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夫纳：在涉及个人生活细节的时候，您一直以矜持著称。您的读者知道您思考什么和您怎样思考，却不知道您是谁或您来自哪里。您能跟我们说说您的家族史、您的父母吗？
鲍曼：我父亲毛里茨·鲍曼（maurycy bauman）1890年出生于当时普鲁士境内的一个小集镇斯武普察（słupca）。他1960年于以色列的吉瓦特·布伦纳集体农场（givat brener kibbutz）去世。他是一个自学成才的人。除了上过传统的犹太宗教学校——所谓的“赫德尔”（）——外，他没有受过任何正式教育。他父亲在村里开了一个小店，有七个孩子，不能或者说不会资助他继续上学。我父亲自学了几门语言。他对阅读充满热情，自己也会写点东西。他去世后，留下了用意第绪语写的大量手稿。我和集体农场里的人都看不懂这些手稿。不幸的是，我的姐姐泰奥菲拉（teofila）——她于1938年移民至巴勒斯坦并在同一个集体农场生活——把他所有的文件和写字本都扔进了垃圾箱。
哈夫纳：您的祖父母信教吗？
鲍曼：我祖父是一名守教规的正统犹太人，但他不懂那些精妙的神学或文化，或者说他没兴趣。相比之下，我的父亲生活在智慧的世界里，他终生远离一切实际的事物。而他越是培养自己的这一面，他在宗教上也就变得越不正统。每年，只在赎罪日那天，他会斋戒、去会堂。他很早就变成了世俗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并且一辈子都如此。可以说，犹太复国主义就是他的宗教。
哈夫纳：您母亲呢？
鲍曼：我母亲索菲亚1884年出生于弗沃茨瓦韦克（włocławek），它在当时是一个区域中心城市。1914年之前，俄罗斯人统治着那里。1917年，在我父母结婚的时候，德国人攻占了那座城市。我外祖父有一家生产建筑材料的工厂。母亲出生于有钱人家，受过高等教育。她热爱文化，满怀抱负。她在厨房度过的那些年里，这些雄心壮志都受挫了。就像我之前提到的那样，她在厨房里钻研烹饪的炼金术，那一定成了她宣泄创造渴望的出口。事实上，从1939年到她1954年去世的那个时期，这反倒变成她的优势。在那些年，到处急需像她那样有独特的烹饪技艺的人。先是苏联的战时食堂，然后是战后华沙的简易餐馆。
哈夫纳：您父母是做什么工作的？
鲍曼：在他们结婚的时候，我的外祖父莱昂·科恩（leon cohn）把波兹南的一个小纺织品商店给了小两口。我父亲特别不适合经商，他永远在思考他读到的一切——很快，他就破产了。他失业了一段时间，甚至尝试过自杀。后来，他在波兹南一家大书店找了份簿记员的工作。我们在苏联的那几年，以及我们1946年回波兰后，他都在干这个，在以色列集体农庄（他是在我母亲去世后移民过去的），他也是簿记员。
哈夫纳：您父亲是在政治“解冻”时期移民出去的。这个时期始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谴责斯大林之后。波兰的犹太人（其中一些在波兰共产党内和公共安全部任职，即臭名昭著的秘密警察）比以往更招人恨。新一波反犹主义浪潮使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袖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打开国门，允许波兰犹太人向以色列移民。当时您父亲已经年近七十，您母亲刚过世。但您父亲还是抓住机会，申请了护照。他1957年2月拿到护照并移民。您母亲之前也想去巴勒斯坦吗？她也和您想死在先祖的土地上的父亲一样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吗？
鲍曼：在我父母家，丝毫没有犹太复国主义的氛围。我母亲觉得自己完全是波兰人。她绝不会迁就我父亲移民以色列的梦想。他得等她去世了才行。然后，他搭上了能走的第一条船。早在他之前，我姐姐泰奥菲拉就移民了。搬去巴勒斯坦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变化无常、完全不关心政治的青少年。还在波兹南的时候，她很可能都说不出什么是犹太复国主义。这倒是证明了我们父亲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自由主义态度：他想让我们诚实、幸福，不管我们对自己的生活做什么样的打算，他从不干涉。在纳粹入侵前，我父母把泰奥菲拉送去了以色列。他们不想拿自己女儿的生命冒险。1938年，一名二十岁的巴勒斯坦男子来波兹南参加国际贸易博览会。他遇到我姐并爱上了她，我父母抓住了机会。泰奥菲拉是以他妻子的身份移民过去的。后来，我父亲也去了她的集体农场。不久，他在那里发现，现实辜负了他毕生的犹太复国主义梦想。
哈夫纳：雅妮娜写道，您和父亲吵了一架，因为他去以色列驻华沙大使馆咨询移民事宜。那是1952年后的事。因为您父亲这次“与西方的接触”,1953年1月，您立刻就被逐出了军队。您被列为不受欢迎的人，您在军队的老同志们也都回避您。后来，您和您父亲和好了，但您几乎不和您姐姐——在以色列生活的泰奥菲拉联系。这是为什么？
鲍曼：1938年，泰奥菲拉离开波兹南之后，我就不怎么和她联系了。我们将近十五年没有任何联系，在后来的二十五年里，我们只是偶尔有书信往来。1968年到1970年，我在以色列见过她的儿女和孙子孙女，但老实说，我与他们交谈的机会非常有限，既因为兴趣不同，也因为语言障碍。离开以色列后，我们就彻底断了联系。1999年，泰奥菲拉于吉瓦特·布伦纳集体农场去世。她有一个女儿和两个儿子，还有第二任丈夫那边的一个继子。
