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个美国人，三十四岁，在康涅狄格大学教授文学和哲学。她曾在其他十所大学任教，但她因为总穿长裤，或是因为想法太激进，又或是因为与男性争夺同一个教职而被开除。作为研究马克思主义、维多利亚时期历史和美国小说的学者，她被视作业内权威。然而，她喜欢称自己为雕塑家，因为她会用空盒子、纽扣、发动机和室内盆景等物品制作造型奇特的波普艺术装置。她的一个雕塑作品是由一排从服装店模特身上取下的女人的腿组成的。另一个作品则是一张纸糊的脸，四周围着细胞一样的物体。另一个作品，一只笼子里面是一个水柜，美国国旗的样子从水柜中不断被吐出来（警方还以侮辱国旗为由将她扣押）。她对自己的定义是一个雕塑家，她的社会身份是一名学者，她在这两个身份定义之间潇洒地做着自己，她的性格是两者的诙谐共生。她戴着近视眼镜，就像那些读了太多书的懒人一样；头发松散，就像那些从不洗头的嬉皮士一样；她关心所有的事情，唯独不操心自己的外表。在外表上看，她有些丰满，还有点邋遢。她的性格有些自闭，有些神秘。她的笑容带着一种讽刺和放纵，因为她确信在这个盲目、满是聋子和白痴的世界里，自己率先找到了真理。所谓真理，在她看来，就是被父权制压迫的妇女的事业。其根源在于她出生和成长的环境：一个贫穷的爱尔兰家庭，信仰天主教，有一个轻蔑而专横的父亲，每次妻子生下一个女孩而不是男孩，他都会表现出不快。
凯特在家里三个姐妹中排行老二，“他总觉得我们仨都应该是男孩儿。”就这样，她将父亲看做家里的食人魔，当他决定抛弃家庭，不再回头的时候，她开心极了。那一天，她刚满十四岁，她的母亲，“一个受过教育的聪明女人，却在结婚后变成了一个用人”，不得不去找工作。但母亲最后只找到了一份在厨房用具店削土豆皮的工作。“她曾经上过大学，却沦为给顾客们演示如何削土豆皮的人。”在叙述母亲经历的时候，凯特带着一种感同身受的苦涩。她说自己在纽约住了一年，靠当打字员谋生，尽管当时她有牛津大学的文学学位和明尼苏达大学的历史学位。作为一个女人，她感到自尊被冒犯的时刻远不止于此。她原来经常去做弥撒，一位厌恶女性的牧师向她解释女人是多么低贱，因为上帝用亚当的肋骨创造了她们，而世间第一个女性夏娃偷食禁果，才有了人类的原罪。此外，修女们却让她迷上了思考关于贞洁和谦逊的问题。她对修女们抱有宽容的态度：“都是些可怜人，她们做了太多的牺牲。仔细想想，正是因为明白了修女的人生，我才明白了一些事情的真相。信仰新教的女孩，或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长大的女孩，需要更长的时间来理解男性对她们犯下的罪行，因为她们受到的待遇比修女们要优越得多。她们只是在结婚之后，才会意识到自己是这个社会的二等公民。”对此，年轻的凯特迷惑不解，但她也悄悄地叛逆，所幸她在学习中得到了庇护，在考试时，她总是“优等生”。尽管如此，她从未得到过老师们的肯定，老师们认为她不够温柔，神经质，说她“是那种没有女性特质的女孩”。为了逃过这样的苛责，她远赴英国，后来就漂泊到了日本。在那里，她遇到了现在的丈夫吉村文雄(fumioyoshimura)，一个身形清瘦、性情温和的四十岁男性。他也是一名雕塑家，但是他的作品远没有她的那么犀利：巨大的纸蝴蝶，精致的风筝，用羊皮纸制作、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充满奇思妙想的甲虫。
一位女权主义思想家，却按照父权社会的普世价值选择婚姻，这多少显得言行不一。而凯特对此的解释是：这场婚姻是移民机构逼迫下的结果，否则丈夫吉村会将面临被驱逐出境的窘境。当时，他在美国的工作许可已经过期，而当一个外国人的工作许可过期时，他能够留在美国的唯一方法是与一个美国人结婚。“毕竟，我们已经在一起生活了多年，去市政厅签字结婚对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我不认为自己从此就该被称为吉村夫人，我不接受这样的称谓。他也对我没有要求。