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本身可以是对写作的刺激
新京报：你开的第一门课是什么？
包慧怡：我最早同时开了两门课，一门是给留学生开设的英语写作，一门是英语文学导读。后者是一门比较泛的课，随便大家怎么上。记得和我在平行班上课的老师讲的主要是爱伦·坡的短篇小说《黑猫》之类的。我选择的文本是一半小说，一半诗歌，8+8，这样可以涵盖到十六位作家。因为是“英语文学”导读，我还特意选择了不同地区的英语文学，爱尔兰、加拿大、美国、英国，还有华裔和一些少数族裔。如果只是西方正典就没什么意思，而且各个地区都有自己的文学史。
但这样上课自己挺累的，因为每周都是全新的东西。刚回来的时候，基本整个星期都是备课、上课，基本没有自己写作、科研的时间。可能一年之后才逐渐匀出时间来。
新京报：这会打击到你自己的写作和翻译创作吗？
包慧怡：确实有打击。看你什么态度，教学本身也可以是刺激。因为我经常“夹带私货”，比如高级英语，可以用统一教材，但我给他们上的是翁贝托·艾柯的thebookoflegendarylands，讲述文学中虚构的地理。一方面我认为大三的学生读艾柯是没问题的，虽然是英译（由意大利语译为英语），另一方面这样能把一门所谓精读课同时变为艺术史、思想史、文学史的课，就比较有意思。复旦这点还是比较好，教师能够自由选择用什么教材。因为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家、喜欢的文本，因此备课本身也是一个刺激，刺激我形成一个良性循环，进而去写些什么。
但这也是我逐渐琢磨出来的，“原来可以这样教”。实践了几年以后，学生反馈也挺好，所以永远不要低估学生的学习能力，要试了才知道。
新京报：在你的专业领域方面，从爱尔兰回国之前，你知道国内的研究状况大概是怎样的吗？
包慧怡：我的研究涉及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诗歌、中世纪文学中的地理想象、中世纪与文艺复兴博物志和感官史、手抄本中的图文互动。出国之前，我觉得这方面的研究还是很欠缺的，因为信息比较闭塞，无论是读书资源、教学资源还是学术共同体，基本不太够。但回国以后我发现，这几年是有所改观的，原因之一是更多出国留学的博士回来了，他们有的去得比我还早，在那儿读的时间更久，七年、八年，再往后两三年才回来。
在今天，许多人认为在绘本或图像小说中，图像是为文本服务的，是illustration，是示例，是说明。但在中世纪，虽然有些手抄本的图像是出于装饰目的，但更多手抄本的图像和文字是各自为政、各有各的生命的。尽管文本处在中心，图像是包围文本的，但图像经常会对文本的含义发出挑战，因此不能纯粹把图像当作装饰，而要结合文本统一考量。它还提供了一个开放性的解释空间，这种开放精神我自己也比较喜欢。
阿兰·德·里尔（alaindelille）有一句我特别喜欢的拉丁文名言，大意是：世界万物，如我们，像一本书像一幅画，在镜中。这个断句，可以理解为“像一本书、一幅画或一面镜”，可以理解为“像是镜中的一本书或一幅画”，因此书和画是互为镜像的，我个人更喜欢后者的阐释。书是文字，是我自己更习惯的表达方式，但画向你举起了一面镜子，让我看看我自己。
其实整个人类历史就是在书和画对质的过程中不断推进的。逛博物馆时最迷人的也是这一点，有时候一件器物上一本正经写的文字，与图像呈现出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今天保存差异越难，我们就越要在自己的研究中做到这点。至少在这片自留地中，不要提“边缘叙事是为中心叙事服务的”之类的理论，允许多声部的存在，让一座花园里的植物同时开口，这不是一件很迷人的事情吗？
当这些词汇密集出现时，这种文体就像在你面前放烟火
新京报：除了古英语、中古英语、拉丁语、盖尔语，你对不同的语言还始终保有热情和好奇吗？
包慧怡：语言还是非常迷人的，因为语言不只是一套符号体系而已，语言背后永远是理解世界的方式。多解锁一种语言就多一双看世界的眼睛。
比如古英语和古冰岛语中的“迂回表达法”（kenning）是非常美的，话不说直，完全以谜语去陈述：大海叫“鲸鱼之路”，战士叫“战斗的苹果树”，特别形象。而宝剑是“亮晶晶的葱”，这会有点陌生化：为什么？他们对葱有迷恋吗？葱怎么杀人？但是我能感觉到一种奇异的美。
他们对雪花也有几十种不同的说法。为什么不用snowflake（英语中的“雪花”）呢？其实snowflake本身也是一个复合词，但它比较直白，而冰岛语会用一些不相干的词汇组成复合词来指代雪花。当这些词汇密集出现时，这种文体就像在你面前放烟火一样。不光是修辞上的愉悦，你会想象这种语言背后是怎样一种心灵，怎样一种生活方式，使得他们围绕在篝火边时要用这样一种表达讲述他们的人和事。这么一想，这些人就都活了起来，你就立刻脱离了当下所身处的现实，进入语言中的“更为真实”的世界。
