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曼：具体来说，我受到了意大利哲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安东尼奥·葛兰西的影响。我接受了他的那种进路，我称之为社会学诠释学（sociological hermeneutics）——注意，不要和作为社会学内部流派的诠释社会学（hermeneutic sociology）混淆。重点是人们接受的观念、他们遵循的指导原则。社会学诠释学意味着要反思社会的条件、环境和构成。我们是一个注定要思考的自然物种——智人（homo sapiens）；我们会体验一个东西，而不只是用身体来经受它。经验是碎片化信息和虚假信息，我们试图从中得出认识，创造观念，再从观念出发制订计划。与之形成对照的是，专业诠释学从先前的观念得出今天的观念，在过去的基础上诠释它们，揭示它们是怎样任意地增殖、生产、交配的。但在我看来，事情不是这样发展的。我们必须从观念转向社会机体，试着去发现二者之间的关联。那个把我们分成不同的政治派系、党派，使我们加入和忠于不同势力的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我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诠释相同的经验。葛兰西想到的是一种关于霸权观念——人们通常所说的常识——的哲学。霸权哲学不是哲学批判意义上的哲学。它不是由关于康德、莱布尼茨和此类人物的专题论文构成的。定见（doxa）是这样的想法：人们不会去思考它们，而是根据它们来行动。它们沉积于某处，形成我们感知世界的框架。多亏了葛兰西，我把生命中最美好的那部分时间用来破解主流的、霸权的观念，这些观念都是对人的生活境况的反应。我试图理解为什么新自由主义突然变得流行起来，或者为什么人们对强大领导人的渴望会突然回归。在我看来，这些都是挑战。
哈夫纳：在苏联加入贝林格将军的部队并被派往前线时，您才十八岁。后来您又回到了波兰。战争的经验、故乡被蹂躏和破坏的经验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听说在苏联的时候，你在空闲时学过物理学。
鲍曼：我随在苏联建立的波兰部队回到故乡时，我的兴趣已经从自然科学转向社会科学。我的所见所闻加快了这个过程。甚至在德国占领波兰之前，波兰就已经很穷了。许多人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社会的不公骇人听闻。在德国占领波兰六年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人民一直被侮辱，土地被在上面推移的战线变成焦土。因此，我转向社会和政治研究并不奇怪。退伍后，我全身心地投入研究。
哈夫纳：德军镇压起义，杀死二十万居民，并把城市变成废墟。当时您所属的轻炮兵团，就驻扎在华沙外的维斯瓦河畔。1945年3月，您在科尔贝格之战期间负伤并被送进军医院，之后您又参加了柏林之战。您赢得了英勇勋章。确切来说，您获得勋章的原因是什么？
鲍曼：我不知道。他们把勋章授予我的时候，我在军医院，我是之后才得知这件事情的，并且当时我联系不上任何提名我的人。我能告诉你的仅仅是，我绝不比其他数百名波兰士兵更勇敢。我认为，我参加城市战斗对攻占科尔贝格并未起到多大作用。
哈夫纳：那柏林之战呢？
鲍曼：我5月3日从军医院步行抵达柏林。那是战斗的最后几天了，5月8日，德国人就投降了。
哈夫纳：在您的军旅生涯中，您有没有学到什么对您的思想研究有影响的东西？
鲍曼：重建我对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体验，有违背利奥波德·冯·兰克的要求——历史学应该“如实直书”——的风险。我唯一能肯定的是，我一直不确定自己有没有如实直书。过去充满了影射和暗示；对思辨来说，就算未来没有任何定向点（points of orientation），过去也远比未来丰产。因此，我说的是我眼下的看法，至于我有没有把后来积淀的这个多层次的东西的最深层给揭露出来，我不知道，也没法保证。
哈夫纳：具体来说，当您在华沙担任社会学教授时，您年轻时的军事经验，特别是参与解放波兰的经验，对您最早的观念有没有影响？