哈夫纳：您的童年是怎么度过的？您是和其他犹太孩子一起长大的吗？
鲍曼：我们是波兹南耶泽策区唯一的犹太家庭，我是该区小学里唯一的犹太学生。1938年，上中学时，我才第一次遇到同龄的犹太男孩。我们一共四人，学校最多也只招四人。贝尔格中学（the berger secondary school）是唯一一所限额接收犹太学生的学校。我班上所有非犹太男孩都是童子军。我记得自己很羡慕他们。来自“学校长凳犹太区”（他们这么称呼我们坐的地方）的男孩不能加入童子军。但在我的新朋友中，有一个是隶属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社会主义分支的青年团体“青年守卫者”（hashomer hatzair）的活跃成员。他向我介绍了那个团体。它有点像犹太童子军，巴登·鲍威尔运动的波兰版。几个月后，战争爆发，而我最终去了苏联。我的转变很简单：我只是丢掉了一直以来松散地、做作地附属于“社会主义”的“犹太复国主义”部分。苏联的团体，比如说苏联共产主义青年团（komsomol），并没有族群之分。
哈夫纳：鲍曼（bauman）这个姓氏是怎么来的？
鲍曼：带两个“n”的“baumann”是德语的拼法。在我们回到波兰，德国人离开之后，我父亲把我们的姓注册为只有一个“n”的“bauman”。至于确切是什么时候，是怎么做的，我不知道。我没有亲眼见证，我没法证明。
哈夫纳：您的妻子雅妮娜还是一名十四岁的少女时，她在华沙犹太区经历过纳粹主义的恐怖。她的家人几乎都遇害了。她不想离开波兰吗？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建国，成为世界犹太人的避风港。
鲍曼：因为她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的可怕经历，在我遇到她的时候，她已经决定移民去以色列。最终，她同意留在波兰。说服她并不难，因为她对犹太复国主义一无所知，也没多大兴趣。
哈夫纳：雅妮娜写道，你们为此争吵，但后来，都留在波兰的决定又奇怪地让她自己松了一口气。
鲍曼：她觉得波兰是她的祖国。在她心中，以色列的形象从一位慈爱的生母最终变成冷酷的继母。
哈夫纳：雅妮娜写道，您认为犹太复国主义与共产主义矛盾，为无家可归、被围攻、被迫害的犹太人建立一个“堡垒”，是在搞一种新的民族主义。随波兰军队回家时，您有没有目睹过大屠杀呢？
鲍曼：我所在的炮兵团抵达卢布林时，我最先看到的几件事物之一，就是马伊达内克集中营。马伊达内克是纳粹在被占领的波兰建立的最可怕的灭绝营之一。当时，那里仍到处都是成堆的尸体；清除尸体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但和刚逃脱被送进灭绝营的命运的雅妮娜不一样，我从未在这个恐怖、非人的世界中生活过。谢天谢地，和大多数人一样，我只读到过、听说过它。
哈夫纳：在您的书《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您提出了这样一个充满争议性的论题，即工业化地灭绝人类的想法是现代性的，而非德国民族主义特有的产物。那么，今天还会出现奥斯维辛吗？如果会，那会在什么情况下出现？
鲍曼：现代不是一个种族灭绝的时代。它只是使实施种族灭绝的现代方式成为可能。它通过像工厂技术和官僚制那样的创新，尤其是通过这样一种现代观念来搞种族灭绝：我们可以改变世界，甚至是颠覆世界，我们再也不用接受以前那种想法了——就像中世纪欧洲人相信的那样，就算不喜欢，我们也不能干涉上帝的创造。过去，人们是得忍受一些东西的。
哈夫纳：我们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来重塑世界了。
鲍曼：这就是为什么现代也是一个毁灭的时代。对进步和完美的追求使灭绝无数的人成为必然。这些人被认为不可能适应人们想要的那个完美计划。毁灭就是“新”的本质，消灭一切不完美正是实现完美的条件。纳粹主义是这个现象最明显的例子。他们力图一劳永逸地根除人的境况中一切不受管制的、随机的或难以控制的元素。
哈夫纳：是上帝之死开启了这扇门吗？虽然事实上，在更早的时代，比如说，在十字军东征时期，人们也会以上帝的名义相互杀戮。
鲍曼：现代的野心是把世界置于我们自己的管理之下。现在，掌舵的是我们，不是自然，也不是上帝。上帝创造了世界。但既然他缺席或者说死了，那我们就要自己管理，再造一切了。消灭欧洲犹太人只是一个更大的计划的一部分，那就是以德国人为中心，重新安置所有人群——这是一项骇人的事业，炫目又傲慢。幸运的是，现在缺乏执行这个计划的一个要素：极权（total power，总体的权力）。只有纳粹德国才能执行这种计划。在不那么极权的国家，像是墨索里尼统治下的意大利或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这是不可能的。这个要素，现在的世界不存在。上帝保佑情况不会发生变化。
哈夫纳：可人们对此的理解经常截然相反，认为它是一种对野蛮的回归，是对现代性、对现代文明核心原则的反叛，而非现代性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