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纳：您不只在以色列行使说出自己想法的权利。让-保罗·萨特认为，批判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和启迪人民是知识分子的任务。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米歇尔·福柯倡导“具体的”知识分子的理念：具体、特定问题上的专家。一位是代表所有人的良知、具有“普世性”的知识分子型作家；与之相对，另一位则是政治的、专注的、以权力为研究目标的知识分子。这两位思想家都影响了您。在这个具体的问题上，您更倾向于谁的立场？
鲍曼：米歇尔·福柯观察到，这些“具体的知识分子”已经取代了先前的“普遍型知识分子”。“具体的知识分子”知道自己的知识领域并投身其中。记者为新闻自由而战，外科医生为医院争取更多的资源，演员为剧院争取更多的资金；他们都为自己的专业兴趣而奋斗。我认为，福柯的“普遍型知识分子”概念是一种同语反复。福柯区分了普遍型知识分子和新的、“具体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从定义上说就有普遍的意思。自这个术语在十九世纪被创造出来，“知识分子”就被理解为这样一个人，他心系超越自己专业能力和地位的社会的普遍利益，他反思社会的价值、道德和生活水平。说“普遍型知识分子”，就和说“黄油做的黄油”或“金属制的金属”一样。
哈夫纳：这意味着，在术语上，“具体的知识分子”是矛盾的。
鲍曼：对，这个概念自相矛盾。“具体的知识分子”可能是受过教育的人，但他不是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观察社会上正在发生什么，这个任务远远超越了一个人有限的个人或专业兴趣。知识分子要为自己国家的人民服务。
哈夫纳：不过，在当前的讨论中，几乎没有知识分子的身影。欧美的民粹主义狂潮导致在政治讨论中，事实几乎不重要。重要的不是真相是什么，而仅仅是人们相信什么。
鲍曼：在这点上，我甚至比你更怀疑。追求真相的人根本就不会涉足政治。政治和真相无关，而和权力有关。只要有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那就是好的。政治便是如此。
哈夫纳：但过去，政治中还存在过类似于“理性话语”的东西。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应该培养这样的话语。
鲍曼：知识分子的存在，是为了保留超越多变的政治局势的价值。原则上，政客应该关心当下发生的事情。知识分子的任务更加艰难。知识分子要逆流而上，去拯救过去被丧失的可能性。那些可能性并没有消失。它们只是被暂时丢到一边——没有被检验或没有被实践。必须为未来的时代保留它们。知识分子的工作是一项长期的活动；政治是短期的。
哈夫纳：不过，重要的是，政客也不应该把目光局限于下一次选举。问题肯定比那更长远。
鲍曼：想象一下，要是一名政客在参加选举时说他计划在2060年干成什么，那他几乎没什么机会赢。反过来，要是他借最近的恐怖袭击、最新的贪腐丑闻大喊口号，那他就会揽到大量选票。要是他大谈昨天的头条新闻，大谈有百万叙利亚人在敲欧洲的门，那他马上就会有一大群追随者。像法国的玛丽娜·勒庞和匈牙利的欧尔班·维克托那样的人深谙此道。他们以那样的方式在政治上捞到了巨大的好处。但那些想揭露真相、有远见的人呢？你都没法期望这样的人从政。
哈夫纳：现在您已经写了近六十本书了。您一般在什么时候写作呢？是在固定的时间，还是想写就写？
鲍曼：我一天中的创作时间是早上。我把白天分成生产和投资两部分。从早上5点到中午12点，我生产。我能做到的就是这点。然后我会吃完饭，然后打个盹。白天的第二部分则专注于投资。
哈夫纳：意思是读书？
鲍曼：对。
哈夫纳：您很可能也得回很多邮件。
鲍曼：的确，但大多数邮件我会直接删除——很多垃圾邮件。我没法抱怨对自己做的事情没兴趣。我这辈子不缺机会做事，我的机会比一般人多。
哈夫纳：您欣赏的一位作家乔治·奥威尔曾问过自己一个实际上绝不应该拿来问作家的问题。请允许我以他的名义来问您：您为什么写作？