鲍曼：因为《洛杉矶书评》采访我时也问过相同的问题，在这里，我要重复我2014年的回答：“肯定有影响，不是吗？怎么会没有呢？无论是军人还是平民，生活经验都会不可避免地在人的生命轨迹上留下印记，影响我们认识世界、回应世界和选择在世界上走哪一条路的方式。经验越强烈，影响越深刻。生活经验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矩阵，而人的生命旅程，就是这个矩阵可能的组合方式之一。不过，重点是，它们沉默地，也可以说秘密地、偷偷摸摸地，通过促成而非激发起作用；通过它们作为环境规定的选择范围而非通过有意识的、蓄意的选择起作用。波兰伟大科学家、“讲故事的人”斯坦尼斯瓦夫·莱姆曾半戏谑地尝试过创作一份意外的清单。这一系列的意外导致了那个名叫“斯坦尼斯瓦夫·莱姆”的人的出生。然后，莱姆根据清单来计算出生的或然率。他发现，从科学来说，他的存在近乎不可能（尽管其他人出生的或然率不比他高，同样无限地趋近于零）。所以，这里需要警惕：带着后见之明来重建选择的原因和动机有这样的危险，即把流动的说成是结构框定的，说发生的一切是逻辑——甚至是前定——使然。而事实上，发生的一切不过是一系列的既成事实而已，并且在当时，人们很少或者说根本不会去反思这些既成事实……
在这里，我回忆这些俗气而相当琐碎的真相是为了提醒你，你不能完全相信我在回答你的问题时说的话……
把战争和战后头几年的经验与后来成为我毕生学术兴趣的东西（恶的来源，社会不平等及其影响，不义的根源与工具，另类的生活方式的美德与恶习，人控制自己的历史的机会与限度）关联起来“理所当然”。但“理所当然”就对吗？了不起的波兰作家维耶斯瓦夫·梅什利夫斯基（wiesław my'sliwski）在他最后一本小说《最后一手》中，不仅用精美的散文讲述了一个迷人的故事，还用很长的篇幅来思考鲁莽、傲慢的人在自以为有序、全面、可靠地重建和重述自己的人生经历时会遭遇的各种陷阱与埋伏、考验与磨难。他在书中写道：
我随意地活。不觉得自己是事物的秩序的一部分。我活在碎片中，活在当下，我随机地经历每一个事件，随波逐流。我经常会有这样的印象，有人把我生命之书上的大部分内容给撕去了，因为这些内容一片空白，或者说，因为这些内容不属于我的生活，而是属于别人的生活。
但他提出这个问题——“有人会说：‘那么记忆呢？记忆不是我们的自我的守护者吗？记忆不是给了我们自己是自己而不是别人的感觉吗？记忆不是让我们变得完整，给我们打上了印记吗？'”——只是为了回答：“好吧，我不会建议你相信记忆，因为记忆全凭想象，因此它也就不可能是关于我们的真理的可靠来源。”我谦恭地接受这点。
马丁·杰伊曾说，我对流动的现代性的诠释，也受到了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的流动性的影响。在我的人生故事中，我一直是鸟，而不是鸟类学家（而我们知道，鸟在鸟类学记录中并不是特别重要）。我真的不觉得，我有资格超脱这个相当平庸的说法：我对自己所处、所经历过的环境的脆弱性的体验，一定会对我看到的东西和我看待事物的方式产生影响，不是吗？
哈夫纳：在德国入侵波兰两周后，您一家人乘最后一列火车逃到了苏联。差不多三十年后，您不得不再次逃离您的故乡波兰。您一开始在以色列寻求庇护，然后又搬到了英国，在那里一直待了下来。您能清点一下您的人生旅途经历过哪些阶段，住过哪些地方吗？
鲍曼：要把它们都列出来那就太多了。在华沙，我们——我爸妈、我姐和我——住在普鲁斯街17号一个租来的公寓。然后我们逃到了莫洛杰奇诺，也就是今天白俄罗斯的马拉奇耶克纳市，但当时它被红军占领，并按照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被并入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那里，我们住在一个农庄的一个房间里。1941年，在德国人占领那个城市之前，我们又逃到了高尔基（今天又叫回了下诺夫哥罗德）北部的区域中心沙胡尼亚。我们从一个寡妇那里租了一间很小的没有窗子的房间。战后，1948-1954年，雅妮娜、我们的大女儿安娜、我，以及我父母住在华沙桑多梅日斯卡街上的一个三居室公寓。在那之后，雅妮娜和我搬到统一大道的一个两居室公寓，然后又搬到诺沃特基街，也就是今天的安德尔斯将军街。我们在那里一直住到了1968年，我们不得不移民时。在特拉维夫待了一阵后，我来到了英国，搬到了利兹的劳斯伍德花园1号，我也将在这里死去。起初，我和雅妮娜、两个女儿、岳母一起住，然后只有我和雅妮娜了。今天，我和我的第二任妻子阿莱克桑德拉·亚辛斯卡-卡妮亚一起住。
哈夫纳：1957年，在完成博士论文后，您拿到一笔来自美国的资助，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一年。雅妮娜写道，您住在地下室一个黑暗且阴冷潮湿的房间里，以吃奶酪和馅饼维生，挣扎着学习英语，思念着家人。她说您很悲伤，感觉孤独得要命，您把钱省下来，好让雅妮娜来看您。
