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女人是怎样的一个人？她背负着这样的重担，作为斯大林的女儿，或者更确切地说，作为斯大林唯一幸存的女儿。她在俄罗斯人和美国人开始和睦相处的时候，却有勇气或无意识地离开了俄罗斯，到美国去避难。这个女人也许是斯大林一生中唯一真正爱过的人，当然也是唯一见证过斯大林的温柔和软弱的人。她生长在对美国的仇恨中，是在那样的背景之下接受的教育。然而，在1967年4月的一天，她却跳着华尔兹来到了纽约，走到麦克风前用完美的英语喊道：“大家好！大家好，伙计们！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在一片欢欣鼓舞中，华盛顿当局紧张地屏住呼吸。“当然，如果我们认为，我们的客人是冷战时期我们对手的弃子，旧时代意义上的逃兵，我们就不需要承担这样的责任。”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空降纽约事件的幕后推手乔治·凯南急忙说，“这种情况需要谨慎和克制。最重要的是，在我们历史的这一特定阶段，现实要求我们摆脱冷战的陈腐思想和概念，认识到一个新时代正在出现，在某些情况下，旧思维是不适用的。我们应该将这位女士看作一个独立的成人，而不是她父亲身份的延伸……”但与此同时，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电话线路，像一盏过热的灯一样，忙碌着，燃烧着。在莫斯科，这位女士不仅抛下了她父亲、母亲和两个兄弟的坟墓，也抛弃了如今在那里被否定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道德观：她将自己的两个孩子也留在了那里。如今她的第一个儿子已经长大，他二十一岁了，还有一个妻子。她的第二个孩子是一个仍然需要母亲的小女孩，她只有十七岁，那些照片让她心烦意乱，她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妈妈明明很爱我们。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妈妈为何从未告诉我们她的意图。”所以，这个女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外形上，她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仔细观察了她整整一个小时，感到有点无聊。她中等身材，不胖不瘦。有着结实的臀部，丰满的乳房和健壮的肩膀，像是一个来自弗留利的农妇或是一个德国主妇的身材。那张脸是在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模样，有点硬朗，偏男性化。脸颊上的皮肤被许多红色的斑点遮盖，呈现出一种冻伤后的深紫色。毕竟，那种从来不涂面霜或粉底的皮肤，一吹风或者吃错东西，会立即暴露出各种问题。她的眉毛很粗，看上去她好像从来没有拔掉过一根多余的毛发。她的睫毛稀疏，上面应该从来没有涂过一滴睫毛膏。她的嘴上倒是潦草地涂了一点口红，但不太好看。我想说，这张脸是一个学校老师的脸，她既不沉溺于自己的外表，也不关注他人的浮华。你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才能意识到，她的模样与她父亲的模样如出一辙：额头不高，塌鼻子，方脸长下巴，薄嘴唇，看上去有些刻薄的样子，但她的牙齿却很整齐很好看。然而，她与她父亲最不相似的地方，就是那双眼睛，她父亲的眼睛里是钢铁一样的坚定，而在她的眼里却只剩下悲伤。我从没见过像斯维特兰娜·哈利路耶娃那样悲伤的眼睛。那种悲伤感染着她的微笑，融入了她的每一个手势；比如她把头靠在一只手上，像是在道歉的手势；这种微笑也融入了她走路的方式：她佝偻着背，双手叠放在胸前，就像那些老修女一样。
