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你在街上遇见她而不知道她的身份时，你也许会以为，这是一位一大早就去做弥撒的慈祥老太太，她的口袋里总是有一颗糖果，要送给碰见的小孩子。如果你跟她提起原子弹，她肯定会说：“耶稣！我还没弄清楚那是什么，我也不想知道。”她有一张非常甜美的脸，肤色浅白，胖乎乎的，架着一副近视眼镜，银色的发丝温柔地聚拢。她穿着老式的黑色衣服，闻起来有爽身粉的味道，总是弯着腰走路，表现得比她五十六岁的实际年龄要老得多，就像那些一大早就去做弥撒的老太太一样。人们会认为，让自己看上去更老是她的一种习惯，终究，她还是享受着变老的感觉。这样，你以为就可以轻松自信地面对她，和她交谈就很容易了。想想看，这是一个可以让你告诉她你的麻烦、征求她的意见的人。于是，你偷偷地坐在她面前，点上一支烟，甚至不用征求她的同意。然后，你会立刻感到尴尬，羞愧难当，特别是当你发现，其实她更像当年那位让你不及格的冷冰冰的希腊语老师，对你说着：“走开，小屁孩，你是个无知的人。”在近视镜片后面，她的眼神坚硬，严谨自持。细看之下，她的脸庞是那样的坚定，不会随便给人建议。她的确是个老太太，但绝不是口袋里有糖果的老太太。至于原子弹，她很清楚那是什么。她还写了三本书《原子在我家中：我与恩里科·费米的生活》《世界中的原子》《原子能史》。而她的丈夫，就是那个点燃火炬照亮前路的男人，他打开了我们生活的时代，推动着我们的进步，也带来了我们的恐惧。他是恩里科·费米(enricofermi)，而她是他的妻子劳拉·费米(laurafermi)——作家，演说家，学者。她来到意大利，发表一系列题为《美国文化生活中的欧洲学者们：欧罗巴独裁者给美利坚的无价礼物》的演讲。她已经远离意大利长达二十五年：也就是说，她早已离开了罗马，带着丈夫和孩子去了美国定居。美国现在是她的祖国。她住在芝加哥，在一所充满了她丈夫的记忆的房子里，如果有人问她为什么不回到她出生的地方，她会回答：“我和我丈夫本来想着，在法西斯倒台后，我们就会回到那里。后来，我们改变了主意。我问他为什么，他告诉我，人不能从头再来太多次。这确实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恩里科死后也留在美国。在意大利，我不确定，我觉得自己会像个游客。每次我来意大利，感觉所有事情都在向我招手，我的家也在向我招手。”事实上，他们的子女也都在美国：他们的儿子朱利奥是一个华盛顿的生物物理学家；他们的女儿内拉已经结婚，在芝加哥教艺术。对往事的回忆，以及他们的子女，让她变得坚强。
对劳拉·费米的采访是在都灵意大利文化协会总部进行的。约好的时间是四点钟，时间一到，她就带着不耐烦的神情准时抵达。五点半，她离开时，显得更加不耐烦。这是一次奇怪的采访：也许，由于我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对她的误解，导致了这是一次非常困难的采访。例如，我一开始就告诉她，与费米的妻子谈话给我带来了多大的感动，而她相当干脆地说道：“在我看来，您并不如自己所说的那样缺乏自信。”我接着向她解释说，我也是佛罗伦萨人，她也是佛罗伦萨人，她只说了一句“啊，是吗？”整个过程中，她经常看手表，责备我把她关得太久，说：“我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似乎不清楚。”我们的交谈从墨索里尼开始，她写过一本关于墨索里尼的书，之后我们就迷失在一段很长的交谈中，在此不一一赘述了。当然，在关于这本书的交谈最后，我们俩的意见终于达成了一致。接着，我们开始谈论她和她的丈夫，这个话题就像一颗原子弹，让我们之间好不容易达成的和谐瞬间破灭。因此，与其说这是一场对话，不如说这是一场争论：两代人之间的争论，彼此不理解，也无法建立任何联系。我不想谈论原子弹：因为我属于可能遭受炸弹毁灭的那一代，而她属于制造炸弹的那一代；我一直坚信我们不可能理解对方。但谈论这件事是不可避免的，我恭敬地提问，她礼貌地回答，但我们最后都说了些可怕的话。无论你属于年轻的一代或是年老的一代，都请将这篇访谈当作一篇悲伤的证词：见证着今天的人们在判断我们的过去和未来时，存在着多么大的偏差。也因此，这篇采访字里行间也许充满了彼此的痛苦和悲伤。
奥里亚娜·法拉奇：费米太太，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有个问题一直在我的脑海中：您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人？其实，直到您丈夫去世之后，您才开始为人所知。比如，您已经写了五六本书，都是在他去世之后写的。又比如，您这些主题演讲，也是在他去世之后才开始进行的。我知道，这是为了填补一个巨大的空虚，一个可怕的空虚，您需要做大量的工作：但这一切给我们描绘出一个无私奉献的女人的形象，她把自己的生命奉献给了一个男人，忘记了自己……
