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对我造成一丁点伤害，
我怎能待她这般无情？
无人知晓我此刻的感受，
我的心中满是哀戚。
噢，当我置身于黑暗的地牢，
忧伤的思绪浮现不停，
我所做出的残酷行径，
历历在目无比清晰。
当我躺在牢房之中，
那些可怕的景象涌上心头。
被我杀害的爱人的倩影，
映入了我的眼睛。
撒旦啊，你这强大的魔鬼，
为何要操控我的身体？
噢，为何我会任由你的锁链
缠住我那颗软弱的心？
她是世上最好的女子，
在我眼中无人能比，
全由那嫉妒的怒火所致，
哈丽雅特·西格死在了我的手里。
愿我的下场是一声警钟，
让全人类都能引为教训。
想想我那不幸的命运，
把我牢记在你的心底。
愿你身边的爱人和知己，
深爱你无论你是富是贫，
愿天上的主赐福于你，
人生苦短但能称心如意。
虽然绞索在恶棍的脖子上收紧的场面凯特已经见过许多次了，但目睹血亲被处决显然不可同日而语。看到自己的亲属们身着丧服，凯特的内心是否有所触动，我们永远不得而知。同样，我们也不知道亲戚们是否认出了凯特——这个无礼的吟唱者在寒冷的空气中大声吼唱着她的歌谣。
如果《黑乡号》上说的属实，那么凯特与汤姆的歌谣在那天大赚了一笔。两口子的业绩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用这笔收入预订了区营马车的内侧座位，从斯塔福德风风光光地返程”。康韦用这笔钱投资了一头驴和一辆手推车，又让他在比尔斯顿的印刷商加印了411份诗稿，等“下周一在固定摊位上”出售。据说康韦甚至奖励了凯特“一顶装饰着鲜花的帽子”。“他们的生活方式就是如此，”文章继续写道，“两人在温斯伯里外一个叫莫克斯利的村庄住了一段时间。”康韦多年来一直四处寻找机会，就是想能这样行一次大运。他并没有安于现状，而是把目光投向了伦敦，想要在伦敦定居下来，“在那里他的押韵才华……会得到更充分的赏识”。
《黑乡号》对两人生活描述的真实性一直受到质疑，但康韦的退役金记录确实支持了这一说法，即这两人从这一时期开始在伦敦待得更久了。他们之所以决定在首都定居，一部分可能是因为康韦想要出人头地，但或许也有其他因素的作用。如果说凯特在父母去世后学到了什么，那无疑就是，她真正的家人不是住在伍尔弗汉普顿的那些人。伦敦是她小时候住的地方，也是她姐妹们的所在之处，经过多年的漂泊，现在是凯特回头的时候了。
15妹妹的守护者
艾玛总是试图做正确的事。作为大家庭中的二女儿，她曾经从母亲手中接过一个又一个号啕大哭的婴儿。她学会了煮汤，为小宝宝更换弄脏的尿布，看住刚学步的孩子以免他们靠近烧红的煤炭和行驶的马车。她一直照看着哥哥阿尔弗雷德，在他癫痫发作时帮助他，明知没有回报依然坚持照顾着兄长。是艾玛帮着护理临终的母亲，是艾玛试图宽慰生病的父亲，是艾玛学会了读书写字，为了养活兄弟姐妹而外出帮佣，是艾玛为这些孤儿该怎么活下去而操心不已。艾玛把凯特送到了伍尔弗汉普顿，希望她能有个好归宿，而自己则继续留在岗位上，一边尽职地刷碗洗衣、伺候中产家庭，一边默默地把自己的收入存起来。1861年左右，25岁的她遇到了詹姆斯·琼斯，这个人是她姐姐哈丽雅特的邻居，家住在克勒肯维尔。詹姆斯和他的家人是制烛匠，也就是那些制作和销售蜡烛的人，这一度是个受人尊敬的职业，有自己的行会，直到煤气灯和家用煤气喷嘴开始取代蜡烛。艾玛做了她那个时代的女人应该做的事情；11月11日，她嫁给了这个追求她的男人。随后孩子们相继降生，总共有六个。
凯特离开家后，她的四个姐姐继续着她们的生活，彼此的关系如同树根一样紧紧缠绕在一起。在整个19世纪61年代，这几名曾经教导和抚养过凯特的女子，都设法从泰晤士河以南的伯蒙德赛搬到了史密斯菲尔德肉市场附近的工人区克勒肯维尔。她们在同一个教堂——圣巴拿巴堂——结婚，住在相隔不过几条街的地方。艾丽莎在1859年嫁给了当地的屠夫詹姆斯·戈尔德，而哈丽雅特和罗伯特·加勒特在同居了一段时间后（没怀孩子），于1867年举行了婚礼。只有伊丽莎白把家安在泰晤士河对岸的格林威治，和丈夫托马斯·菲舍尔住在一起。尽管家里孩子越来越多，还要料理家务，但姐妹几个仍然定期联系，交流八卦和新闻。有一天，她们收到消息说凯特回伦敦了。
那个失去母亲的15岁女孩，曾被艾玛像包裹一样寄给了未知收件人，等到回来时她已是一个成熟的女人，有了自己的孩子和一个她称之为丈夫的男人。然而，凯特很是小心，不愿向姐姐们透露她生活的太多细节。最初，她告诉艾玛，她和康韦已经在伯明翰定居，同时故意略去了自己的流浪经历。她的婚姻状况和空荡荡的无名指或许也会引来疑问，同样引人好奇的还有她前臂上的文身，上面粗劣地刻着托马斯·康韦的名字缩写。
