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可能。在一些国家，这是可能的。卖淫者会被开枪打死。但我想生活在一个自由的国家：包括自由地卖淫。
您知道吗，她们并不会被开枪打死。他们对她们进行再教育，有时还让她们结婚。在任何意义上，我都不是中国人，但我知道在那里，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娶妓女的人会成为英雄，国家颁给他一枚金质奖章。很可爱，不是吗？
呃！像诺亚一样古老的规矩。以前，在修女住的修道院里，也有类似的事情，然而，娶修女的人不会被颁发奖章，他们会得到一千里拉，相当于现在的一百万。农民们会用那些钱去买奶牛，说：“我花一千里拉可以买两头牛，我家里还有了老婆。”至于再教育，我去过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以及妓女众多的天主教国家，他们执行俄罗斯的法律。她们被归入档案，接受再教育，但她们什么也学不到，充其量只能在火车和有轨电车上打票。在那里，一个非法妓女第一次被发现的时候会受到警告（和她一起被发现的男人一起），第二次就会被定罪（和她一起被发现的男人一起被定罪），第三次则会被送进劳改营（和她一起被发现的男人也是如此）。结果如何？有一天，在布拉迪斯拉发的一家旅馆里，我看到两位年轻的女士坐在一张桌子上。我拉着我的同伴的袖子说：“先生，你看到了吗？”“哦，是的，”他回答，“她们住在我附近，在家里接待私人客户。”所以，你打算怎么做？真的开枪打她们？我不相信惩罚有什么意义。难道小偷变少，是因为几千年来法律一直在惩罚偷窃吗？在阿拉伯国家，他们会砍断盗贼的手，但阿拉伯国家充满了盗贼。
告诉我，参议员，您认识什么妓女从良了吗？
如果您发誓不写出来，我就告诉您。例如……
真的吗？！
当然了。她们很多人都结婚了。在威尼斯有一个疗养院，我们在那里一个月内举行了三次婚礼。结婚了，她们都很好，您明白的：这是一个艰难的教训，她们会是忠实的妻子。
据您所知，她们中有没有人成为修女？
有的，但很少。她们中选择成为修女的，都去了科托伦戈，去照顾那些可怜的人。在我看来，她们是因为见识了社会的黑暗面而从良的，因此，她们准备接受光明。我这么说是没有恶意的。我不反对修女。我和我的母亲和祖母一样，在一所修女办的寄宿学校接受教育，我在那里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参议员，您不喜欢妓女吗？
谈不上不喜欢。相反，我可以说，她们总是令我有一种悲哀的感觉。通常她们都不漂亮，通常也都不聪明，甚至可以说几乎都不太聪明……有时，这种悲哀几乎让人觉得恶心。您想一想，我曾经是一个丈夫的妻子，我是他的女人。我年轻的时候也很漂亮，您知道吗？我有很多追求者，有一次我遇到了一个美国亿万富翁。但我对他说：“我不卖。”
您有没有受到她们的辱骂？我是说，您有没有在街上被人认出来，而发生什么意外？
她们经常都能认出我，并温柔地问候我，叫我梅林妈妈。我也有收到过辱骂、威胁，都是来自那些妓院老板的。我收到过将近七千封信，有时他们甚至给我写信说：“你还记得你做妓女的时候吗？”然而，那些可怜的女人却对我充满了感激。我至少与她们中的两千个人交谈过，没有一个人反对我。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炎热的七月，她们中的一小群人来到蒙特西托里奥，哭着说：“夫人，在这么热的天气里，在一个房间里待了十四个小时，每天与一百二十个人性交……夫人，您能不能将那些妓院都给关了，您会是我们的圣人。”在监狱里时——我曾在七个监狱当过政治犯，她们也还是梦想着有人能把那些喝人血食人肉的妓院关掉。前几天晚上我发现了一个妓院，非法的！而她们告诉我，这仍然是一件很糟糕的事，但现在她们想和谁约会就和谁约会，也不允许每晚有两三个以上的顾客。真是如释重负。然后，因为她们已经不在档案里了，所以她们也能够全身而退。
所以您从来没有因为卷入这场混乱而感到愤怒、感到遗憾？参与这场乱局花费了您生命中至少十年的时光。
不，不，不！我并没有从那些贩卖皮肉的人那里得到过真正的痛苦，我只从那些贩卖良心的人那里得到过痛苦：真正的痛苦，我是从我们党内的一些同志那里得到的。您会明白的——当你在一个政党注册四十二年后，你却发现自己被送进审判所，就像那些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被处死的圣保罗，简而言之，他们简直就像是前法西斯主义者！我在1919年加入了社会党，这并不是出于特殊利益，我的家庭并不属于工人阶级，而是知识分子阶层。我那时很年轻，我反对战争，社会党的主张给了我反对战争的保证，起初我担心他们不会接受我，因为我家里有资产阶级爱国主义的血统：我的祖父是煤工的儿子，在弗拉塔·波列辛被枪杀，成为复兴运动的英雄；我的曾祖父是拿破仑的炮兵上尉；我的哥哥是奥运金牌获得者，1917年死在贝恩西扎；我的弟弟在战争结束的前两天因为肺部被窒息性气体烧坏死去，年仅二十岁。