鲍曼：对，一开始我挺绝望的。
哈夫纳：雅妮娜说后来情况有所好转。她来看您的时候惊奇地发现，在海德公园著名的演说角集会反对政府的人竟然不会因此被逮捕。
鲍曼：我们非常享受一起在伦敦生活的那个月。
哈夫纳：雅妮娜在她的回忆录中写道，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工作很好找。建筑工地、工厂、钢铁厂、办公室、机关部门，到处都需要人手。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任何限制。1948年，您开始在华沙学习。当时——在战争结束三年后——大学的情况怎么样？
鲍曼：我上的是社会与政治学院，它的教员是临时凑出来的，大多相当平庸。当时没有教科书，别的书也很少。上课的时间是晚上，因为大多数学生要工作。我认为我在那里没学到多少东西。唯一的好事是我在那里遇到了雅妮娜。我真正的教育是在拿到本科学位后，在研究生阶段，在我读硕士的地方——华沙大学开始的。在那里，我的老师们是斯坦尼斯瓦夫·奥索夫斯基（stanisław ossowski）、朱利安·霍赫费尔德（julian hochfeld）、塔德乌什·科塔尔宾斯基（tadeusz kotarbiń ski）和莱谢克·柯拉柯夫斯基级别的研究者。
哈夫纳：您博士论文的主题是什么？
鲍曼：所谓的“文化学”的巴登学派的两位德国哲学家——威廉·文德尔班和海因里希·李凯尔特——的思想研究。他们都受到了马克斯·韦伯的启发。他们的思想是一种强调价值的新康德主义哲学。
哈夫纳：雅妮娜写道，作为普通军官，您“热爱戏剧”。当时，共产主义华沙的舞台上都演过什么戏？
鲍曼：当时，戏剧在波兰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德国几乎把华沙夷为平地之后，剧院是最早修复的建筑之一。艺术得到了当时掌权的知识分子在财政上的慷慨支持——这是波兰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你可以看到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贝托尔特·布莱希特、欧仁·尤内斯库、路易吉·皮兰德娄的戏，演员和导演都很棒。至于电影，则以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卢奇诺·维斯康蒂、朱塞佩·德·桑蒂斯、罗伯托·罗西里尼、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费德里科·费里尼的作品为主，但也有东德、捷克和匈牙利的年轻导演的作品。还有路易斯·布努埃尔，以及像让·雷诺阿那样的经典法国导演的作品。
哈夫纳：您小时候希望自己长大以后干什么？
鲍曼：我自幼就对物理学和宇宙学感兴趣。我想一辈子研究它们。如果没有如此强烈地接触到人的非人潜能的话，我很可能会成为一名物理学家。但是，目睹被轰炸得满是难民的街道的经历，绝望地躲避逼近的纳粹军队的经历，以及流亡的痛苦——同时也是拯救生命的奇迹体验，这些把我变成一个流浪者，唤醒了我对人的多层次、多样的生活方式的兴趣。不过，我不曾放弃过对物理学和天文学的兴趣。
哈夫纳：您小时候读书吗？
鲍曼：一开始，读男孩子读的那种书：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杰克·伦敦、赞恩·格雷、卡尔·梅（karl may）、儒勒·凡尔纳、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大仲马和波兰的作家如科尔内尔·马库申斯基（kornel makuszyń ski）写的一切。然后是波兰所有的，几乎是所有的经典，也包括散文和诗歌：亚当·密茨凯维奇、博莱斯瓦夫·普鲁斯、亨利克·显克微支、斯特凡·热罗姆斯基、艾丽查·奥若什科娃、尤利乌什·斯沃瓦茨基等。但在我们逃离波兹南的两三年前，我告别了儿童文学。维克多·雨果、查尔斯·狄更斯和列夫·托尔斯泰——只说几个最重要的名字——的书成了我的新食粮。
哈夫纳：您小时候父母会读书给您听吗？
鲍曼：我父亲会在睡前读书给我听。晚上八点钟下班回来的时候，无论多累，他都会先读一章给我听，然后才上床睡觉。因此，他对印刷出来的文字的尊重和激情也感染了我。我只给你说几个我确定记得他给我读过的书的作者：儒勒·凡尔纳、安徒生、塞尔玛·拉格洛夫和斯文·赫定。我对到北方而不是到南方去旅行的偏好就要归功于斯文·赫定这位重要的瑞典探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