尽管文身在19世纪末短暂地风靡一时，但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没有什么符号比文身更能与社会底层联系在一起。传统上，身体艺术是水手的专利，他们曾前往亚洲和大洋洲的一些地方，在那里用墨水装饰自己的身体是很常见的。文身的做法跟随他们回到了英国，与之相伴的还有海员那贫穷、堕落和为非作歹的名声。士兵们也以在四肢和躯干上永久地绘上名字的缩写、团徽和其他图案而闻名。托马斯·康韦应该经常能见到军队同伴在二头肌上用墨水纹着的蛇、心脏、十字架和爱人的名字。然而，虽然大众可以原谅男人毁伤自己的身体，以彰显男子气概和冒险精神，但女人的文身却不被如此宽容地看待。大众认为女人身上的文身不仅嘲弄了认为女性应该纯洁美丽的成见，还让她变得像个男人。文身是肮脏和痛苦的；在19世纪，文身使用的只有一根针、一罐墨水，再加上持续不断的戳刺。任何寻求这种体验的女性都在挑战她“柔弱的天性”，并且将永久地改变上帝赐予她的外貌。就像凯特所做的许多决定一样——不结婚、非婚产子、过流浪的生活——在身上文身是极为叛逆的行为。这很可能是托马斯·康韦提议的，他或许也在自己手臂上文了她名字的缩写。也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对伴侣在没有结婚戒指和教堂仪式的情况下，以自己的方式庄严宣告了对彼此的承诺。
无论哈丽雅特、艾玛、艾丽莎和伊丽莎白私下里对妹妹回伦敦这件事是如何议论的，至少从这一举动中能看出凯特希望改变自己的生活。到了1868年，她和康韦在小屋寓所13号的小房子里定居下来，据说家里头“干净又舒适”。这个地方靠近威斯敏斯特的贝尔街，离克勒肯维尔有相当一段距离，这一选择可能反映了她与家人之间的关系还不稳固，经常在亲密和对抗之间摇摆不定。同年，她生下了第二个孩子托马斯·劳伦斯·康韦，我们不知道凯特的姐姐们有没有在她分娩时帮忙，但到了1869年3月，她已经满心欢喜地用大姐哈丽雅特的名字为新出生的女儿命名了。
如果说康韦带着妻子和孩子来到伦敦是为了实现他的雄心壮志，那么不到三年，他的愿望就落空了。虽然首都为歌谣和小书的销售提供了更广阔的市场，但托马斯看来并没能在这里完全立足。19世纪末，伦敦已经有数百甚至数千人在街上唱歌和卖歌。更倒霉的是，这些小贩的主要出没地之一正是威斯敏斯特，小贩要饭的名声和唱歌的名声一样响亮。在过去，这样的挫折不会阻碍康韦和凯特，他们只会切断泊绳，哪里有活儿就往哪里漂去；然而现在，年幼的孩子像锚一样将他们拴在一处。尽管有心脏病，托马斯还是重新干起了体力活儿，以维持生计。有一段时间，他靠着给砖匠做帮手，成功地赚到钱支付房租和不多的伙食费，但这段好日子是短暂的。钱和食物很快就告急了，小小的哈丽雅特·康韦吮吸着母亲没有奶水的乳房，日渐衰弱下去。不到三周，凯特就上报说婴儿死于营养不良，她在怀中感受到了婴儿最后的抽搐。
也许正是这一事件，促使康韦在那年年底考虑去伦敦以外的地方找工作。那年冬天，他往北走，到约克郡去碰运气。他不在的时候，凯特带着七岁的安妮和两岁的托马斯来到格林威治附近的阿比伍德，可能是住到了姐姐伊丽莎白和菲舍尔的家里。由于菲舍尔一家到1871年已经有八口人，凯特在那里也无法久住，到了1月21日，凯特、安妮和小托马斯不得不来到了格林威治联合济贫院的大门前。
去济贫院一开始只是一种渡过难关的权宜之计，但很快就演变为凯特的生活方式。在接下来的十年里，每当遇到困境，凯特就会跑去投靠济贫法委员会。1873年8月15日，她在南华克济贫院的产房里生下了另一个儿子乔治·阿尔弗雷德·康韦。记录显示，她在济贫院的居留时间长短不一，从数周到数月都有。每一次，即便不是带着所有孩子一起，凯特身边都至少有一个孩子陪同。
对于身无分文的妇女来说，带着孩子进入济贫院会出现不少复杂的问题。根据《济贫法》，有私生子的单身母亲无权获得“院外救济”，即教区为有住所的贫困家庭提供的救济品。当局担心，向有住所的不道德女性提供经济支持，相当于国家在补贴卖淫。尽管他们知道许多像凯特这样的贫困妇女和同居伴侣间是一夫一妻的事实婚姻关系，但他们并不会真正去区分“堕落女子”和公认的妓女。对“上流社会”而言，只要不是通过合法婚姻生下的孩子，就一律归为罪恶结合的产物。一旦进入济贫院的大门，济贫法委员会就可以自由地判定谁是良家妇女，谁是过街老鼠，将堕落女子与容易受影响的年轻女孩隔开，或者让那些生下私生子的母亲吃掺水的稀粥以示惩罚。
一旦母亲领着孩子穿过被称为“泪之拱门”的地方，无论母亲的婚姻状况如何，这一家人的入院程序都是一样的。院方将所有人按性别和年龄分开，收走衣物和随身物品，命他们进入浴室洗澡，并穿上济贫院的统一制服。根据《济贫法》的规定，七岁以下的儿童可以留在母亲身边，睡在她又脏又硬的床上，在母亲捡麻絮的时候坐在一旁的长凳上玩耍。7—14岁的儿童会由院方从他们的父母身边带走，送进单独的教育设施中生活。只要儿女还在院里，父母就被允许每周在食堂与孩子“会面”一次。1876年11月，当凯特肚子里怀着第四个孩子弗雷德里克来到格林威治联合济贫院时，3岁的乔治·阿尔弗雷德得到允许留在她身边，而时年13岁的安妮和8岁的托马斯被送去了萨顿的工业学校。尽管济贫院声名狼藉，但是它也常常能带来一些正面影响，特别是在贫困儿童的生活中。联合济贫会坚持要求济贫院每天提供至少三小时的识字和算术课程，这意味着许多孩子至少在表面上能够获得教育。人们相信，通过这些教育手段，儿童将有机会走出他们的父辈和祖辈陷入的贫困陷阱。为了进一步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在1857年制定了一系列规定以扩建所谓的工业学校，这些学校不仅极力使穷孩子摆脱济贫院的不良影响，还带他们远离市中心的脏乱环境，为他们提供务实的教育。这种教育形式相当于职业培训和正规学校教育的结合，目的是让学生拥有挣一份体面收入的能力。男孩接受制鞋、裁缝、木工、音乐等行业的培训；女孩则学习在家中能做的手艺，比如女红和编织，为她们日后从事家政服务做准备。