她岁数不大，才四十二岁，但这更能说明问题。如今，很难再想象出她年轻漂亮的时候在克里姆林宫过着公主般的生活，享受着奉承、特权和荣誉，在她父亲还当政的时候，无论他是国王还是共产主义者。想象她第一次结婚时婚礼的场景，她的新娘面纱是长二十米的银纱；招待会上，被选中的人用末代沙皇的金盘子吃饭；那时候，莫斯科市面上唯一的香水就用了她的名字，叫做“斯维特兰娜的呼吸”；当她饱餐一顿、开着一辆豪华轿车兜风时，却有另外人被冻死、饿死。相反，如今就更容易想象她经历的一系列的痛苦。她母亲去世的那天，她八岁，他们告诉她，她死于阑尾炎，然后她明白他们骗了自己：她母亲是自杀。苦难接踵而至：她的兄弟雅各布在战争期间死于纳粹集中营的那天；他哥哥瓦西里酒后死于一场可能是谋杀的车祸的那天；他父亲去世的那天，在一片愤怒中，全世界都松了一口气，但她失去了父亲：该死！就在那一天，赫鲁晓夫冒了出来，谴责她父亲是一个暴君，一个卑鄙的杀人犯，并开始了一个被称为“去斯大林化”的过程；在她父亲的防腐尸体被从陵墓里移走，本来被摆在列宁的尸体旁边，但没过多久就被放进了一个棺材里，埋在克里姆林宫的墙下，和其他人一起腐烂的那一天；在她被拒绝嫁给她所爱的男人的那一天，那个男人是她在工作的出版社当英语翻译时认识的，那个叫做布里杰什·辛格(brijeshsingh)的印度共产主义者；她手里拿着布里杰什的骨灰盒去印度，打算让他随风飘散在恒河上的那天；最后，还在她去新德里大使馆报到回国的那天，时任大使是贝内迪克托夫(benediktov)，他现在失去了工作，贝内迪克托夫虐待她，用粗俗的语言挖苦她的素食习惯，说她白痴，骂她愚蠢。经历了这一切，人是会变老的。在这种苦难中，一年相当于十年。她还会做出一些极端的决定，也许是自私的，因此是有矛盾的。比如，她抛弃了一个心碎的小女孩，后者哭着说：“我不知道，我不明白，妈妈是爱我们的。”关于她父亲的记忆已然分崩离析，想想看，约瑟夫·斯大林并不是死在1953年，而是死在了1967年3月6日的那天上午，当他的女儿出现在美国驻新德里大使馆，对一名震惊的海军陆战队员说：“我是斯大林的女儿。”
在心理上，她有一种压倒性的魅力。得回到几个世纪前瑞典克里斯蒂娜女王的时代，才能找到与她类似的人。当然，她很聪明。一个平庸的人不会做到她所做的事。同时，她也是一个上流社会的知识分子。在大学里，她很好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但也很好地学习了意大利文艺复兴，她的学位论文不是关于黑格尔，而是关于马基雅维利。她学法语是为了读莫里哀，学德语是为了读歌德，学英语是为了读莎士比亚。她知道如何辨别乔托和契马布埃的作品，也知道原子的分解是什么。但比起她的智慧、她无可置疑的文化修养，她的性格更具有魅力，像一座在冰层之下沸腾着的火山。她看起来很有耐心，非常端庄。但请问意大利警方在罗马都干了些什么好事，他们让她错过了去日内瓦的飞机。为了驱散记者，警察将她的同伴——中央情报局那个叫做雷尔的人——藏在一个房间里，她则藏在另一个房间里。他们本应在最后一分钟分别登机，但意大利人是糟糕的组织者，最后雷尔登上飞机了，她却没有。旋梯已经放下，空姐正要关门，雷尔试图制止他们，但机长坚持要按时起飞，尽管飞机上根本没有斯维特拉娜的踪迹。他们还是回到了旋梯上，雷尔跑了下去，跑去找她，但四处找不到。最终，他在一个仓库里发现了她：一个端着步枪的士兵看守着她。她眼中疯狂的愤怒，不仅让士兵，甚至让他手中步枪都颤抖不停。而且他没有办法让她明白，这个错误是由于过度热心造成的，所以她不得不礼貌地等待下一班飞机。他们不得不为她腾出一架空飞机。这闹剧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天呐。
