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起来！把东西砸烂！
叫出声来！就是要烦人！
——维尔日妮·德庞特，法国《解放报》，2020年3月1日
2020年3月7日，巴黎，女权主义者们聚集起来，在夜色中开始了一场游行示威，从节日广场出发，一直走到共和国广场。这一天是国际妇女节前夕——说实在的，这个节日不如叫“家用机器人节”好了。这场游行声势浩大，气氛欢腾，女权主义者们一路欢歌笑语，以口号表达自己的诉求：“我们是女权主义者。我们强大而自豪，我们激进而愤怒。”队伍所到之处，留下了大大小小的标语、布告、涂鸦和拼贴画，直击当下女权主义的焦点问题。其中不少在影射不久前的凯撒奖风波，比如，“我控诉男人，我唾弃艺术家”。在不久前的凯撒奖评选中，电影《我控诉》的导演、被指控性侵的罗曼·波兰斯基获奖，法国女演员阿黛尔·埃内尔当场愤然离席。不少标语化用了阿黛尔的代表作，即法国女导演瑟琳·席安玛执导的电影《燃烧女子的肖像》中的台词，以及另一位就此事发声的法国女演员艾萨·马伊佳发表的精彩演讲。比如，“我们都是阿黛尔的后备军”，“燃烧女子的肖像无法被扑灭”。法国女作家维尔日妮·德庞特那句著名的宣言——“站起来！把东西砸烂！叫出声来！就是要烦人！”——也被多次引用，甚至在街头演化为更激进的版本。比如，“我们要接着砸，我们要把一切都砸烂！”“站起来！造反了！”游行队伍中还能见到“停止杀害女性”组织成员的身影，这些人四处张贴标语，呼吁女同胞们不要畏惧，立刻行动起来。“标语和喷火器，我之前不知道要选哪一个。”“小心了！乳房下面，是手榴弹。”/small/sup“月经杯满了，要流血了。”生态女权主义者们则高喊着“地球不是用来征服的领土，女人也不是”等口号。地铁出口处贴满了“女权主义者发火了”的标语。游行者的立场非常鲜明：反对资本主义和种族主义，呼吁国际主义。lgbtqia+/small/sup的存在感也不弱，他们在墙上留下了“上帝拯救同性恋者”的涂鸦。
道路是属于我们的！
——巴黎共和国广场街头拼贴，2020年3月7日
然而，几千个女人一边击掌一边高呼siamotuttiantifascisti（“我们都是反法西斯主义者”）的场面，引来了警方的催泪弹。警察连拖带拽，粗暴地驱散了游行队伍，把她们往地铁口赶。6名示威者被逮捕，在拘留所里关了一天多才放出来。骚乱过去之后，我们在共和国广场采访了一位友人，她依旧情绪高昂：“这不是坏事，这说明他们终于把我们当回事了！”
必须承认，女权主义的历史是激流与逆流此消彼长的历史，而过去几年间，一波声势浩大的浪潮正在形成：女权主义者们决定“杠上了”！作为一个亲身经历了这一切的女人，回想起过去年复一年，总在忍气吞声的无数个“三月八日”——那时连阻碍交通都是妄想，今年的妇女节真是天翻地覆！女同胞们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女权主义运动目前所处的阶段，通常被称为“第三波浪潮”。这场运动席卷了法国内外。2018年是有史以来世界上参与女权主义动员的女性人数最多的一年。美国见证了“妇女大游行”。在爱尔兰、阿根廷和波兰这些国家，妇女们先后走上街头，为争取自愿终止妊娠的权利而斗争。2019年，世界各国涌现出多场大规模的运动，抗议针对妇女的暴力：智利妇女喊出的elvioladorerestú（“强奸犯就是你”）口号，成了全世界反抗压迫、性暴力，以及有罪不罚现象的“国际歌”。但过去几年也出现了所谓的“开倒车”现象，且不止一处：在爱尔兰妇女赢得堕胎权的同时，阿根廷的女同胞却输掉了这场战斗，波兰政府屡屡试图剥夺本国妇女的这项权利，匈牙利政治家维克托·欧尔班公开攻击性别平等，巴西总统雅伊尔·博索纳罗/small/sup更是在任期内忽视女性权益。前文提到的导演波兰斯基，因性暴力指控而受到各界抨击，却不受影响地拿下了凯撒奖最佳导演奖，颁奖现场的观众还给予了热烈的掌声……2020年，随着世界各地因新冠肺炎疫情先后进入隔离状态，性别歧视、性别暴力和性别不平等问题越发凸显，之前争取到的堕胎权受到威胁，妇女的精神劳役普遍加重。更不用说，在疫情最前线，从事相关工作的往往是女性，而她们无法获得应有的报酬。