安妮和她的弟弟托马斯·康韦在萨顿就读的学校吸收了来自伦敦东南部教区的大部分济贫院儿童，并以能容纳多达一千名贫困学生为傲。在19世纪71年代，这所学校的设施被认为是最先进的，包括有数间气派的厨房、一间洗衣房、多间盥洗室、一间锅炉房和一台能将淡水抽入学校水箱的蒸汽机。除了开放式的宽敞楼梯间、宿舍和教室外，还有一些教授技能课的工作间，以及一片用来对学生进行农业教育的农场。与凯特就读的小型慈善学校道盖特相比，联合济贫会提供的设施让孩子们更有机会获得一个光明的未来。曾在萨顿就读的匿名人士r.在回忆录中说到，他在校期间既受到过一些老师的温情鼓励，也遭到另一些老师的粗暴对待。不过，总的来说，萨顿提供了比格林威治联合济贫院更干净的床铺、更丰富的食物和更怡然的环境，还能伴着小风琴唱歌和演奏乐器。这里的制度对他产生了无比积极的影响。“在萨顿，”他总结说，“我彻底脱贫了，因为我下定决心，无论如何都不再以穷人的身份进入济贫院。”
凯特的弟弟妹妹托马斯、乔治和玛丽，在他们的父亲去世后被从伯蒙德赛济贫院送到了萨顿。从萨顿对这三个人的生活产生的影响中，也能看出其办学的成功。几年内，乔治·埃多斯被培训成了一名鞋匠，托马斯·埃多斯则学习了音乐，并加入了驻普雷斯顿的诺丁汉郡第45步兵团的军乐队。玛丽在她的“家事学习”中也表现得足够优秀，被分配工作当上了女佣。如果凯特在1857年的时候能再小一岁左右，她也可能从萨顿的教育计划中受益，并走上一条不同的人生道路。
到19世纪71年代末，凯特似乎面临着一种悖论式的难题。像许多工人阶级妇女一样，她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康韦不得不离开伦敦去找工作，但一旦这样做，他就等于抛下了同居伴侣和孩子，害他们没人养活。女人不管是在普通工厂、血汗工厂或洗衣店里干活儿，还是在街上卖东西或在家里做计件工作，都不可能挣到足够的钱来满足一家人的开支，使自己和小孩不至于沦落进济贫院。更糟糕的是，等康韦真的回家了，他还会打人。
康韦的缺席和家庭面临的极端困苦开始导致他们肢体上的冲突。凯特的姐姐们和她的女儿都注意到了他们关系的恶化。尽管艾玛称“总体而言，他们在一起生活得很快乐”，但“两人之间的争吵”已经变得难以忽视。根据安妮和艾玛的说法，康韦立誓戒酒，两人的分歧因凯特“酗酒成性”而加剧。在这一点上，两口子似乎“永远无法达成一致”，时间长了，安妮和她的姨妈们都相信，挨打是凯特咎由自取。
这种态度与维多利亚时代工人阶级对家庭暴力的看法不谋而合，即经常把暴力行为的发生归咎于妇女本人。家庭中一定程度的暴力被认为具有惩戒作用。丈夫对扇耳光教训人毫无悔意，妻子则常常觉得自己是“自找的”。很多过错都可能招来丈夫的不悦，单子列出来能有一长串，包括使用粗话、拒绝丈夫的性要求、不服从命令、“以下犯上”，或者仅仅是挑战到了丈夫在家庭中的优势地位。不过，在这些家暴案中，似乎没有什么因素能比酒精更为重要。一个喝醉的男人和一个不同意妻子喝醉的戒酒的丈夫，都有可能殴打妻子。在审判中，妻子长期酗酒常常被配偶成功地用作辩护理由，以反击对自己施暴的指控。1877年，也就是凯特和康韦的关系因为类似的原因开始破裂的那一年，一本法律教科书《刑罚原则》将殴打妻子描述为一种“犯罪严重程度差异极大”的罪行。该作者总结说，虽然在一些重案中，施暴者可能会被判处监禁，但大多数身体虐待事件被认为过于“微不足道，几乎可以说是合理的”。
然而，这种容忍也是有限度的，不是每个社区或家庭都对此视而不见。虽然邻居和朋友可能会避免在家庭纠纷中进行直接的身体干预，但他们所在的社区还是会通过观察女方的外表，或是提醒男方外面能听见家里的动静，来密切监视交战中的夫妇。周围人采取的行动大多是间接的，通常是在女方觉得有必要躲开丈夫的怒火时，为她提供避风头的地方。埃多斯家的姐姐们正是选择以这种方式来应对凯特不断恶化的家庭状况。
在1876年11月至1877年12月的一年时间里，凯特至少七次进出过济贫院和临时收容所。1877年8月6日，她因醉酒和扰乱治安而被捕，并被送往旺兹沃思监狱服刑14天。每一次她都带着几个或全部的孩子，包括入狱的那次。当凯特的生活变得一片狼藉时，是艾玛帮助她重整旗鼓。根据《伦敦每日新闻》的一篇采访，在最低谷的时候，凯特养成了去她姐姐家门口乞求帮助的习惯。艾玛回忆说，她妹妹被康韦打得“面目全非”。凯特的情绪因为喝酒而变得愈加脆弱，经常忍不住抽泣。“我要是能像你一样就好了。”她会哭着说。尽管艾玛不过是在布里奇沃特花园拥有几个破房间罢了，或许并不值得羡慕，但对妹妹凯特来说，姐姐的生活代表了她可望而不可即的一切。
