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位不可思议的女性：她统治着近五亿人口，在一场美国和中国反对的战争中取得了胜利；她以民主方式当选总理一职，据说没有人能够将她赶下台；她有望继续担任印度总理二十年，甚至终身如此，因为她刚满五十岁。她是我们这个时代，唯一真正的女王，或者是否可以说她是这个缺乏女王的时代里，为数不多的伟大女性之一？仔细看看那些掌握着世界命运的领导人，除了两三个人之外，都是不光彩的平庸之辈。相比之下，英迪拉·甘地像是一匹战无不胜的骏马，她已经习惯了这种顺境。难道她从来没有经历过挫折吗？
完全了解她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试图用单一的颜色或外表来描绘她的性格也是不太可能会实现的事情，因为构成她性格的元素太多、太杂。许多人鄙视她，称她傲慢、愤世嫉俗、野心勃勃、冷酷无情，指责她思想姿态暧昧、两面三刀、煽风点火。但也有很多人喜欢她，甚至爱她，说她坚强、勇敢、慷慨、有天赋，并称赞她敏感、公正、诚实。男人往往不喜欢她，而喜欢她的主要是女人。事实上，在印度男人很难接受“她穿长裤特别好看”的这种说法，然而女人不可能不为她的伟大胜利感到欣慰和赞叹，她的存在否定了每一个为父权制和男性统治辩护的陈词滥调。谁是正确的，谁是错误的？也许双方都是对的。正如历史上的一些伟大人物一样，即使在他们死后，人们仍然以非常不同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评价。无论如何，统治一个国家，特别是像印度这样斗争激烈而复杂的国家，并不需要一个圣人。无论亨利·基辛格(henrykissinger)说什么（智力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国家元首，国家元首需要的是胆识、勇气和狡猾），要统治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你必须有智慧。她确实不是一个圣人，因为她知道如何享受生活中的所有乐趣。但她是个聪明人，例如我采访她时她就证明了这一点，采访她比见她要容易得多。这并不是说见到她很容易，而是因为一旦她同意与你见面，她就能令人难以置信地表现出平易近人的姿态。无需别人的恳求，她便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甚至回答了那些她本来不可能回答或不应该回答的问题。在实在无法正面回答的情况下，为了回避问题，她只简单地对问题给予肯定或否定，就像一个神圣的使者在传递一个深刻而神圣的信息。我指的是政治话题，但她在个人问题上完全不设防，没有任何隐瞒。她通过她那深情、抑扬、悦耳的声音把自己和盘托出。她的相貌也是动人的。她有一双淡褐色略带忧伤的美丽眼睛，脸上挂着一丝奇妙的高深莫测的、能引起人们好奇的微笑。她那鬈曲的黑发左侧夹着一绺奇特的灰发，犹如一支银色的光束闪闪发亮。就是这一点，她也不与任何人相像。她身材苗条又矮小。她只穿印度妇女穿的纱丽，外面套着一件西式小毛衣。她身上有很多西方的影子，虽然有时她似乎在遵循古代的教义，让她突然就变成了一个现代的思想家。注意她如何回答我关于宗教的问题。作为世界上最虔诚的民族之一的领导人，说自己不相信上帝，而是相信人，这需要很大的勇气。
在听她说话时，必须牢记她不是一个普通的女人，她是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nehru)的女儿，后来又是圣雄甘地的信徒。这是两位敢于向英帝国挑战并使它开始衰落的传奇人物。她在他们的影响下成长起来，得到锤炼，并不断成熟。如果说如今尼赫鲁作为英迪拉的父亲被提及，那么，过去英迪拉则是作为尼赫鲁的女儿为人所知。如果说今天甘地的名字与英迪拉的姓混淆不清（她使用的是丈夫的姓，而她的丈夫并不是甘地的亲戚），那么过去英迪拉的名望还应归功于她姓甘地。