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了！一个人可以梦见任何事情，但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有可能做梦，但从梦中醒来时，就会发现梦和现实的共同点其实很少。对一个人来说，能够自由地生活和表达是不可或缺的……苏维埃俄国并不缺乏物质条件，也不无知，但那里的人却不敢表达，因为存在着特权阶层……在联合国，我也从来没有感觉到，社会主义国家的外交部长和反动国家的外交部长之间有什么区别。一年前，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指责我们是战争罪犯，因为当时许多国家在投票中弃权。而当我在维也纳会议上遇到我的社会主义同志时，我告诉他们：“你们国家在投票中投了弃权票呢，但是，好吧！我将成为一名战犯。”你引用了彼特罗·南尼的话……南尼是另一回事。他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篇章。也是当今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人物之一。因为他是如此诚实，如此正派，充满了正义和爱心，如此勇敢地坚持着自己的信念！他是如此的诚实，是我最钦佩的人。我为有他这样的朋友感到骄傲。至于……当然，我对社会主义也有同样的感觉。
梅厄夫人，您知道我在听您讲话的过程中，产生了什么想法吗？我在问自己，这么多的苦难有没有使您变得愤世嫉俗，或者至少让您丧失了热情？
噢，不！我一点也没变得愤世嫉俗。我所经历的苦难，只是让我丢掉了幻想。例如，四五十年前，我曾经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应该是一个诚实的人，不会撒谎，而现在我知道，社会主义者和其他人一样是人，和其他人一样会撒谎，和其他人一样会做不诚实的事。当然，这很可悲，但绝不能导致对人的信任的丧失！它绝不能导致人们本质上是坏的结论。不，不会的！每当我初遇一个人时，我总是会把他看作是一个好人，而且我总是这样看他，直到得到相反的证据。即使我有相反的证据，我也不会断定这个人就是坏的，我只是说他对我不利。总之，我不怀疑人，我从不恶意揣测他们……我也不知道这是否说明我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在我这个年龄，做一个乐观的人真的很不容易。在我漫长的一生中，我确实见过很多坏事，也见过很多好事，很多很多……如果我仔细回顾我所遇到的许许多多的人，相信我，只有很少一部分人，会被我一票否决。
梅厄夫人，您有宗教信仰吗？
不，哦不！我从来没有信仰过宗教。我从小就没有宗教信仰。事实上，我待人的态度并不是来自宗教信仰，而是来自我对人的信任的本能，来自我对人类的不灭之爱。宗教……您知道吗，我的家庭是非常传统的，但并不信奉任何宗教。我家人里只有我的祖父有宗教信仰，那是很久以前，我们还住在俄国时候的事了。在美国……我们讲希伯来语，庆祝我们的节日，但我们很少去犹太会堂，只有在新年的时候陪我母亲去，而且只是去会堂里找个地方陪她坐坐。我只在犹太会堂做过一次祷告，那是在莫斯科。其实您知道我特别想让您意识到的是什么吗？那就是如果我一直待在俄国，也许我会成为一个信徒。
为什么？
因为在俄国，犹太教堂是犹太人唯一可以交谈的地方，而当我在1948年被任命为传教团团长去莫斯科时，您知道当时我是怎么做的吗？在我离开之前，我召集了和我一起的人，对他们说：“你们都拿着祈祷书，还有你们的方披肩和圆帽子，带着所有的东西。我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只会在犹太教会中遇到犹太人”。真的，的确就是这样。当然，在第一个星期六，当地犹太社区的人都不知道我要去犹太会堂，所以那里只有大约两百人，也许更多一点。但在犹太新年和赎罪日，有成千上万的人。我从早到晚都在犹太会堂，当牧师读到赎罪日祷告的最后一句话“明年，在耶路撒冷”时，整个会堂都震动了。我是一个情绪冲动的女人，所以立刻跟着一起祈祷。事实上，在莫斯科说“明年，在耶路撒冷”这句话，与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或纽约说这些话的意义是不同的。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或从纽约，人们可以简单地乘坐飞机前往那里。而在莫斯科，祈祷有特殊的意义。我祈祷：“上帝，让它发生吧！如果不是明年，那就再等几年。”是否有上帝，他是否听到我的祈祷？事情真的就这么发生了。