有“第三波”，自然就有“第二波”。“第二波”女权主义运动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之前还有“第一波”，也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妇女参政运动。那再往前呢？什么都没发生过？风平浪静，一片祥和？那些在19世纪末之前为自己的权利斗争过的女性，就没有人记得了吗？在笔者看来，这暴露了这套术语的不妥之处：“第三波”的说法，抹去了许多个世纪以来无数女权斗士的姓名，也抹杀了她们的斗争。诚然，“女权主义”（féminisme）这个词的诞生相对晚近，首次出现是在1882年“第一波浪潮”期间，背后的功臣是女作家于贝蒂娜·奥克莱尔。事实上，féminisme这个词最初是指男性失去雄性性征，整个人变得阴柔，常见于一些感染了某种特定肺结核病菌的男病人。1872年，小仲马把这个医学术语借来当作贬义词，用到了《男与女》这篇厌女的杂文里。后来被奥克莱尔“挪用”，这个词才有了“女权主义”的含义。然而，这个词诞生得晚，不意味着19世纪末“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之前就没有女权主义者。所有捍卫性别平等，揭露剥削、暴力和歧视的人，都可以被称为“女权主义者”。其实，我们大可以将法国大革命视为起点：不是狭义的女权斗争的起点，而是广义的，由女人发起的斗争的起点。在那之前，也有妇女通过文字、行动、站队等方式表态，发起过带有女权主义色彩的斗争，但此类活动真正开始形成规模还是要到法国大革命，因为在此期间诞生了公民意识，公共空间和公共场域内的自由也得到了确认。更重要的是，自这场革命起，女性的联盟和组织开始体现女性身份的自觉，促进了女性内部的团结互助，零散的斗争由此成了一场运动。
用“浪潮”的方式来呈现女权主义运动史还存在着另一种风险。这会导致人们倾向于把一段时期的运动与某一个具体的斗争目标挂钩，形成一种错误的理解——第一波是为了争取选举权，第二波是为了争取自愿终止妊娠权，第三波则是为了解放身体和亲密关系。这种理解方式首先存在着一个重要的遗漏：有关工作权的女权主义斗争，包括争取参加工作的权利、保障女性劳动者在工作当中的权益等，没有被考虑进来。事实上，在女权主义运动的悠久历史中，这一系列斗争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并且自有其进程。因此，上述解读缺乏必要的阶级视角，忽视了女权主义运动中阶级斗争的成分。事实上，阶级斗争也存在着性别维度，而且女性引领的阶级斗争有时还会和工人运动针锋相对。除此之外，将女权主义运动史理解为一部高度国族化的女性主义史诗，不仅会导致女性劳动者的隐身，也会让非白人的少数族裔女性和女同性恋难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把一波浪潮和一个斗争目标之间的联系想象得过于紧密，就容易忘记一个基础事实：回顾整个女性斗争的历史，几乎所有诉求都是一并提出的。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的妇女活动家们（让娜·德鲁安、欧仁妮·尼布瓦耶和德西蕾·盖伊）曾争取选举权和其他社会权利；19世纪末的妇女参政论者（玛格丽特·迪朗、于贝蒂娜·奥克莱尔）曾为“同工同酬”振臂高呼；1939年，马德莱娜·佩尔蒂埃因捍卫自愿终止妊娠权而被判有罪；20世纪70年代，“妇女解放运动”（mlf）支持大量的罢工运动。有些诉求看上去很具有当代性，比如非混合原则/small/sup和“含她书写”。不过事实并非如此。早在17世纪，我们的女前辈就抗议过法语语法中默认的男性优先。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的妇女活动家们发明了一系列拼写法，让人民主权的普遍原则真正包括女性。