无论昨天还是今天，她都是属于特殊条件下的特殊人物，她所在的尼赫鲁家族已有几代人都在政坛上活跃。她的祖父是她所属的国大党的创建人之一，父母亲是该党执委会成员，还有她的姑妈拉克希米·维贾雅·潘迪特(vijayalakshmipandit)，是唯一曾应邀主持联合国会议的女人。英迪拉童年时不仅捋过圣雄的胡须，还有所有创建印度的重要人物的胡须。争取独立的斗争是她亲眼目睹的，警察深夜叩门逮捕人是生活的第一课。之后再有客人来访，就由她打开门对他们说：“很抱歉，家里没有人。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姑姑都在监狱里。”也正因为如此，八岁时，她被送往瑞士读书。十三岁那年她重返印度，接着建立了一个小游击队员的组织，取名“猴子大队”。六千多个小朋友们在她的领导下当传令兵，有时还袭击英国军营。下面是当年尼赫鲁从监狱中给她的信：“我的月亮，你还记得你曾深深地被圣女贞德所吸引，并希望自己能像她那样吗？在印度，我们正在创造圣女贞德时代的历史。我和你能生活在这个时代是很幸运的……”如今这些信已经被编入了教科书。
她也曾在监狱中服刑，在那里度过了十三个月，而根据特别法庭的判决，她本应在那里服刑七年。跟她一起进监狱的还有她的丈夫：在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上学时，她加入了工党，结识了一位孟买的年轻律师，名叫费罗兹·甘地(ferozigandhi)，他也是一个热衷于搞政治的人。1942年2月，他们在德里举行了婚礼。六个月后，英国当局以颠覆罪的罪名逮捕了他们。这是他们婚姻出现问题的开始，当然也是厄运的开始。1947年尼赫鲁当上了总理，英迪拉基本上和她的父亲生活在一起，她的父亲已经失去了配偶，但需要一个女人在他身边。费罗兹·甘地始终没有接受她的选择，直到1960年因心肌梗塞而死去。但是他没有能说服她，有人说，这其中的原因还有费罗兹对别的女人过分献殷勤，让英迪拉感到不满。十七年中，英迪拉更多地跟父亲在一起，并没有怎么与她的丈夫相处。人们称她为“印度第一夫人”“民族的女儿”。她和她的父亲一起外出访问，接见国家元首，召集会议。1956年她进入了国大党的执委会，1958年成为该党的主席。这以后，她把那些她自幼年起就尊敬的人物从党内清洗出去。1964年当尼赫鲁去世时，出现了不可避免地由她接替总理职务的局面。1964年选举时，她以355票赞成169票反对的票数获胜。1970年选举时，她取得了更大的胜利。她的政治经历与果尔达·梅厄的政治经历有不少共同点，和梅厄一样，她也是通过参加政党活动上台执政的。但果尔达与英迪拉的共同点还不止这些：果尔达的婚姻也是不美满的，果尔达也为了政治生活牺牲了自己所爱的许多事物，也曾结过婚，生过两个孩子。她们的生活恰恰证明，一个有才能的女性既要实现事业上的抱负，又要保住家庭生活的美满，是多么的艰难，不仅是艰难，甚至到了非此即彼的地步。荒谬的是，女性所遭受的这种不如意和不公正，在这两位身处金字塔尖的女性身上一览无余。男性在不放弃家庭和爱情的情况下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而女性却不能，这是很可悲和痛苦的。对女性来说，这两者仿佛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英迪拉·甘地的办公室位于政府大厦，我在那里同她会面。这也是当年她父亲的办公室：一间宽敞朴素、光线不太充足的屋子。她身材娇小，坐在一张陈设简单的写字台后面。我进去时，她迎着我站了起来，跟我握手，然后又坐下，没有任何开场白，只是凝视着我，她的眼神仿佛是在对我说：“快提第一个问题，别浪费时间，我可不能浪费时间。”开始时，她仔仔细细地回答着问题，过了不久，她就像打开话匣子似的，谈话在互有好感的气氛中进行得很顺利。我们在一起谈了两个多小时。采访结束时，她和我一起走出办公室，她一直把我送上了出租车。经过走廊和走下楼梯时，她一直挽着我的手臂，好像我是她的老相识似的。