鲍曼：乔治·奥威尔是玩弄文字的高手，同时在品鉴这套“把戏”的效果上也非常严苛。他是一个精致的唯美主义者，他的作品提供了一个评判一切写作的标准。奥威尔说，他大约十六岁时，突然发现了“纯粹属于字词的快乐，就是说，字词的声音和组合”。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他说，如果那时写作，他想写“以悲剧收场的大部头的自然主义小说，里面充满详细的描述和引人注目的明喻，而且还尽是成段成段的华丽辞藻，用词兼顾音律”。我写作的出发点则正好相反。我想和别人分享一些事情，而文字只服务于那个目的。一旦写到纸上，我就不再关心文字。我十一岁时给日报《我们的评论》的青年增刊投递并发表了我的第一篇文章。它写的是法国的语言学家让-弗朗索瓦·商博良。我刚读了一些关于他的东西，并被他在多次失败后成功破译埃及象形文字——几千年来一直无人阅读的文本——这个事实给深深地打动了。我如此激动，以至于想把这个故事告诉全世界。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奥威尔提到的写作四大动机之一是“审美热情”：想要“欣赏外部世界的美，或者，另一方面，欣赏词语和它们正确组合的美”。如果我说这是我的动机之一，那就是撒谎了。
哈夫纳：您的风格、您的语感、您的节奏感，以及您对写作材料的戏剧性运用掩饰了这点。
鲍曼：在出了几本学术书后，我撞了大运：波兰科学出版社的玛丽亚·奥菲尔斯卡被指派为我的编辑。她让我大开眼界，见识到“文字”及其“正确组合之美”。这对她来说并不容易，因为她得和一个一开始满腹牢骚、性情暴躁，后来有了热情却反应迟钝的学生打交道。想起她，我既深感悔恨、良心不安，又满怀感激。她像英雄一样执行她赫拉克勒斯式的——同时也是西西弗斯式的——任务：敲打一颗有想法却不知道如何正确表达的头脑，使之对文字的魅力有所尊重和最起码的理解。关于写作这门高贵的艺术和作家应有的责任——不只是在思想的正确性上，还在语言之美上——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要归功于她。我依然为自己未能符合她为我设定的高标准、为自己不能达到那个水平而羞愧。我肯定不是法国人所说的“文人”或德国人所说的“诗人”。我的手艺不是写作美文——以文学本身为目的的纯文学。但如果我有那样的技能的话，我也会感到高兴。
哈夫纳：您能详细谈谈您的写作动机吗？
鲍曼：就我而言，最重要的是奥威尔在回答他为什么写作时列出的那四个理由中的两个：“历史方面的冲动”和“政治方面的目的”。也就是说，一是“想如实地看待事物，找出真相，并把它们记录下来以供后人使用”；二是“希望把世界推向某个特定的方向，改变别人关于他们应该为什么样的社会而奋斗的想法”。我想，这就是我会追随奥威尔的地方。
就动机而言，我只能借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话来说，我不驱动思想，而是让思想自己思考。在这点上，我一直能够依靠这个世界，这个迷人得令人发狂的、令人愤怒的、神秘的世界——现在如此，在我最初开始思考的时候也一样。你瞧，我已经活了很久，所以总有我不得不去理解的新话题、新问题出现。这世界上的想法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要想让我停下来休息还挺难的。
哈夫纳：您的写作非常规整，似乎是为吸引读者而设计的。
鲍曼：事后这么说是不对的。对自然发生的事物加以纪律约束是不可能的，不可预期的东西也没什么逻辑可言。我的想法是由世界孕育出来、传达给我的，而确切来说，这个世界并不以规矩和逻辑而著称。书必须连贯，世界却不受任何连贯性的要求约束。它不必精确、确凿。我的写作方法就像是试图抓住一只因为有人在它的尾巴上撒盐而逃跑的老鼠，就像波兰的民间智慧会告诉你的那样，这是一种注定失败的方法。在我的作品中，这是常态而非例外：最后的句号意味着“未完待续”——它代表一种痛苦的未完成。我试着听从米开朗琪罗给雕塑学徒的建议：你只需要凿去所有多余的大理石就行了。于是我一写完东西就开始修剪。我删去可能使读者分心、偏离主线的枝节。在最终画上句号之前，我会做很多这样的修剪，而每一个删去的枝节，都可能是另一本书的出发点。说到我为什么写作的问题，最终，我只能重复我在那本名叫《这不是一本日记》（this is not a diary）的小书中说过的话：
我猜在这里，“因为什么”这个问题比“为了什么”这个问题更合适。写作的原因很多，你可以注意到并挑选出大量可能的原因。可以说，开始写作的决定，是被“过度决定了的”。首先，除写作外，我没学会任何其他的生活形式。一天不写东西，感觉就像浪费了一天，罪恶地终止了一天，疏忽了责任，辜负了召唤。
哈夫纳：您不是象牙塔里的学者。对您来说，只为专业读者写作有多重要？
鲍曼：你知道我的声音如同旷野呼告，无人倾听。
哈夫纳：不，很多人会听。您的书被翻译为多门语言，全世界有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人阅读您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