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夫人，我们的抱怨是：如果炸弹爆炸，后果就得由我们这些年轻人来承担。你们这一代人那时候也许已经离世，所以你们是幸运的。但我们完全有可能去经历那一切，因此我们有权利责备你们这样的“赠予”，有权利喊出我们内心的诉求，至少想活得像你们一样。
有意思，我发现在您身上存在着与美国年轻一代相同的情况，在美国，到处都是像您这样的人。比如前段时间，我受邀去芝加哥大学待了三天，与学生们见面，和他们交谈，就像我现在与您做的一样。我去了那里，开始时沟通非常困难：我问他们，你们是哪一年的，你们来自哪里，谈话没能继续下去。他们和我都因同样的尴尬而止步不前。但随后，话题不可避免地会转向了原子弹和科学家，我们之间的谈话就像春天的桃树一样绽放。于是我们开始讨论科学家是否有错，以及他们所做的是否使我们摆脱了困境，我与他们之间的讨论就会变成我和您现在正在进行着的讨论一样。他们会问我，成为一名科学家是道德的，还是不道德的，以及学习自然科学还是人文科学更好。有一次，一个女孩来到我们面前，几乎是在呐喊着问我：“费米夫人，您是和平主义者吗？”对于这样的问题，应该如何回答呢？我回答她说：我当然是和平主义者，但这是有条件的，如果有人要做篡权者，我不会不战而降。由此，引出了我丈夫释放原子能的做法是否正确的问题。我没有给出答案，也许是因为这个问题根本就不成立。
这个问题也许不成立，但对于它的质疑，却是成立的。
他们只是没想清楚罢了。
也许更准确的说法是，有大量的困惑，费米夫人，比你们年轻时的困惑要多得多。
毫无疑问，比我曾经拥有的困惑要多得多。我不能够评价他人，但我可以谈谈我自己的感受：我可以告诉您，我一点也不迷茫，也不困惑。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的困惑不过在卡尔杜齐和帕斯科里之间做选择而已：我们所有的论战都是关于卡尔杜齐和帕斯科里，这两位诗人谁更胜一筹。而你们的争论，都是关于战争和炸弹；你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讨论政治，你们这些可怜的家伙。
我们是更悲伤、更不快乐的一代人。我不想听起来无礼或对您不礼貌，但是，确实是您和您那一代人为我们的悲伤创造了条件。夫人，让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眼睛：我们带着一种您没有的恐惧。对世界末日的恐惧。因此，我们可以允许自己保有小小的怨恨。
我不认同，我想不到何来的怨恨。
因为如今，对于我们一切都变得更加艰难。
在经济上，并非如此。
然而，抱有希望，相信未来，变得更加困难了。
也许，是这样。但是你们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你们只看到了问题的一部分，你们忘记了，原子能的释放标志着人类的新篇章的开启，它是可以被用来做好事的。当你们判断过去的时候，你们没有足够的判断力。这不是一种批评，而是一种事实陈述。你们没有合理地划分过去人们的责任与现在人们的责任，你们还没有建立这样的全局观。的确，从道德的角度来看，对你们来说这一切都要困难得多；但从物质的角度来看，一切却都要容易得多。对你们来说，面对未来确实需要更多的勇气，但对当时的我们来说，也需要勇气，即准备面对当下这个未来的勇气。因为我们别无选择。您主张，你们拥有怨恨的权利。我同意。但为什么要怨恨呢？您在抱怨什么，我再问您一遍。您抱怨现代武器的破坏性？我理解。它们的破坏力比人类历史上建造的所有武器都要大。原子弹和大炮之间的差别就像火药和弓箭之间的差别那么大：诺贝尔奖就因此而诞生。然而，人们却在抱怨我丈夫的理论带来了这些现代武器？这才是问题的重点。
这就是重点，但这无关抱怨。这样的抱怨包括责备，这样一说，事情就变得荒谬了。这成了一个白痴或一代白痴去指责恩里科·费米的成就。我们是在开玩笑吗，夫人？无论是我，我的同代人，还是您在芝加哥大学遇到的那些年轻人，都不是这样的白痴，绝不会因为费米的存在而责怪他。如果您仔细听，我们对费米这个名字的发音带有一种崇敬、一种钦佩、一种尊重，这是老年人口中所没有的。我感谢上帝，让人类拥有费米。当我想到费米先生的绝世才华为这个世界所做的贡献，尽管他并非刻意，但我认为人类已别无所求了……
所以我要告诉您：不止费米这一个人，泰勒，还有其他的科学家也同样如此。费米的作用是实现了一个飞跃。如果不是费米，那就是其他人了。改变世界的从来不是一个人，是世界本身在不断改变。当土地成熟时，当我们的研究达到一定程度时，事情就会向前发展，这就是大自然的本质。也许有时候进展缓慢，然后诞生了一个对这些细微的发展进行总结的人，于是就有了飞跃性的进展。也许那个人叫费米，但如果不是费米，那就是其他人了。他的名字也是爱因斯坦，但如果不是爱因斯坦，也还会有另外的人。自然在发展，前进的脚步在继续，而个人不过是这种发展的一个瞬间、这种进步的一个片段。前进的速度可能很慢，也可能很快，可能要多花一百年，也可能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就能到达需要抵达的地方，但迟早会到达的。这并不是要贬低费米的重要性，一个人能够缩短到达的时间，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作用了。但这就是费米所做的一切：他缩短了时间。也许没有费米，释放原子能会多花一百年的时间，但如果他没有出生，迟早也会有另外的人释放原子能。也许我说一百年是不严谨的。如今，成果的延迟到来不再是以世纪为单位，而是以年为单位，以五年、十年为单位。科学是如此超前，科学的工作是如此集体化，时间变得越来越短。请注意，我说的是时间正在缩短，而不是停止。