情况变得越来越糟。这一年的12月，凯特再次与康韦陷入激烈争吵。圣诞节前不久她离开了康韦，带着9个月大的弗雷德里克到临时收容所过夜。在圣诞节到来前，他们达成了某种形式的临时和解，要在这一天和凯特的姐姐们及其家人一起度过。遗憾的是，这节日过得并不顺利。埃多斯家的女人们看到凯特鼻青脸肿的模样震惊不已。艾玛回忆道，“她的两只眼睛都瘀青了……一张脸惨不忍睹”。康韦的态度同样吓坏了她。“那个叫康韦的男人，”艾玛轻蔑地提道，“似乎很喜欢凯特。”然而她感到很难理解这两人之间怎么会有感情，尤其是看到妹妹如此明显地“遭受他的虐待”。令艾玛十分看不惯的是，康韦对自己的行为毫无愧疚之心，还当着众人的面恼怒地叹气说：“凯特，我迟早会为了你被吊死的。”无论那次家庭聚会上发生了什么，在姐姐们眼里，凯特的表现也没比康韦好到哪里去。也不知道是由于酗酒还是其他原因，总之艾玛表示她们之间出现了裂痕，最终她和哈丽雅特同凯特完全断绝了关系。不幸的是，这种家人间的疏远状态还将持续下去。
像许多陷入家暴循环中的妇女一样，凯特总是会回到康韦身边。两人经历过稳定和争吵、和谐与混乱，孩子们的生活也被他们的关系不断折腾着。经济上的长期窘迫使他们必须频繁搬家，从威斯敏斯特搬到南华克和德特福德，逼不得已时还要租住单人间或求助于寄宿屋。然而，由于安妮已经长大，可以照顾弟弟妹妹和打理家务了，凯特在选择工作时就不再有顾虑。她有时在洗衣店工作，有时为经济条件较好的邻居打杂，但在19世纪71年代末，她似乎又开始和康韦一起叫卖歌谣了。
1879年，他们经常叫卖的地方是在磨坊巷，这是一条靠近伍利奇军营的小商业街，聚集着各种各样的摊贩和货郎向居民和士兵兜售东西。11月4日，11岁的托马斯和他6岁的弟弟乔治陪着父母在街头唱歌和吆喝。最后，夫妇俩嘱咐两个儿子在原地等候，也就是让他们等在磨坊巷8号门口，然后双双离去。不料孩子们等到天色变暗，还是没有人回来接他们。警察问了孩子们一些问题，并把他们护送到格林威治济贫院，多年来孩子们对那里已经十分熟悉。将近一个星期后，警察才找到凯特，并勒令其领回孩子。在这次事件过后，11月11日那天，类似的情况再次上演。这一次，251号警员在街上发现“被母亲遗弃”的孩子们，并将他们护送到了济贫院。这回，警方没能找到凯特。取而代之的是，将近一个月后，16岁的姐姐安妮被叫去接两个弟弟。在这段时间里，凯特去了哪里，谁也说不清楚。当然，她的行为让人对她的精神状态和酗酒程度产生了许多疑虑。在这一年的早些时候，凯特痛失了襁褓中的弗雷德里克，这难免让她原有的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凯特和康韦那充满摧残和虐待的关系一直拖延到了1881年。尽管这一年的人口普查记录显示，他们和两个儿子一起住在切尔西下乔治街71号的一个房间里，但两人其实在秋天时已经分手。当记者采访康韦和他的女儿时，他们都回想不起分手这件事发生的确切日期；但是，康韦很快就把自己描绘成了受害者。根据他的说法，由于凯特酗酒，他觉得自己有必要离开她，并且也尽力把孩子一起带走了。埃多斯家的姐姐们驳斥了这种说法。伊丽莎白声称，妹妹离开康韦是“因为他对她很不好”，安妮补充说，“在他们真正分手之前，她（凯特）从来没有一次和他待在一起超过12个月”。两人的分手已经酝酿很久，不过当分手的那一刻真的到来时，双方都松了一口气。
和康韦的关系破裂后，有一段时间，凯特似乎转而向姐姐伊丽莎白寻求帮助，但这种关系也没有持续很久。跟艾玛和哈丽雅特一样，伊丽莎白很快就发现妹妹的行为令人无法忍受。同年9月，凯特再次被指控醉酒闹事，她一边向路人口吐污言秽语，一边被警察从街上拖走。这一次，地方法官没有让她坐牢服刑。然而，法律能宽容她，家人却不能。到这一年年底，伊丽莎白也与她的妹妹断绝了关系。
现在，没有了伊丽莎白，没有了康韦和儿子，没有了艾玛和哈丽雅特，凯特找到了唯一还没和她断绝关系的姐姐——艾丽莎，想要寻求她的陪伴。
艾丽莎·戈尔德在1881年之前的某个时候死了丈夫。她过去是一名屠夫的妻子，尽管丈夫做的行当需要技术，也受人尊敬，但家里的经济状况很困难。艾丽莎在全无保障的情况下就成了寡妇，因此，就像同阶级的众多妇女一样，她的处境因丧夫而受到严重影响。由于没有存款或抚恤金，儿子也没有大到可以挣一份像样的工资，艾丽莎必须尽快再找一个伴。关于查尔斯·弗罗斯特这个被她称为第二任丈夫的人，人们所知甚少。两人都是丧偶之人，按照许多工人阶级男女在配偶去世后和他人另结伴侣的传统做法，他们选择不正式跨入婚姻。在一次采访中，艾丽莎称她的“丈夫”，“在码头工作，负责从船上卸水果”，偶尔在利物浦街车站卖关于自行车的书。
在詹姆斯·戈尔德去世以前，艾丽莎一直住得离几个姐姐很近，不是在克勒肯维尔就是在霍克斯顿。丧偶后，由于认识了查尔斯·弗罗斯特，艾丽莎搬到了白教堂。至少从1881年起，弗罗斯特夫妇就居住在特劳尔街6号的一个阁楼房间里，同住的还有艾丽莎的儿子以及弗罗斯特和前妻生的女儿。艾丽莎的新住所远不是什么好地方。以前在霍克斯顿的时候，她住在一个既有穷人也有富裕阶层的混合区，但现在住的特劳尔街却是斯皮塔佛德最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之一。凯特就是到这种地方拜访她的姐姐的，每次少说也要讨一两个硬币，有时还要蹭饭吃或是蹭床睡。