所以在我们的门牌上写着：吉村文雄和凯特·米利特。”吉村是名坚定的女权主义者，他的信仰源于和第一任妻子的婚姻，他的前妻是一位日本画家，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因癌症去世。“在日本，女性的地位与西方国家比起来更为不堪，文雄的前妻就因为这样的事实而备受煎熬。对她来说，上大学读艺术学院是难于登天的事情。文雄工作了十年，凑足了所需的资金，准备带她来美国，为了她在那里可以平静地作画、工作。而当钱终于筹好之后，她却去世了。所以我把文雄带到了美国，他是我所见过的最善良的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能相互理解，他说我与他是生死之交：我们的关系是一种理想关系。以至于我们不想要孩子，因为觉得没有必要。”
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说，凯特·米利特之于女性，就如毛泽东之于无产阶级。但这个比喻并不合适：因为她本人很晚才参加到了这场革命的“长征”当中。那是五年前，她偶然听到了一场题为《女性解放了吗？》的专题讲座。那时候的她，只是一个振臂疾呼致力于反对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和资本主义机构的激进分子，她与男性同胞相处得相当融洽。但听完讲座后的她顿时感到分外迷茫，开始质疑自己坚持反抗的方向是否正确，就像一个突然意识到自己相信上帝的无神论者，她受到了启发。她即刻放弃了原有的抗争，不再去参加那些抗议集会。带着一种古老的女权主义者的热情，她还决定研究“妇女的性革命”这一课题，并用一篇解释这场革命的起源、发展和结局的论文毕业，获得了哲学学位。在她看来，这场革命无疾而终的原因在于英美文学中厌恶女人的基调：于是她开始抨击劳伦斯(lawrence)、亨利·米勒(henrymiller)、诺曼·梅勒(normanmailer)的小说。此外，她还发觉，这样的基调并非局限于文学领域：在宗教、人类学、科学领域都能够见其踪影。总之，父权制基于社会文化的各个方面，稳固地控制自己的统治地位。于是，她进一步扩大了搜集论据的范围，渐渐地，聚沙成塔，积水成川。她在短短的一年之内就完成了这篇研究论文，每天工作超过十八个小时，一想到这个，她自己都瑟瑟发抖。而当她完成这项研究的时候，她意识到这篇论文已然有了一本书的体量。的确，她写成了一本书，一本非常重要的著作，那就是《性政治》。
下面的访谈记录是一份简化的摘要，或者说，是对历时七小时的两段访谈的整合。凯特说话时并不像她写作时那样善于表达。她的话有些冗长、反复，又因为包含了过多的哲理而显得颇为晦涩。对于提出的问题，她总是急匆匆作答，似乎害怕被反驳或打断。对于不同的意见，她显得有些紧张，以至于原本有些沙哑的声音变得尖锐刺耳。总而言之，我想表达的是，下面的这段访谈，与其说是一次采访，不如说是一场辩论：一场关于女权主义的弱点的辩论。吉村文雄也参与其中，我们的访谈是在他们纽约寓所的餐厅里进行的。这是一栋没有暖气、设施老旧又喧闹无比的房子，位于地球上最凄凉的街区包厘街的中心，无数醉汉、破产者、失意之人都在这里徘徊，等待别人施舍或是在寒冷中独自死去。可想而知，这些人通通都是男性，在这里几乎找不到任何女性的影子。
奥里亚娜·法拉奇：米利特小姐，我要扮白脸、用不太友好的方式开始这场访谈。世界上已经有这么多的战争与矛盾，亟待人类去面对、去解决，而我所说的人类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因此，只有男性与女性携起手来共同面对，才有可能解决它们。而去煽动男人与女人之间的战争，不仅是一场新的战争，而且会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激烈的一场战争，这样的做法是合情合理的吗？