她看起来很高冷，十分有自制力。但也请翻开她的情感传记：她有过三个丈夫，她爱过很多其他男人，其中包括阿列克·谢卡普勒(alexikapler)，这位著名编剧被斯大林送去西伯利亚流放十余年。她非常喜欢男人，相信爱情，有俄罗斯人那种肆无忌惮的浪漫主义，会一边听着小提琴、一边看着那不勒斯的风景而哭泣。她从政治界彻底退出，难道不是出于对他们阻止患病的布里杰什回他的祖国度过最后时光的憎恨吗？“我爱他，当他被剥夺这一权利时，我完全变了，我对在那之前我曾表现出极大宽容的事情，失去了所有的宽容。”而绝非因为宗教原因。在她男性化的面孔下面是一个家庭主妇的身体，燃烧着一种不被承认的性感，由一种非常微妙的女性气质支撑着。请注意，她是如何靠在一个男同伴的手臂上，如何把自己交到支持她的另一个男性手中。你看了可能说，她总是需要一个男人来保护她，来爱抚她。我打赌，如果她不以最快的速度在美国结婚，或马上卷入一些轰动性的爱情事件，我就割断自己的喉咙。
这听起来很合理，如此充满逻辑。也请试着想一想，她对上帝的迷茫寻找：在她身上有一种飞蛾扑火般的绝望感。神秘主义深深地影响着她，让她投身于东正教。1962年5月，莫斯科大教堂。正是在那里，尼古拉神父为她“按照她祖先的信仰”进行了洗礼。后来她遇到了布里杰什·辛格，离开了东正教，一头扎进拉玛克里希纳和维韦克南达的印度教中。1964年夏以及1967年春，她前前后后在印度待了四个月，她被卡玛·克里希纳和维韦克南达所熏陶，总是穿着那种寡妇穿戴的白色纱丽去寺庙祈祷。她脱下纱丽，来到瑞士，见到了修道院一位默默无名的修女，便开始参加弥撒。她发现自己非常喜欢天主教，事实上，比起其他所有宗教，她更喜欢天主教。她来到了美国，开始与基督教科学会的一些人交谈。突然间，修女对她的影响蒸发了，她又变成了对基督教科学会的信徒。简而言之，即使在信仰的问题上，她也会被激情冲昏头脑。众所周知，激情是一种不会持续的感觉。她的下一个选择将是什么？一个精于业务的牧师可能就能够成功诱导她吵着去见教皇。谁知道这是不是真的会发生。
她是一个会头脑发热的女人。冲动，不可预知。许多人仍会怀疑是美国人，也就是中情局，组织了她的叛逃。但最终，是她自己的决定就像她的一贯作风：源于一瞬间的冲动，在3月6日早上，也就是妇女节那天，苏联驻新德里大使馆突然出现了很多混乱，被指派监视她的员工都在忙于其他事情，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把书的手稿放在一个袋子里，叫了一辆出租车，几分钟后就到了美国大使馆。美国人非常惊讶，不知道该从何做起。他们立即打电话给国务院，只为说明自己与苏联当局从未有过联系，说自己与此无关，“要清楚，我们是无辜的！”而苏联当局的反应是愤怒，而不是宣战。
他们没有提出正式抗议或威胁。相反，他们的回答给人的感觉是“拿去吧”，所以他们丝毫不介意把她交给美国人。由于她的姓氏、她的偏离，以及她的反叛，斯维特拉娜一直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对于极权主义政权，她这样一个苦难的角色是多余的。在那里，像她一样的人必须接受审判，被关进监狱，最后成为烈士，才可能获得认可：这才是那里应有的连锁效应。那么，如今就让可怜的斯维特拉娜带着她的恋父情结来到美国吧，毕竟美国人那么喜欢研究弗洛伊德。这就是事实，而且很容易理解。然而，不被理解的事实是，在美国，斯维特拉娜却深入了她的神学研究。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比任何其他社会都更像苏联社会的地方：唯物主义、集体主义，基本上是无神论的。“上帝已经死了吗？”的口号就起源于此。这条标语被写在墙上，写在周刊的封面上，写在会议的标题中，为了这些不存在的东西，宗教团体不得不花大价钱买下每天晚上电视台间隔的广告时间，加以宣传。一个又一个老年妇女勤奋地穿针引线，认真地缝制着手中的东西，而她们又在缝制着什么呢？旗帜，上面写着“让上帝仍存在于世间的消息宣扬出去吧”。