弗劳尔迪恩街55号是凯特姐姐家附近的一家寄宿屋，那一年，每当手头有4便士，凯特就会在那儿租一个床位。这个后来被称为“库尼家”的地方，也是约翰·凯利的首选住处，这个男人将填补托马斯·康韦的空位。用凯利的话说——虽然一看就是被记者修饰过的——他“第一次将目光投向”凯特是在她住在弗劳尔迪恩街55号的时候。在“一段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日子后”，两人对彼此产生了好感，“并决定把关系固定下来”。
如果说埃多斯家的女人不喜欢托马斯·康韦，那么她们对约翰·凯利的鄙夷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艾玛认为，凯特的生活在离开康韦后“变得更差了”；至少当她和那个家暴犯在一起时，“她的家是干净舒适的”。而和凯利在一起时，她没有家，只有一张在廉宿的简陋且经常没着落的床。尽管凯利被形容为“安静而无害”，这点上比康韦要好得多，但在凯特的家人眼里，他有一个康韦没有的重大问题：他喝酒，而且喝得很凶。安妮曾指责母亲把家给搞散了，她十分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对凯利的感觉：“我从来没有和他说过话，也不喜欢他。”
不管凯特的家人怎么想，一旦摆脱了虐待自己的人，凯特的生活虽然还是一样不稳定，但她比以前要快活多了。她和凯利都喜欢喝酒，两人的欢歌笑语使他们在库尼家同住的宿客中间很受欢迎。根据报纸对弗劳尔迪恩街55号住民的采访，凯特随时准备好为大家献歌一曲，而且常常毫不犹豫地把手头仅剩的4便士分给那些没能筹到夜宿费的人。有一段时间，她和约翰两人都有工作；像伊丽莎白·斯特赖德一样，凯特为该地区的犹太家庭打杂，约翰则在集市上干体力活儿，不过这份收入总是少得可怜，而且从来都靠不住。
虽然他们把弗劳尔迪恩街55号视同自己的家，但他们和大多数住在白教堂寄宿屋里的人一样，不是每晚都有钱在那里过夜。凯利在他的研讯陈词中明确表示，他和凯特可能会在库尼家、弗劳尔迪恩街52号、临时收容所或是街上过夜。凯特作为一个经常倒街卧巷的人，在斯皮塔佛德的露宿者中很出名。在她被谋杀后，几名无家可归的妇女是第一批站出来指认她的人。据称“有11到21个没钱住宿的流浪者”经常被人看到蜷缩在多塞特街附近的一个棚子里，而她就是其中之一。
凯特和凯利仅够糊口的生活不允许他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逗留太久。临时收容所的记录显示，从1883年开始，这对夫妇似乎经常到肯特郡去找工作，并在伦敦、达特福德、赛文奥克斯和查塔姆等地间游荡。凯特从未放弃过叫卖，对她来说，这既是一种挣钱手段，也是一种生活方式。经过21多年的漂泊，这种生活在她眼里可能比定居的生活更为自在。正如康韦教给她的那样，做小贩可以不用对任何人负责——哪怕是家人。
凯特与凯利在一起后，连姐姐艾丽莎和女儿安妮都试图与她保持距离。安妮十几岁就离开了家，选择和一个叫路易斯·菲利普斯的灯黑包装工同居，后来又与之结婚。安妮在其母亲的死因研讯中说，凯特对小两口纠缠不已，经常出现在他们家门口，醉醺醺地乞求施舍。这种情况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菲利普斯夫妇不得不搬家躲避她。安妮抱怨说，只要母亲还酗酒，她们就不可能正常相处。1886年8月，两人的关系到了崩溃边缘。安妮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在这个时候，她请求母亲过来帮忙。凯特同意在女儿“分娩”期间陪着她，但坚持要为此收取报酬。安妮不情愿地答应了，结果不久后发现母亲拿到钱出去“大喝了一通”。安妮说：“这件事引发了矛盾……我们分开时闹得很不开心。”孩子生下后还不到一周，安妮就把凯特赶了出去，并决定再也不和她有任何瓜葛。菲利普斯夫妇搬离了他们在伯蒙德赛国王街22号的家，而且没有留下新地址。
和其他人相比，也许约翰·凯利最适合凯特的地方在于，他似乎极少给凯特压力。尽管所有认识他们的人，从凯特的姐姐到他们在库尼家寄宿屋的朋友，都证实这两人“对彼此很忠诚”，凯特“从未劈腿其他男人”，但他们的结合似乎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考量，而非情投意合。凯利称凯特为妻子，但凯特更愿意用康韦的姓，她坚持认为自己和康韦才是合法夫妻。凯特只在需要省事的时候才使用凯利的姓。凯利似乎从未向凯特问过太多问题。他与她的家人保持着距离，从不询问她与安妮的关系，也从不与她谈论托马斯·康韦，显然，他从未冒险探听过凯特的内心想法。对于一个陪伴凯特生活了七年的人来说，他对凯特的了解出奇地少，甚至不知道她是在伍尔弗汉普顿出生的。正如他和其他人在研讯中说的那样，他们很少争吵。凯利回忆说，只有一次“他们吵了一架”，但几小时后凯特就回到了他身边。对凯特和凯利来说，他们最首要的事情，就是彼此扶持着活下去。当凯特遇上凯利的时候，她的大部分家人已经不再向她伸出援手，她经受过家庭暴力和丧亲之痛，体验过济贫院、挨饿和疾病带来的屈辱生活。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是活在当下：可以有酒喝消减痛苦，有东西吃不饿肚子。凯利能陪在她身边，在街上罩着她，偶尔还能挣钱，这让她多少活得轻松了一些。对于一个一无所有的女人来说，光是这点就足够带来安慰。