凯特·米利特：当然。您提到的这个问题，支撑它的伦理无非是正义与自由，而这样的伦理道德无疑也带有男权主义色彩。这是一种虚伪、不全面的道德观，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属于女性的正义与自由。诚然，掀起两性之间的矛盾也会给，比方说，一个无产阶级黑人游民造成更多的困难，因为他的肤色和阶级本身。然而，他的妻子会遭遇更加深重的苦难：因为她也是无产阶级，也是黑人，最重要的是，她还是一个女人。她不仅受到自己主人的奴役，被白种人羞辱；同时还会受到自己丈夫的奴役，被自己的丈夫欺压。他要求她做自己的厨子、女仆、情妇、护工，在回家的路上还会对她动粗。贫穷阶层的男性有一种心理需求，就是要创造一个受害者，以便发泄出他们自己所遭受的同等量的虐待。这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男性没有的需求，因为资产阶级的男性已经非常强大，不再需要将他们的傲慢外化。哦，我这样说并不是表示资产阶级妇女比底层黑人妇女要幸福得多。以一个生活在法西斯独裁统治下的自由主义者为例，她当然也会受苦。但是，就像那个黑人女性一样，资产阶级的妻子也会比她的丈夫遭受更多的痛苦。因为除了遭受国家的独裁统治，她还遭受丈夫的独裁统治，丈夫在不知不觉中行使了他的男性至上主义：像那个黑人丈夫一样，他要求来自妻子的理解、照顾、服从……因此，对男性宣战是合情合理的。要对所有的男性奋起抗争，包括那些自以为现代、属于先进阶级的男性，事实上他们却是如此的反动。因为他们不约而同都支持几千年来一直作为人类社会基础的父权制观念。
米利特小姐，不过，有相当数量清楚自己所拥有的权利的女性并不认同您的观点。不仅如此，她们还在与那些被您定义为反动派的男性并肩作战。这是否意味着这些女性都是愚昧无知的呢？
不是的。这意味着，她们对自由和正义的看法是从男性的角度来界定的，因此，她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在一场只为解决男人问题的斗争中被男性剥削利用。我希望在十年或二十年后，能够见证此刻正与她们的男同志们并肩作战的越共女战士们，独立地为了她们越南的解放而奋斗；我想看看在二十年，五十年之后，这些为了巴勒斯坦的独立，和她们的兄弟一起斗争过的“法塔赫”女性，会是什么样的处境。她们也会从这样的独立成果中受益吗？我认为不，我想她们又将回到奴役的角色，就像革命结束后在阿尔及利亚发生的那样。在所有以正义和自由之名发起的革命中，没有一场的目的是给予妇女正义和自由。革命胜利之后，妇女总是又回到孩子身边，回到灶台边。然而，真正的权力又被男性重新夺回手中。一场政权的更迭，是不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只有改变对于权力的认知，才能够真正地改变世界。也就是说，需要转变人们对于父权制社会的认知。因为说到底，这是一种基于武力、暴力、军国主义、英雄主义的普遍认知：道义，或所谓的阳刚与正义。当人们自问为什么历史上包括基督教在内的那些意义崇高的革命，基本都失败了，他们的回答是：因为人性是邪恶的，总是重复同样的错误。不是的，这并不是真正的原因。这些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男性永远掌握着最高的权力，不愿与女性分享，甚至不愿将权力下放给任何女人。
这样的假设成立就意味着您认为女性比男性更优秀。而这样的观点并不正确。
这个观点究竟正不正确，还需要证据来说明。但是并不存在母权制的先例；而且女性的道德标准也是男性通过父权制强加的。因此，我所说的并非一个假设，而是一个事实：在这个星球上，目前存在的人类社会是男性控制女性的社会。以同样的方式和原则，儿童也被成年人所控制。总之，父权制存在于一切控制人类活动的机构组织之中，首要的就是最基层的、被我们称为“家庭”的组织。不论是民主制还是贵族制，不论是封建主义还是共产主义，在所有过去和现存、西方和东方、发达与欠发达的文明社会中，这一点都时时刻刻被验证着。在所有的时代，所有的国度，统治者都是男性，并将他们自己的法律强加于人：以一种明显厌恶女性的性政治手法。掌权的手段是文化、艺术和语言本身。