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一个畅所欲言的女人，一位当代女性，一个不畏惧今生磨难、也不害怕来世地狱的女人，当那篇采访出现在《绅士》杂志上时，连美国人都意识到了。她引起的轰动是如此“不可思议”，如此“令人不安”，如此“激起公愤”，以至于编辑们都感到不知所措，闻所未闻，他们不得不以一种开玩笑的方式乞求清教徒的宽恕，把一个美丽的中产阶级家庭放在封面上：妻子、丈夫和八个孩子。封面上的妻子打扮成新娘的样子，头戴面纱，手拿百合；丈夫打扮成新郎，拿着一束白色康乃馨，蓄着小胡子；孩子们穿着礼拜天去教堂的衣服，笑容满面，看上去天真无邪，胖得像小猪。然而，在那期杂志的第九十二页上，她出现了：赤身裸体，瘦得像只羚羊。她一丝不挂地坐在书桌前，不知写下了什么无礼的东西。在第八十八页，她没有裸体，而是在床上，穿着睡衣，看起来既落魄又迷人。在其他页面上，她的照片也依次出现：只穿着一条内裤，其他什么都没有穿；或是拿着一条几乎遮不住多少身体的大流苏；最多是穿着晚礼服，但光着脚，失魂落魄地被躺在凌乱的床单上。这组照片的标题是：《里佐眼中的马蒂内利，因为只有他看得到她的隐私》。而访谈的题目是《意大利式的留宿》。采访是这样开始的：“威利和我一起在坦噶尼喀住了下来。”她说。“不，是在圣特罗佩。”他纠正她。“哦，是的。”她说，停顿了一下，几乎是惊讶于自己竟然忘记了自己身在“圣特罗佩”。她接着说：“埃尔莎·马蒂内利(elsamartinelli)坐在她的情人、摄影师威利·里佐(willyrizzo)身边，在中央公园的一家优雅的酒店的白色锦缎沙发上。”他接着她的话：“在第一夜之后，我们就决定永远不分开。”“这都是他的决定。”埃尔莎说。“第一个夜晚就下了这个决定？”威利问道。“嗯，是第二个夜晚。”埃尔莎说。她继续解释道，对一个生在没有离婚权的国家的女人来说，与她自认为第二任丈夫、在共和国检察官面前却是通奸共犯的男人生活在一起，是多么困难。“在法国，他们不会对你做什么，”艾尔莎说，“在一个法国的房间里，你完全可以和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两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三个同性恋和一条狗，四条狗和一头大象住在一起。”但在其他地方就不一样了！在日本，有一次他们不愿意给我们两个相邻的房间。我告诉他们：这不是睡在一起的问题，而是行李箱的问题。我和威利的东西被放在同一个箱子里。但他们还是把我们分开了：一个在二楼，一个在四楼。除了畅所欲言之外，这个女人还很聪明；除了聪明之外，这个女人还很勇敢：由米莉开启、芭芭拉·斯蒂尔在一周后继续的关于当今妇女的道德和自由的讨论，找到了正确的接棒手。
此外，我们不用看《绅士》杂志就知道这一点：十五岁成名的她现在已经三十岁了。她曾经在罗马做模特，在纽约做封面女郎，在好莱坞做演员。她曾作为沃尔特·奇亚里(walterchiari)的未婚妻被人议论；也曾与佛朗哥·曼奇内利·斯科蒂伯爵(contefrancomancinelliscotti)结婚，当过伯爵夫人；她在每一段关系结束时的那些争吵、分居，都被我们作为茶余饭后的谈资；人们还关注过她义无反顾地投入对里佐的爱情，关注过她被所有巴黎人所崇拜的世俗胜利，关注过她在电影行业的成功：她最新的电影《关于爱情》大获好评。我们也知道，她过往的三十年、她的错误、她的古怪、她的悲伤、她的势利和她的奢靡，都只为一个目的：从一个罗马小女孩蜕变成有思想的成熟女人。她是八姐妹中最小的一个，对她而言，梦想的荣耀是从修修补补的拮据日常中艰难幸存并奇迹般成就的。总之，她经历过生活的谷底与巅峰。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她的讲述值得一听。以下就是她的故事。我们的访谈发生在巴黎，在她与里佐在亨利·马丁大道上的公寓里。我们的对话持续了两天，在餐桌上，在晚饭后，在早上我们喝咖啡的时候，在她为莫斯科的行程收拾行李时——她要去那里参加吉尔伯特·贝考(gilbertbécaud)的独奏会。换句话说，这是两个朋友之间长时间聊天的记录，我们的讨论或多或少地达成了一致：所以，我不应该判断马蒂内利所说的是对还是错。对她的评价取决于你们这些读者。