梅厄夫人，那您有没有感到您与俄国在感情上有什么联系吗？
不，一点也没有。我的许多成年后才离开俄罗斯的朋友，都觉得自己与俄罗斯，与这个国家的山和水，与它的文字和音乐有某种联系。但我没有时间和机会去接触和欣赏这些东西，因为我在八岁，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俄罗斯。我对俄罗斯只有一些不愉快的记忆。是的，可以说我在俄罗斯没有感受到任何一丝欢乐。我记得八岁之前的一切都很悲惨。屠杀犹太人的噩梦，哥萨克人残酷地惩罚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恐惧，尖叫，这就是我从俄国带到美国的全部。你知道我生命中的第一个记忆是什么吗？我父亲曾经用钉子封住门窗，这样哥萨克人就不会进入我们的房子并屠杀我们……啊，锤子敲击木板上的钉子的声音！还有哥萨克人在街上的马蹄声！
梅厄夫人，您那时几岁？
我当时大约五六岁，但我对这一切都很清楚。我们住在基辅，有一天，我父亲离开基辅去了美国……我们当时非常穷，甚至不能填饱肚子。我父亲以为他会去美国待上一两年，攒点钱，然后再回来。因为对犹太人来说，20世纪初的美国是一个银行，遍地黄金，能够去那里是一个重大的机遇。正是带着这种对未来的憧憬，我父亲离开了基辅。由于没有工作的犹太人不能在基辅生活，所以当我父亲离开时，我们也不得不和他一起离开。于是我和母亲、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搬到了平斯克。我们在那里一直待到1905年，当时沙皇的残酷行为达到了顶点。事实上，1905年的宪法是一个肮脏的谎言，是围捕、逮捕社会主义者的伎俩。我的姐姐比我大九岁，她加入了社会主义运动。由于她的政治活动，她经常很晚才回家。我母亲对此非常担心。在我们家附近有一个警察局，被捕的社会主义青年……经常受到折磨，每天晚上都能听到他们的惨叫声！妈妈总是说：“是她！是她！”她似乎也听到了我姐姐的声音。啊，当我父亲来信要求我们去美国时，我们是多么高兴啊！我的父亲在信中要求我们去美国。因为在美国生活会非常好。
那您对美国很有感情，是吗？
没错，这不仅是因为我在美国长大，在美国生活到将近二十岁，在美国受了教育，而且也因为……我在美国才消除了在平斯克和基辅的恐惧心理。对我来说，美国和俄国有什么不同呢？当我们移居美国时，我才八岁多一点，姐姐十七岁，妹妹四岁半。我父亲找到了工作，加入了工会。他为参加工会感到自豪。两个月后，劳动节到了，他对我母亲说：“今天将举行游行。如果你们去某条街，就能在队伍中看到我和我们工会的朋友们。”母亲带我们去了。当我们在那里等待游行队伍时，骑警也来了。他们为游行队伍开道。我说清楚了吗？但是我四岁半的小妹妹不明白这一点，当她看见骑警时，她颤抖了，喊道：“哥萨克人！哥萨克人！”我们只好把她带走了。父亲本来希望我们能亲眼看见他同他的工会朋友一起游行的情景，我们终于没能满足他的愿望。回来以后，我妹妹生病了，接连几天发高烧，并且不断地惊叫着：“哥萨克人！哥萨克人！”总而言之，据我所知，在美国，骑在马上的人保护劳动者的队伍；而在俄国，骑在马上的人却屠杀年轻的社会主义者和犹太人。
梅厄夫人，也不完全是这样，总之……
啊，听我说。美国是一个很大的国家，那里确实存在着许多恶行，许多不平等。五十年前，或者说一百年前，黑人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是一个巨大的悲剧。但美国仍然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一个充满机会和自由的国家！人们可以说他们想说的，写他们想写的，反对政府和掌权者。你认为这不算什么吗？也许我并不客观。但我对美国心存感激！我对美国有很多的爱，这样可以吗？
