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发现了一个不公正的事情时，它的原因对我来说并不重要。就比如，为什么十六世纪的白人要奴役非洲的黑人？因为他们有更加优越的技术、工具和武器。那又怎样？我更感兴趣的是这件不公正的事情是以怎样的形式存在的，但我们又怎么能猜测史前的事情呢？史前社会什么都没有留下，只有一些工具和涂鸦。然而，可以运用想象，最普遍的假想是，当人类以狩猎为生的时代开始时，男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他们的身体更强壮，能够为女性和孩子提供食物，因此他们处于社会阶梯的顶端。但我还是对这个说法抱有怀疑。那是一个游牧社会，那时候的人类淫乱滥交，更有可能处于社会阶梯顶端的，反而是那些具有生育能力，仿佛能够施展魔法一般生育后代的女性。在远古，生育能力一定会被看作是超凡的魔法，一个无法解释的奇迹，而女性一定从中受益。所以我的假设是，父权制是后来才开始的，作为一个研究探索的结果诞生于农业革命期间。当人类意识到自己可以种植作物和饲养家畜时，他们就开始在部落里安营扎寨了，同时开始观察农业生产的过程，于是，或许在观察家畜的交配时，他们注意到雌性动物只有在雄性动物在她体内留下种子后才会怀孕。而男性发现了自己在孕育后代当中的作用，他们就发明了“父亲”的概念，同时准备掌权，男权独裁的统治由此开始。
但不得不说，这样的独裁还是比较温和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像阿拉伯国家的女人那样被锁在后宫里，也不是所有女人都像中国古时妇女那样被捆住双脚。让我们不要忽视那些围绕着她们的尊重、保护和崇拜。例如，您可曾记得但丁、彼特拉克、温柔新体，还有吟游诗人们的写给女性的赞歌？
吟游诗人们的诗歌事实上是献给贵族的妻子们的，为了讨好贵族阶层。而由于这些贵族夫人实际上属于她们的丈夫，贞操带这个东西就是证据。所以，我宁愿把这些赞歌看作是来自下层人民的逢迎。至于但丁和彼特拉克的温柔新体派诗歌，没错，它们可以被认为是男性对待女性的尊重往前的一小步。但这些作品总是停留在男性对女性虚伪的顺从这一层面上，就像是民主国家中妇女获得的投票权那样，缺乏实际意义，因为最终也是为了让她们投票给男性。简而言之，尊重、奉承、男人对女人的保护这些理念都与骑士精神的理念有关。那么什么是骑士精神呢？无非是施舍，控制，哄骗，这样的手段让女性更加被动。我是你的主人，但看看这是一个多么好的主人：我为你点烟，我为你开门，我帮你背包，我给你买珠宝，我问候你时脱下帽子。这都是些糖衣炮弹罢了。令人恼火的是，在一个缺乏正义的社会里，这些行为就像慈善与施舍一样，对人格具有侮辱性。哦，如果我将历史上的女性分析个遍，那么就能找到支撑我的论文的各种证据。古罗马的女地主一度可以自由离婚，这是事实，但她们从未进入过元老院，也没有一个人成为女皇帝。至于古希腊的女性公民，她们甚至连和男人的友谊也被剥夺了。在古希腊，理想的人际关系不是在男人和女人之间，而是在男人和男人之间。
但另一方面，女性一直比男性生活得更舒适。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一直是男人为供养家庭而外出工作，为保卫家园而流血牺牲。我猜您会说，女性的家务劳动也是艰苦的，也是会受屈辱的，我同意。但家务劳动远没有在熔炉或矿井中工作那么辛苦，也没有在战场中成为炮灰那么悲惨。
父权制对于男人来说，就和对女人一样不公平。它是基于这样的假设：男人应该外出劳作供养家庭，而女人就应该留在家里，等着丈夫带钱回来，什么都不用做。当然，前提是他们要有一个仆人。人类为什么要以这种方式分工，这是一个谜。有些人给出了生物学上的解释：男性的肌肉组织更多，力气更大。但男权的优越地位并不在于他们拥有的肌肉，而在于他们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力。事实上，拥有这种权力的从来不是那些在矿上或熔炉边流汗的人，而是那些占据着关键责任岗位的人。几千年来，人类最重要的工作岗位并不需要体力。相反，你的社会地位越高，需要付出的体力就越少。因此，如果男人真的认为女人不用付出体力，他们就该顺理成章地把关键的责任岗位交给她们。那他们为什么不这么做呢？为什么他们只让她们做家务，而不做别的？因为他们想要将她们孤立起来，这样才能更好地操纵她们。但是，让我们假设这种男女分工有一个生物学上的原因：如今这个原因已经不再成立了。得益于技术的发展，女性可以操作各种机器：想想在共产主义国家，重工业领域也会雇用女性。得益于教育的进步，妇女可以从事各种职业：包括最高级的那些职业。那么，为什么不让她们登上舞台呢？