我那时候还没学会爱世界的前提之一就是要爱自己的国家，我差点为我家里的那点历史而道歉。相反，他们热情地接受了我；在那个时候，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就像你所说的那样，意味着真正的绅士，也意味着聪明。我和他们相处得很好，因为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叛徒。有些人是善良的，有些人带着心中的信念，讲着笑话乐观地继续前进：从来没有叛徒。然而，当像我这样的人，被监禁过，被禁闭过，秘密地斗争过，却发现自己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为被电死的前法西斯主义者殉道！战争结束后，我说：不要吸纳法西斯主义者，原谅他们是可以的，但接受他们是不行的。然后，我说：不要接纳斯大林主义者，他们打着现代生产力和政治发展的幌子，一点一点地夺取了党的权力，那些不是斯大林主义者的人就是被出卖的国王，那些不和他们站在统一战线的人就是没有读过马克思。我，作为马克思主义者，从1926年起就知道他是真理，并一直研究着他！
制度发生了变化，政治也发生了变化。老年人和年轻人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即使在当今政坛也是如此。今天对权力的征服是冷酷的、科学的，曾经的人道主义美德不再适用于今日。年轻人变得更加刻薄，这是真的，但是……今天的政治不再是一项使命，而是一项职业。
那不是真的，代际之间并没有如此大的区别，人们总是平等的，人类没有变，他们之间总是平等的。我一直深爱着年轻人，请别忘了，我曾经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对他们，我总是尝试着扮演母亲一样的角色，真心地对待他们。事实是他们的恶意不是针对老年人，而是针对他们自己：他们自己都不明白。另外，政治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所有创建意大利社会党的伟人，都有另一份工作：图拉蒂是律师，我丈夫加拉尼是医生，我是老师，马特奥蒂是商人。所以他们并没有偏见，从政的人不能有偏见，但必须有想法，尊重别人的想法。例如，我从来没有反对过神职人员，从来没有允许自己违背群众的宗教意识，冒犯别人的思想和感情。我一直宣扬自由，反抗强加的纪律。
参议员，除了社会主义者的身份以外，我不知道您是无政府主义者，还是自由主义者。当然，在一个党派中，这一定很令人不舒服。
不舒服？简直太不舒服了！无政府主义者，你知道，我不认为这是在侮辱我，恰恰相反。自由主义者，嗯！也许吧。我是社会主义者，我真的是社会主义者。因此，他们命令我辞去国会议员的职务，但是他们没有成功，他们开始让我疲于奔命让我筋疲力尽。发生了洪水，他们派我去；堤坝倾泻了，他们派我去；不得不连续访问十二个村庄，他们仍然派我去：去吧，可怜的老妇人去淋湿生病了也没关系。直到我辞职并决定不再参加选举。
你不遗憾离开蒙特西托里奥吧？
遗憾？！我简直想吐！我没有野心，我有足够的钱来维持生活，我有我的教师养老金，一个月十八万里拉，这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我不是来拿薪水的，就像有些人做的那样。
您会不会厌倦生活在这种无工作的状态中，您一生都在工作和冒险。您如今过得怎么样？
我从不觉得无聊，我现在过得很好。我每天八点起床，打扫房子，我从来没用过女佣，我会自己去买菜做饭，做些简单的菜肴：因为我得过结肠炎，所以我会做些黄油米饭、牛排或牛肝。饭后我自己洗碗，下午我读书写字，或整理我收藏的书籍。但我不去地窖，那里有很多书，因为我害怕老鼠。是的，我对老鼠有一种近乎疯狂的恐惧：正如堂·阿邦迪奥(donabbondio)所说，当一个人害怕的时候，他就只能感受到恐惧。我一个人住。我丈夫1936年去世，我和他没有孩子。他有三个儿子：两个死于流亡，一个死于毛特豪森集中营。有时我的侄女会来看我，和我一起去海边，她还会带着她的儿子保利诺。孤独并不像苦涩那样困扰我。我已然适应了不幸，所以从不被压垮：带着超然的心态。
在这种孤独中，宗教对你没有帮助吗？
不，不。我是不可知论者。我学的是实证主义哲学。上帝，我既不能否认，也不能承认。然而，人世的感情对我很有帮助。保利诺，过来，让我看看你。保利诺六岁了，他很棒，会弹钢琴……他总是想让我给他讲童话故事……我给他讲《疯狂的罗兰》《神曲》《圣经》里的故事……他在学校得了一百分……我给您看他的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