劳拉·费米：我做了一个妻子应该做的事。或者更确切地说，就像我那个时代的妻子所做的那样。我活在我的时代。三四十年前，没有人对这样的事情感到惊讶。遇见恩里科时，我正在大学里学习自然科学。我喜欢学习这件事，是的，但并不是说我对自然科学有着很大的兴趣。我上大学时的想法是在那里待上几年，等待结婚，所以当恩里科对我说“你不必一定要完成学业”时，我没有抗议。我只说，我还需要学习，但他回答说：“你有什么需要学的，你需要它做什么？”我同意，好吧。那是我那个时代的心态：如果一个女孩能嫁出去，那她就不需要毕业。我从来都不是女权主义者。在意大利，我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但在美国，妇女总是抱怨她们没有与男性平等，她们的工资比男性的工资低，等等。我不确定她们的抱怨是否有道理。我们女性步入了职场，但雇用一个女人比雇用一个男人更有风险。一旦生了孩子，当她的孩子生病时，女人就只能待在家里。但她们想要带薪假期，带薪产假，还有这个和那个，直到她们关于平等的概念变成平等附加一些别的条件。但这是不对的，如果要实行平等，就必须取消附加条件。比如，取消吻手礼。还比如，不让男人给你开门，如果你想要平等，你必须自己打开这扇门。我……我……我不知道。我喜欢男人为我开门，亲吻我的手。告诉我他很高兴见到我。所以……
您的意思是，您从未后悔过，从来没有为自己放弃学业、一生都活在丈夫的阴影中而后悔过？
有过，这当然让我觉得很沉重。就像我们在洛斯阿拉莫斯的时候，那时候还在打仗，我丈夫在那里造原子弹。在洛斯阿拉莫斯，他们鼓励妻子们找工作，如果我有学位、文凭、专业，我可以做一些有趣的事情。相反，我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了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可笑的工作，一个“搬砖”的工作。您想象一下，一个担任医生的秘书的助理的人，该做什么样的工作吧。我当时的工作就差不多这样：按字母顺序排列员工档案。您想象一下吧！现在我想来觉得好笑，但那时我真的笑不出来。另外，在那个地方，我总是最后一个得到消息的人，他们从不告诉我任何事情，从不。
在您的一本书中，关于这个问题，您记下了一段很生动的插曲：在一次聚会上，每个人都在祝贺恩里科·费米，而您当时却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祝贺他，是因为他发现了链式反应，但您甚至不知道他已经完成了这件事情，直到原子弹成功爆炸，您都一直不知道。您当时感觉被冒犯了吗，夫人？
我为什么要感觉被冒犯？当时战争正在进行着，这些按照规则都是需要保密的，阿拉莫斯堡的科学家们也都受到了保密规则的约束，所有人都与世隔绝，我们甚至不能有家庭电话。我可能觉得遗憾，恼火，却没有感觉被冒犯。嗯，恼怒，是这样的：我在自己的家里，我是女主人，但每个客人看起来都好像在参与着一个我不知道的重要秘密，而且……这当然不让人愉快。但这是规则。总之，我从未向我丈夫抱怨过，我从未告诉他我很恼火，从来没有。是的，我知道您在想什么。想象一下：费米的妻子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但您的判断是从一个后来人的角度，非常主观。
夫人，我并不是认为费米的妻子不知道费米在做什么。其实我想到的是另外一点。
您说吧，告诉我。
就是人们无数次地跟您说过的那一点，夫人，也许您的付出并不值得。
当然值得，您有话直说吧。
好吧。我想到的是您的感受，还有您丈夫的感受，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的那一天。
首先，当炸弹爆炸时，我们甚至不知道它造成了多大的破坏。那天我们都在洛斯阿拉莫斯，我们的第一反应是感到非常兴奋，因为我们终于知道了秘密是什么。特别是妻子、孩子们。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和父亲做了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神秘感，这么多年过去，他们终于知道了，所以非常兴奋。就这样。是的，很兴奋。然后他们开始知道有多少人因此而死亡，而且还有人不相信这个数字。但两天后，传来了战争结束的消息，这平息了任何疑虑。战争已经结束。
是的，但要付出代价。
什么代价不代价！像您这样的人总是会这样说。你们不考虑，如果没有这项成功，战争会持续不知多久，日本是否会入侵，谁也不知道，那样的后果又会带来多少人死亡：也就是说，比十万人多得多。所以代价是什么，您说。您不会说的是，这个代价换来的，是避免了至少会持续十二个月昂贵的战争，至少避免了另外十万人的死亡。
所以代价就是十万个人的生命，夫人。十万人葬身于一场大火中。我看不到这其中有任何仁慈。