米利特小姐，即使在一个经历了完整的革命的社会里，也不允许她们登上政治权力的顶峰。比如在社会主义社会，或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您怎么解释呢？
我的解释是，社会主义革命跟女性解放没有关系。所有支持社会主义的女权主义者都没有明白，社会主义和女性解放不一定是捆绑一起的。就像资本主义和女权主义并不相配一样。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分析是不充分的，资本主义是一个极端的父权制社会。马克思把他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物质原因上，而过于低估了心理原因，低估了父权制所带来的文化价值。他根本没有分析男权文化所带来的性别歧视，马克思的疏忽所带来的后果在1917年的革命中就显现了出来。那是一场完全不充分的革命。当性自由被释放时，在俄罗斯发生了什么？一场灾难。当权者随即告诉了那些自以为被解放的妇女们，她们拥有绝对的自由，但是没有人关心、保护她们，没有人承担这种自由的后果。在经济上、社会上和科学上都没有保障，没有任何避孕措施。因此，许多不被期待的孩子出生了，他们一无所有，没有父亲，只有母亲的怀抱。后来，人们害怕了，所以又回到了父权制的家庭体系中。因为告诉妇女们“你们自由了，你们与男性平等”是一回事，而给予她们经济和文化上的平等，从而使她们真正地获得自由和平等却是另一回事。
在我看来，米利特小姐，您一直在绕着问题转，却没有直面最核心的问题，也就是生理学上的问题。当然，女性的智力并不比男性差：从理论上讲，我怀疑女性的智力更高。事实上，当她们决定要做某件事时，她们能比男人做得更好。但基本的事实仍然是，男性与女性在生物学上是不同的，也就是说，她们仍然会受制于男性得以豁免的生理特征。
几个世纪以来，生理差异一直被男性利用来合理化所谓的女性“劣根性”。掌权的群体总是倾向于在理性层面上捍卫他们的现状。一些种族主义的人类学家利用进化论来证明白人对黑人的特权是合理的，并以生物学的理由将其合理化。那么，女性妊娠就不仅是一个生物学上的话题，从历史学的角度也是值得探究的话题：在狩猎时期，女性也是会怀孕的。然而，这些都是错误的论点，就像那些关于区分男人和女人的不同气质：一方面是男性心理，另一方面是女性心理。一个强，另一个就弱。整个人类的价值体系就是建立在男女有别的神话之上的。而这种对男女差别的强调最为粗暴的后果，就在于所谓的阳刚之气在吹捧中得到了外化：这意味着对暴力、傲慢和战争的崇拜。但是，这些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人的生物学特征，在多大程度上属于人的心理学特征？这就说到几千年来父权制洗脑的效果到底如何了。洗脑开始得很早：我认为是在第十八个月，当一个孩子还不知道如何说话时，就把被教导必须按照“自己性别的规矩”来行事。如果是女孩，就必须是可爱而温顺。如果是男孩，就必须坚强而霸气。如果是女孩，就必须穿得花哨。如果是男孩，衣服上就不用有装饰。如果是女孩，就必须玩洋娃娃。如果是男孩，就要玩大枪的游戏。而如果是一个女孩在玩枪，人们就会说，“这丫头真是个男人婆”。对于一个女孩，这样的议论实为一种称赞，因为人们早已默认，具有阳刚外向比阴柔内敛更好；当一个男人比当一个女人更好。
这些都是事实；但您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米利特小姐。我说女性在生物学上与男性不同，是因为生理事实，而不是心理事实。另外，这个生理现实限制了她们的发展。让我们以怀孕为例：一个孕妇，或一个产妇，是不能完成男人做的事的，对吧？
怀孕真的是对妇女活动的一种限制吗？如果是这样，限制的时间有多长？赛珍珠(pearls.buck)就告诉我们，中国的农妇能一直耕地，直到生孩子前的几个小时。那如果怀孕只是一种生理机能，就像人的其他所有生理机能一样呢？如果关于怀孕这件事所有戏剧性的想象都是人的心理作用，那么这样的心理暗示是否也是父权制洗脑的结果呢？我来举个例子，比如，怀孕之前的生理机能：月经周期。父权制洗脑说，女人不能上月球或持续登山，或参加一场战斗，因为在某一刻，月经周期会来，影响她的身体和精神状态。嗯，月经确实是不舒服的：我不否认，而且有时会有疼痛感，有时会引起神经衰弱。但这是一种客观事实，还是一种象征意义？几千年来，人们总说，女性“在那些日子里”会更虚弱，更烦躁。那么，为什么越共妇女在“那些日子里”也坚持战斗，战地记者在“那些日子里”也不放弃跟踪一场战争，苏联太空计划中的女性宇航员在“那些日子里”也坚守岗位呢？