她一面跟我说这说那，一面漫不经心地回答着官员们对她的致意。那天她似乎有点累了，我突然冒出一句：“说到底，我并不羡慕你，我并不想坐到你的位置上。”她对我说：“问题并不在于我有哪些问题，而是在我的周围有哪些白痴。”过了两天，我发现采访还有些遗漏，希望再见她一面。没有经过任何繁文缛节，我就到了她的家里。她的家是一栋简朴的小别墅，她与儿子拉吉夫和桑贾伊一起住在这里。在家时，她比谁都平易近人。通过她早晨接见那些找她请愿、抗议和向她献花的人这件事能看出这一点。我按了门铃，她的秘书出来开门。我问她，总理能否再给我半小时的时间，秘书回答说：“我们试试看。”于是转身就进去了。当她出来时，英迪拉也一起走出来了。“请进，请坐。咱们喝杯茶吧！”就这样，我们坐在面朝花园的客厅里又谈了一小时。除了回答我的问题外，她还告诉我，她的大儿子拉吉夫跟一个意大利女人结了婚，在印度航空公司当飞行员。二儿子桑贾伊是汽车设计师，还是个单身汉。最后她又叫来了正在草坪上玩耍的皮肤黝黑的漂亮小男孩。她一边温柔地拥抱他，一边低声地说：“他是我的孙子，是这个世界上我最爱的人。”看着这样一位强有力的女人拥抱一个小男孩，会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感觉，让人更加深切地感到刚才讨论过的，女性事业与家庭难以两全的矛盾。
我对英迪拉的报道引起了巨大反响。听说布托读了我们的访谈之后很生气，出于妒忌，他让我也到他那里去采访他。我后来的确去了，所以之后在关于布托的访谈中再细细道来。那只是历史中的一个小插曲，事实上，最重要的情节是英迪拉的下台。这来得很突然，正当这位不可思议的女性深信自己在当今这个个体已起不了决定作用的时代仍能发号施令的时候，她突然就垮台了。像踩到香蕉皮滑倒一样，不可避免地倒下。
奥里亚娜·法拉奇：甘地夫人，我有许多问题想要问您，有涉及您个人的，也有关于政治的。关于您个人的问题我后面再提，等我弄明白了为什么许多人害怕您，说您对人冷淡，甚至冷酷、难相处后，再来问您。
英迪拉·甘地：他们这样说是因为我很直率，过分的直率。因为我不会在闲聊上浪费时间，不像印度人通常那样，让碰面的头半个小时在问候声中白白流逝：你好吗？孩子们怎么样了？孙子们怎么样了？诸如此类。我不想说这些亲昵的话语，但即使我们互相问候，也应该是在我们工作结束之后。但是在印度，我的这种做法总是行不通的。我说“咱们来谈实质性的问题吧，快！”他们就不乐意，于是就认为我冷淡，甚至冷酷和难相处。还有个原因，这也与我的坦率有关。我从不演戏，我不会演戏。我总是表里如一，有什么样的情绪就表现什么样的情绪。要是我高兴，就表现得高兴；要是我在生气，表现出来的就是生气，从不顾虑别人会有什么反应。只有那些与我有过类似的艰难人生经历的人，才能理解我对他人的态度观感不屑一顾的态度。所以现在您放马过来吧！您可以向我提出您想要知道的任何问题。
好极了。我想从最困难的问题开始。您打赢了一场战争，而且可以说是大获全胜。但是我们认为那是一次危险的胜利，而且持有这种看法的人并不少。您认为孟加拉真能成为您所希望的盟友吗？
要知道，生活总是充满着危险，我不认为危险必须避免。我认为只要看来是正确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要是在看来是正确的事情里包含着危险……那么，就应该去冒险。我一贯遵循的哲学是：如果一件事情必须完成，那么就不要去顾虑它会带来的后果，对于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只会在事后去衡量它的后果。要是有了新的问题，那就去解决新的问题，仅此而已。所以，您说这次胜利是危险的，但我认为，如今谁也不能再说这是危险的了，我也看不到您所指的危险。要是这些担忧真的变成事实的话……我就会根据新的问题来制定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我希望这番话听起来是积极的，我愿意从积极乐观的方面来回答您的问题。我可以乐观而且肯定地告诉您，在孟加拉和我们之间存在着友谊。然而友谊不是单方面的，谁也不会一无所获，双方都会有所得失。要是我们给了孟加拉什么东西，他们显然也要给我们一些东西。为什么孟加拉不需要兑现自己的承诺呢？经济上，孟加拉国资源丰富，可以重整旗鼓；政治上，我认为他们的领导人是训练有素的人，去那里避难的难民也正在重返家园。