但是，在那之前的东京，也是夜以继日的战火，早已经有不止十万的平民因为战争而失去生命，在德国汉堡也同样如此。但没有人继续说，没有人记得。他们只记得是那一次爆炸导致了十万人失去生命。您认为，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而人们得知了，只需要一枚炸弹就能够结束这场战争，只需要这一枚炸弹，就能结束，那么，批判是否会更加温和一些呢？您是以一种后来人的姿态在评判，非常主观。
也许我的确是以一个后来人的姿态，夫人，但这是我的权利，每个人都有这个权利。在评判时，我也不否认暴行不是用数字来衡量的，死亡不是用重量来衡量的。有时候，十万人的死亡比一百万人的死亡更加沉重。在这种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数量，而是制造和使用了一种可以导致人类灭亡的武器，夫人。这值得让人怀疑建造和使用它是不是错误的。
这只是你们年轻人的怀疑罢了。
不，费米夫人。这也是许多不年轻的人的疑问。例如，这也是对奥本海默的质疑。这是所有那些想弄明白科学是否与善恶相关的人的疑惑。
奥本海默……善与恶……请听我说。奥本海默、我丈夫、劳伦斯与康普顿组成了科学小组，也就是说，他们是研发原子弹的小组。他们是为了军队制造的，所以军队会使用它，毫无疑问；军队不可能花大力气建造了一种武器后就把它放在一边，不是吗？但当要使用炸弹的时候，他们四人也提出了应该如何使用它的问题，并建议在沙漠中进行演示：由所有国家的代表参加观摩，包括俄罗斯人、日本人等。但在沙漠中，效果将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他们打算在那里引爆的并不是一颗炸弹，而是混合爆炸物。这甚至不能用于证明炸弹是否会起作用。因此，也许他们会把这些人都叫出来看一件不会爆炸的事物，会让人们只是来见证一次他们的失败。所以，他们认为在沙漠中实验没有必要，他们进一步研究，康普顿为此写了一本书，最后得出结论：除了直接投放炸弹，没有其他选择。同时也考虑到战术保密的因素。大家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奥本海默也包括在内。奥本海默反对建造氢弹，而不是反对原子弹。而如今对他们的质疑，都是后来人的观点。
不是这样的，夫人，不是这样的。
没错，是的，就是这样的。奥本海默……哦，你们这些年轻人！请继续听我说。氢弹在战争期间就已经在阿拉莫斯堡被讨论了：爱德华·泰勒当时正在研发它。当战争结束时，俄罗斯也引爆了原子弹，而那时富克斯的间谍活动问题也暴露了，而且富克斯也知道氢弹的事实，政府向科学家征求意见：是否应该研发这种新的毁灭性武器？像泰勒这些人认为一定要做。泰勒是匈牙利人，他们一直忌惮俄罗斯人，因为他说自己了解他们。但像奥本海默这样的人拒绝了。而并不只有奥本海默一个人拒绝，还有很多科学家和他一起。有很多科学家都和他抱有同样的态度，大部分的科学家，包括我丈夫也是。关于这一点，您可以在原子能总顾问委员会的报告中查证。我丈夫也是反对的，是的，但费曼不听，坚持建造了氢弹。过了一段时间，俄罗斯人也建造了氢弹，我也想知道，到底是像泰勒这样的人是正确的，还是像我丈夫和奥本海默这样的人是正确的。
我不明白，夫人，我不知道。从政治角度来看，您很可能是对的。在科学上，也是如此。但这并不能弥补我所不理解的地方，也不能解答其他许多人的困惑。您难道不后悔，因为您丈夫的发现，导致了那颗炸弹的诞生吗！？
不，我不后悔。我为什么要后悔呢！？顺便说一下，自然地，也合理地，这颗炸弹带来了和平的发展。当然，费米他也没有想到炸弹以这样的方式被投放。战争爆发了，军队决定将费米的发现用于炸弹的制作。而费米也成功了，和其他人一起。当时是战争年代，说到战争，您太年轻，您不懂任何关于战争的事情。您想知道什么？
算了吧，夫人：我见过战争，也近距离地见过战争。我对战争有很多了解。对于阿拉莫斯堡，我比您知道的更多。阿拉莫斯堡没有发生过战争，这里却有过。而炸弹会被用于另一场战争的想法，让我非常恼火，让我感到想要逃离。
这是什么话，我也反感再打仗，也反感使用炸弹。但您能做什么呢？的确，费米他当然对此要负很多责任。1939年我们移民美国时，美国政府对原子研究的结果还抱有很多怀疑，那时候的科学家们不认为自己能去找美国总统，给他讲一个连他们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的故事，即原子能的释放与使用，而费米是第一个迈出这一步的人。在世界舞台上，原子能的释放导致了长达十九年的冷战，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今天的我们就像身处1938年——慕尼黑之年，德奥合并之年，《种族法》出台之年。但到今天，在1964年，我们比那时候平静多了，而我们的平静要归功于原子能。比起1938年，现在的我们离战争要远得多，这也要归功于原子能。每个人都害怕它，所以他们不使用它。哦，你们年轻人中存在着巨大的思想混乱。你们在抱怨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