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女性，我做性研究还是有点优势的”
新京报：作为一名女性，你觉得自己的女性身份对做性研究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黄盈盈：性别是我的特质之一，但它不是我的全部，甚至构不成一个非常凸显的或决定性的特质。就我自己来说，我首先会想到我作为一个性研究者在高校里教学、做研究、发文章时的境遇。性研究很受媒体欢迎，而且我个人其实是受益匪浅的，包括可能比同辈人有更多国际学习与交流的机会。但是整体来说，性研究在学界是边缘的，在灰色地带游走，近年国内发表都有些困难。目前看，“性研究者”这个身份比“女性”这个身份对我研究的影响更大，换句话说，社会对待“性”的态度比对待“性别”的态度对我个人的影响更大。
某种角度看，作为一名女性，我做性研究其实还是有点优势的。就像我刚才说的，男性去红灯区做调研，别人会对你做出道德的评判，“老色鬼”可能都会骂出来。对于女性来说，这种道德评判会少很多，我受到的道德评判就比潘老师要少得多。
最近几年，我的女性身份还有一个优势——在讲到跟性和性别有关的议题时，假如我是男性，恐怕很容易会被扣上男权的帽子。我虽然也没少挨骂，但因为我“身为女性”，受到的直接质疑还是要少很多。所以，我在一定程度上更好说话。比如，在性侵议题上，我有时候会比较小心地说，法律的介入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问题，或者我们要先了解一下事情的复杂性。假如一位男性研究者说这话，你想想会是什么后果。我并不是在炫耀我的性别身份，相反，这么说的时候，有点悲哀。
还有，在我的研究里，大部分研究对象都是女性。所以有人会说，是不是因为我是女的，所以我只能研究女性？或者我是不是只看到女性议题？我不是不可以研究男性的性议题，首先，我觉得女性议题的研究本身就很有意义和价值，我们对于不同群体的女性的身体与性的了解不是太多，而是太少。其次，我也研究过男性群体，比如男民工的性与阶层问题，还有男嫖客。不是说不可以研究，但是研究男性的性议题时确实受到了一些方法上的挑战。我去访谈男嫖客，相比潘老师，总觉得我和他们之间隔着一层东西。我们可以聊一些事实性的、事件性的问题，但是比较难聊到细节性的感受。当然，男性去访谈女性也有可能会面临类似的局限性。简单说，我觉得性别对研究的影响是有的，但不是绝对的，跟资历甚至性格结合起来做具体分析会比较好。
我最近是自己感觉遇到了研究瓶颈，跟能力与知识结构有关。我在写《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的时候自信满满，感觉还有很多东西可以深入。但在写完之后的挺长一段时间里，我忽然意识到我遇到了瓶颈。比如，你现在问我最近在做什么研究，我会打磕巴。我还没想好。我对中国历史文化中的性议题很感兴趣，也希望在历史文本中，在小说、老百姓日常会说的土话中，去发现可以跟西方性知识体系进行更为平等对话的语言。我知道这些方向的研究很重要。但是，当我要把脚伸向这些领域时，会立马发现我的知识短板很多，能力有限，也有点畏惧。当然，我也依然可以继续关注改革开放四十年背景之下的性之变，当下也依然有很多的性议题值得深入，我还没想好下一步的具体研究方向。这跟大形势有关，也跟我自己的研究阶段有关。
可能扯远了，回到你的性别议题。我刚才谈到的有一些问题跟性别有关，但是有些问题不完全是性别带来的。作为女性性研究者，性别对于我来说挺重要的，但并不是全部。所以，我不避讳但是也不会强调我是一个女性研究者。因为我在这个阶段感受到的首要问题还不是我的性别所带来的问题，而是当下学界的整体氛围，以及社会对性的态度和我自己知识结构的问题，它们之间有交叉，但不明显。
“近年来，女性与儿童的性议题尤其凸显”
新京报：你刚刚说到预设，我们做的这个女性学者访谈系列的背后也有预设——女性学者的身份是有其特殊性的，以及在男性主导的学术界里，女性可能处于一个比较边缘的位置。你怎么看待这种预设？
黄盈盈：女性学者访谈系列我觉得挺有意义的，这也是我愿意参与的原因，不是说多成功才能谈，才能“发声”。但是诚实地讲，你们刚开始发来采访想法的时候，我记得访谈提纲的第二部分里说，会谈到作为一名女性研究者的遭遇。我一看到这里就停住了，我不知道“遭遇”这个词到底合不合适，要不要改一个中性一点的词汇。
但是，我后来没有纠正。在某种程度上，你们用“遭遇”是因为从群体层面上来说，社会上的性别不平等一定会反映到研究者群体里，学术界确实是男性占主导位置，用“遭遇”这个词也不无道理。但是，“遭遇”这个问法的预设性非常强，换到个人身上不一定合适。我想了半天我的“遭遇”，如果勉强说近期有，好像主要也不是因为我的女性身份。