他们真的正在重返家园吗？
是的。两百万人都已经。
一千万中的两百万，不算多。
不要着急。他们回去的速度算是很快的了，我对此很满意了，比我所期待的要快得多。
甘地夫人，我说您的胜利中包含着危险，不仅指的是孟加拉，而且还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现在他们吵吵嚷嚷地要闹独立。我听说在加尔各答发生了农民武装斗争。列宁曾说过，“世界革命将席卷上海和加尔各答”。
不，这是不可能的。您知道为什么？因为印度正在发生革命。这里，事情正在和平、民主地进行着。共产主义的危险是不存在的。如果不是我这个政府，而是右派政府的话，那就的确存在危险。事实上在印度，当人民认为我的党向右转的时候，共产党人才会增加。人民是对的，因为面对向右转的威胁，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投靠左翼的力量。但是目前人民看到了我们的努力，看到问题正在解决，共产党人使不上力。至于西孟加拉的农民武装问题，已完全控制住了。我确信，就是孟加拉的农民武装也会被控制的。不，我估计不会发生什么令人遗憾的事。
令人遗憾的事在孟加拉已经发生了一些。在达卡解放后，我在那里看到了可怕的私刑。
这发生在头五天，与其他的屠杀相比，与数百万人被杀相比，这仍然是一个小数字。当然，这是一个不幸的事件，我们尽了一切努力来阻止它的发生。您应该知道我们救下了多少人！但我们不可能走遍所有地方，看遍所有东西，个别疏忽是不可避免的。每个社会都有行为不端的人，我们也应该理解这些人。当他们无法忍受的时候，出于愤慨，他们可能会变得不可理喻。为了正确全面理解这个问题，人们不应该仅仅考虑在几天内看到的东西，而应该联想到在一段时间内看到和遭受的东西。
您知道吗？人们指责你们印度人挑起了这场战争，认为是你们首先发起的进攻。您对这个问题如何作答？
我现在就回答这个问题。如果追溯到很久之前，我们曾经协助过孟加拉解放军。如果您认为这一切都从那次协助孟加拉开始，从那个时刻开始，那么我承认，这场战争是由我们开始的。但我们当时不得不这样做。我们不能在我们的土地上接纳一千万难民，我们不能容忍国家无限期的不稳定下去。难民的拥入不会停止，将继续下去，而且将是爆炸性的拥入。我们再也无法控制难民潮，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必须阻止这一切。我访问尼克松先生和其他国家元首时，也是这样告诉他们的：我们的目的是避免战争。但如果您看看一场真正的战争是何时开始的，就不难意识到，是巴基斯坦人首先发动了攻击，是他们派飞机来攻击我们。当天下午五点，第一枚炸弹落在了阿格拉市。我可以证明，这是出乎意料的战而不宣。周末是我们这些政府人员唯一可能离开德里的时间，而恰好那个周末几乎没有人在德里。我去了加尔各答；国防部长在去南方的班加罗尔之前去了巴特那；财政部长去了孟买，正要去浦那；武装部队的指挥官也去了外地，我现在不记得了。我们所有人当天都不得不回到德里，所以我们的部队不是在几个小时内开始反攻，而是在第二天开始反攻。也正因为如此，巴基斯坦人占领了一些地区。我们当然有准备，我们知道可能发生什么。但只有在空袭时，我们才真正准备好了。要是没有这些准备，我们就只能留在德里之外了。
甘地夫人，您谈到了为避免冲突，而出访欧洲和美国的往事。今天您能谈谈那次出访的真实情况吗？跟尼克松谈得怎么样？
