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纳：我们是否至少能对我们目前的困境有所了解？
鲍曼：我不相信有人能提出一种自洽的理论来解释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还在黑暗中摸索。我的新书也不是要准确地描述当下；它不试图捕捉当前的潮流或指出可能的结果。就像我已经提到的那样，它的书名是《怀旧的乌托邦》（retrotopia）——一个由时髦的词“复古”（retro）和“乌托邦”（utopia）这个词组成的合成词。乌托邦总是位于未来，但未来不再迷人。它充满了风险、危险和挑战。它不可预测、不可控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代。我们不知道事情会朝哪个方向发展，所以，我们也不知道应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或当下我们该做什么。我们已经对进步理念失去了信任；想到进步不再令人振奋，反而会引发焦虑。它也让我焦虑。我可能会跟不上变化。我很可能会变得多余，我的专业也一样。那么多的行业和专业都已经自动化了。现在，汽车工厂几乎没有任何工人。你听过那个关于未来工厂的笑话吗？
哈夫纳：没有。
鲍曼：在未来的工厂中，将只剩两种活物：人和狗。人的工作是喂狗，狗的工作是确保人什么也不碰。这个笑话捕捉到了一种普遍的感觉。工作一直在消失，取而代之的不是人类竞争者，而是计算机和机器人。也有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表明，智识劳动也将会自动化。
哈夫纳：您说乌托邦位于未来。那么，您书名中的“怀旧”指的是什么？
鲍曼：今天，很多人认为稳定和安全的天堂在过去。那是他们渴望的家园。现在，人们在书写过去的乌托邦。但公众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即过去与未来之间的分界线已被抹除。未来和过去之间实际上没有任何差别，没有任何存在意义上的或本体论意义上的差别。很久以前，在我年轻的时候，每个人都说，未来是未知和自由的领域，而过去则是稳定和不自由的领域。
哈夫纳：虽然我们很了解过去发生过什么，但总是还有充足的揣测空间。和关于未来的想法一样，关于过去的想法也或多或少是虚构出来的。
鲍曼：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预言过可以怎样在政治上利用这个事实。在他描述的极权主义国家，“真理部”为控制其臣民的思想而操纵过去。今天，这种操作被称为“历史的政治”或“记忆的政治”，在许多欧洲国家，它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现象。我怀疑，在政客那里流行的这个趋势——“历史的政治”——背后，是当下的不安全和未来的不确定。过去是一个巨大的容器，里面装着各种各样的东西。你可以把碰巧符合你目的的东西挑出来，把其他的抛到一边。结果，同一段历史也就有了几十个版本。人们选择性地利用历史记忆来促进特定的党派利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情况。这正好与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说法相反。兰克曾说，历史学家应该“直书”，把一切“按实际发生的那样”写下来。
哈夫纳：那是不可能的。
鲍曼：显然，如实写史是不可能的。一切历史叙事都是选择性的，只能如此。你还记得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的小说《博闻强记的富内斯》吗？富内斯从马上摔下来，结果遭受了一场非常奇怪的折磨。他不能概括，不能做普遍陈述。
哈夫纳：但他记得他生命中的每一个细节。
鲍曼：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奔跑的狗和坐着的狗同属一个概念。结果，他没法讲故事，因为对他来说，讲故事要花费和事件本身一样长的时间。这就是今天的实际情况。在思考未来时，我们只能想象混乱，因为未来包含太多恐怖的可能性，我们无法一一列举。当我们回头看——因此也就有了我所说的“复古”——时，同样如此。有大量的东西可供我们任意取用。任何人，无论出于什么意图，只要沉浸于过去，都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在《怀旧的乌托邦》中，我试图按某种顺序来整理这些想法。可那一点儿也不容易。关于这点，若泽·萨拉马戈写得很漂亮。他是我最欣赏的小说家之一，我认为，他也是一位重要的哲学家：他的小说可以当哲学陈述来读。在一则日记中，他描述了一种我也有过的感觉。他写道，回头看——他当时八十六岁——他感到悲伤，因为他未能与其他人分享自己少数的明智的想法。他提出了那些想法，但没人采纳。它们没有产生任何影响。所以他对自己提出一个激进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思考呢？他给出的答案是，就像我们会出汗一样，我们也会思考。对此，我们无能为力。我们忍不住要思考。这也是我思考的理由。我忍不住。它是一种长期的——毕生的——训练：的确，是一种操练。
哈夫纳：您最关注的想法是？
鲍曼：怎样把文字付诸行动——这是我无法摆脱的问题。怎样面对日趋严重的不平等——这是我最关心的问题。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