当然，我完全没有代表性。我只是提醒自己谈这类议题时，要落到我自己的生活和切身感受上来谈，而不是一个性/别研究者在泛泛地谈一个性/别现象。研究者特别容易直接跳过去抽象地谈“社会问题”，而忽略朴素的切身性，因为你问的是我个人的情况，而不是让我谈“女性的遭遇”。我知道很多女性研究者在家庭中所付出的时间和心力跟其女性身份有直接关系。我基本没有这方面的顾虑和负担。家庭领域的性别不平等在我身上体现得确实不明显。而在工作中，我对制度和规则是有一些不满和批判，制度与规则的制定者确实也是男性主导，但是“被遭遇”的不只有女性研究者，也有男学者。某种角度讲，也可以说结构性不平等与个体境遇并不是完全吻合，也不是可以直接推演的，多样性和积极的面向也总是有的。当然，说我对“男权”的认识不够深刻，我也没意见，只是希望这个词不要成为一个标签和分析一切的概念，走向“惟性别主义”就没意思了。
新京报：这也跟我们媒体有关，近年来，女性议题是一个经常引爆流量的议题。观察这两年我们报道的很多新闻的性叙事，一个是像伍迪·艾伦、福柯等人被揪出来恋童的叙事；另外，就是像林奕含、韦恩斯坦、n号房间、伊藤诗织这样的性侵性骚扰的叙事，每个话题都有很大影响。现在有很多媒体人会讨论女性议题，但在十几年前的舆论场里，并没有那么多媒体人靠这个议题“吃饭”。我觉得，我们这些年的确经历了女性意识的觉醒。你怎么看待近年来女性和儿童作为性受害者的性叙事会成为舆论热点的现象？
黄盈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非常值得关注的议题。儿童和女性的性并不是今天才成为性领域关注的焦点的。在性方面，儿童和妇女从来都是备受关注的，尤其是儿童。因为在性议题上，儿童和妇女往往会被构建为纯洁的无辜者、需要被照顾的人，隐含的也是潜在的受害者。
我在读西方性学百年历史的有关文献时，很明显地发现，当我们说一个社会发生“性革命”，你要看的不是男性的变化，而是妇女和青少年群体的变化，这才是反映社会性变迁的重要指标。在这个方面，近现代以来中西方之间没太大区别，除了有个时间差和具体事件不一样。何春蕤老师和潘老师的文章对此也都有论述。
很多社会都会把妇女与儿童设定成需要保护和关爱的群体，尤其是儿童。性又是一个高度道德化也极容易挑动人们神经的议题，除了“魔鬼学化”的特点，我们有一个性的道德滑坡理论。两者相加，很容易形成热点议题，也容易造成道德恐慌。怕带坏小孩或谴责妇女受害者往往是性审查时非常重要的两套论述。近现代以来，大部分人都认为性会对儿童和妇女造成伤害。如果说妇女议题还有些不同的声音，那未成年人的性基本是一块不容异议和讨论的存在。这方面的研究和论述也有不少，但是我也没想好怎么在公共空间讨论年龄与性政治的问题。可以说的是，我们对于未成年人（不同群体、不同年龄段）的性/别世界的了解还太少，而未成年人一旦长成大人，尤其是家长，也往往会忘记自己曾经是怎样过来的。
说到时间差，为什么近年来女性与儿童的性议题会特别凸显出来？首先，跟互联网的发展还是非常相关的。互联网极大增强了可见性与临近感，以及对个案的放大效应。这些讨论和资讯的视觉化呈现，会把这些议题以极度震撼和不可容忍的方式抛出水面。一些人是出于公义之心，也不乏一些蹭流量的，甚至恶意炒作。其次，这也跟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有关。性别类进步议题会随着社会发展与全球化的加剧冒出来，大家对性别议题的敏感度会逐渐增加。女性的议题，性别的议题，不可能长期被忽略。还有，很直接的，这也与这些年来我们关注性别议题的年轻人的积极介入和推动有关。可以说，性/别议题的切身与道德化特点、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国内政治与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直接相关，此类议题在全球范围内联动性的加强，也进一步推动了此类议题越发冒尖，也更加的政治化。
“目前性和性别议题的讨论氛围很不健康，特别容易流于喊口号和贴标签”
新京报：你一直对政治正确跟性侵叙事有保留意见。在你以前的采访中，你说新一代行动派一方面在反性骚扰这个问题上延续了麦金农的观点，但另一方面她们也主张性自主。你觉得这种性侵的危险跟性自由之间的度该怎么把握？怎么能够在保证性自由的情况下又能抵制性侵这种危害？
黄盈盈：新一代行动派，通常我们称“新女权”，其实内部也有许多不同的观点。而且，我觉得最近几年也在发生变化，下结论还是有点早。以前有一段时间里，大概2014年前后，“性权”与“女权”之争是讨论的一个热点，尤其在性侵这个问题上。在《我在现场》和《性/别、身体与故事社会学》出版之后，我接受过几个访谈，他们都会问我怎么看待性权与女权之争。虽然我不在网上参与争论，但据说大家通常把我归到性权派。我在书里稍微回应过这个问题。何春蕤老师也就女权主义的“结构-自主”问题做过专门的论述。
但是，这两年没人问这个问题了。大家或许都能感受到，性权的声音越来越小。因为“性权派”本来就没几个人，我认识的几个朋友还都不爱在网络上争论，基本上是自己小圈子讨论讨论。所以，性权派的声音就基本上听不见了。但是，随着一些事件的发生，女权派内部也开始出现不一样的声音。所以，这个议题不能简化为女权派如何看这个问题，因为女权也好，性权也好，内部是有差异的。哪怕同一个人，她的观点也是会变化的。我对有些问题的观点也在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