决定出访时，其实我认为我是不会成功的，那种感觉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企图用手指去堵住堤坝的决口一样。有些事……我不知道……不可能……但成功了。我跟尼克松先生谈得一清二楚。我跟他谈了我跟希斯先生、蓬皮杜先生、勃兰特先生谈的所有情况。我毫不含糊地对他说，我们不能负担一千万难民，也不能再忍受这种一触即发的局面。对于这些，希斯首相、蓬皮杜总统、勃兰特总理都很理解，而尼克松却不理解。事实上是其他人所理解的事情，被尼克松理解成另一回事。我怀疑他非常亲巴基斯坦，而且我知道美国人向来偏袒巴基斯坦。我持这种看法不仅是因为他们偏袒巴基斯坦，而且是因为他们反对印度。后来我曾感到他们似乎正在改变，但不是改变了亲巴基斯坦的立场，而是缓和了反印度的态度。也许我的印象是错误的，我对尼克松的访问并未能避免战争，但对我有用，因为经验告诉我，有时候当别人干一些反对你的事情的时候，这些事情最终总是对你有利，至少你可以利用它使自己从中得利。这是生活中的一条规律。请检验一下，您就会发现。这是生活中随处都可以看到的规律。您知道为什么我在最近的选举中能获胜吗？因为人民热爱我，这是对的；因为我辛勤地工作，这也是对的。但也因为反对派对我的态度不好。您知道我为什么能打赢这场战争吗？因为我的军队会打仗，这是肯定的；但也因为美国人站在巴基斯坦一边。
我不明白。
让我解释一下，美国总是认为自己在帮巴基斯坦的忙，但其实如果美国不这样做，巴基斯坦反而会成为一个更强大的国家。支持一个连一点民主的因素都没有的军事政权，并不是在帮助这个国家。正是由美国人支持的军事政权在巴基斯坦失败了。有时候，朋友的好意也是危险的，帮助朋友也需要三思后行。
那么中国人呢？当时中国人也站在巴基斯坦方面。要是我没有说错的话，中国是印度最强大的敌人。
此言差矣。其实，我并不理解为什么我们和中国人必须互为敌人，我们不愿意做他们的敌人。但如果他们有意与我们为敌，那我们没有办法。但是我不认为他们真的愿意成为我们的敌人，因为我不认为这样的结果会对他们有什么好处。至于在这场战争中他们所持的态度……怎么说呢？我认为他们比美国人高明。肯定地说，他们是比较温和的。要是愿意的话，他们本来可以为巴基斯坦做更多的事，对不对？把第七舰队开进孟加拉湾的是美国人而不是中国人。保险起见，当时我没有撤走驻扎在与中国交界处的军队。但是我从来不相信中国人会采取任何激进的手段进行干涉。换句话说，我从来不认为存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危险。当然，要是美国人开了枪，要是第七舰队不仅停留在孟加拉湾而且还实施了进一步的措施……是的，那就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坦率地说，我从未有过这样的担心。
甘地夫人，说实话跟您这样一位受过非暴力教育的人谈论战争，我感觉有些不适应。我在想，在发生冲突的那些日子里，不知道您有什么感受。
您要知道，这并不是我第一次面对战争，我还处理过其他战争。既然谈到非暴力，我来给您讲个小故事：1947年，印度独立不久，巴基斯坦入侵了当时受印度土邦主掌管的克什米尔。土邦主逃跑后，克什米尔人民在酋长阿卜杜拉领导下请求印度援助。当时的印度总督蒙巴顿勋爵回答说，要是巴基斯坦不向克什米尔宣战，印度就不能向克什米尔提供援助。他似乎对巴基斯坦屠杀人民这一事实毫不关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领导人决定签署一项保证与巴基斯坦战斗的文件。圣雄甘地虽然一向崇尚非暴力，但是也在上面签上了名字。是的，他选择了战争，他说他没有别的办法。在有必要保卫别人和自己的情况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问题是我坚持认为这场战争是兄弟之间的战争。我对奥罗拉将军和尼亚齐将军也都是这样讲的。他们都回答说：“归根结底是兄弟。”