“男人”就能代指“人类”，“男人的历史”就能代指“人类的历史”，而“人性”这个词也是由“男人”衍生而来。在语言体系中，女性所受到的轻视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连最权威的概念，即“造物主”的概念，也是与男人相关的“圣父”。相信上帝的人不会将上帝的形象想成中性，当然更不会是女性。他们心中的主，是男性，是“圣父”。一个人向上帝祈祷，祈求的对象总是万能的，正义的“圣父”：而不是向善良的，公允的“圣母”祈祷。说句玩笑话：万一上帝是女人呢？
米利特小姐，事实上，在多神论的宗教信仰中，对于诸神的崇拜都是平等的。您只要想想亚洲，特别是印度的那些宗教，还有古希腊古罗马的神话故事，就能明白这一点。
没错，但在这些宗教神话中，当谈到女性神祇的生育能力时，总被男性神祇的生殖能力盖过风头。别忘了，在希腊罗马神话中，万神之神是朱庇特，朱诺只是他的妻子。而密涅瓦，他最喜欢的女儿、战争女神，是从朱庇特的脑袋里蹦出来的，而不是从朱诺的子宫孕育出来的。至于阿波罗，他说女人是罐子，用来装男人播下的种子的罐子。不用狡辩：在这个世界上，信徒最多的宗教是将一个男人放在金字塔塔尖的宗教。佛祖是一个男人，真主也是一个男人。对于犹太人来说，造物主是圣父上帝；对于基督徒来说，耶稣是圣父上帝的儿子。让我们重读一下《创世记》：上帝赋予生命的第一个生物是亚当，一个男人，而女人夏娃是由亚当的肋骨变出来的。不仅如此，亚当被逐出伊甸园，是因为夏娃偷食禁果，把人类引向了罪恶。自从人类有文字记载开始，女人就一直是罪恶的象征，她们是戴罪之身，低人一等。
在宗教的世界里，或者准确地说，在地中海文化圈中，我们需要指出天主教崇尚的一个女性人物：圣母玛利亚。她显然不可能被放在一个低人一等的位置上。
对圣母的崇拜是天主教文化中值得肯定的一个例外。一些学者常说，在十三世纪对圣母的崇拜开始确立时，“上帝成了女人”。事实上，圣母作为一名女性，仅仅是被人上升到像朱诺或密涅瓦或维纳斯那样的女神级别。这是天主教会在古老的生育女神崇拜的影响下送给大众的礼物，为了证明这个“她”的合理性，神学界还进行了激烈的斗争：当然是在各种教条的辅助之下。至于教会的等级制度，一直在教条认可的范围内。事实上，天主教会一直都被掌控在男性手中：教皇一直是男性，红衣主教、大主教、牧师也是如此，弥撒也一直是由男性主持的。而修女从来都不计较什么。事实上，两千年来，她们一直是教会体系中的贱民。我的意思是，作为一种有影响力的文化现象，对圣母玛利亚的崇拜仍然被限定在天主教世界里，甚至没有延伸到整个基督教世界。随着加尔文教派的传播和宗教改革的进行，人们猛烈地恢复了父权制的严格要求，圣母玛利亚的使命也就此结束。
我们可以更进一步，米利特小姐。我们可以指出，玛利亚不单纯是一个女人，她还是一个处女，贞洁圣母。也就是说，她要与被夏娃所打破的纯洁、谦卑和顺从的美德相一致。但是……
如您所说。在玛利亚被定义为处女的那一刻，男权专制在她的设定中就体现出来了：详细地说，玛利亚在没有经过肉体之爱的情况下生下了圣子。玛利亚代表着人们对母性的崇拜，但是人们所崇拜的是一种贞洁的、不真实的母性，与性无关：她作为一个没有过性生活的雌性生物生下了自己的儿子。这等于是在关于母性的神话中对妇女进行“阉割”，而不给予她们性自由。那么，一个正常女人又该是什么呢？正如阿波罗所说，一个罐子，一个制造儿子的机器。请您注意我的措辞，我说的是儿子，而不是女儿。就连我也受制于男权制的语言习惯……
米利特小姐，我注意到了您说的这个“但是”。您说“但是”也许是因为疲惫下无意的措辞，但我们不能低估它的重要性。事实是，从来没有一个女耶稣基督，也没有一个女佛陀，也没有一个女孔子，也没有一个女穆罕默德。更不用说女荷马、女米开朗基罗、女柏拉图、女巴赫，或者，女爱因斯坦了。