可以的。现在，让我们来聊聊果尔达·梅厄本人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位被本—古里安称为“政府中唯一的男人”的女人，好吗？
这是关于我的种种传说之一。尽管说这种话的人是为了恭维我，但它使我感到恼火。这是恭维吗？我认为不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男人要比女人强，而我根本不同意这种观点。我想这样反问那些恭维我的人：如果本—古里安说“我的政府里的男人像女人那样能干”呢？男人们总是自认为胜过女人。我永远不会忘记1930年代，我们在纽约召开党代会时发生的一件事情。当时我在会上讲了话。会场上有一位作家，是我的朋友，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很有教养，很有学问。在我讲完话后，他走到我面前，对我说：“好极了！你的讲话真了不起！何况你还是一个女人！”他就是这么说的，说得这样自然和不加思考。好在对这些事情我只是一笑了之……
梅厄夫人，妇女解放运动的女士们会对您的回答感到欣慰。
您指的是那些烧掉胸罩，把衣服穿得乱七八糟，厌恶男性的疯子吗？那些人都是疯子，她们疯了。她们怎么能接受“怀孕是一件坏事、生孩子是一场灾难”这样的观念呢？特别是，当我们了解到，那是我们女性比男性更享受的特权之一时，还怎么能接受她们的观点呢？！女权主义……我想说：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开始了我的政治生涯，当时我只有十六七岁，我从来没有成为任何妇女组织的成员。当我加入犹太民族复兴主义劳动组织时，里面只有两名妇女。我的战友中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男性。我一生都在男人中间生活和工作。但是，我是一个女人的事实从未——我是说从未——成为我的障碍，它从未让我感到不舒服，从未让我感到自卑。男人总是对我很好。
您的意思是，与女人比，您更喜欢男人？
不是的，我想说的是，我并没有因为身为女人而受男人的气。我想说的是，男人们虽没有优待我，但也没给我制造困难。但我是幸运的，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具有与我同样的经历。但无论如何，我个人的经历不能证明那些疯女人是有道理的。我只同意她们的一个观点：女人必须比男人能干得多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无论是从事某一种职业，还是献身于政治，都是如此。在我们的议会里，女性很少，这点使我很不安。但我可以向您保证，这些女人一点都不比男人差，相反，她们常常比他们能干得多。因此，这个社会对女性还有这么多限制和不公正，是不可思议的。比如说，在准备候选人名单时，只限于考虑男人。但这都是男性的过错吗？难道女性自己对此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梅厄夫人，您刚才说一个女人要取得成功，就必须比男人能干得多。这是否意味着，做女人要比做男人更难？
是的，当然是这样。做女人更困难，更累，要求更高。这不一定是男人的错，我认为这是出于生理原因。事实是，生孩子是女人的工作，养育孩子也是女人的工作。做女人，不仅要生孩子，养孩子……还要工作，做一些……唉，这很难。的确很难。在这方面，我有很多个人经验。当我在外面工作时，经常要考虑留在家里的孩子，而当我在家里时，则要考虑我在家里负责的工作。这不可避免地增加了精神负担，使人坐立不安。除非，一个女性生活在一个集体农场，那里的生活是围绕着同时工作和生孩子的需要来安排的。但如果不是生活在这样的农场里，那就不得不努力工作，把自己一分为二，忍受苦难……所有这些都将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家庭的结构中。特别是当你的丈夫与你非常不同，不是同一种“社会动物”时，一个到处活动、不满足于只当一个家庭主妇的妻子会让他感到不满……随之，冲突必将发生，甚至可能导致家庭的解体，就像我那样。是的，我为了获得今天的成就付出了代价。
梅厄夫人，具体是哪些代价呢？