每种语言背后都是这样的奇妙世界。虽然波斯语我学得很浅，但也被迷倒了：他们的核心动词很少，就百来个，因此需要用许多动词组成一个动作，比如“站起来”这么简单的动作，在他们的表达中就成了“pullyourselffromchair”，把你从椅子上拉起来。其实波斯文难在它的字母书写体系，因为它使用的是阿拉伯字母，阿语我学过一个多学期，但我的图形记忆能力不是特别好，现在的确很多都忘了。
但不是说忘了就等于白学了，即便最后没有熟练掌握，它为我想象力打开的口子也是很珍贵的。我被语言中暗藏的思维方式迷住了。起先只是对异域文化猎奇，之后它所描绘的艺术传统还有建筑形态我都想去进行整体把握，由此进入了一个不断求知的过程。虽然我终其一生也没办法成为阿拉伯语言文学大师，但在这个过程中我被带着去了很多漂亮的地方，异域的历史、文化、心灵都吸引着我，而串起这一切的正是它们的语言。这趟旅程无论如何都是值得的。
世界上还有什么东西能让你那么耐心而扎实地进入，给你特别平静的感觉，让你与生活重新发生连接呢？虽然是通过比较抽象的方式，但你会觉得蒙在表面的雾气在一块一块被擦去，世界会一点一点亮起来。学语言的过程本身就是很开心的。
新京报：在使用不同的语言时，你会呈现出不同的性格吗？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在遭受性侵后写了一本书讲述自己多次起诉的经历。她曾为遭受性侵感到羞耻，没办法用日语启齿，但用英语她却可以更勇敢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包慧怡：会的。其实我们是impersonating（扮演，模仿）了，你会想象，在使用这种语言的群体中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ta是你外在表现的一种，ta是你同时又不是你。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双语写作非常重要。虽然小说和诗我都有用双语写作，但英语创作几乎完全没有发表过。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分类，有一些表达用中文太难处理。当中国文化中的耻感和我的分寸感纠集在一起的时候，用英文写作就能获得极大的自由。
重要的不是作品本身，而是我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解放，把之前自己加给自己的、没必要的镣铐松掉了。成年之后为什么生命力会萎缩？因为你在自我规训的过程中不断给自己戴镣铐。小孩特别开心，看姜老师家里的小孩，天不怕地不怕，在那儿跳芭蕾舞，转二十圈，直到把自己转到地板上。而成年人可能转到第十五圈或者第五圈时脑子里的叫停机制就会出现。其实让自己跌倒，也不会跌死。这个姿势应该维持终生，我们才能够不虚此生。
最可怕的是，我们本来就在写作里求自由。本来想好了，作为一个社会人，我要活下去就有一些镣铐不可避免，但我要在镣铐上求自由——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们的幸运之处是还有另外一层现实的生活，这一切都可以化为隐喻的语言在作品中呈现。本来写作就是我们一退到底不能让渡的自由。如果人在长大的过程中，在写作上也进行自我设限，这是很可怕的：在你觉察之前，有些东西你已经写不出来了；你还没有意识到，你的一部分自由已经被夺走了。
有个声音在你写出来之前就在那儿，一旦那个声音开始出现，写作就被杀死了。往积极的方面想，这是把写作者一步步逼向本质，逼成一个成熟的写作者。如果你的故事对你足够重要，无论如何你都能找到一个办法把它讲出来，而且并不违背真相。要绕过的障碍越来越多，对写作技巧的要求就越来越高。
像托尔金一样，在自己的世界里，用文字成为一个小小的神
新京报：外界的限制是否会影响你的写作和表达？
包慧怡：历来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可能我们是受限较多的一代，但有时候也要警惕“受害者心理”，老觉得自己是最不幸的一代。我觉得不是的，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问题。抱怨不会带你到任何地方去，最终要用你的产出改变此刻和将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