关于您提出的这一点，首先，我曾在民政部门工作过，除了女性议题以外，关于黑人的议题中也常常提到这一点。是的，天才确实会在最极端的条件下诞生，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诞生的。天才的诞生，是孕育他们的文化具象的表现；他们是各自所在的社会结出的果实。而您刚才提到这些天才，他们所诞生的环境就是一种父权制的文化背景。也就是说，在这种文化中，所有的概念和价值衡量标准都是由男性来设定的。如果您再想一想，西方有很长一段历史，女性没有机会去学习、阅读和写作，就会明白为什么在西方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伟大的女作家。在日本的平安时代，妇女能够阅读和写作，所以在那个历史时期，日本的许多文学作品都是由女性创作的。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杰作就是由一位女性写的——《源氏物语》。我想重申：您所提到的显现，其原因不是生物学上的，因为天才的诞生不是生物学现象，而是社会学现象。
这一点值得商榷，米利特小姐。但我还有别的问题想要求证：如果对权力顶端的追求和军国主义是男权所崇尚的目标，那么您如何解释少数位于权力顶端的女性，比如像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俄国的凯瑟琳大帝、慈禧太后这样冷酷无情而又好战的女人呢？尤其是，如何解释更为纯粹的案例——圣女贞德，这样一位并非通过提出思想，而是通过战争才名垂青史的女性呢？
前三个人的情况可以被理解为在登上权力巅峰之后，女性君主也无法消除王位所带来的男权制意识形态。相反，即便是女性君主，也必须适应男权制度。此外，在我看来，历史上所有的女性君主都是伟大的统治者，这一点很重要。不要忘记还有瑞典的克里斯蒂娜女王和葡萄牙的伊莎贝拉女王，她们爱好和平、充满智慧。她们能很好地证明，当一个女人被赋予最高权力时，她能和男人一样成功，甚至比男人更成功。现在我们来谈谈圣女贞德，她是例外中的例外。圣女贞德是一名出色的女战士，仅此而已。不能够再对她进行过度解读了：她是一个不识字的农家女。她的行为并不是因为渴望权力，而是因为渴望正义，为了正义，她在火刑柱上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说到她没有提过任何思想，却能够与那些伟大的掌权的女性相提并论的指控，让我联想到了刚才讨论到的一点：从不存在女性的耶稣。我跟您打赌：如果耶稣是一个女人，就不会有人听他的话了。在他所处的文化环境中，女性不可能扮演领导者的角色，也不会拥有追随者。犹太文化是如此厌恶女人，用石头砸死通奸的女人，而不是男人；女人在犹太文化中是如此被鄙视，以至于她们在月经期间都被看成被感染的肮脏生物。同样的，佛教文化中应该也有类似的情结。更不用说在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身上，厌恶女性这一点肯定有更加明显的体现。
米利特小姐，您刚才反复地告诉我，文化也是一种基于父权制的发明，同时您向我表明，女性从来没有反对过这样的文化。这对我们女性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我们女性是否应该为亚马逊时代存在的非父权制文化感到欣慰？
我不相信亚马逊人的传说。在我看来，这样的说法也是父权制社会的发明，为了歌颂男权的胜利。我们没有证据表明亚马逊人真的存在，目前研究都没有能确凿地找到他们存在的痕迹。亚马逊人的传说带来的唯一积极的因素是，通过他们的传说，十九世纪的人类学家试图论证母系社会曾经存在，因此父系社会并不是人类社会唯一可能的组织形式。而且，为了回答您关于文化的观点，我倾向于相信，在史前时期，曾经存在一个与父权制社会完全无关的社会。也许是一个母系社会，也许是一个两性平等的社会。
但后来这个社会就消失了。而每个结局都有其原因。只有找到原因之后，人们才能确定这件事物的存在是否合理。而为什么在人类进化的某个阶段，男性会占据上风，获得权力？是出于无端而起的邪念，还是某种特定的必要性，比如，为了确保物种的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