不是归根结底，而是从头至尾：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本来就是兄弟。占领达卡后，巴基斯坦的军官和印度军官在一起握手，我知道您对此会感到惊讶。但是您明白吗？1965年以前，在我们的军队和巴基斯坦的军队里，您很可能会遇到两个身为兄弟、国籍不同的将军，他们真的有可能会来自同一个家庭，同父同母；或者一边是叔父，另一边是侄子；或者一方是表哥，而另一方就是表弟，目前的状况就是这样。我再告诉您，有那么一段时间，巴基斯坦和印度驻瑞士的两位大使真的是亲兄弟。唉，英国人强加于我们的分治是多么不近人情！这样的决定使得无数家庭四分五裂、无法团聚。令人悲痛的情景我还历历在目：当时被迫移居他乡的人并不愿意离去……许多伊斯兰教徒，不愿意从印度迁徙到巴基斯坦去。于是他们就宣传说，到了那边将有更多的机会，所以他们才迁过去。还有许多印度人不愿意留在巴基斯坦，但是那边有他们的亲人和财产，也就留在那里了。要他们成为我们的敌人，太荒唐了。特别是想到，伊斯兰教徒和印度教徒之间争取独立的历史时，现状就显得更加荒谬，甚至愚蠢。是的，在英国人的统治下，存在着敌对的团体，而且彼此之间有交锋。但很明显，这是被那些分裂我们、不在乎我们之间是否和睦的人挑起的。外国人一直想分裂我们，甚至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之后也是如此。如果印度人和巴基斯坦人能够团结起来，那么就是最好的局面……我说的不是什么联邦，而是比如像意大利和法国这样的两个友好邻邦，那么双方的进步都会更快。但是，我们的进步似乎不是某些人所关心的。这些人所关心的是使我们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我们一直互相折磨。所以我愿意原谅巴基斯坦人，他们还能怎么办呢？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唆使他们攻击我们，给他们递武器，于是他们就攻击了我们。
布托说愿意与印度建立联邦，您认为怎么样？
但是……布托并不是一个很全面的人。每当他说话时，人们总是弄不清他究竟想说什么。关于这点，他到底想说什么呢？想说他愿意成为我们的朋友吗？很久以来，我们就想要与他们建立友好关系，我一直愿意成为他的朋友。这一点其实西方世界并没有关注到：西方报刊一直强调，印度是巴基斯坦的敌人，巴基斯坦也是印度的敌人；他们强调印度教教徒反对伊斯兰教徒，同时伊斯兰教徒也敌视印度教教徒。然而，他们从来没有说过自从印巴被肢解成两个国家以来，我的党一直在与这种局面作斗争，从那时起我们就认为，因双方宗教信仰不同而产生敌意是错误的、荒唐的。少数民族不可能被一个国家消灭，信奉不同宗教的人也有可能和睦共处。在当今世界，人们怎么可能由于宗教信仰不同而互相残杀呢？每天有这么多其他问题需要我们去处理！我们真正需要去关心、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消灭贫穷、实现个人的权利、推动技术的发展。这些才是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远比宗教更重要！因为它们是一些普遍性的问题，既是巴基斯坦人面临的问题，同样也是我们印度人的问题。对于那些头脑发热到叫嚷宗教危机或说类似蠢话的人，我不予理睬。糟糕的是，在印度也有人说这样的话。他们说什么“我们本不应该接受巴基斯坦这个国家的存在。如今这个国家就在那里，所以我们要去摧毁它”。但是，这些人只是少数几个疯子，群众并不跟他们走。在印度，不存在大规模的反巴基斯坦的宣传。当然，在战争期间有过少量这样的宣传，但即使在战时，我们也能控制这样的情绪。事实上，巴基斯坦人对此也感到惊讶。在野战医院里，巴基斯坦俘虏感叹地说：“怎么？您是信奉印度教的大夫，也愿意医治我的病？”请注意，对于布托这个人，我只能回答说，要是他明白他说这话的意思，那么他讲了他唯一该说的话。要是他不这样讲，他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但是据说布托是有野心的。我希望他是一个野心很大的人，因为野心能使他看清现实。