而这就说到了逃亡到美国的斯维特拉娜。关于这一点，首先要说明的是，美国人已经疯狂地爱上了她。是出于政治原因吗？当然有。谁会愚昧无知到拒绝这样的礼物。另一边，政府也建议国会不要用不恰当的姿态去打扰她，比如叫她到反美活动委员会面前表态，这对任何想在这里居住并有共产主义背景的人来说，都是很残忍的。是出于历史原因吗？当然也有。因为这是一个非常慷慨的国家，它不顾一切地接纳每个人，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佛教徒；也从未忘记自己是由难民、弃儿、移民组成的：除了原住民以外，每个人在美国都是外国人。然而，政治和历史原因是其次。在现实中，斯维特拉娜受到美国人的欢迎，是因为她和他们一样，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喜欢她，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化妆，因为她穿得很不讲究，因为她不会让他们一看就有自卑感。基本上，美国人不会喜欢那些在肯尼迪机场从天而降的欧洲人，以及他们的批评，他们的审美，还有他们的不接地气。美国人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民族，善于与农民相处；也是一个由没有修养的冒险家组成的民族，善于与没有修养的冒险家相处。斯维特拉娜的世故，是深层次的，也是隐蔽的。因此，在斯维特拉娜身上，他们看到了一个可能出生在俄亥俄州的农家女孩，一个善良的冒险家。
毫不奇怪，纽约言辞最激烈的专栏作家，吉米·布雷斯林为她献上了一首挽歌，题为《斯维特拉娜，新鲜的空气》。歌词里唱道：“哦，看看她吧，再看看那些在第五大道上挥金如土的瘦小女人，那些穿着皮草和钻石、戴着假发和假睫毛、太阳镜和迷你裙的女人，那些想看起来像崔姬的女人：她们的丈夫在摩天大楼里工作，每天五点才能离开那个玻璃大楼，跑回家看电视，她们像鹦鹉一样，给他们重复着在电视上听到的内容；再看看她吧，这两者之间的区别简直天上地下……”毫无疑问，所有的报纸都重复着肯南对她的赞美之辞：“一个具有伟大价值的女人，勇敢、真诚、有才华、淳朴，但孤独，被耸人听闻的家庭所累……”毫无疑问，每隔五分钟，就会有人来向你介绍，她可爱的名字是多么贴切：斯维特拉娜来自“斯维特”，意思是“光明”，与“阿勒鲁耶娃”，意思是“赞美上帝”。然而，他们却从不提起，她把那个孤苦无依的女儿留在了莫斯科，还抛弃了自己的儿子，任由陷入困境的事实。当英格丽·褒曼离开好莱坞，与罗西里尼一起搬到意大利时，整个美国都炸开了锅，人们像乌鸦一样尖叫着质疑她、辱骂她。然而，对于斯维特拉娜却无任何质疑。相反，他们认为她是一个无法与自己的子女取得联系的可怜母亲，为她感到心碎，为她哭泣：俄罗斯人没有传给她女儿叶卡捷琳娜和儿子约瑟夫的电话号码。他们说，斯维特拉娜并不是像褒曼一样，为了罗西里尼而出走，她出走是为了拯救她的良心，为了写自己的书。毋庸置疑的是，这本书将为她带来至少一百万美元，折合六亿三千万里拉的稿费，不含税，也不包括国外销售：真是一个可怜的女人，斯维特拉娜。
让我们继续跟随着她的故事，来到4月26日，星期三，纽约的皇冠假日酒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下午两点，会场上有五百名记者、摄影师，带着他们的长枪短炮。每个人都要接受严格的身份审查，在入口处检查他们的所有文件，有时还要搜身，以防他们身上藏有炸弹、左轮手枪或刀子。所有记者的提问都需要事先提交书面的版本，前面写上姓名、报刊名称、国籍，然后交给会场的秘书，再由秘书们呈递给律师。在场的人中，有帮助她主持新书版权售卖会的爱德华·格林鲍姆(edwardgreenbaum)，还有陪同斯维特拉娜从苏黎世到纽约的艾伦·施瓦茨(alanschwartz)。为什么他们都在？因为那场记者招待会将正好开一个小时，多一分钟也不行，少一分钟也不行，记者的提问也必须严格地限定在一个时间范围之内。但这与时间无关。他们只是希望避免人们表现出过度的、令人尴尬的好奇心。正如之前他们对两名苏联前雇员所做的那样。