具体的代价就是……痛苦！我的孩子的童年因为我而充满痛苦。我经常扔下他们，无法给他们应有的陪伴，尽管我知道作为母亲，我应当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他们应有的陪伴，我也希望自己那样做。每次当我头痛难忍，没办法去上班时，我的孩子们是那样高兴，他们高兴得手舞足蹈，欢呼着：“妈妈待在家里啦！妈妈头痛啦！”如今，萨拉和梅纳希姆已经长大成人，他们自己也有了子女，我仍然感到很对不起他们。但是，我得老老实实地说，我曾问自己：“果尔达，你不为自己这样对待他们感到内疚吗？”不，因为我虽然给他们带来了痛苦，但也使他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而不像一般人的生活那样平庸。我的意思是，他们不仅是在家庭这个小空间中长大的，他们也认识到了重要的人物，参与了重大问题的讨论，参加重要的活动。如果您跟他们谈话，他们也会肯定这个事实。他们会对您说：“是的，妈妈太不关心我们了。她经常不在家，她的那些政治活动、她对我们漫不经心的态度，都使我们感到痛苦。但是我们并不抱怨她，因为她也给了我们许多别人的妈妈不能给的东西！”您知道吗，有一件事使我感到非常自豪……那是在1948年我们抗击英国人期间，参加抗英团体的年轻人晚上到街上去张贴传单，我女儿也一起去了，但她不知道传单是我写的。一天，她对我说：“妈妈，今天晚上我要晚一点回来，也许不回来。”“为什么？”我吃了一惊，问道。“妈妈，我不能告诉你。”说着，她夹了一包东西走了。没有任何人比我更清楚那包东西是什么，晚上出去张贴传单意味着什么。为了等萨拉，也由于担心她会出事，我一夜没有合眼，但同时我为她的行动而感到自豪！
梅厄夫人，对您的丈夫，您是否也像对孩子们那样感到内疚呢？
我们不谈这个……我不想谈他……我从来不谈他……好吧，让我试着谈谈吧。我的丈夫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他有学问，性情温存、善良。他各方面都很好，但他只关心家庭、音乐和书籍。虽然也关注社会问题，但他对家庭的关心超过了对社会问题的兴趣。我与他截然相反：只有家庭的幸福，对我来说是不够的，我必须要有事业！否则我会觉得感到不安，会陷入忧郁和苦闷之中……我十五岁时认识我的丈夫，我们很快就结了婚。从他那里我学到了很多好的东西，音乐和诗歌。但是，我天生不是只满足于音乐、诗歌和……他要求我待在家里，放弃政治生活。而我总是不在家，总是在外面搞政治。当然我对他也感到内疚……我也使他忍受了很多痛苦。他到以色列来，是因为我要来。他到农庄去，是因为我要去。他过着一种他难以适应的生活，是因为我需要这种生活……这是一场悲剧，一场大悲剧。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如果他同一个与我不同的女人结合一定会很幸福。
您是否曾为了满足他的需求，为了让他幸福，而作过努力呢？
为了他，我做出了我一生中最大的牺牲，我为他放弃了农庄生活。要知道，以色列的农庄是我最爱的事物。我喜欢农庄里的一切：体力劳动，同志间的感情，艰苦的生活。我们居住的农庄在杰斯黎尔山谷，起初那里只有沼泽和沙子，但是很快就变成了种满橘子树和各种果树的花园。只要看看这些，我就高兴，想要在那里生活一辈子，可是他无法忍受。无论是思想上还是体力上，他都无法适应。他不习惯与别人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他的身体无法适应沉重的劳动和那里的气候，他也不愿意作为集体中的一分子。他的个性太强、太内向、太脆弱。他病了……我们不得不离开那里，回到城市，回到特拉维夫。直到今天，这件事还像针一样刺痛着我。对我来说，牺牲太大了。但是我忍受了，因为我以为回到城里，我们的家庭会变得平静和融洽些，但结果不是这样。1938年，我们分居了。他于1951年去世。
他不为您感到骄傲吗？至少在最后几年里。
我不知道……我想不会吧。我没有去注意他最后几年里在想些什么。他总是沉默寡言，所以没有人知道他的想法。总之，他的悲剧并不在于不了解我（他非常了解我），而在于他太了解我，以至于认识到自己无法改变我。他知道我没有别的选择，我必然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但是他不愿意面对，就是这么回事。谁知道呢，或许他是对的。
