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世纪61年代颁布《传染病法》到白教堂谋杀案发生期间，很少有官方机构，包括伦敦警察厅，能够就“妓女”的确切定义及其识别方法达成一致意见。妓女是否只是指像玛丽·简·凯利这样完全通过性交易获得收入并且自认从事这一行当的女人，还是说“妓女”可以有更宽泛的定义？妓女是指接受男人请喝酒，然后让男人陪她到寄宿屋，支付床位费，发生性关系并过夜的女人吗？是偶尔在酒馆后巷为男人收费手淫，但不与他们性交的女人吗？是为了三便士而让男人把手伸进她裙子的女人吗？是在找到洗衣店工作并遇到愿意同居的男人以前，一周两次为钱上床的女人吗？是曾经在妓院工作过，但后来离开妓院成为客人情妇的女人吗？是四处流浪，由于害怕危险和落单而同意与某个男人上床的女人吗？是与追求她并给她买礼物的男孩发生性关系的年轻工厂女工吗？是有着“作风轻浮”的名声，在酒吧里狂欢到深夜的女人吗？是带着三个和不同爹生的孩子，只因某个男人愿意给他们地方住就与之同居的女人吗？
其中一些女人可能会被归为职业妓女或“一般娼妓”，而其余可能被称为“临时妓女”，或根据其所属集体的社会规范，只被视作发生了婚外性行为的女子。但正如伦敦警察厅所认识到的，这些群体之间的界限往往非常模糊以至于无法区分。
1887年7月，一名叫伊丽莎白·卡斯的裁缝，某天晚上独自出门买了一副手套并在摄政街观赏了金禧纪念的彩灯，结果被错误地当作站街女逮捕，这件事使得在法律上究竟谁可以被叫作妓女、谁又不能，成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随后对卡斯的审判和无罪释放，迫使警方重新审视他们对独行女性的品行所做出的预设，并在给这些女性贴上“妓女”的标签之前三思而行。查尔斯·沃伦爵士于1887年7月19日发布命令，试图从官方角度阐明警察应如何规范地定义妓女。该项命令指出，“警员不应假定任一女性为一般娼妓”，而且警察没有“理由称任何女性为一般娼妓，除非她这样描述自己，或者已经被判处卖淫罪……”。此外，如要指控一名女性为妓女，需要由一名“被骚扰或被拉客”的人以正式口供的形式提供证据。一年以后，沃伦在识别白教堂寄宿屋人口中的“妓女”时同样谨慎，并承认“无法确定哪些女性是妓女，哪些不是”。在1887年抓错人后，警方官员被迫意识到，从事和不从事色情业的工人阶级女性的界限是如此微妙，以至于无法将她们区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群体。然而，即便如此，还是会有警察无视这些命令，照着自己的偏见行事。
在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波莉、安妮和凯特曾经从事过一般卖淫活动的情况下，许多人声称这些女人参与了“临时卖淫”：这是一个掩盖了她们生活中的模糊地带、充满道德判断的笼统用词。这个词通过联想来给女人定罪——因为她贫穷、酗酒，因为她离开了她的孩子，因为她和人通奸，因为她有非婚生子女，因为她住在寄宿屋里，因为她深夜外出，因为她年老色衰，因为她居无定所，因为她乞讨，因为她露宿街头，因为她打破了所有关于女性该是什么样的规则。这一推论过程也解释了为什么虽然波莉、安妮和凯特三位被害人都无家可归，这个共同点却被完全忽略了；在有伤风化这一点上，一个“无家可归的人”和一个“妓女”没有任何区别。一个贫穷的工人阶级女性夜里在外活动是可能有很多原因的，但不是所有原因都像街头拉客那样一目了然。那些没有居所或家人的人，那些酗酒的人和那些身无分文的人，她们的生活并不遵循着传统规则。没有人知道或关心她们做什么或去哪里，而比起性方面的目的，或许正是这一点，才吸引了杀手。