于贝蒂娜·奥克莱尔甚至生造过不少单词的阴性形式。另外，非混合原则也不是新事物。从1792年大革命期间的很多妇女俱乐部开始，到1848年“二月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期间的部分团体，再到20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组织，都只接受女性成员。各种斗争交织在一起，穿越时空，前后接力。说到底，如果一定要为女权主义运动史分期断代，诉求的内容并不是重点。这个故事之所以会显得断断续续，是因为这些诉求只得到了选择性回应，而历史对这些回应进行了更加有选择性地记忆和记载。
是时候了，女人们，
不要再楚楚动人地发火了。/small/sup
——莱伊曼·古博韦（1972—），利比里亚社会工作者、活动家
然而，我们也不能否定女权主义斗争所取得的进展。我们今天获得的权利和认可已经远远超过我们的母亲曾经拥有的，而我们的母亲又比她们的母亲拥有更多的权利。一次次冲锋，大坝一座座垮塌，战线不断向前推进。19世纪初，妇女还在死守底线，不得不为了公民权而斗争。1804年的《法国民法典》将女人当作次等公民对待。她们还要在受教育权和工作权这两大阵地上战斗，因为学校大门依然对女孩紧闭；因为女性虽然被允许参加工作，但拿到的钱还不到男人的一半。投票问题并非不重要，只是对于当时的很多妇女来说，选举权不是最要紧的事，可以暂且搁置。赢下最初的几场战斗之后，19世纪末，女权主义运动开始聚焦于选举权，因为这时妇女们相信，只有获得了选举权，才能保障其他权利。到了1944年，我们终于迎来了迟到的胜利。此后，女权主义开始转向新的战场：掌控自己的身体，自主生育，反抗针对妇女的暴力，拒绝沦为男性凝视下的欲望客体……这些斗争此前一直被认为无足轻重，但从未缺席。
说到底，所谓的“浪潮”并不对应某一段女性“发声”的历史时期，因为她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发声。之所以能形成短暂的“浪涌”，是因为这些声音在极少数时刻被人听见，即便很多人听见这些声音之后的第一反应，是叫女性乖乖闭嘴，并将她们重新赶回厨房。妇女往往能得益于连续的革命，因为革命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让非主流的声音表达自己，而不是让统治阶级牢牢把持着话语权。整个19世纪都印证了这条规律，1968年之后也是如此。
我们应当解放人类的一半，也就是女性。这样，她们才能帮助我们去解放人类的另一半。
——埃米琳·潘克赫斯特（1858—1928），英国政治家
我想在本书中展示的，是法国两个多世纪以来的女性斗争史。“只讲法国的吗？”——读者可能会感到遗憾。相信我，不是我不想，而是其他内容暂时不是本书的主题。其他国家的女性斗争史，值得由其他了解那些斗争和相关背景的专业女性历史学者来书写。不过，聚焦于法国并不意味着我没有深入思考过女权主义跨越国家、跨越国族的维度。同样，当想到远方的姐妹们和她们的斗争时，我也会思考我们之间的距离，经常为自己的无知和漠然而羞愧。
我清楚地意识到，女性与女性之间也从未平等过。争取与男性平等的机会，在女性之间并不是平等分配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small/sup毕业的公共机构女领导和工厂女工之间，女大学教授和不得不周末加班的女大学生之间，白人女性和少数族裔的女性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阶级鸿沟和种族歧视。身为女性，每个女人都在与男性的相对关系中共享着相同的境遇，彼此之间可以感同身受。但如果一个女人，在身为女性之外，还不是白人、富人、法国人或异性恋，她被歧视、被暴力侵犯、被不公正对待、遭遇刻板印象、无法被看到或被迫噤声的风险，就要大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