梅厄夫人，那您没有考虑过离婚吗？在他去世后，您也没有考虑过再结婚？
噢，没有过！从来没有！我从没有过这种念头。从来没有过！我始终认为，我仍然是他的妻子！我们分居后仍然会保持联系。他有时会来办公室看我……也许您不明白一个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尽管我和他是如此不同，不能在一起生活，可是我们之间一直存在着爱情。我们的爱情是伟大的，它从我们相识的第一天开始，一直延续到他逝世。这样的爱情是不能代替的。
那您是否很讲贞节？就是人们所说的……是清教徒式的，讲究伦理道德？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那样，我一直生活在男人中间。但是我从来不允许任何男人在我面前谈论淫秽的事情或表现轻佻。您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因为我坚持这样的信条：如果他们给我一杯水，那么水必须是干净的，否则我就不喝。我喜欢干净的东西，这是我的天性。我的一个好朋友曾对我说：“果尔达，不要这样严厉。不存在道德上的区别，而只有美和丑的不同。”我想这位朋友也许是对的。而且，不仅如此，我还认为，同一种事物，可能是美的，也可以是丑的，因人而异。但是……我不知道如何解释……但也许这可以作为佐证：爱情永远是美好的，而与妓女做爱却是丑恶的。
大家还认为您很强硬，不让步……
我强硬吗？我不这么认为。对待某些政治问题，我的确是强硬的，我不打算让步，这一点我坚定不移。我对以色列有信心，在以色列问题上我不让步，的确是这样。是的，就这个含义来说，决不让步这个词是适用于我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在私人生活中，也就是在待人接物方面……明眼人都不会认为我是一个强硬的人。我或许会是您见到的最通情达理的人。因而还有很多人指责我用感情而不是用理智来搞政治，这并非偶然。但是如果这是事实，那将会怎么样？我想不会有什么坏处，相反会有好处。我一向为那些害怕流露感情、隐瞒自己的想法和不懂得哭的人感到难过。因为不会失声痛哭的人，也不会纵情欢笑。
那您哭过吗？
我哭过吗！怎么会没哭过呢！如果您问我：“果尔达，您一生中的笑和哭，哪样更多些？”我会回答您说：“我相信，我笑的时候比哭的时候多。”除了我家庭的不幸外，我的一生是很幸运的。我认识了很多很好的人，特别是在以色列度过的五十年中，我结交了这么多有趣的朋友，我的身边一直不乏那些具有极高思想高度的高尚之辈，同时我也一直得到人们的器重和爱戴。除了幸运以外，我还能要求什么呢？如果我不会笑的话，那我就是一个真正的不知足的人。
对一位被誉为以色列的象征的女人，这不是件坏事。
以色列的象征？什么象征呀！您是和我开玩笑吧？您难道不认识那些真正象征以色列的伟大人物吗？他们才是以色列的缔造者，是他们影响了我。在他们当中，现在只有本—古里安还在世。我以我的儿孙的名义起誓，我从未认为我可跻身于本—古里安和卡茨纳尔逊等伟人之列。我又没有失去理智！是的，我做了我所能做的一切。但这不等于说，如果没有我所做的事情，以色列就不会有今天。
那么人们为什么说，只有您才能使这个国家团结起来？
胡说八道！告诉您一个事实，您就会相信我的话。1969年艾希科尔去世后，为了了解他的可能的继承人为公众接受的程度，曾进行过一次民意调查。您知道有多少人表示支持我？只有百分之一，或者说是百分之一点五。没错，这个数据与当时我们的党处在危机中，我作为外交部长受到危机波及不无关系。但是，仅仅百分之一、百分之一点五啊！一个三年前还那样不得人心的女人，今天会成为一个使国家团结起来的人吗？请相信我，国家是靠它自己团结起来的，它并不一定需要一个叫果尔达·梅厄的总理。如果这个国家的年轻人说：“别再战斗了，别再打仗了，我们投降吧。”那么，任何一个果尔达·梅厄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如果贝特谢安集体农庄的人们说：“别再在巴勒斯坦游击队的枪口下生活了，别再睡在隐蔽所里了，我们走吧。”那么，任何一个果尔达·梅厄同样也不能有所作为。何况，果尔达·梅厄掌握国家大权只是一个偶然事件。艾希科尔逝世了，需要有人接替他。党认为她有可能胜任，因为她被各派力量所接受……没有任何其他原因。事实上，我根本不愿接受，我宁愿退出政坛，我感到疲惫不堪。您可以去问我的儿孙们。