如果按照伦敦警察厅警察总监为定义“妓女”一词而制定的官方标准来审视波莉、安妮和凯特，那么很显然，她们不能被认定为妓女。即使从研讯证词来看，也不存在支持这些论断的证据。同样，也没有铁证能证明伊丽莎白·斯特赖德在被谋杀前的那段时间里重新回到色情业过。简而言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女性中的任何一个自认为是妓女，也没有证据表明她们社区中的任何人认为她们从事性交易。此外，也没有人站出来表示自己曾在波莉、安妮、凯特或伊丽莎白遇害的那些晚上，被她们拉过客。在验尸官听取了所有证人提供的证据后，他们对受害者的身份做出了决定性的结论。这些结论在她们的死亡证明上作为“职业或专业”被记录了下来。玛丽·安·尼科尔斯被描述为“印刷机械师威廉·尼科尔斯的妻子”。安妮·查普曼被认定为“马车夫约翰·查普曼的遗孀”。伊丽莎白·斯特赖德被记录为“木匠约翰·托马斯·斯特赖德的遗孀”，凯瑟琳·埃多斯则被记录为“疑似单身女性”。只有公开承认从事性交易的玛丽·简·凯利被描述为“妓女”。针对我们是否有理由宣称“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问题，这些官方声明必须被视为最终的定论。如果还要坚持原来的成见，那就等于退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武断推论。
今天，只有一个原因会使我们继续接受“开膛手杰克是妓女杀手”这一想法：有一整个产业在依托着这个神话挣钱。毫无疑问，开膛手杰克的故事编得很不错。这是一个哥特式的故事，讲述了一个在逃的怪物潜行于迷雾笼罩的伦敦的黑暗街道上。它包含了悬念和恐怖，以及一点性刺激的元素。遗憾的是，这也是一个片面的故事，对凶手的追捕成为人们聚焦的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的洗礼，这名罪犯已经摇身一变成了主人公：一个邪恶的、疯狂的、神秘的游戏者，他是如此聪明，直到今天都没人能抓到他。为了欣赏和审视这个恶意的奇观，我们象征性地从死者的尸体上跨过，有时候还在经过时停下来踢她们两脚。凶手的形象越是高大，受害者的形象似乎就越淡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凶手和那些被他谋杀的人都已脱离了现实，他们的经历和名字已经与民间传说和阴谋论交织在一起。对一些商人来说，她们不再是人，而是卡通人物，她们血淋淋的形象可以印在t恤衫上，她们的死亡可以成为明信片上的笑料，她们的内脏可以装饰贴纸。既然我们从未把这五名成为代表的女性当作真实的人来对待，也从不觉得她们有什么重要的，那么没人愿意去研究她们的人生也就不足为奇了。
坚称开膛手杰克杀的是妓女，也使得这一恶性连环杀人案的故事变得稍微容易被人接受了。如同在19世纪一样，受害者“仅限妓女”的主张试图延续这样的信念，即存在着好女人和坏女人、圣母和妓女。它暗示有一个公认的女性行为标准，那些偏离这一标准的人理应受到惩罚。同样，它也有助于加固双重标准，免去男性一方作为加害者的罪责。这些观念可能不像在1888年时那样普遍，但它们仍然存在——虽然不像爱德华·费尔菲尔德那时一样能轻易宣之于口，但巧妙地整合进了我们文化规范的结构之中。这些蛛丝马迹在司法案件和政治活动中变得显而易见，并被编织进了有权阶级的言辞里。人们可以在公民起诉特纳案（2115年）这样的案例中发现类似观点。当时，斯坦福大学学生布罗克·特纳被指控强奸和性侵一名严重醉酒的女性，最终被从轻发落，仅获六个月有期徒刑，他的父亲抱怨说“对21分钟的行为来说，这个代价太大了”。同样明显的还有在审判萨福克郡连环杀手史蒂夫·赖特时，法官不得不要求陪审团先将他们对五名受害者（其中四名是性工作者）的偏见放在一边，再来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在一次发言中，他说了一段仿佛与1888年遥相呼应的话来提醒陪审员，听来令人痛心：“……你们或许会对这些人的生活方式感到厌恶……但无论她们吸食什么毒品，无论她们从事什么工作，没有人有权对这些女性造成任何伤害，更遑论杀害她们了。”