16“没名字”
对于那些生活在伦敦贫困地区的人来说，夏末时节意味着一件事：有机会赚点外快，并在肯特郡的乡村里享受收获啤酒花的乐趣。采摘啤酒花对许多人而言是他们最接近度假的体验了：有机会呼吸新鲜空气，在篝火边和同伴们欢聚，还能畅饮农民免费提供的成桶的啤酒和苹果酒。每年9月，数以千计的城市居民涌入此地；经济条件稍好的人坐火车过来，更多的人则从伦敦步行到这里。在像1891年这样的好年头，据估计有五到六万名男人、女人和孩子来到这里收获啤酒花，他们的劳动报酬是每蒲式耳两便士，晚上就住在啤酒花园子附近的茅舍、棚屋或谷仓里。
既然有免费的食宿和酒供应，凯特和凯利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填饱口袋和肚子的机会。过去几年里，他们经常参加采摘啤酒花的活动，在1888年这年的夏天，他们又一次加入了伦敦人南下肯特郡的队伍。不走运的是，这次他们遇上了大歉收。《回声报》说，工人们发现在肯特郡的许多地方，“人们认为当年的啤酒花不值得雇人采摘”。“在四处找工作而不得后”，工人们不得不“一无所获地走回伦敦”。
凯特和凯利在8月底出发，这个时候的果园和浆果田正在寻找人手采摘水果。这是他们在肯特郡的惯常路线的一部分，两人会一边叫卖，一边寻找零星的帮工活儿来接，直到啤酒花成熟到可以采摘。两人慢慢地向梅德斯通移动，他们听说那里啤酒花的收成比其他地区好一些。作为郡的首府，凯特和凯利可以在梅德斯通买到一些日后要用到的必需品；凯利缺一双新靴子和一件夹克，于是到当铺购买。然后，他们向8公里外的亨顿村进发，和其他来采摘的人一样，他们很快发现那里的收成很差，“外地人根本无事可做”。失望之余，他们决定“徒步走回”伦敦。
两人于9月27日星期四晚上到达伦敦。他们把在农村挣到的钱都吃喝完了，所以当晚被迫在鞋巷泰维斯会馆的临时收容所里寻找住处。经过多年的流浪生活，凯特和凯利已经成为挑选优质“尖刺”的专家，而泰维斯会馆是流浪者群体中特别受欢迎的一家。尽管1882年的《临时济贫案》规定，所有入所者至少要留宿两晚，好让他们在离开前有一整天的时间捡麻絮和砸石头，但鞋巷的管理比较宽松，据说那里“并不强制留下来干活儿”，因而“贫民趋之若鹜”。这与凯利对事情的描述一致；他和凯特在星期五早上离开了收容所，这使得他可以去斯皮塔佛德市场找些活儿干。到那天下午，他已经赚了6便士，这可以支付他们其中一人一晚的夜宿费，但不够两个人的。凯利不希望自己在伴侣被谋杀后看起来像一个不顾妻子的丈夫，于是在正式陈述中称，他提出自己徒步去麦尔安德临时收容所，让凯特拿着4便士去库尼家睡觉。“不，你去睡床，我去临时收容所。”他说凯特这样反对道。然而，正如凯利本人向验尸官承认的那样，他们商定了什么、具体又是怎么做的，有点“糊里糊涂”。
关于凯特和凯利在9月份的行踪，大部分信息都来自凯利混乱的讲述，其中有几个版本登在了报纸上。最初，凯利说凯特在星期五下午三四点钟左右去了麦尔安德排队等床位，但在询问之下，他交代了这其实不是事实。验尸官出示了一张当票，当品是凯利说自己当掉的一双靴子，日期是28日星期五。约翰对此大吃一惊，因为他最开始称自己是在后面一天，也就是星期六上午当掉靴子的，并用当来的2先令6便士买了吃的和喝的。“不是星期五晚上就是星期六早上。我都糊涂了。”随着谎话开始穿帮，他这么说道。凯利进一步坦白，事实上在星期五晚上是凯特负责拿着靴子进店去当的，而自己光着脚站在门口等她。“当东西之前你喝过酒吗？”验尸官问他。“是的。”凯利难为情地承认。这个回答让陪审团明白为什么他对事件的记忆这么含混不清。
事实上，自从那天早上离开泰维斯会馆后，凯特和凯利都没有吃过东西，用食物和饮料填饱咕咕叫的肚子是他们当时的首要任务。凯利赚到的6便士显然是用来买酒喝的，这也解释了他和凯特典当靴子时的状况。根据凯利的证词，他们当来的2先令6便士中的“大部分”被用来购买食物，好让他们能撑到第二天早晨。两人买了茶叶和砂糖，凯特把东西装进裙子的兜里，还可能又买了一些酒。到了晚上，他们显然已经把当来的钱花得差不多了，于是决定让凯利拿着4便士去睡寄宿屋的单人床。那天晚上，凯利没有住在弗劳尔迪恩街的55号，而是住进了52号，而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凯特不在麦尔安德临时收容所的入住者之列。不仅是因为那里没有她的入住记录，而且麦尔安德也不像泰维斯会馆那样，在管理方面有着宽松的名声。如果凯特在那里取得了床位，她就会因为要捡麻絮被扣留两个晚上。而事实是，她第二天早上8点就和凯利见面了，这个时间早得说不通。凯利不愿提及的是，凯特当晚八成是露宿街头了，甚至可能就睡在多塞特街附近的棚子里。然而，考虑到案情，承认这一点对他会有不好的影响。