斯维特拉娜到了，带着她那忧伤的笑容，穿着她那皱巴巴的蓝色绸子衣服，还带着那一脸的红色斑点。她身边的格林鲍姆，是个看起来很精明的老人，而一旁的施瓦茨，看起来是一个更精明的年轻人。她为摄影师摆出姿势，局促不安的样子；她坐在话筒前，看上去也忐忑不已。她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性发言，有一瞬间，她看上去像是一个流亡的公主，尽管她说自己的感觉就像是女宇航员瓦伦蒂娜·泰瑞斯科娃的第一次飞行。与此同时，格林鲍姆挑选出了记者们可以问的问题：在三百个问题中，大约只有三十个。他把写好的问题转交给施瓦茨，施瓦茨读给斯维特拉娜听，她甚至不知道哪些问题被他们拒绝了。她只负责配合着回答，给出真诚而详尽的答案。然而，格林鲍姆不时地向施瓦茨耳语，后者又向斯维特拉娜耳语，告诉她没必要这么详尽，这么诚恳：如果人们想知道更多，就去读她的书。斯维特拉娜点点头，答案变得更短。因为这本书现在的版权在哈珀与罗出版社手中，也在《生活》杂志社和《纽约时报》的手中；这些报纸购买了连载权；也在处理这一交易的律师们手中。因为斯维特拉娜现在也是这个行业的一部分，她也成了待售的产品：就像这本书一样，就像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上向我们宣传的成千上万的东西一样。一旦这次会议结束，没有人能够采访到她，甚至没有人能够接近她，她只属于那些已经付费的人。
斯维特兰娜住在她的翻译普里西拉·麦克米伦(priscillamacmillan)的父亲位于长岛的家中，房子周围的树篱比克里姆林宫的城墙更高，环境非常私密。她的身影总是在私人保镖的视线之中，就像大通曼哈顿银行的保险箱一样。当她外出购物时，私人保镖们与麦克米伦家族的一名成员一起护送她。如果说在莫斯科，她的名字和她的身体属于国家，那么在纽约，她的名字和她的身体则属于那些买她书的人。如果在莫斯科，她的名字意味着一个政治资本；在纽约，就意味着商业价格。如果说，莫斯科没有教堂，但在纽约，所谓的教堂就是银行。斯维特拉娜明白这些道理吗？她当然明白。她绝不是吉米·布雷斯林(jimmybreslin)所认为的那样简单的女人。尽管她告诉我，她在乎变成有钱人，她打算把钱捐给瑞士和印度儿童。然而，一切都让我相信，她寻找上帝的旅程，完结在了华尔街的资本中。
这是一个多么悲惨的女人。她的过去、她的现在、她的未来都是悲剧性的。我们可以预见到她的未来。会有这本三年前写的书，它将像《圣经》一样畅销：讲述着她与她父亲的生活。人们会说，这本书很好看，她会是一位受欢迎的作家。然后会有下一本书，也就是她现在正在写的那本书。第一本书或者第二本书，也许两本都是，都会被他们拍成电影。那种可以想象的，持续两三小时的大电影，在巨大的屏幕上上演的彩色片。而关于由她的书拍成的电影也会赚很多钱：因为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各种触动大众想象力的元素。第一个半小时：克里姆林宫的童年和青春期。第二个半小时：与法律教授格雷戈里·莫罗佐夫(gregorimorozov)结婚和离婚，与斯大林的助手尤里·兹丹诺夫(yurizdanov)又一次结婚和离婚。第三个半小时：她父亲的死亡，命运的改变，叛逃。第四个半小时：与那个印度人的恋情，他的逝世，她带着他的骨灰去印度。结局：带着对美好日子的向往，逃到美国，在皇冠假日酒店举行新闻发布会。至于主演，我想应该是英格丽·褒曼。褒曼看起来有点像她，尽管有的人认为黛博拉·科尔(deborahkerr)更合适。接着，在电影之后，他们会将她的故事排练成一部音乐剧。在百老汇，与芭芭拉·史翠珊(barbrastreisand)合作。在此期间，斯维特拉娜将与美国人结婚，取得美国公民身份，也会学会如何穿衣、梳头和化妆，她会去拜访教皇，会在瑞士购买别墅，并居住在那里为了少交税，而幽默大师将在《纽约客》上用激烈的漫画攻击她。这是一条无人能逃脱的定律，一条比西伯利亚的劳动营更残酷的定律。但这不是斯维特拉娜的错，也不会是美国人的错，更不会是俄罗斯人的错。这场闹剧将会属于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一个人们为电视上的各种商业广告付费的时代，而广告上还写着：“让上帝仍存在于世间的消息宣扬出去吧”。在这个时代，作为一个个体生存于世，是不可能的，无论是出生在东方还是西方。因为一个个体不可能拥有真正的英雄主义，也不可能拥有那种叫做伟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