费米夫人，您难道没有想过要停下来吗？您丈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一飞跃，是不是让我们过早、过激地进入了一个我们还没有准备好的未来？换句话说，夫人，您喜欢您丈夫给我们带来的这个未来吗？不管他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一个进步的瞬间，这都不重要。
不，我不喜欢。这让我感到害怕。这个未来也让我担忧，因为它走得太远了：比炸弹远得多。例如，我不喜欢去月球，我没有这样的愿望。我甚至无法解释原因，我只能告诉您，这太过了。是的，这一步迈得太大。而且，像他们在佛罗伦萨所说的那样，太过度的事情是错误的。我见证了飞机、电视和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的出现，您看，一个跨越大西洋的电话仍然能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当我想到从纽约飞到这里的七个小时，我觉得是一种烦恼，我不知道，我感到无聊，甚至没有时间去适应七个小时以内从纽约飞到米兰、身处另一个国家的感觉。而去月球，就更夸张了，太夸张了。您不这么认为吗？您会乐意去吗？
我会的，对我而言，去月球不仅正确，而且是梦寐以求的事情。
所以您实在是太矛盾了。去月球显然比炸弹走得更远。
但是去月球这件事情不会伤害到任何人。炸弹就不一样了。
那你们就去月球吧，尽管去吧，我会这么说。这和以前的道理一样：事物不断发展，没有什么能阻止它们。去月球、去其他星球都是符合逻辑的，但就我个人而言，这个想法并不让我开心，甚至让我厌倦。对比有些人梦想着月球的想法，我觉得自己老了。我感觉自己是上一代的人了，这件事不适合我。我没有准备好，没有。如果我和我丈夫讨论过这个问题，也许会有可能，但是我们从来没有讨论过这个问题，十年前还没有人去谈论太空旅行的可能性。这一切都始于1957年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而他在1951年就去世了。事实是，我不理解你们，这些想去月球的人。你们离我很远。
我们在许多事情上立场相差甚远，夫人，我不明白进入太空这件事情，怎么会被认为比制造炸弹更严重。
并不是更严重，而是更加……更……我说不清楚。哦，您总是想要做比较：意大利和美国，炸弹和太空，我不知道这之间如何比较，我也不想作比较。炸弹、太空……是两个根本不同的专业，是两个领域的成就。既然是这样，在同样的程度上，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去接受它们。我的意思是，有时家里有电话也是很烦人的，因为时不时地它会打断你，会攻击你，但你不能排斥在家安装电话。还有洗碗机，还有飞机，我每次来意大利都是坐飞机，从不坐蒸汽轮船，因为我觉得那是浪费时间。各种发明……炸弹、飞机、电话、洗碗机，这些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方面，您能理解吗？人类在一个时代必须到达的终点，而也是他们终将获得的一切：无论我丈夫那样的人存不存在……
那么，费米夫人，当您回到意大利时，您都有怎样的感受？
这个国家的美景、家人、老朋友，还有某种经久不衰的个人主义，以及其他地方所不能带给我的亲切感。只有一次，我觉得意大利很冷漠，但这是我的问题，因为当时我是来搜集关于墨索里尼那本书的资料，而这里的人们都不想谈论墨索里尼，谁知道呢，意大利人可能会认为这本书写出来是为了致歉吧，但这种想法相当可笑，不是吗？我有怎样的感受，我也不知道。这很奇怪：如果您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能说我感受到眼前这个非常美丽的国家，罗马比芝加哥更美丽，大自然的美丽在意大利是如此显而易见，还有……
您知道我说的不是作为游客的感受，夫人。
但我不能再给出其他答复了，因为我没有感受到任何其他的东西。我其实并不理解我在这里看到的一些事情：例如在医疗保健、原子能方面的丑闻。我问这是关于什么的，人们说：富人行窃。他们或许会说：过时的法律。谁说的有道理？我不知道，但我想知道这些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还有就是，如今的世界各地的联系变得如此紧密。在意大利，我发现阶级差异令人吃惊：例如，看到这里一个女仆的生活与我们的生活截然不同，令人印象深刻。在美国，一个女仆拥有与我们一样的东西，一辆车，一个漂亮的公寓。毕竟，在美国也存在种族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与意大利的阶级差异相对应，不同的是，种族问题更加激烈。我的意思是，由穷变富是可能的，但由黑种人变成白种人是不可能的……我真的不知道，您在问我一些我无法回答的问题……看，我们已经谈了一个小时十五分钟了，或者说已经一个半小时了，我得走了，您知道，我在这里待得太久了，我真的得走了，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再见。
再见，费米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