验尸官和陪审团显然对凯利说的话持怀疑态度；不仅因为凯利的许多陈述与事实不符，也因为他们和警方及媒体一样，都坚信凶手的目标是妓女。但无论是约翰·凯利的证词，还是凯特的姐姐艾丽莎·戈尔德和女儿安妮的证词，就连库尼家的管事弗雷德里克·威廉·威尔金森的证词，都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支持这一点。威尔金森自称与这对伴侣认识了七年，他很肯定地说，他“从未知道或听说过（凯特）与除凯利之外的任何人有亲密关系”。验尸官试图把他们的偏见强加给凯利。凯利却称，两人在一起这么久，他从来不知道她“晚上有出去做过不道德的事情”；她也从来没有“出去后第二天早上给过（他）钱”。他明确表示，如果有这种情况他绝对无法忍受。
遗憾的是，在为凯特的名誉辩护的过程中，凯利犯了一个错——他使用了一个具有双重含义的措辞。在回顾发生的事情时，他表述了自己对于两人没有夜宿费的担忧。他说他不想“看到她夜里在街上走动”。验尸官立即抓住了这一点。
“你说的‘在街上走动’是什么意思？”他问。
“长官，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钱住宿，只能四处溜达。”凯利澄清道。
正如卜威廉在他《最黑暗的英国》一书中所阐明的，“在街上走动”是露宿街头的人都会有的一种经历。这个短语描述了露宿者在夜里的状态——他们到处寻找僻静处歇息，直到巡逻的警员将他们赶去别处，如此循环往复。如霍华德·戈德斯米德所说，对于那些经常光顾特劳尔街、多塞特街和弗劳尔迪恩街上寄宿屋的人，这是一种常见的生活方式。但凡他们不躺在“马路牙子上、排水沟里、垃圾堆上或随便哪里”，人们就能看到他们“双手插兜走来走去，眼皮子困得直打架”。只可惜，对这个语句的澄清并不能阻止许多记者坚持认定凯特是一名妓女。按照《每日电讯报》的说法，无家可归的女性和出卖身体的女性是没有区别的，这份报纸在试图讲述一个更加香艳的故事的同时，也呼应了那个时代的偏见。该报报道说，凯特经常与其他“像她一样无家可归的流浪者、身无分文的妓女”一起睡在街上或棚子里……
无论凯特在哪里度过了周五的夜晚，她和凯利都在周六早上回到了库尼家，他们在公共厨房里随意歇息了一番，然后再次把心思放到如何搞到夜宿费上。最终，这个问题迫使他们走出门，来到大街上。他们朝着主教门的方向往南走去，不过心里可能并没想好具体要去哪里。
午后3点以前，他们来到了死狗沟渠街一带，这里是犹太人买卖破衣烂衫的地方，街上的商店门前经常挂着沾有污渍的花布衬裙和磨破的羊毛裤。由于凯利在前一天晚上当掉了他的靴子，凯特也许在考虑从自己身穿的印花半裙和黑布外套底下的层层衣物里挑一件去卖。然而，由于这天是星期六，犹太教的安息日，迎接两人的只有紧闭的店门。
据凯利说，凯特随后提出自己去伯蒙德赛，打算从女儿那里弄钱。这不可能是个认真的提议。凯特最后一次和安妮说话已经是两年多以前的事了。她甚至不知道安妮住在哪里。和凯利的大部分故事一样，这段事情的细节也是“糊里糊涂”的。
在来到死狗沟渠街前，两人的下午时间是在哪里度过的，这点仍是个谜。死狗沟渠街距离弗劳尔迪恩街只有一小段路，但沿途会经过许多卖酒的店家。作为在白教堂住了七年的居民，凯特和凯利肯定不乏熟人和热情的朋友，其中很多人可能已经准备好“请他们喝一杯”甚至好几杯，以回报两人早前“请”自己喝过的酒。也许，在喝过一两轮之后，凯特便误以为自己有可能在南伦敦的某条街上找到安妮了？
和凯利分开时，凯特向凯利保证她会在四点前回来。据凯利说，当他看着凯特沿着死狗沟渠街向阿尔德门走去时，他们两人都身无分文。
凯特并没有走多远。事实上，她只转了一两个弯来到阿尔德门高街上，就遇到了某个无疑欠她一两杯酒的人。凯特不是那种会拒绝的人，像往常一样，她的意志力随着第一杯酒下肚便荡然无存了。
***
那天晚上8点半，一个女人靠墙瘫坐在阿尔德门高街29号，醉得动弹不得。她时而胡言乱语，时而唱歌和咒骂，理所当然地引来了一群人。对于白教堂来说，这算不上什么稀奇场面，尽管如此，围观者还是会盯着她看，有些人是看热闹，还有一些是真的关心这个苦命人。一位路过的警员路易斯·弗雷德里克·罗宾逊决定调查一下是什么招来了这么多人。他低头一看，在人群的中心看到了一个可怜的身影，一顶绑着黑丝绒带子的草帽系在这人晃晃悠悠的脑袋上。她浑身散发着酒气。罗宾逊询问围观人群是否有人认识这个女人，或者知道她住在哪里。谁也没有作答，尽管在场有些人明确知道她是谁，甚至跑去通知凯利他的“老婆”因为醉酒被抓了。
罗宾逊试图把她从大街上扶起来，但凯特穿着男式系带靴的双腿就像提线木偶一样耷拉着，很快她就从罗宾逊的手中滑脱到了一边。在同事乔治·西蒙斯警员的协助下，罗宾逊才得以将这名烂醉的女子带到主教门警署。按照惯例，在把她关进牢房之前，他们需要把她的名字记录在册。
“你叫什么名字？”罗宾逊问。
“没名字。”凯特口齿不清地说道。
他们把“没名字”安顿在一间牢房里，希望她能很快清醒过来。然而，她醉得睡着了。
晚上9点55分左右，主教门警署的牢房看守乔治·亨利·赫特过去看了她一眼，之后又去了几次。12点一刻左右，凯特醒了过来，并且哼起了小曲儿。她的歌声持续了大概有15分钟，然后赫特过来牢房里看她。
“你们什么时候让我出去？”她用疲惫、嘶哑的声音问道。
“等你能照顾好自己的时候。”
“我现在就能照顾好自己。”
事实并非如此。如果说凯特在晚上8点31分的时候已经完全丧失了行为能力，那么到了凌晨1点赫特决定释放她的时候，她恢复清醒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当看守把这名犯人从牢房领到警署办公室时，她的脚步可能看起来没那么晃了，但她仍然是醉醺醺的状态。
