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纳：责任概念在您的思考中扮演重要角色。你谈到“为责任而负的责任”。您的意思是？
鲍曼：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会对别人的生活产生影响。我们不愿意去想这个。我所说的“为责任负责”就是在道德上承认这个被客观地赋予的责任。
哈夫纳：这是否意味着，在我们所有的决定中，我们都要面对对错、善恶的选择？
鲍曼：甚至在知道何为善恶之前，在与他人相遇的那一刻，我们就面临这个选择了。我们不可逃避地在存在上就是道德的存在，承担着对我们的人类同胞负责的责任。这个选择使我们陷入一种矛盾的境地。道德的生活是一种持续不确定的生活。要道德就意味着要为自己的责任负责。
哈夫纳：现代性应对这种矛盾心理的方式，与之前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鲍曼：在前现代，这个重负大多是通过宗教来处理的。为已犯之罪（sin）寻求赦免的行动，反过来减轻了做出错误的决定带来的重负。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现代的计划——根据一种理性的规划来改造世界——许诺了一种没有罪的生活。世上不但没有了罪人，也没有了罪本身。罪感（guilt）取代罪。主管这一切的权威，也成了立法机构。
哈夫纳：现代性伦理和后现代性——或者就像您所说的“流动的现代性”——伦理有什么不同？
鲍曼：在传统的伦理中，你必须遵守规则。相形之下，后现代的道德则要求每个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人变成为自己定善恶的无赖。如果人际关系不像现在这样被消费主义左右的话，那倒没什么。
哈夫纳：丹麦哲学家和神学家努德·罗格斯特鲁普（knud løgstrup）和法国-立陶宛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这两位伦理思想家都对您的思考产生影响——都论述过道德行动。罗格斯特鲁普说，道德行动的前提是“自发性”，它没有预谋。而对列维纳斯来说，提出人为什么应该道德地行动这个问题本身就意味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追问道德的必要性——甚或只是可取性——是错误的吗？
鲍曼：那两位是这么说的。道德地行动，为他人着想，绝不谋求什么。道德行动不希望得到好处，受到钦佩或公开的表扬。在涉及道德问题的时候，没有“必须”；道德行动的前提，是个体自由做出决定。一个行动，只有在没有算计过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人类行为，它是自发的、不假思索做出的——才是道德的。人可以做对的决定，也可以做错的决定。这种认知，是道德赖以生长的土壤。
哈夫纳：所以道德不是出自某种义务感。它是内在的。
鲍曼：列维纳斯说像“为什么我应该道德地行动？”“别人为我做了什么？”和“如果别人都不做，那为什么我应该做？”这样的问题标志着道德行动的终结，而非道德行动的开始。罗格斯特鲁普说，即便某条规则叫你去做某件事情——因为它是好的——遵守那条规则也不构成道德行为。道德行动的前提是自由决断。它关乎关爱、为他人着想——关乎不假思索地帮助他人的冲动。在当上奥胡斯大学伦理学和宗教哲学教授之前，努德·罗格斯特鲁普是菲英岛一个小教区的司铎。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则在巴黎的索邦大学教书。这两个人从非常不同的起点出发，生活在离对方很远的地方，没读过对方的作品，却发展出相同的想法，这很神奇。在物理学里，这是正常的。物理学家研究物质世界，如果一个人没有发现这个现象，那么迟早会有别人来发现。
哈夫纳：就算爱因斯坦没有提出相对论，也会有别人来提出。在所谓的硬科学中，就是这样的。
鲍曼：但在人文学科中，就不是这样了。每一个发现真的就是个体的成就。别人也可能碰巧有此发现，但那不是必然的，不是规律造成的结果。但列维纳斯与罗格斯特鲁普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列维纳斯从责任的角度来表达，而罗格斯特鲁普则从“沉默的要求”来说。想法是相通的——只是表达的角度不同。这件事情说来十分有趣。罗格斯特鲁普说耶稣不能发展出一套基督教的伦理学，因为基督教的伦理学只会生产受过教育的循规蹈矩者，而不能塑造道德的个体。道德与遵从某本规则手册无关，它要求对某种未知的、沉默的请求做出反应。解读要求中的信息，是被要求的人的责任。要求并不明确，我们也不一定要回应它。而如果我们做了什么，事后我们也绝对没法确定自己做了需要做的一切。我们甚至不会知道我们做得对不对，或自己是否胜任。道德属于不确定性的领域。这一立场和大多数道德哲学家的看法相反，后者认为道德是确定性的器官。列维纳斯和罗格斯特鲁普都不抱这样的希望，即在道德问题上我们能够获得确定性。
哈夫纳：道德是一个重负。
鲍曼：它不是幸福的良方。它是艰难生活的法门。道德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它永无止境。道德的人的自然状态就是持续地不确定。
哈夫纳：这种对伦理的理解和康德不一样。康德的绝对命令为怎样行动提供了清晰的指南：“要这样行动，使得你的意志的准则，任何时候都能同时被看作一个普遍立法的原则。”这个要求相对简单。它没有让你陷入绝望和“（做得）永远不够”的状态的危险。那么列维纳斯和罗格斯特鲁普的说法，算不算得上是无理的要求？
鲍曼：我相信不确定性不会对道德产生威胁。相反，只有在不确定性的沃土上，道德才能生长。确切来说，正是不确定性引发的孤独，带来了道德共同体的希望。每个人都要自己想办法，都必须承担个体的责任。在没有强制的情况下，情境的不确定才会引出正确的决定和错误的决定。没有“决定一定正确”的保障，但有希望。
哈夫纳：关于为什么人会在道德情境中做出特定决定，社会学能告诉我们什么吗？
鲍曼：在《当光穿透黑暗》（when light pierced the darkness）中，波兰社会学家尼查马·泰克（nechama tec）研究了在大屠杀中冒生命危险营救犹太人的个体基督徒的动机。让她本人和所有专家感到吃惊的是，她找不到任何在统计数据上显著的、支撑道德行动的因素。帮忙、牺牲的意愿和阶级归属、收入、教育、宗教或政治倾向之间，不存在任何关联。为什么不同的人在相同的情境中会有不同的行为，这依然是一个谜。归根结底，这取决于个性和责任。
哈夫纳：在今天“地球村”的媒体世界中，我们目睹了如此之多不可避免的苦难、饥荒、疾病和死亡，以至于不知道（道德的行动）该从哪里开始。
鲍曼：哲学家汉斯·约纳斯写过一篇怎样在全球层面上做正确的事情的文章。约纳斯说，如果说，我们一方面有毁灭的先知，另一方面也有乐观主义者——他们相信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那个世界——那么，我们应该相信毁灭的先知。我们不可能知道我们的行动和疏忽的后果，但我们要为它们负责。一个人在柏林做的事情，可能会对孟加拉国的未来产生不可预见的影响。对此时此刻的我们来说也一样。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会对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生活状况产生重大影响。他们还没有出世，但通过用尽这颗星球的资源，我们已经影响了他们的生活。我们在限制他们的自由。今天，我们的行动带来的影响比以往都要大，远远超出了我们自身。在先前的时代，我们从民族学那里得知，地球的居民带来的变化很小，只会波及直接的当下和眼前的未来。在大约十万年前，针被发明出来了。你知道多久之后才有人想到在针上钻一个洞，以便把一根线穿进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