但在她们怀孕的时候就不一样了，米利特小姐。母驴、母象没有被父权制洗脑，但它们分娩的时候，也不会动弹了。
它们不动弹只是暂时的，而且也不会因此受到公驴和公象的惩罚。我告诉您，即使是怀孕这件事也被男人利用，彰显他们性别的优越性。
米利特小姐，那么我就不过多坚持做魔鬼代言人了，但我还是想要指出，您有没有想过，女性自己是否愿意登上权力的顶端呢？比如我们的社会让大家见证的最糟糕的例子：中产阶级妇女甚至不做家务。她们只靠丈夫养活，像豆子一样只吸收养分，浪费生命和时间。为什么？因为她们生而慵懒，拒绝承担更多的责任。
是的，但这不是她们的错。这是因为，她们自己消化了因为自身性别而受到的压迫。许多被压迫的群体身上都有这样的共性：说服自己确实低人一等，没有能力。压迫向来都是一件需要双方来达成的事情：看看穷人、黑人、被殖民的人。重读汤姆叔叔的故事，这个奴隶为了他的主人而死。您有为男人辩护的奢望，是因为您已经解决了自己的问题，并获得了成功。但您是一个例外，而不是普世规则，当一种体系成为普世规则时，一个女人是否成功并不重要，十个女人、一百个一千个女人的成功都不能说明问题。就像一个黑人发了财，也会被封为男爵，然后成为白人的座上客一样，个别的例子不重要。大多数妇女并不像您那样生活。大多数妇女都在拒绝承担责任。甚至在美国，大多数妇女最可能承担的职业是母亲或男人的性伴侣。为了防止美国人忘记女性的“本分”，斯波克博士用他的育儿书提醒着大众；而现在，休·海夫纳(hughhefner)又带着他的《花花公子》，还有那些摇着尾巴的兔女郎，一遍又一遍地给大众洗脑。正是在美国，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美丽的女人，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纤细的风潮涌现出来。在这里，男人变丑，变胖是可以的，但女人就不可以。
但男人们也重视外表，不想长胖。他们也会照镜子，节食。也会一心想着买某条领带、某件运动衫，不是吗？
只是到某个程度而已。男人很清楚，自己的外貌并不是很重要，特别是聪明的男人更清楚这一点。一个男人的丑陋不一定会被嘲笑，但如果同等的丑陋放在一个女人身上，那她就肯定会被嘲笑。特别是如果她很聪明：一个女人的聪明如果要被人所接受，那么她必须是漂亮的，或者至少是好看的。现在是时候问问我们自己，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则，用其价值去评判一位男性，而评价女性却是基于她的外貌。为了被人接受，一个女人必须服从于所谓的魅力值。她不得不用粉底、面霜、口红、各种化妆品涂抹面部，用胸罩、吊袜带突出或暴露出身体特征。为什么？因为男性认为她们是性对象，是取悦他们的事物。甚至一个女性是否能够胜任母亲这一身份，也与她的女性魅力息息相关：如果她太难看，那男人就不会娶她。一直以来，在任何地方都是这样。据我所知，只有现代中国的妇女反抗过这种来自男性的傲慢。我们这里抗争的结果只限于妇女能够自由地穿长裤了。好吧，这也是一个进步：但妇女即使穿上了长裤，她也没有坦然变老的权利。而当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长皱纹时，他反而被认为更具有魅力。但是当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脸上长了皱纹时，她几乎能被看做是一件可以扔掉的过期物品了。一个男人年纪越大，就越受到尊重。然而一个女人年纪越大，就越不被接受。如果一个六十岁的男人和一个二十岁的女人结婚，并没有什么可耻的。但是，如果一个六十岁的女人嫁给一个二十岁的男人，那就是天大的事儿了，她甚至会出现在报纸上，让人嘲笑。
您说的这些都没错，米利特小姐，但这一切都基于对男性的仇恨。而我想知道，通过煽动两性之间极端的仇恨，以至于威胁到人类繁殖与物种延续，如何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
