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有权处置自己的身体，但女人不行。这听上去天经地义。可别忘了，我们的子宫确实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啊！
堕胎自由，远不是妇女斗争的最终目标。恰恰相反，这是最基本的要求。如果不能实现堕胎自由，政治斗争就无从谈起：妇女必将收回对自己身体的掌控，必将重新整合自己的身体。身处现代社会却无权对自己的身体做主，除了过去的奴隶，历史上还有哪一个群体经历过这样的事情？
这悲惨的境况仍在持续。每年有150万妇女因意外怀孕生活在羞耻和绝望中，5000人会因此死亡。但道德秩序依旧纹丝不动。我们不愿再沉默下去了。
堕胎自由，意味着以下几点：
1.不再以自己的身体为耻，而是自由且自豪地享受它，就像古往今来每一个充分享受自己身体的人一样；
2.不再以生而为女人为耻，不再像那些不得不选择非法人流的妇女一样，经历自我破碎的痛楚；
3.无论何时，勇敢做自己，不再有这种无耻的恐慌，害怕被抓住，害怕落入困境，害怕怀孕，害怕自己变得虚弱无力，害怕肚子里长出一个肿瘤；
4.这是一场激动人心的战斗。只有赢下来，我才开始真正属于自己，而不再属于国家，不再属于家庭，不再属于一个我不想要的孩子；
5.向彻底掌控生育迈出重要的一步。妇女和其他所有生产者一样，享有控制自己产出的绝对权利。这种控制意味着彻底重塑妇女的心理机制，同时将深刻地影响社会结构。
（1）可以生，但我想生的时候才生。没有任何道德压力、社会机制或经济需要可以迫使我这样做。这是我的政治权力。作为一个生产者，我有权通过控制我的生产向社会施加压力，以换取我想要的结果。换言之，这是“妈妈们的罢工”。
（2）可以生，但是得我想生，而且我需要确保，我的孩子降生的这个社会对我而言也是可以接受的。换言之，这个社会不能让我变成这个小孩的奴隶，变成他的奶妈、他的女仆、他犯错时的替罪羊。
（3）可以生，但是得我想生，而且我需要确保，我的孩子降生的这个社会对我和他而言都是可以接受的。我需要对这个孩子负责，我不能把他带到一个随时会爆发战争的社会，一个需要没日没夜工作才能糊口的社会。
拒绝被管制的虚假“自由”
关于堕胎的斗争，你来我往吵得异常激烈，最重要的利益相关人士——妇女——却只能在下面看着。法律是否应该放宽、什么情况下才允许堕胎的问题，其实我们并不关心。简而言之，一切“治疗性”堕胎的争议，都和我们没有关系。
依照所谓的“治疗性”堕胎，需要有“充分”的理由才能获得流产的“许可”。简单来说，女人需要努力证明自己配得上没有孩子的奖赏。相比从前，我们并没有在生孩子这件事上获得更多的决定权。
底层的逻辑一成不变：强迫妇女生孩子是合法的。
修改法律，补充几个“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最终只会进一步强化这一原则。再宽松的法律，也依然在对我们使用身体的方式进行监管。我们想怎么使用自己的身体是我们自己的事，不应受到管制。男人与生俱来的权利——随心所欲地使用自己身体的自由——女性也想要完整地获得。大发慈悲甩给我们的“边角料”，我们不要。我们反对现行的法律，同样反对《佩雷法案》/small/sup以及国家堕胎研究协会/small/sup的提案。任何要管制我们身体的法律——不论是什么形式——我们都不会买账。我们不要求有更好的法律，只要求完全废除它，除此无他。我们不是在要求施舍，而是在要求正义。仅在这一个国家，就有2700万个女人顶着“女公民”的名号，却被当作牲口一样对待。
不论你们以怎样的面目出现，不论你们是否承认自己的卑劣行径，不论你们如何自称——无论是天主教徒、宗教激进主义者、人口学家、医生、专家、律师、“相关负责人”，还是德勃雷/small/sup、佩雷、勒热纳、蓬皮杜、肖沙尔、教宗大人——法西斯分子们，听好了，我们已经揭下了你们伪善的面具。
你们是人民的杀手。从你们口中听到“尊重生命”的说法，真叫人笑掉大牙。我们有2700万人，我们将战斗到底，只为了我们应得的权利——处置自己身体的自由。
资产阶级国家的“十诫”
当人生而为女，
胎儿有得选，女人没得选。
只要德勃雷声称有一亿法国人，
妇女就不得堕胎。
一亿法国人亦非难事，
但凡无须你付代价。
若贫女不得再去英国，
事态将不可挽救。
因此，你将失业，
以取悦资本家。
你当有道德感，
因为“我们的”妻自由后会如何，神均知晓。
你当保留胎儿，
将其留至成年，参军后再杀。
你当奋力养育，
因为你当追随帝国主义。
你自当节育，
如此方能将寥寥儿女送至巴黎综合理工或者国家行政学院，
其公寓只设十余屋室。
至于其他，你当辱骂避孕药，
因为你需要的除此无他。
通心粉项链：在法国，制作通心粉项链（用一条线把通心粉串起来制成项链，有时还会涂上颜料），在母亲节时送给妈妈，是小朋友表达心意的一种方式。这个传统习俗正在慢慢消失。
《诺伊维尔特法案》：政治家吕西安·诺伊维尔特提出，1967年12月19日由国民议会通过，解除了对包括口服避孕药在内的节育方法的禁令。
“卡曼法”：一种不需要麻醉、操作简单、成本低廉的人工流产技术，利用真空将子宫内容物吸出，可在怀孕第5周到第8周之间进行。自20世纪60年代起，世界各地都有医生尝试应用该技术，其中美国心理学家哈维·卡曼是堕胎自由的著名支持者，他对该技术进行了重大改良。
一般译为“西蒙娜·薇依”，但姓氏翻译建议使用无性别色彩的汉字。
这是韦依1974年11月26日在国民议会讲坛上的发言。
《佩雷法案》：议员克洛德–佩雷于1970年向国民议会提交的一项关于强奸条件下可实施“治疗性”堕胎的提案，最终未能获得通过。
国家堕胎研究协会：让·达尔萨斯创立的组织（拉乌尔·帕尔梅担任主席），隶属于“争取计划生育”运动组织，曾尝试向议会提出一项堕胎部分自由化的法案。
德勃雷：指国民议会议员米歇尔·德勃雷，强烈反对西蒙娜·韦依的堕胎法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