梅厄夫人，请您别对我说，您从未意识到自己的成就！
我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并不会疯狂地想要出人头地，也不为自卑的煎熬而折磨。当我否认自己是以色列的象征和民族团结的保障者时，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失败者！当然，我不可能一直完美，但我也不认为，我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无论是作为劳工部长、外交部长、党委书记还是政府首脑。我承认，我认为女性可以成为非常好的行政长官，非常好的国家元首。不过上帝啊，我要是一个男人，我一定也可以做得很好……我也不知道，我也无法证明这一点。因为我从来没有当过男人……不过在我看来，女人其实比男人更有条件从事这个职业。男人善于看清事物的本质，并抓住问题的核心。而女人更实际，更现实，不像男人那样只说不做，不切实际。
但是，您的话使人隐约地感到，您对自己并不满意。所以您对自己满意吗，梅厄夫人？
哪一个有自知之明的人会对自己特别满意呢？我不满意我自己，是因为我对自己太了解了。我非常明白，我没有成为我所希望成为的那种人。这么解释吧，要了解我所希望成为的人，我告诉您我最喜欢的人是谁，那就是我的女儿，萨拉。她是那样的善良、聪明、正直。她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也勇于表明自己的观点。她从来不屈服，不屈服于多数。但我不能用同样的语言来形容我自己。一个人要是从事我这种职业，就不得不经常妥协，就无法百分之百地忠于自己的理想。当然，妥协是有限度的，我也不能说自己一直在作妥协，但是我所作的妥协是够多的了。这让人很不满，也因为这一点，我总是渴望退休。
您真的要退休？
我可以向您保证。到明年的五月份，我就七十五岁了，我老了，常常感到精疲力竭。我的身体状况基本上还不错，我的心脏还很好，但是我不能永远这样发疯似的工作下去。我不知道对自己说过多少次了：让这一切见鬼去吧，让一切的一切都见鬼去吧，我已经尽了我的责任，现在轮到其他人了。够了，够了，真的够了！总有一天，我会拂袖而去，不通知任何人就这么转身走掉。我之所以至今仍坚守在这里，没有其他原因，完全是出于责任。而且我也不能把一切置之度外！是的，很多人不相信我会退休。他们应该相信的。我还可以宣布我将退休的日期：1973年10月。1973年10月将要举行选举。等选举一结束，就再见了。
我不相信，大家都说您会改变主意的，因为您不是一个能让自己闲着的人。
这样说吧，人们其实忽略了我身上的另一个特点，我生来是个懒女人。我不是那种每一分钟都需要安排工作的女人，那样我也会生病。我喜欢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做，坐在扶手椅上，或者做一些无关紧要的事情来取乐，比如整理房间，熨烫衣服，准备一些吃的……我很擅长做饭，我是个相当能干的家庭主妇。我母亲常说：“你为什么要去上学呢？你做家庭主妇最合适了！”我也喜欢睡觉。啊，我可太喜欢睡觉了！我喜欢和人们在一起聊天，让演讲和政治演说见鬼去吧！我喜欢去剧院，我喜欢去电影院，没有警卫跟着我，自己一个人。当我想去电影院的时候，派一整队以色列士兵跟着我去，有什么意义呢？这叫生活吗？多年来，我不能做我想做的事，无论是睡觉、说话还是无所事事地坐着！我总是被束缚在工作中，每半小时告诉我必须做什么，说什么。啊！还有我的家人。我不喜欢我的孙子们说：“我的祖母对她的孩子不好，不关心他们；现在她对我们也不好，不关心我们。”现在我是一位祖母，但我的寿命已经不长了。我计划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与我的孩子和孙子们在一起。我还计划在书中度过我的余生。我的图书馆里有很多我以前从未读过的书。每天凌晨两点当我上床睡觉时，我总是拿起一本书，试着读上一会儿。但不到两分钟我就睡着了，书掉在了地上。最后，我希望能随时去莎拉的农场。去一个星期，去一个月，而不是在星期五匆匆赶去，星期六再赶回来。我应该成为时间的主人，而不是时间的奴隶。
