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纳：在《流动的监控》中，您说我们的时代为恐惧所定义。在试图保护我们免于恐惧的同时，社会又生产出更多的恐惧。以前的恐惧——对神、恶魔、地狱、鬼魂、自然的恐惧——不是更糟吗？
鲍曼：我并不相信今天人们的恐惧更甚于从前，但它们不一样：现在的恐惧更任意、更分散、更模糊。你为一家公司工作了三十年。你受人尊重。突然，一家公司吞并了你的公司，你的公司开始拆卖资产。你被解雇了。如果你五十岁了，那你几乎没什么机会再找到新的工作。今天，很多人生活在这样的恐惧之中。它是凭空冒出来的，不可预防。
哈夫纳：过去不一样？
鲍曼：过去你害怕的是具体的东西。庄稼没长好。你看着天，寻思它是会下雨呢，还是会继续干旱，叫一切枯萎腐烂？孩子得走路去上学，但路上有一片小森林，林子里有狼，所以你得陪他们过去。甚至在恐惧核战时，人们也还是相信可以通过造地堡来自保。当然，那很蠢。但这里的想法是，你还能做点什么。你不绝望。你对自己说：“我是个好人。我会为我的家人造防空洞。”
哈夫纳：但今天，在世界富裕国家的我们活得比之前的任何人都更长、更安全了。毕竟，我们面对的风险大大减少了。
鲍曼：我们必须区分风险的概念和危险的概念，以便说明我心中的区别。危险是具体的东西：你知道你怕的是什么，你能采取预防措施。风险则不是这样。许多思想家已经指出这样一个矛盾：今天，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安全了，但同时我们又无法摆脱不安全感。
哈夫纳：这种感觉推动了一个行业。
鲍曼：安保行业就是卓越的增长型行业，是唯一完全不受经济危机影响的行业。这种成功与关于实际威胁的数据或事实无关。对部署安全措施、发展安全技术和强化安全机制来说，国际恐怖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借口。与交通死亡事故相比，国际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的人数少得可笑。有那么多人死在路上，而媒体却避而不谈。
哈夫纳：每辆车都应该贴上香烟盒上的警告：“开车有害你和你周围人的健康。”
鲍曼：正是如此！另一方面，生活标准也提高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再也不需要为每天的面包担忧了。但自金融危机以来，人们还是越来越害怕陷入贫困。现在，整个中产阶级都受市场的起伏影响，并害怕自己的生活标准会永久地下降。更不用说那些失业的工人了。当然，现在的生活标准要比十九世纪高很多，但不知为何，它不再让我们幸福。甚至在享受了满意、快活的白日时光后，许多人在午夜睡去后还是会做噩梦。他们在繁忙的工作日压抑的恶魔在平静的夜晚出没，这时，他们所有的恐惧都浮出水面。
哈夫纳：您说过，抑郁是消费社会特有的心理障碍。
鲍曼：过去，我们被过多的禁令压迫。我们的神经被罪的恐怖、对被控告违反规则的恐惧挑动。今天，我们苦于可能性的过度。我们害怕不足。这就是抑郁背后的恐惧。
哈夫纳：就算不抑郁，也会执迷于安全。
鲍曼：在我们开放社会的所有恶魔中，恐惧是隐藏得最深的、最阴险的。我们可能被宠坏了。我们可能看起来很好。但我们感到受到威胁、不安全、焦虑、容易恐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当下远比之前的大多数社会更执着于安全。关于当下和未来的不确定性引起的恐惧笼罩着我们。今天的恐惧不同于先前时代的恐惧，如今，恐惧的起因，和我们为保护自己免受恐惧的行动不再有关。我们找替代物来释放自己不可管控的过度的存在主义恐惧。我们远离二手烟，不吃高脂食物，避免阳光暴晒和无保护的性行为。sub[/sub鲍曼伸手拿烟斗。]你介意我抽烟吗？
哈夫纳：不，完全不。
鲍曼：你不怕吸二手烟吗？
哈夫纳：不怕。
鲍曼：我妻子阿莱克桑德拉就受不了。雅妮娜一辈子抽烟——却一点儿问题也没有。可阿莱克桑德拉介意，因为她从不抽烟。
哈夫纳：您也抽香烟吗？
鲍曼：我不得不抽，因为抽烟斗要花工夫。抽香烟要简单得多。我坐在电脑面前，写点什么——你很可能知道这感觉——突然，在句子写到一半的时候，我不知道该怎么写、该如何收尾了。
哈夫纳：于是您就去点烟。
鲍曼：香烟不好，因为几口就抽完了。抽烟斗是件严肃的事：你得洗烟斗，装烟丝，点烟，抽了再点，点了再抽，直到把烟丝抽完。这么一套操作下来，我也就想到了句子的结尾——就像那样。
哈夫纳：转折点是什么？老式的恐惧何时让位于新的恐惧，比如说，对二手烟的恐惧？
鲍曼：当去管制化和个体化扯断——或至少是大大弱化——传统的共同体纽带，扯断那些自古以来就存在、看起来似乎将永远存在的亲戚与邻居之间的纽带时，现代特有的那些恐惧就出现了。随着共同体的解体，恐惧也被个体化了。今天，无处不在的不安全感使每个人都要独自面对自己的恐惧。
哈夫纳：在讨论伦理问题时，您经常提到宗教。您会触及其他人通常会留给神学家来处理的主题：邪恶、道德责任、长久关系的价值、自我牺牲、手足之情、死亡。有时，您似乎是一位隐秘的神学家。
鲍曼：我得承认，我本人不信教。但在我的生命历程中，我逐渐看到了宗教的重要性，信仰和超然存在的意义。我认为，没有宗教，人性是不可设想的。我们不可能都是圣人，可如果我们之中没有神圣的人，那我们甚至连人都不是。他们为我们指明方向。他们向我们展示，超越之路对我们来说是一种可能性。在我们拒绝承认那条路、拒绝走那条路的时候，他们刺痛我们的良知。其实我们也都在指望某种大于我们的东西。如果它不是神，那它就是别的什么——对利润的追求，对金钱的崇拜，或是如今被我们拜为神物的技术。
哈夫纳：除伊斯兰和基督教中的原教旨主义运动，还有更广泛的宗教复兴吗？
鲍曼：在西方世界，我们正在见证的不是宗教的复兴，而是灵性（spirituality）的复兴。人们不是涌回教会，而是转向内在，转向某种超越日常生活和日常忧虑的东西。你读过我最近出版的两本小书，就是我和斯坦尼斯瓦夫·奥比雷克（stanisław obirek）的两次谈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