奥里亚娜·法拉奇：虽然你是一个意大利人，但实际上你的生活半径已经转移到了巴黎；你出生在一个有八个姐妹的家庭，但拥有足够的自由，以至于可以当着牧师或市长的面与一个不是自己丈夫的男人一起生活；你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母亲，她将会在一个全新的世界里做女人：这与我们系列访谈的主题高度吻合。那么埃尔莎，我们就从最后一个细节开始谈起。你是否或曾经因为生的是女孩而不是男孩而为她担心过呢？你是否认为，如今女孩们的生活更加艰难，所以，最好生个男孩？
埃尔莎·马蒂内利：一点也不会。而且这是一个原则问题，做女人不会也不应该比做男人差。谁还会对生女孩感到恐惧？现在，人们如果生了一个女孩，就会像过去生了一个男孩一样高兴、自豪：人们会因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新生命是女孩而感到羞愧或失望的时代早已过去，那时候的人才会认为，自己的孩子是女孩这一点会让自己显得很悲惨；才会认为，太倒霉了，她怎么生来就是一个女孩。除非父母是穆斯林，或者是遵循萨利克法传承王位的君主，或者是关心家族姓氏和数十亿家产继承的大企业家。就个人而言，生女儿而不是生儿子，并不会因为这些原因而困扰我：我不是穆斯林，我不是波斯国王，我不是洛克菲勒。我也不会为其他的因素而担心：教育或道德方面。我知道，在十六七岁时，我的女儿也会像我一样做她想做的事：而我将发现这非常公平。养育女儿并不比养育儿子更困难，我所要做的只有两个字，就是像我的父母对我那样：真诚。十二岁的时候，我就非常清楚一个小孩是如何诞生的。有一天，我的女儿正要进我的房间，而我当时一丝不挂。我当时不得不迅速地作出决定：我应该让她进来，还是锁上门？我最后决定让她进来：如果我把门关上，她反而会发挥想象，谁知道她想象出的东西会是什么。相反，她亲眼看到了，很简单，自己的母亲有两个乳房，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她也知道了，她长大后也会有两个乳房。而且，生命不会因为有两个乳房而成为不幸。我并没有因为有两个乳房比男人遇到更多的阻碍。不是吗？
是的，我也认为如今的人生对女性来说，甚至要比对男性容易得多。我知道，这可能听上去像一个悖论，一句玩笑话。但我认为，如今女性能走的路，要比男性能走的路更多，她们有更多的选择，更少的痛苦：所以我反而会更担心生男孩，而不是生女孩。
毋庸置疑。如今，没有什么工作是女人不能或不知道如何承担的：如果由我来指挥，我甚至会用女性出兵征战。我发现，其实女人比男人更有效率、更决绝，比起男人，她们对身体上的痛苦更不敏感，而且在没有人怜悯的情况下，她们更不容易失去理智。不仅如此：有事业的女性比男性更早确立自己的地位，因为她在生理和心理上都比同样年龄段的男性更成熟。十八岁的女性已经是一个成年人，而十八岁的男性还是个孩子，所以她们才能在二十五岁时获得成功，最多不超过三十岁。另一方面，男人在四十岁之前很难或几乎不可能获得成就。不仅如此：一个没有一技之长的男人很难找到工作。没有一技之长的女人，却总是能找到自己的位置。至于道德禁忌，它们已经不存在了。我说的不是现代圈子或特权精英，我说的是所有人，店员、秘书、服务员，总之，那些在十五年前还对他们有道德宵禁的人，不再有富人的道德和穷人的道德。我和一个并非我丈夫的男人生活在一起，富人和穷人对此都无动于衷。
然而，仍然存在一个枷锁：那就是处女膜的问题。我想说的是，这是唯一阻止女性拥有与男性同等自由的东西了。
不，绝对不是。我不认为今天的女性仍然还抱有“贞操”情结，或纠结于结婚时必须拥有“纯洁”的身体这种无谓的事情。而且我甚至不认为我的女儿会想到这样的问题：因为我自己就从来没有过这样的顾虑，我非常高兴地放弃了处女身份，我感到非常欣慰。我反对这种枷锁，而且我坚定地认为，如今的每个女人都应该反对这种枷锁。不要在意少数人写给报纸专栏的信，“我很绝望，我的男朋友要跟我‘试一试’”，“我很不安，我在车里失去了我的第一次”。啊哈哈！绝大多数是那些保持沉默的人，而绝大多数人都比自己口中所形容的更加厉害：他们懂得控制生育的方法，在学校里，老师们在课上企图传授“婴儿不是像鸡一样通过孵蛋来创造”的知识，也会遭到他们的嘲笑。
换句话说，米莉说今天的年轻人，或者说今天的女性，远没有摇摆舞时代的女孩那么自由大胆时，她说得并不对。然而，米莉所说的“假正经”确实存在。
