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各个方面来说，她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女人，非常不寻常。例如，你看着她，会觉得她很丑陋：她那干枯又干瘪的脸上隐约可见地刻着早衰的皱纹；那红色的鬈发沿着肩膀散开，让人想起了二十年前的时尚；那肌肉发达的小腿，还有那不成比例的躯干，让人觉得这似乎是男人才会有的样子。然而，你再仔细端详她，就发现她真的很美：她那透明、天使般的脸；那火焰般的头发，让人想起十九世纪童话故事里的女主人公；和谐、活泼的双腿支撑着她那瘦弱而又柔韧的身体。你听她说两句话，你会认定，她是典型的苏联公民：像那些总是推崇职责，不脱离政党正统观念的无聊的人一样。但你再仔细地听听她的话，你又会觉得，她是一个精致的资产阶级，就像沙皇时代晚期的女人。简单地定义她，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她爱俄罗斯，也喜欢美国。她全身心地投入到舞蹈中，她以一种近乎修女般的严谨来崇拜舞蹈艺术，然而又为那些浮华的轻歌曼舞辩护，也经常光顾演奏爵士乐的夜总会。了解她，就是了解一个你不习惯的苏联：一个不再拒绝西方异端邪说，从美国采购粮食，并逐渐确信那不会让人中毒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她象征着这个更善良、更资产阶级化的苏联。她就是玛雅·米哈伊洛夫娜·普利塞茨卡娅(maiamichailovnaplissetskaja)，波斯奥大剧院的首席舞蹈家，或许也是全世界的首席舞蹈家：三十六年前出生于莫斯科，嫁给了音乐家斯德林。她来到了意大利，在这里她和舞伴尼古拉·法德利察夫(nikolaifadeiecev)为斯卡拉大剧院献上了两个晚上的舞蹈。下面的采访就是在这个机会下完成的。
我们的会面就发生在舞台边，当时她正在排练《天鹅湖》，就在她被授予列宁奖的那一天，列宁奖“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相当于诺贝尔奖和奥斯卡奖的总和”。无论我在这行里遇到了多少人，我都不会忘记这位既漂亮又丑陋的女士，她用机智、笑意盈盈的眼睛盯着我，自然地伸出她的手，给予怜悯，又寻求同情。对一个对自己的荣耀有着充分认识的天后来说，给予怜悯与寻求同情这两件事都不容易：但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让相处变得容易的是赫鲁晓夫的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刊登在一期《欧洲人》杂志上，我正要给她看。这张照片是非常近距离的特写，这位苏联总理的丑陋因此被凸显，令人心惊胆战，就像是一只海豹被错误地剃掉了胡子的尴尬：任何其他的俄罗斯人都可能会被冒犯。但是普利塞茨卡娅发出了一声滑稽而欢乐的尖叫，叫来了她的舞伴，她的舞伴也高兴地咯咯笑了起来。一个小时后，我们一起吃饭：我、她、法德利察夫，还有舞台主管吉林盖利(ghiringhelli)。玛雅不会说意大利语，也不会法语或英语，我同样不会说俄语。但在某些情况下，我们竟然不需要口译员：也许那天下午的相处比晚上的谈话更使我们能够理解对方。我们用手势和笑声交流着。在手势和笑声中，她吃光了自己眼前所能吞下的一切，食量完全不输给最健壮的那种女人：尽管她身高五英尺六英寸，但她的体重只有五十公斤，而且她不节食。饭后，她说她想去走走，用她那优雅、不可捉摸的步伐，那种只有舞者才有的步伐，穿过市中心的街道，把我们拖到大教堂前，在那里，她踮起脚尖，神情恍惚。
她会在每一个祭坛、每一尊雕像、每一扇彩色玻璃窗前停下来，嘴里经常重复“布拉格”和“华沙”这两个名字，也许她的意思是，她在布拉格和华沙也见过如此美丽的教堂：事实上，我后来才知道，参观教堂是她的爱好。在大教堂里，许多人转过身来看她：也许是被她火焰一般的长发所吸引，也许是被她不寻常的气质所吸引，就像不常闻到的香水一样。参观完大教堂后，她又开始行走：她跳了整整一个上午的舞，看起来却很精神，就像刚从床上爬起来一样；吉林盖利和我已经被累垮了，法德利察夫也听天由命地跟着她。她白皙的脸上带着微笑，重复着“像原来一样，像原来一样”，这是她唯一知道的法语。她买了香水、肥皂，还有蜜饯，最后还说她打算买一些意大利唱片，那些在莫斯科找不到的唱片。于是我们走进一家唱片店，“这个行吗？”吉林盖利问她，拿了一张朱塞佩·迪·斯蒂法诺的唱片。“不错。没有。非常特别的漂亮。但不，不要。”玛雅一边说着含糊不清的意大利语，一边摇着头。“这个？”