无论是在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维多利亚的大街上，当一个女人越轨并违反了女性规范，世间都存在着一种默契，那就是必须有人把她赶回原位。因为“不过是妓女”，所以即使在今天，那些写作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故事的人依然可以继续贬低她们，将她们性化和非人化，继续加强圣母/妓女的价值观。所以作者可以根据被害人尸体的形象对她们的外表进行排名，并宣告“看来，白教堂杀人犯对美丽的皮囊并不感兴趣”，然后得出结论，“玛丽·简·凯利漂亮，斯特赖德活泼……至少有吸引力。除此以外的受害者都是泡在杜松子酒里的平庸货色”。所以这类作者可以自由猜测这些女性在被谋杀前的性行为频率。所以人们可以接受将这些女儿、妻子和母亲视为“几个垂死的、烂醉的婊子”，而“（杰克）所做的只是处决，（然后）开膛破腹”。所以凶手能够一跃成为名人，而受害者得到关注只因为她们“与地球上最有名的男人之一有过亲密接触”。开膛手杰克故事的核心是一种叙事，描述了杀手对女性的深刻、持久的仇恨，而我们对这一神话的文化迷恋，只会正常化其厌女症的特质。
我们已经对“开膛手杰克”的形象如此习以为常，视他为神秘莫测、无人能敌的男性杀手，以至于我们没有意识到，他依然在我们中间行走。我们可以经常在伦敦的海报、广告和公共汽车车身上，看到他头戴礼帽、身披斗篷，挥舞着沾满鲜血的刀子。酒保用他的名字为酒命名，商店把他的绰号写在招牌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到白教堂朝圣，追随他的脚步，参观专门纪念他暴行的博物馆。世人已经学会了在万圣节打扮成他的样子，想象自己是他，赞扬他的天才，把一个杀害女性的凶手当作笑谈。借着拥抱他，我们拥抱了1888年时他周遭的一整套价值观，这套价值观告诉女性，她们低人一等，被羞辱和虐待也很寻常。我们强化了这样的概念——“坏女人”应该受到惩罚，而“妓女”更是次等的女人。
为了让开膛手活着，我们不得不忘记被他杀害的人。在她们被抹除的过程中，我们都充当了共犯。当我们在报纸、电视纪录片和互联网上重复讲述公认的开膛手传奇时，当我们不去质疑故事的来由和出处、不去考虑故事所基于的证据或假设是否可靠，就把它教给学校里的孩子时，我们不仅延续了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受到的不公正对待，也纵容了那些最为卑劣的暴力。
只有让这些女性重新变得有血有肉，我们才能让开膛手和他所代表的东西闭嘴。通过允许她们说话，通过试图理解她们的经历，并看到她们作为人的一面，我们可以把她们应得的尊重和同情交还给她们。被开膛手杰克杀害的人绝非“不过是妓女”；她们是女儿、妻子、母亲、姐妹和爱人。她们是女人。她们是人，而无疑，单单这点就已足够。
物品记录的一生
在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被发现后，她们的尸体被警察从犯罪现场移走。随后，警方从她们的尸体上除去了衣物，以及一切她们为了不被偷走而随身携带的小物件。由于前四名受害者是在户外被发现的，警方便将她们的所持物品列出了清单。玛丽·简·凯利没有类似清单，因为她是在自己家的床上被杀害的。
这些物品展示了一个生命的最后印记，如同一张卑微的快照，记录着每个女性珍视什么，认为哪些东西能帮助她们度过无常的每一天。
波莉
饰有黑色天鹅绒的黑色草帽
棕色乌尔斯特大衣，上有七个大纽扣，印有男人站在马旁的图案麻毛连衣裙
白色法兰绒裹胸布
蓝色罗纹羊毛长袜
两条衬裙，一条灰色羊毛，一条法兰绒。两条带子上都印有“兰贝斯济贫院”的字样棕色贴身胸衣（短款）
法兰绒衬裤
侧边有松紧带（弹簧）的男式靴，鞋帮不高，鞋跟打有钢钉
一把梳子
一块白色小方帕
一块镜子碎片
安妮
黑色花纹长大衣，长度及膝
黑色下裙
棕色紧身胸衣
另一件紧身胸衣
两条衬裙
一只大口袋，用绳子系在腰上置于裙下（发现时是空的）
系带靴
红白条纹的羊毛长袜
领巾，白底带红色宽边
一小块平纹薄棉布
一把细齿梳
一把装在纸盒里的梳子
装有两粒药丸的信封碎片，上面盖有萨塞克斯军团的印章，邮戳为“伦敦，1888年8月28日”
伊丽莎白
黑布长外套，底部饰有毛皮，上面别着一朵红玫瑰以及白色的掌叶线蕨
黑色下裙
黑色绉绸软帽（后部塞有报纸）
左侧打结的格纹领巾
深棕色绒布紧身胸衣
两件浅色哔叽衬裙
一件白色内衬衣
白色长袜
侧边有弹簧的靴子
两块手帕
一枚顶针
一股缠绕在卡片上的毛线
一把挂锁钥匙
一小截铅笔
一颗小纽扣和六颗大纽扣
一把梳子
一截断掉的梳子
一个金属勺子
一个钩子（可能是衣服上的）