当然存在，想想伊丽莎白·泰勒。她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人，她每次恋爱都会结婚。她谈了五次恋爱，我们当中谁没有谈五次恋爱呢，然而她却在这五次恋爱之后，都选择了婚姻，只为了在不断变化的宗教环境、战火纷飞的外部环境里，生下合法的孩子，拖着这些孩子一起生活。她是一个真正的老式的女人。但是，除了像伊丽莎白·泰勒这样的道德倡导者之外，毫无疑问，今天的女性比以前的人更加为所欲为。这一点从我们的谈话的内容中可以得到证明。三十年前，谁可能问类似于你正在问的这些问题，谁又会给出类似于我正在给出的这些答案？我想看看米莉三十年前接受的采访。在优雅、礼貌的外表下，她们隐藏了一切：从年龄到私生子。对我来说，所谓优雅和礼貌，就是要敢于直言，说到做到。比如他们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真的已经三十岁了。就像他们在《绅士》的那篇报道中问我，我是不是真的因为没有和威利·里佐结婚而感到伤心。是的，先生们，我已经三十岁了，我应该说二十八岁吗？不，先生们，我不为当不了里佐夫人而伤心，我有必要为这种无稽之谈而痛苦吗？是的，我读了你对米莉的那篇采访，我觉得挺想哭的。因为米莉她不明白，在她的时代，畅所欲言的人是例外；而今，这却变成了绝大多数。正如芭芭拉·斯蒂尔所说，今天，除了言论自由，没有其他选择，而在以前，言论自由反而要容易得多：只要剪掉长发看上去像假小子那样，或者通过成为克莱奥·德·梅罗德(cléodemérode)那样的人物，独自引人注目就可以了。但如今哪里还有克莱奥·德·梅罗德那样的人物呢？现在这个时代的人物，是像伊丽莎白·泰勒这样选择不停结婚的人，而不是那些不结婚的人。有数以百计、数以千计的现代人，都与我一样，认为做自己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以至于不必特意做一些事情去展现自我。他们有什么理由特地去做呢？他如今都是坦荡自由的，这从他们的父母那一代人就开始了。我母亲快七十岁了，她说话的方式跟我一样。
说到我们的父母，是我们改变了他们。我们引导他们接受了新的现实。他们原来不是这样的。他们观察了我们的言行，埃尔莎，他们曾经推崇着与我们这一代不一样的东西，在我们十四五岁的时候，我们和他们之间有一堵墙。
这堵墙今天还是存在，以后也不会消失。那是一堵关于自尊的墙，一堵关于羞耻的墙，并不是障碍，也不是敌意：如果没有我们父母的支持，我们就不可能自由成长。当我决定去纽约做封面女郎时，我才十五岁。而我父亲眼睛都没眨一下，就接受了这个新事物，他鼓励我在纽约独立地生活。而且他从未离开过罗马，我的父亲，我和他之间有很大的年龄差距。当我的女儿十七岁的时候，我四十岁，我更容易能理解她。而对我的父亲来说，当我十五岁时，他已经开始变老了，这就很不容易了，但是他懂我。他也能理解我的母亲，这个一手带大了八个孩子的女人，一个典型的叛逆型性格的女人，从未抱怨过自己生了八个女孩，而不是八个男孩，相反，她帮助我们找工作，安排我的生活。她总说，是我们使他们适应了新时代，而且很顺利。但他们适应的方式非常好，他们适应了飞机，适应了新的道德准则，如果我们不听话，他们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我们。你在对芭芭拉的采访中说，他们把对地狱的恐惧传承给了我们：这是天主教教育所带来的滞碍。我不确定自己是否同意这个说法。他们送我们去教堂，让我们在晚上做祷告，但我们每个人都从中得到了有益的教诲，这让我相信魔鬼的干草叉不会刺伤我们，邪恶的炭火也不会灼伤我们的智慧。
然而，要想创造出这种铠甲，这种太空服一样的保护层并不容易；而且我们多多少少还是被灼伤了的，埃尔莎。毕竟，这是合情合理的。他们在支持我们的过程中，比我们感受到了更多的痛苦，因为他们支持了我们；我们对他们的感恩永远不够，我同意。那么，又说回我们这个时代的道德问题。当恶趣味占据上风时，我们的道德规范就会动摇，例如，像米莉所谴责的那样：如今，非婚生子不再像三十年前被小心地隐藏，而是被广而告之的恶趣味。