吉林盖利又问，这次拿了玛丽亚·卡拉斯(mariacallas)的唱片。“不错。没有。非常漂亮。不，不要。”玛雅又一次摇头。威尔第？不，不要。普契尼？不，不要。马斯卡尼？不，不要。圣雷莫？对啊！买它！莫杜尼奥？对啊！买它！米娜？对啊！买它！这时候我才意识到，玛雅所说的意大利唱片并不是指威尔第或普契尼，而是指米娜和莫杜尼奥。威尔第和普契尼的唱片已经把她莫斯科的公寓、乡村的别墅都塞满了，“世界上有伏特加，也有咖啡；有可口可乐，也有威士忌，我喜欢都尝试一遍”。那日与我们同行的斯卡拉剧院的舞台主管对此绝望不已，在感到文化受到玷污的同时，花白的头发也被风吹乱，他愤慨万分：“你们让她买的这些玩意儿太可耻了”，“这让我们看起来多么愚蠢”，这位柴可夫斯基和普罗科菲耶夫的演奏者带着一身的雨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我们的采访在斯卡拉大剧院进行，在舞台布景导演尼古拉·贝诺瓦(nicolabenois)的办公室里，他出生于俄罗斯，但是是米兰人，所以充当了我们的翻译。采访持续了将近两小时，尽管通过翻译进行交流带来了些许不便，但这场访谈是由她主导的，就像她在下午所表现出的那样随意、轻松。她的用词就像用她的腿一样：无所畏惧，毫不费力。也许这并不是一次耸人听闻的采访，在某些时刻听起来更像是两个朋友喝茶时的聊天。但这无疑是一幅真实的画像，一幅艺术家的肖像，她热爱自己的工作，就像热爱自己的生活一样，一幅最天真最坦率的女人的肖像。一个在各方面都令人困惑的女人，一位不寻常的女人。
奥里亚娜·法拉奇：这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位伟大的舞蹈家，或者应该说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舞蹈家，普利塞茨卡娅女士。这也是我第一次采访一位苏联女性。首先，我们对您几乎一无所知：我们对您个人的了解如此之少，真是不可思议。另外，我可能像其他人一样，被许多陈词滥调所困扰。一想到这些，我觉得有点尴尬，普利塞茨卡娅夫人，所以……
玛雅·普利塞茨卡娅：然而，我非常开心，有这次机会与您交谈。你们意大利人对文艺界明星的想法如此特别，这样的好奇心有点让人愤慨。我的意思是，我们国家也存在一些明星崇拜：当你离开剧院时，他们会等在那里；在街上，他们也会认出你并拦住你；他们还会向你要签名、骚扰你，这些都是一样的。但他们从不问你与你个人直接相关的事情，而且……让我们举一个今天早上的例子。我正在睡觉，电话把我吵醒了。“普利塞茨卡娅夫人，”一个声音说，“我们有消息要告诉你。”“嗯。”我回答。“好消息。”“好的。”我回答。“您获得了列宁奖。”“谢谢你。”“您想说点什么吗，普利塞茨卡娅夫人？”“谢谢你。”说着我便放下了听筒。也许他期待着我再做个演讲，再给他爆料一个独家秘密：但我只说了“谢谢”，就是这样。然后我才想到了：天哪，你得奖了，玛雅，天哪。您知道吗？对我们俄罗斯人来说，列宁奖是一个非常大的荣誉，就像诺贝尔奖和奥斯卡奖加起来一样，而且也意味着七千五百卢布的奖金。以意大利里拉为单位，那是多少钱？
我想，大约有五百五十万里拉。
那诺贝尔奖有多少奖金呢？
这看情况：从两千五百万到三千万不等。
太多了。五百五十万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不是吗？您想想看，如果我一个月赚五百卢布，换成意大利里拉是多少钱？
我想，大约三十五万里拉。不多。我认为您应该赚得更多，普利塞茨卡娅夫人。
为什么？艺术家在意大利的收入要高得多吗？
是的，普利塞茨卡娅夫人，比这高很多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多，比方说，几百万里拉。
他们凭什么赚这么多！？哦，不：我不相信。我认为这很荒唐。你看：在我看来，五百卢布是一个艺术家能挣到的最多的钱，也是你在俄罗斯能得到的最高工资。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不是一个很重视金钱的女人，我不沉迷于赚钱。您知道吗？在俄罗斯也有一些人痴迷于赚钱，哦，是的，有的！有这样的人存在。就像这里，差不多一样。但我不理解这件事，相信我：我跳舞不是为了钱。有了这么多钱，我还能做什么？如果我想买衣服，我买得起，如果我想买香水，我也买得起，再加上我在乡下拥有一栋房子，周围有一片漂亮的林地，我拥有一辆汽车，我在莫斯科市中心拥有一套公寓，现在我的存款差不多有七千五百卢布：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资本家。请注意，这套公寓并不大，只有三个房间带卫生间。卧室、我丈夫的书房、我的练功房。保姆一会儿就能把整个屋子打扫干净。但是，呃……