一块平纹薄棉布
一或两张小纸片
凯特
黑色草帽，饰以带黑色珠子的绿色和黑色天鹅绒
黑色系带，佩戴时绑在头上
黑色布外套，领口和袖口饰有仿毛皮，口袋周围饰有黑丝编织绳和毛皮
金属大纽扣
深绿色印花布半裙，三道荷叶边，腰带上有棕色纽扣，裙上印有紫苑花和金百合的图案
男士白色背心，正面有一排纽扣
棕色亚麻羊毛紧身胸衣，黑色天鹅绒领，正面有一排棕色纽扣
灰色毛呢衬裙，有白色腰带
极旧的绿色羊驼毛半裙（作为内衣穿着）
极破旧的蓝色半裙，带红色荷叶边，浅色斜纹布衬里（作为内衣穿着）
白色棉布内衬衣
没有衬裤或贴身胸衣
一双男式系带靴，马海毛鞋带，右脚的靴子用红线缝补过
一块作为领巾佩戴的红色真丝绡
一大块白色方帕
一大块白色棉手帕，有红白相间的鸟眼纹滚边
两个原色棉布口袋，窄布条系带
一只用床单布做成的蓝色条纹口袋
棕色罗纹过膝长袜，足部用白棉布补过
两只用床单布做成的蓝色小袋子
两支黑色陶制短烟斗
一个装茶叶的锡盒
一个装砂糖的锡盒
一个锡制火柴盒，空的
12块白色破布，有些略带血迹（月经带）
一块白色粗亚麻布
一块蓝白相间的衬衫衣料，三角形的
一块包着大头针和缝衣针的红色法兰绒布
六块肥皂
一把细齿梳
一把白柄餐刀
一把金属茶匙
一个带白色金属配件的红色皮革烟盒
一个麻线团
一条缝补过的白色旧围裙
几粒纽扣和一枚顶针
一个装有两张当票的芥末锡罐
一副眼镜的一部分
一只红色露指手套
致谢
撰写这本书使我经历了一次在智力上和情感上都不可思议的旅程，我要感谢那些在不同阶段帮助过我的许许多多的人。从一开始，克莱尔·麦卡德尔和朱莉娅·莱特就是我的两名重要参谋，她们不仅提供给我很多知识，还帮助我巩固了想法。丹尼尔·奥尔森和斯蒂芬·兰卓夫也是如此，他们各自对伊丽莎白·斯特赖德的世界提供了宝贵的见解，并协助我获取和理解了大部分在瑞典的材料。哥德堡的海伦娜·伯林、阿恩·雅各布森和奥拉夫·雅各布森同样值得我感谢。
能够与尼尔·谢尔登和詹妮·谢尔登会面并交流思想和研究，是一件非常令人愉快的事情，他们在多年前率先钻进故纸堆中，开始拼凑这五位女性生平的基本信息。任何对波莉、安妮、伊丽莎白、凯特和玛丽·简有兴趣的人都会感谢他们的努力。我很感谢梅拉尼·克莱格促成这一相识，也感谢亚当·伍德和弗罗格·穆迪，他们帮助我与开膛手学界的人取得了联系。
我的研究日程安排得很紧张，在准备本书的过程中，我必须阅读大量的材料。露西·桑托斯、菲比·卡曾斯和温迪·图尔提供的协助对该项目具有重要价值，萨拉·默登和乔安妮·梅杰也作出了极有洞察力的贡献。我欠汉娜·格雷格和约克大学一个人情，因为他们给我送来了勤奋而熟练的史学工作者萨拉·墨菲来做我的实习生。我还要感谢安东尼·里斯、琳赛·菲茨哈里斯、安东尼·马丁和德鲁·格雷提供的专业知识，以及皮博迪的克里斯蒂娜·瓦格、伦敦大都会档案馆的马克和温迪、圣母玛利亚社区的伊丽莎白·简修女特别付出的大量时间。我也不能忘记感谢伦敦图书馆提供了如此可靠的资料和完美的工作环境。
最后，还有那些从本书的创作之初就为我打气的人，他们的支持不能不提：我的经纪人萨拉·巴拉德和她的助手伊莱·克伦，以及联合代理公司的亚丝明·麦克唐纳和度诺与卡尔森＆勒纳公司的埃莉诺·杰克逊，他们是一个梦幻般的团队。同样，如果没有英国和美国编辑团队的好眼光和不懈的热情，这本书也不会诞生。我在全斯伍德出版社的编辑简·劳森是一个绝对的明星人物（一如既往），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的妮科尔·安杰洛罗同样如此。索菲·克里斯托弗、艾玛·伯顿、凯特·萨玛诺、丽琴达·托德以及全斯伍德出版社和霍顿·米夫林·哈考特出版社的许多其他人都为此书的面世提供了帮助，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
作家的大部分时间都沉迷于自己的脑内世界，如果没有那些将之强行拉回现实的人，作家将一无是处。我的丈夫忍受着我暂时转变为一个醉心于研究的开膛手学者，我经常对着家人和朋友大谈我的最新研究，相信他们也已不胜其烦。对于你们，我最爱和最珍惜的人，我不仅表示衷心的感谢，也献上最诚挚的歉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