我最尊敬和最佩服的女人是凯瑟琳·德纳芙(catherinedeneuve)。她很有品位，也是一个非常文明的女人。她的文明恰恰体现在她没有隐藏她的儿子：她把他大方地带到所有人面前。当瓦迪姆先生不愿意娶她时，尽管他本可以，她仍然保持冷静，毫无愧色。我想米莉不喜欢她这样的人物。但如果我丈夫没有娶我，我也会像凯瑟琳·德纳芙那样做。结婚不在我的计划之内，也不是我的愿望。有一天早上我醒来，当时我和佛朗哥的关系已经持续了两年，我明白我怀孕了。我平静地先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母亲，然后告诉了他。听到这个消息，我母亲眼睛都没眨一下，而他的反应是：我们结婚吧。就算他当时的回答是“你自己留着这个孩子吧”，我也会留着这个孩子；我甚至没有想过不去生下这个孩子，我生这个孩子的时机已经成熟。但我不是为了避免丑闻而结婚，我结婚是因为我们都爱着对方。我们的爱情是伟大的，我感谢上帝让我拥有了这份伟大的爱情，那四年仍然是我生命中最美丽的时光，我一刻也不后悔，即使这段婚姻以这种方式结束。我不会后悔成为一个单亲妈妈，并且向所有人坦白这一点：一个女人是否结婚，不再是她把孩子带到世界上的必要条件。
在我的采访中，芭芭拉·斯蒂尔说非婚生子是不公平的。或者说：她认为这对女人来说是公平的，但对孩子来说并不公平。她说，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长大后会有理由恨他的母亲，除她之外，还有很多人这样想：总之，他们认为我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他们真有意思。如果我们要把这个孩子藏起来，我们确实没有这个权利：但如果我们把这个孩子放在世界的眼前，用爱把他养大，不缺任何东西，我们为什么没有这个权利呢？在我看来，不能满足孩子基本的生活需要、让他吃不饱穿不暖的人，确实没有这个权利。一个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小孩，是的，有权利责备他的父母。一个没有鞋子和面包的孩子，是的，他可以责骂他的父母。但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并没有这个权利去指责。每个现代女性现在都明白这一点；如果说有谁不明白这个道理，那就是男性。因为这就是今天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女人已经成长了，而男人还没有。女人已经向前走了一步，而男人却还在后面看着。
确实已经向前走了一步，但埃尔莎，这往前的一步也有男性的配合。他们所提供的配合的重要性堪比我们父母给予的支持。是男性接受了女性进入职业领域，也是男性投票通过了给女性的投票权、给女性平等的社会地位、给我们性自由的权利。
不，我遇到的大多数男人都对我的自由和独立感到恼火。如果有他们提供过任何帮助，那也是在女性的要求之下：她们找上了门，他们不得以才给予的帮助。黑人的遭遇也是如此。如果说白人帮助了黑人的进步，那是因为黑人的反抗，并强烈要求如此；而不是因为白人突然意识到黑人应该与白人平起平坐。相信我：男人已经被抛在后面。他们在性方面也如此。例如，他们没有理解，现在是女人在征服男人，是女人在选择男人，是女人在掌握主动权。在我的上一部电影中，就是根据司汤达的《关于爱情》改编的那部，有一个小插曲。这部影片在意大利上映时用了《冷漠的灵魂》作片名。里面有一幕，当男人和女人走到酒店，站在门前时，女人让到一边，给男人让路，让他先进去。马里奥·索尔达蒂(mariosoldati)将此看作一个致命的姿态：证明局势已经逆转。好吧，这个姿态书里没有写，也不在剧本里，是我自发地想到的；因为，是这个女人掌握了主动权，是她征服了这个男人，在我看来，她应该是那个让他先过去的人，这是合乎逻辑的：她是那个保护着他的人。还有时间方面：男人没有时间观念。比如，他们如果迟到还会以开庭为借口，但他们还没有意识到：如今这个借口是不合时宜的，现在开庭只需要十分钟就可以知道判决结果。开会也是如此，决定任何事都是如此。如今的一切都是快节奏的，甚至是一段感情的确立。两个人可以很快就结婚，不需要在订婚之后等待多年（出于经济原因，因为女方也在工作，所以很快就能置办房子，这里是对米莉的回答）。他们也会很快地爱上了对方，他们……
他们同样也会很快地背叛彼此，还有这一点，埃尔莎，还有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