所以说，您不畏惧衰老。
是的，我从不害怕变老。当我知道我可以改变一些事情时，我就会像旋风一样积极，而且我几乎总是能达到目的。但是，当我知道我对某件事情无能为力时，我就任由它发生。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第一次坐飞机的情景。那是1929年，我正从洛杉矶飞往西雅图。当然，是为了工作，而不是为了去游玩。我上了飞机，起飞时，我想：“胡闹，我怎么在天上飞呢！”但我很快就平静下来了。害怕有什么用？还有一次，我和一个朋友在从纽约到旧金山的飞机上，有一场可怕的风暴即将来临。飞机颠簸得厉害，我的朋友哭得像个孩子。我告诉他：“别哭了，你为什么要哭，哭有什么用？”所以亲爱的，衰老就像飞机在暴雨中颠簸。既然你已经遇到了，就没有别的办法了。你不能避免坐飞机，你不能阻止风暴，所以你也不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既然你不能阻止风暴，不能阻止时间的流逝，所以你最好是明智地对待它。
这种对待时间的理智，会让您对年轻人更加苛刻吗？
听我说，如果你意识不到，年轻一代的思维方式与老一代不同，也意识不到这才是正确的发展规律，那么你就是不理智的。如果每一代人都是上一代人的翻版，那将是多么无聊，世界将无法向前发展。我欣然接受年轻一代与我们不同。我谴责他们自以为是的说法，说什么“你们做的一切都是错的，我们必须重新开始”。好吧，如果他们比我们做得更好，我很高兴，而事实上，他们可能比我们的老一辈做得更好，也可能更差。时间和年岁不是衡量善恶的标准！我认识反动、自私的年轻人，我也认识是慷慨的、进步的老年人。另一方面，我想要批判青年人的是他们对外国事物的模仿倾向。他们时髦的服装让我眼花缭乱。为什么要听那些不是音乐、只能让你偏头痛的声音？为什么留长发穿短裙？我讨厌时尚，我一直都不喜欢它。时尚是强加在人们身上的东西，剥夺了他们的自由。巴黎有人莫名其妙地决定，所有女人都要穿超短裙，所以她们都穿超短裙，不管是长腿、短腿、细腿、粗腿、丑腿……如果他们是年轻人，那还好说，但即使是那些五十岁的人也会这样做，这让我很生气。你见过那些留着长鬈发的老人吗？
事实上，您那一代人是英勇的人，而今天这一代人……
如今的这一代人也是英勇的一代，就像我的孩子们一样。当我见到如今这些四十五到五十岁的人的时候，他们也已经打了二三十年的仗了……所以您知道吗？如今的年轻人也是勇敢的一代。至少在以色列是这样。当我想到，他们十八岁就当兵了，在这里当兵不仅仅是演习，还要上战场，想到这里我的心都碎了……当我见到那些高中生，想到他们会因为萨达特之辈的肆意妄为就要离开学校、上前线杀敌，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但每到那个时候，我都会显得对他们失去耐心，甚至和他们争论起来。但五分钟后，我对自己说：“果尔达，一个月后，他们可能就在前线了。不要对他们不耐烦。就由着他们这般狂妄自大吧。让他们有着自己的心意，留长发、穿短裙吧。”上周我去了北方的一个农场，办公室里闹哄哄的，大家对我说：“这么大老远跑过来？这也太累了吧，你疯了吗？”但是，您知道我为什么去吗？因为我的一个老战友的孙女要在那儿结婚了，而他的另外两个孙子在六日战争中牺牲了。
梅厄夫人，您杀过人吗？
没有……当然我学过开枪，但我从来没有打死过人。我这样说心里并不轻松，因为杀人与作出派人去杀人的决定，这两件事没有任何区别，完全是一回事，也许更糟。
您怎么看待死亡？
我可以直接回答您：我唯一害怕的是活得太长。您知道吗，老年既不是一种遗憾，也不是一种乐趣。作为老年人有许多不便之处，如不能跑上楼梯，不能跑不能跳……当然，其中一些不便比较容易让人适应，因为只是身体的不便。最可怕的是头脑变得不清楚，这让你意识到自己的衰老。我知道，有的人死得太早，这让我很难过；我也知道有的人死得太晚，这也让我很难过。对我来说，看到一个人的智力逐渐消失，是对他尊严的伤害。我希望这不会发生在我身上，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头脑仍然清醒。是的，我唯一担心的是活得太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