那您很幸运啊，您还有保姆。
当然啦。保姆和司机，没有他们，我怎么能生活下去？像我这样的职业女性不可能有时间去开车或打扫房子。在意大利难道没有保姆吗？或者，也许在意大利就像在美国一样？在美国时，我感到很惊讶：就算你哭着哀求，你都找不到一个保姆。或者你有幸找到一个，她会开着凯迪拉克来，充满了矫情和不屑，把你当敌人。如果你家没有自动洗衣机，如果你没有电视机，那就糟糕了，那么她就会直接转身离开。又坐上自己的凯迪拉克，开车离开。在意大利也是这样吗？
我们还是别聊这个话题了吧，普利塞茨卡娅夫人：否则读者们会觉得这个采访是我编的。这个话题就此打住，让我们来聊聊您吧：普利塞茨卡娅，世界上最伟大的舞蹈家，每月只赚取三十五万里拉。
但对于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我刚才跟您说过。
我明白，对您来说足够了。您一定不是为了赚这些钱才跳舞的。
对啊，当然不是了！我跳舞是因为……哦，说这些事情太尴尬了。说这种话会让人听起来很夸张，但是……你看……也许我应该从头开始说。可以吗？首先，我并不是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家庭，比如说工人或农民家庭。我不知道为什么每次谈起苏联女性，人们都会想到一个出生在工人或农民家庭的女孩，好像每个俄罗斯人都是工人或农民。我出生在一个中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的家庭，我的家人是资产阶级：如果我可以说这个词的话。
为什么不呢？这又不是什么脏话。
这当然不是脏话。之所以说资产阶级是因为：我的父亲是工程师，我的祖父是著名的牙医，其他家人都是演员，画家或舞蹈家。例如，我母亲是一位伟大的电影演员，我母亲的姐妹们也都是戏剧演员或大剧院的独唱演员，我叔叔是一位著名的舞蹈家和编舞家，我们从来不缺钱，也从来不缺舒适的生活，从来不缺一个好的居住环境。所以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就在那样一个环境中成长。我还不到八岁，就被波斯奥剧院的舞蹈学校录取了。舞蹈流淌在我的血液里。十六岁的时候，我在《天鹅湖》中首次亮相，毫不费力地就获得了成功。成功几乎立刻就向我袭来，它就像是一种应得、正常的东西，我没有大费周折地去得到它，也没有过痛苦、挣扎。我为什么要挣扎，为什么要受苦？如果我做不到，我甚至都不用挨饿了。我会继续做普利塞茨卡娅小姐，我有自己想要的一切：舒适的居所、蔽体的衣服和能够养家糊口的工作。我甚至没有意识到自己拥有这样的成功，像我这一代的许多女性一样，我很晚才成熟。然后，有一天，我不记得是怎么做到的，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做到的，我只意识到，我得到了成功，就需要回馈给他人。这些话说起来有点浮夸：对我来说，跳舞已经成为一种为他人服务的方式。帮他们忘掉烦恼，少一点悲伤，在我看来是这样。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很伤心，或者遇到麻烦，我会听一张好唱片，看一场电影，我会感觉好些。所以我想，当我跳舞的时候，我可以帮助人们感觉好一点，让他们明白，除了他们的麻烦之外，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也许我的这个想法，会被您嘲笑吧。
一点都不好笑。您让我满心钦佩。请继续。
我在美国的时候，他们总是给我合同让我签约——相信我，那是一大笔钱。但我总是拒绝。并不是因为我不喜欢美国，我真的很喜欢美国，当你看到了美国的时候，整个世界看起来都变得更小了；而当你见识了纽约，所有其他的城市看起来都像一个小镇。我拒绝（签约），因为在那里，我会让自己被卷入他人的节奏。我知道，我会被对金钱的追求所吸引；我会失去对别人的爱，而那是我内心的一部分。那种一个月挣五百卢布就能让你心甘情愿奉献自我的，对他人的爱。我在自己的祖国，也就是在俄罗斯，能够去精心地呵护这份爱，因为在那里我没有受到诱惑。
所以我想问您，您是如何评价您的同胞努里耶夫的，普利塞茨卡娅夫人。他似乎屈服于某些诱惑了。
我可以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您当然可以不用回答，或者，您可以像很多俄罗斯人一样，回答说，反正他也是个糟糕的舞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