我知道狂喜的滋味。能这样说是一件幸事，因为没有几个人能这样说。但是狂喜的感觉持续的时间很短，而且很少再现，有时永远也不再现。要是幸福指的仅仅是满意，那么，是的，我是够满意的。不是满足，而是满意。满足，是我用来谈论我的国家的一个词，对于我的国家，我永远也不会满足。为此，我将继续在漫漫长路上求索，在宽阔的柏油路和攀登高山的小径之间，我总会选择小径。不过这让我的保镖们很恼火。
谢谢，甘地夫人。
谢谢您。向您致以良好的祝愿。正如我常说的那样，我不祝愿您一帆风顺，但祝愿您能战胜生活可能带给您的各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