甘地夫人，您不是教徒，对吗？
怎么说呢……这取决于对“宗教”这个词的解释。我不去庙里，也不拜佛，我不干诸如此类的事。但是如果把宗教理解成信仰人而不信仰神，理解为努力使人变得好些，使人生活得更幸福，那么我是教徒，是一个很虔诚的教徒。
希望刚才不是一个使您为难的问题，甘地夫人。
我不为难。为什么这么说？
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可能会让您为难。您一直宣称执行不结盟政策，可是去年8月，您签署了《印苏友好条约》。这两者难道不矛盾吗？
不，我认为不矛盾。不结盟意味着什么？不结盟意味着，我们不属于任何一个军事集团，不受任何别国的影响，保留与所有国家友好的权利。签订了印苏条约后，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别人愿意怎么说怎么想都可以，我们的政策不会由于同苏联的关系而发生变化。我们清楚地知道，印度的命运是与人类的和平联系在一起的。您会说，不管怎样条约已经存在，这个条约使得我们对苏联的态度不同于对其他的国家的态度。是的，条约是存在的，但并不是单方面存在。请思考一下，鉴于我们所处的地理位置，您将看到对苏联来说，印度是非常重要的。可是，在国际事务中，条约并不会改变任何事情，也就是说，不会阻挠我们成为其他国家的朋友，就像我们现在实际上是他们的朋友那样。条约也不会禁止我们去发挥不结盟的作用，就像我们现在实际上正在发挥的作用那样。我向您保证，不管苏联、中国、美国、法国或其他国家是怎样的态度，我们将继续做出自己的决定。您还想知道更多的情况吗？签订这项条约之后一个月，有人问周恩来，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周恩来回答说：“现在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我看不出为什么一定会有不同。”
印度即将在河内开设大使馆，到那个时候，情况就不同了。事实上，您是越南问题的国际监督委员会主席。在河内建立使馆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您将退出这个委员会，不主持委员会的工作了吗？
我目前也不知道……确实有这么一个问题，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我还没有相处解决方案。说到这一点……那我们就好好地来讨论一下吧！请注意，国际监督委员会做不了什么事情，也从来没有做成什么事情。留不留在那个委员会里有什么关系呢？决定在河内开设大使馆以前，我曾考虑了很久，但是做出这个决定时确实我觉得坦然。美国对越南的政策，如我们所见，在西贡的情况完全失控。所以，我对自己所做的决定感到很满意。
所以，那些认为您比您的父亲更左一点的人是有道理的？
我并不愿意把世界分成右和左。我不在乎谁是右派、左派或中间派。即使我们使用这些术语，而且我自己也这么说，但它们已失去了原有的含义。我对这样或那样的标题或者界定并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只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求达到我要达到的目标。我是有一些目标，这也是我父亲的目标：让人民拥有更高的生活水平，消除贫困，消灭经济落后带来的后果。我要达到这些目标，我要以最好的方式来实现这些追求，不管人们把我的行为说成是左派或右派。我们在银行国有化时就有过这样一段经历：我并不赞成国有化，不赞成华而不实的国有化，或者把国有化视为医治一切不公平弊端的灵丹妙药。我只赞成必要时实行国有化。当我第一次谈到国有化改革时，我所在的党派由于一部分人赞成一部分人反对，被搞得不知所措。为了不使党分裂，我当时建议暂时妥协，给银行一年的时间，让他们自己看看国有化是否有必要。一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他们一点办法也没有，钱源源不断地流入富有的实业家和银行家手中。这样，我下了银行必须国有化的结论。所以我们把银行国有化了，考虑的根本不是这样的行为是社会主义还是反社会主义，而只认为这是必要的措施。谁要是仅仅为了表现自己是一个左派，而去搞国有化改革，我认为这样的人是非常不理智的。
