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瞧，我犯过很多错，错误的判断，生活里的错误。但有一点一直没变：我想让世界变得更好。如今我一只脚已经跨入坟墓，而世界却一点儿也没变好。所以我一生的工作毫无成果。
哈夫纳：那您觉得世界是变糟了呢，还是只是不一样了？
鲍曼：这个问题很重要，也很难回答。我关心的是怎样把文字付诸行动。这是我现在的执念。我是个老人，是属于另一个时代的人。我写作，演讲，满世界地跑，但我的命运和《文明的进程》（on the process of civilization）的作者诺贝特·埃利亚斯一样。他曾与卡尔·曼海姆合作，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学生。他像弗洛伊德一样，用他在学生时代学习的那种风格写作。今天他怎么样了呢？他变成了一个奇人，一个过去时代的遗物。我害怕人们也这样看我。
哈夫纳：我不这么认为。相反，不接受我们生活在“所有可能的世界中的最好的世界”的年轻人——全球化的反对者，占领运动的成员，所有拒绝赌场、涡轮和金融资本主义之现状的人——都会引用您的作品。
鲍曼：我不属于眼下的时代。诺贝特·埃利亚斯并不试图写他自己的时代。他止于“二战”。但我在努力理解和研究我不属于其中的一代人。我想知道这代人的感受，他们在做什么。至于我做的对不对，不该由我来判断。
哈夫纳：您的社会学研究会有追随者的，会有学者受您的思考方式、您的方法——探索很多人感觉到却没法表达的东西的方法——启发。
鲍曼：一些人觉得有用。其他人则认为我做的事情和社会学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哈夫纳：那是象牙塔里的说法。因为没法让别人理解自己，那些想保持自我的学者才会那么说。
鲍曼：我不在乎批评者怎么看我，也不在乎他们怎么称呼我。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我做的事情有没有在和某个人对话，有没有回应他或她的情感和需求，还是说一点儿用也没有。科学领域之间的界限是由官僚制的要求设定的。有行政的要求；要拨经费、分配学生、颁发博士学位。而这一切的副作用之一是阻止不同学科的结合。就社会学——专门研究人的生活的科学——而言，这尤其是一个损失。人不在学科的界限里生活。他们不会在早上学习心理学，在中午搞经济学，在深夜研究政治学。从人的经验来看，这些都是人为划分的。
哈夫纳：所以您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位普世的学者，对一切有趣的东西感兴趣。
鲍曼：不，我不是那样的人，因为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异。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有这样一个优势：他们还能有这样的世界观，认为世界是一个全面的整体。他们还有能力处理一切信息，使之变得通俗易懂。在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出版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时候，画家约翰·拉斯金、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和作家查尔斯·狄更斯都评论过这本书。今天，这样的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一本关于经济学的书！来自各行各业的个体都认为有义务做出回应，因为这是一个文化事件，而他们都是文化人士。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优势。他们生活在知识迅速扩张、分化为专业学科之前。我们离那个时代很远了。你可能也知道，《纽约时报》的周日版——单一期——包含的信息，比文艺复兴时期的人一辈子消化的信息还多。
哈夫纳：可您还是有着文艺复兴时期的人的好奇心。
鲍曼：小时候，我相信我们的知识不足以了解我们应该做什么。我相信，需要更多的研究、更多的书，然后我们就会知道该做什么了。今天，我认为情况正好相反。在制订合理的行动计划时，我们面临的困难不是信息不足，而是信息过剩。这是我们的日常体验。如果你上谷歌搜某个问题的答案，你会得到数百万个结果。你怎么可能把它们全部看完？一辈子的时间都不够用。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满溢的世界，同时我们又注定觉得信息不足。这就是文艺复兴时期和今天的差别。互联网、脸书、领英、电视、报纸……我不可能是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没人会是那样的人。太晚了。文艺复兴时期不一样。那帮幸运的家伙！
哈夫纳：那么，今天您可以做什么样的人？
鲍曼：你可能希望有人会觉得你做的事情有用——在生活中也有意义。就我而言，我有点儿绝望。我提出了一些好的想法，但它们没有在世界上留下任何痕迹。
哈夫纳：恕我直言，这可不由您说了算。在知识分子生活中，有一些趋势，并且，就对您的作品的欣赏而言，也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在1989年的事件之后，您的同胞斯坦尼斯瓦夫·莱姆也有过您刚才描述的那种感觉。身为享誉全球的作家，在波兰却不再有人对他感兴趣了。然而，在波兰冷静地经历了原始资本主义之后，每个人又都想去朝拜这位克拉科夫的智者了。您熟悉他的作品吗？
鲍曼：当然，我有他的波兰语作品集。莱姆独一无二，他既是一位真正深刻的科学家，又是一位非常深刻的哲学家。这样的结合是罕见的。他也是一位非常好的作家。
哈夫纳：且极具幽默感。
鲍曼：无与伦比。在我看来，唯一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是翁贝托·艾柯。他也集各种才华于一身。
哈夫纳：莱姆曾说，翁贝托·艾柯能为创作他的小说《玫瑰的名字》而借鉴一部中世纪百科全书；而他，莱姆，则必须亲自为他幻想的未来主义小说写所有的百科全书。当然，这句话背后暗含一些恶趣味：他这么说是在暗示自己的天才。他知道自己是谁。
鲍曼：翁贝托·艾柯也做过同样的事情——关于超现实，伪造的权利。他很了不起，是一部行走的百科全书。他的每一篇短文都以一种极具个人特色的组合方式呈现了数量惊人的知识。
哈夫纳：您也一样。
鲍曼：不。和像莱姆或艾柯那样的人比，我非常肤浅。我的预期也不高。我很乐意相信，我的写作和思想产生了影响。
哈夫纳：您还在做研究，但您不再教学了。您怀念教书的时候吗？
鲍曼：学生让我时刻警惕。他们渴望学习，会反驳我、刺激我继续前进。他们会提出一个问题；我会给出一种解释，然后他们就满足了。但在给出解释的时候，我会认识到，我自己也不理解那个问题。和学生互动是我工作必不可少的一个部分。没有它，我就无法清晰地表述一些东西，阐明一个问题。现在，我不再有正式的学生，但我还在接受质疑，在质疑中发现自己理解的局限。我的第二任妻子阿莱克桑德拉很有批判意识，这对我来说很有帮助。她是华沙大学的教授，一位很好的社会学家。她的作用相当于一大批学生。
哈夫纳：您过去经常旅行，今天也还在旅行。您与世界各地都有联系，包括俄罗斯、中国、德国、法国。旅行对您来说重要吗？
鲍曼：我经常旅行可能和我的思考方式——也就是说，在谈话的过程中思考——有关。因为不再有正式的学生来刺激我，所以，我会去做一些客座讲座，这使我能够学习，获得明确或默认的反馈，知道我那些半成品的想法是否美味。这样，我才知道该额外加入什么成分让成品变得可口，以完成烘焙。在讲座之旅归来后，我往往能够更好地投入未来的工作。但因为我日渐衰老的身体的抗议，我拒绝了很多邀请。
哈夫纳：为看风景、为体验一些东西去旅行呢？
鲍曼：我没有旅游的细胞。我对只为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去某个地方没有兴趣——特别是考虑到我可以在网上参观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艺术画廊，而不必把宝贵的时间花在机场这一偏僻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