“现在几点？”凯特昏昏欲睡地问看守。
“不适合再喝酒的点。”赫特回答。
“好吧，到底几点？”
“刚到1点。”
“等我回家后，我会挨一顿暴揍。”她喃喃自语道——这是她故意说的场面话。以前和康韦住在一起时，倒真会这样。
“那也是你活该，谁叫你喝醉的。”赫特奚落道。他和凯特的姐姐以及女儿一样，对这种事情的想法和时代保持一致：犯错的妻子就该挨打。
在释放她以前，负责文书工作的詹姆斯·拜菲尔德再次询问了她的姓名和住址。凯特完全知道这种时候要怎么耍花招儿，毕竟她大半辈子都在编换姓名、住址以欺骗临时收容所和济贫院的工作人员。活到这个岁数，对权力机构的蔑视已经成了她的第二天性。
“玛丽·安·凯利。”她撒谎道。她说自己住在“时尚街6号”，并称自己刚摘完啤酒花回来，倒也不算太夸张。
于是警察把凯特口袋里的东西交还给她，这些都是她一直随身携带的必备品：六块肥皂和一把细齿梳，一把白柄餐刀和一把金属茶匙，装茶叶和装砂糖的锡盒，一个空的锡火柴盒，一块包着大头针和缝衣针的红色法兰绒布，一枚顶针和一沓月经带。她将其他一些可以拿来出售的物品重新塞满裙兜：一个空的红色皮革烟盒，两支黑色的陶制短烟斗，一个麻线团。
等她收拾完毕，赫特便过来引导她出去。
“这边走，小姐。”他说着推开通往走廊的旋转门。凯特沿着走廊走到大门口。随后，赫特礼貌地提醒她离开时记得“带上门”。
“好吧，”凯特回答，“晚安，老伙计。”
令赫特恼火的是，她只把门关了一半。他看着她左转出了警署，往死狗沟渠街方向走去。
凌晨1点时分，凯特首先想到的一定是去找凯利。由于两人分开的时候凯利兜里空无一文，她没理由相信他会付得起库尼家的床位费。不管怎么说，到了那个点，管事应该已经把那些掏不出夜宿费的宿客都赶走了。她最后一次见到凯利是在死狗沟渠街附近，她朦朦胧胧地觉得应该返回那里，向那些还待在小酒馆里的人打听他的下落。
9月31日的凌晨，街上想必是漆黑一片，至多不过有几盏煤气灯嘶嘶作响。凯特习惯了摸黑出门，她对白教堂的三街六巷就像对酒瓶子一样了如指掌。她借着这儿那儿的一些灯光，绕过死狗沟渠街沿着杜克街前行，寻找那张熟悉的面孔。虽然已是深夜，但夜色下的白教堂街道从不是一片静寂。总会有一些人在街上游荡：那些像她一样的人，醉鬼、穷光蛋、流浪者、罪犯。有些人在寻找黑暗的角落，有些人则朝着他们的床铺溜达过去。在找了大约21分钟后，凯特想必得出结论，她再找也不会有想要的结果。疲倦之余，她只好接受自己要再露宿一夜的事实。
在这46年里，这种状况对她而言已是家常便饭。凯特知道如何在星空底下睡觉，如何枕靠着坚硬的墙壁又不让头太痛，如何不去在意兜进裙子里的泥巴，或是从脚上淌过的污水。
她在主教广场远离灯光照射的角落里找了个地方，放低身子，背靠着墙，仿佛那是一把支撑她的椅子。坐下的同时，她裙兜里的各种东西难免碰来撞去。其中有几个小锡盒，里面装满了砂糖、茶叶和当票。对于一个没有携带任何家庭纪念品、决心逃离痛苦的过去并斩断所有亲情的人来说，这些小物件是否会让她感到一丝挖苦？意外的锡香味会不会让她想起伍尔弗汉普顿或老宅工厂，又或是她的父亲？尽管凯特为人开朗，爱唱爱笑，但她的内心想必已是伤痕累累。
凯特闭上双眼抵御黑夜，尽力抓住这片刻的喘息。就像所有那些找不到落脚处、四处流浪或“在街上走动”的人一样，她明白，随时都可能出现某个人，把她从这里赶往别处。
***
9月31日上午，一个小女孩飞快地跑上楼梯，冲到特劳尔街7号的顶楼。她咣咣拍门，呼喊她的邻居“弗罗斯特太太”。有一位先生在街上等着见她，身边还跟着一名警务督察。弗罗斯特太太在床上呻吟着，人们过去叫她寡妇艾丽莎·戈尔德，更早之前叫她艾丽莎·埃多斯。她病得很重，无法起身，便不假思索地把女孩打发走了。
女孩回到楼下的人那里，报告了这个消息。由于事情紧急，警务督察派她再次上楼劝说弗罗斯特太太立刻下来。这一次，他委托小女孩带去了一个更有力的口信：你必须告诉她，她的妹妹死了，我们要求她去辨认尸体。
震惊之下，艾丽莎拖着病弱的身体穿戴整齐，在一位邻居和她儿子乔治的搀扶下来到街上。他们与警务督察和约翰·凯利一同前往位于黄金巷的停尸房。
当棺材盖被挪开时，艾丽莎发出了一阵阵痛苦的哀号。她的悲痛过于强烈，以至于警方不得不将她带离房间。
过了好一会儿，她才缓过来，勉强可以说话了。虽然凯特的脸被毁得面目全非，但艾丽莎仍表示自己能清楚辨认出妹妹的容貌。凶手的恶行并没有剥夺她作为埃多斯家族一员的特征。当艾丽莎在停尸房向一名记者讲述这点的时候，她再次猛烈地抽泣起来。“喔，我可怜的妹妹，”她哭喊道，“她竟然落得这样的下场！”
尽管经济拮据，但埃多斯一家不会让妹妹被丢进贫民墓地里，白教堂的居民也不会允许凯特冷冷清清地入土。11月8日，数以百计的人挤满了街道，有些地方，人多得甚至让玻璃灵柩车和跟在后头的送葬马车只能缓慢前行。在她被埋葬的伊尔福德公墓，近五百人聚集在一起致以哀悼，其中就有多年未曾彼此相见的埃多斯家族的族人们。凯特的离去，让她的姐姐、女儿、堂姐妹和姑妈们重归于好，她们更紧密地依偎在一起，以填补家族中如今空缺出的那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