可是，您刚才说了好多遍“社会主义”这个词。
是的，因为“社会主义”最接近我想要实现的状态，因为在所有拥有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都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但就“社会主义”一词而言，现在有着各种含义和解读。俄国人自称是社会主义者，瑞典人也自称是社会主义者，每个人都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我们不要忘记，在德国也有民族社会主义。
甘地夫人，对您来说，“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含义是什么？
公正。没错，这个词意味着公正，意味着试图去实现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
可是，这只是从实际的层面上，和这个词属于哪种意识形态无关。
是的。不过，与某一种并不能给人们带来任何实际作用的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又有什么用呢？我也是有理想的，人的工作不可能毫无目的，总会有某种信念。正如我父亲所说，一个人的头脑应该是开放的，但必须灌输某种信念进去，不然的话，思想会变得空虚的。可是，持有某种信念，并不意味着我要去信奉某种教条。如今，人们不会再信教条了，因为世界的变化是如此迅速！也许二十年前你想干的事，今天已毫无意义了，过时了。您要知道，对我来说，多年来唯一没有变化的是，在印度，仍然存在着极大的贫困。很大一部分人仍然没有从独立中得到应得的好处。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有什么用呢？我们当年为什么到处要求自由？绝不只是为了把英国人赶走。对于这一点我们一直是很明确的，我们一直说，我们的斗争不仅是反对代表殖民主义的英国人，而且是反对印度存在的一切余孽：封建制度的余孽，等级制度的余孽，经济不公的余孽。可是，这些余孽今天并没有根除。我们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已经二十五年了，但距离我们预期要达到的目标还很远。
那么，现在你们达到了哪一步呢？
这个很难界定，因为我们所到达的地方是在不断变化的。您爬过山吗？没错，当你爬到山顶的时候，感觉你已经到达了最高点。但随后却意识到，你脚下的山只是最低的山峰之一。那是一座群山，必须爬上许多许多的山峰……尽管已经很累，但是你越爬越想爬。所以我的意思是，在印度，贫穷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不仅有人们在城市里看到的穷人，还有部落里的穷人，生活在森林里的穷人，生活在山区的穷人。难道就因为城市里的穷人生活有所改善，我们就可以不管其他的穷人吗？已经得到的改善又是什么呢？这难道就是我们在十年前的诉求吗？这在当时说来确实是很丰富的，但在十年后的今天就不能算丰富了。因此您看，在管理一个国家，特别是像印度这样一个幅员辽阔、情况复杂的国家时，人总是会感到不满足。在你认为自己已达到某个目标的时候，却发现什么也没有达到，还须继续往前走，为实现遥远的理想继续往前走，尽管前路漫漫了无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