这并不是仇恨，而是愤怒。当被压迫群体奋起反抗时，总会在愤怒中针对那些压迫他们的人。当被施压的一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对方带来的压迫时，反抗者的愤怒就具有了合理存在的条件。也许男性没有意识到他们对女性的伤害，也许他们也是无辜的，因为男性已经在这样的社会模式中成长了几千年：他们也经受了我们女性所经受的同样的洗脑。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是无罪的，特别是当他们坚持所谓的“道德”，实则为“恶习”的男子气概时。这种恶习更为人熟知的名字叫做“大男子主义”，也就是无谓地展示男性气概和阳刚之气的恶习。对“大男子主义”的崇拜，对阳刚之气的崇拜，在他们心中是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甚至在平等对待一个女人的时候都会诉诸于此。但是，他们何曾把她们作为一个平等的人对待？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现代的美国文学，同样充斥着“大男子主义”的思想和对女性的蔑视：从亨利·米勒到诺曼·梅勒。在他们的笔下，女性总是被描绘成可以被穿透的卑微的肮脏之物。更不用说弗洛伊德了，他直接用性别来注解人类的灵魂，基本上把女性定义为嫉妒男性生殖器的、被阉割的人类。
我并不认为美国人的“大男子主义”观念很强，除了在西部片和或美莱村惨案这类事件中可以窥见一斑。这里拥有世界上最没有安全感、最胆怯、最软弱的男人。
我认同您说的第二句话，但第一句话我不敢苟同。正因为他们如此缺乏安全感，也因为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受到了极大的嘲笑，所以他们比别的地方的男性更具有破坏性，以证明自己的阳刚之气。因此，他们挥舞拳头，使用暴力，囤积大型武器，操练海军陆战队。当他们不能在家里对他们的女人展现男子气概时，他们就将大男子主义发泄在战场上，或者在他们的梦中，在梦里写下关于自己的英雄神话。近年来，英雄神话在美国的左派男性中凝结。从黑豹组织到波多黎各独立分子，再到白人激进分子。今天的美国男性的梦想不再是消灭一个印第安人部落，而是像切·格瓦拉(cheguevara)那样，像他一样穿着打扮，像他一样留着胡子、埋下炸弹。用他的口吻宣布：让一让，孩子们，我来了，以苦难的人民的名义摧毁一切。而另一边的右派同样如此，建制派的海军陆战队将士们：端起机枪，做个男人。这是比你们意大利的“拉丁情人”更糟糕的两种男性形象。其实“拉丁情人”也是父权制的产物，它是地中海地区的女性原罪概念与天主教对女性性自由的剥夺两者共同结出的恶果。“拉丁情人”毕竟是一个无害的角色：他最多是让你怀孕。然而，美国式的大男子主义却是危险的，因为他们会摧毁一切，滥杀无辜。
是的，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米利特小姐：您不只是讨厌美国男性和拉丁裔男性。你讨厌所有的男人，只是因为他们生而为男性这一简单事实。而你们中的许多人通过不要男人来证明这一点。但也不是像《利西翠妲》中那样：还有像萨福那样。现在，我们如何处理由此而来的关于生育的问题呢？难道用奥尔德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提出的理论，也就是通过试管繁衍后代，来确保物种的延续？
从事妇女解放运动的人最常听到的指责就是“一群女同性恋”。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女同性恋者，但我知道我们对同性恋没有偏见。事实上，我们已经公开地站在同性恋解放运动的一边。今天，在美国，一场大规模的同性恋解放运动正在发展，特别是在大学里。这场运动和我们的战斗一样，反对男性主义社会，也反对性别模式化的运行。同性恋者和女性一样，或者说比女性承受得更多，他们也受到迫害，被嘲笑，被法律打压。每个人都不应该因为性别而受到区别对待，或是被社会同质化，更不应该屈服于“组建家庭是人与人共同生活的唯一解决方案”这一理念。因此，他们呼吁社会不应该因为性取向而歧视任何人；摒弃关于性别的偏见；不将传统的家庭概念作为共同生活的唯一模式。这不仅仅质疑了传统家庭作为两性结合的唯一解决方案的合理性，同时提出了其他形式的共同生活模式。其中一种形式，毫无疑问，就是由他们提出的同性同居的模式，而另外一种，则是组建嬉皮士社区的模式。并不是为了人类的物种延续，就必须维持这种分隔两性的社会障碍和心理屏障。并不需要男性至上、父权制或家长制来确保物种的生存。如今，我们人类并没有那么大的生育需求。事实上，这个星球上的居民数量正在变得过多，而且……
这就是您站不住脚的地方，米利特小姐。我没有办法继续理解您的逻辑了，因为您宣扬的是比原子弹更具毁灭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