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见”被影像改变的命运
新京报：你在2018年主编出版了《影像都市：视觉、空间与日常生活》一书，这本书关注到了影像都市、户外大屏幕、真人秀和秀恩爱等几个当时新兴的传播学话题。你为什么会选择影像传播和城市影像作为研究对象？
陆晔：《影像都市》不是我自认为重要的学术著作，它是过渡时期的产物。它的价值在于其中有几项比较重要的观察，尽管理论部分我特别不满意。
首先是关于上海世博会的研究。过去博览会多以实物作为最重要的展品，但是上海世博会的影像展品数量超过了实物，这在世博会历史上是第一次。当时所有需要排队的展馆都是主打3d、球幕、沉浸式影像的展厅。这就带来了一种新的情况：过去我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除了旅行和阅读，最主要的方式就是去博物馆观看实物，当这么多人从全国各地涌来，我以为最宝贵的收藏当然是非洲远古的木雕，但游客们却说，我不想看那块木头，我想看3d、4d的片子，这更直观。影像的过人之处在此初见端倪，而现在人们已经在讨论虚拟旅行这个概念。影像成为社会重要的表达方式，这项研究对我个人的重要意义在于，我们开始看到了一些新的、原来的新闻编辑部研究覆盖不了的部分。
此外这本书中还提到户外大屏幕的研究。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大屏幕是外在于城市建筑的。先有建筑，之后再竖立广告牌和霓虹灯，但是当时我们忽然发现，越来越多的人把大屏幕看成城市建筑本身的一部分，相当于一层电子皮肤，不是先有建筑才有大屏幕，它们就是一体的。这是挺重要的一点认知，和我之后关注短视频是有关联的。
最初我们的好朋友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公共文化研究中心斯科特·麦奎尔（scottmcquire）教授等人做大屏幕研究时，他们会认为城市中间的大屏幕把过去主要存在于私人空间（比如客厅中的电视）的影像拉入了公共空间，并且它的视觉刺激格外强烈，这一定会对人的认知产生某种影响。我的研究和他们的研究具有一定关联性，但是我的重点不在于大屏幕本身，而在于人们的观念如何被大屏幕改变，比如有被访者会把大屏幕和现代性联系在一起，认为大屏幕就是都市空间的一部分。
新京报：《影像都市》中所涉及的影像还带有一定的生产门槛，比如上海的城市宣传片，而现在更多的影像掌握在了普通人手中，例如在短视频平台上爆火的“宇宙中心曹县”，如今从技术到视角都存在一种“下沉”，你怎么看待这种变化？
陆晔：我觉得“内容下沉”是一个商业词汇，我不喜欢这个词。
新京报：或者可以称之为“去中心化”，不再只有北上广这样的一线城市才有条件、有能力通过影像出现在我们面前，像曹县、义乌这样的小城市同样可以通过影像的建构以其自身的魅力出现在人们的眼前，获得人们的关注。
陆晔：对，更多关注短视频平台之后，特别打动我的部分，就是其中的普通人。他在现实生活中可能一辈子只有周围五十个人认识他，但是在社交平台上，他不需要变成网红，只要有三百个人看他，他的生活就不一样了。
出现这种情况，与技术的发展是有密切关系的。当我们在农村边远地区调研时，会发现许多边远地区看电视的问题始终没有解决，却直接跨到了看短视频的阶段。电视问题没有解决的原因有许多，比如信号不好，即便有了广电总局的村村通工程，家家户户安装了卫星接收器，但是电力仍然不稳定，对于普通农民而言电视机也还是挺贵的。
说起来应该感谢互联网，感谢中国三大运营商的竞争，感谢智能机，同时也感谢整个社会的大流动，因为背井离乡的人们需要和家人沟通，所以家里的老人和远在他乡打工的年轻人，都有了能用得起的智能机。此外在影像方面，抖音和快手的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技术确实领先全球，操作上不需要太多学习，打开摄像头一键拍摄、自动美颜、自动加背景音乐、直接上传，全部可以解决。
新京报：社会对短视频的接受，似乎也有一个观念变化的过程。2016年一篇名为《残酷底层物语：一个视频软件的中国农村》的文章广为流传，它以一种悲情和怜悯的视角审视短视频中的乡村生活。而现在人们对短视频的接受程度、认知观念和当时大不一样了。
陆晔：我没有把握下这么大的结论。就个人观察而言，首先，不能因为一篇文章火爆，就判定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人们怎么看”，要分“人们”是谁，当中产阶级觉得快手低端的时候，其实快手老铁们自己玩得挺高兴的，人家也不在乎你怎么想；其次，我觉得短视频用户挺多的，再加上“快手同城”的功能，你能够看到自己周围的人在干什么，这就建构了一种新的传播和文化样态。
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有这么多以前不敢想象自己能够被别人看见的人，在今天被别人看见了。比如说我见过快手上一位名为“爱笑的雪莉吖”的贵州女孩，她没有考上大学，只能回乡务农，但是她长得挺好看，人也特别开朗。她的表弟就用手机帮她拍摄赶牛犁地的短视频，结果她拥有了百万粉丝，她现在准备开民宿了，也拿到了金龙鱼的代言，有了一定的广告收入，她的生活就真的改善了，这种东西是实实在在的。
新京报：可能最近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理塘丁真因为一条视频被全国网友熟知，获得了工作也推动了理塘的旅游产业。有网友提出，丁真是真正的“民选帅哥”，仿佛网民的力量成了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陆晔：我觉得不要上升到那么高的价值，还是有商业因素在其中。所谓“民主的力量”，这种结论可能太过草率，因为所有的一切也可以分分钟没有。但如果你看到山东的快手村，贵州的“侗家七仙女”，本来在当地妇女地位是很低的，如果她们要带孩子，没法出去打工，在家中的地位就更低了，但是由于她们能够直播带货，不用出门就能挣着钱，婆婆对她们也另眼相看了，老公对她们也得客气两分。
你看到他们在公共生活中开始出现，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方式和新的媒介技术产生连接，同时在个人层面他们的命运改变了。这是短视频的公共价值在今天的重要体现，它让更多的人能够走出来，通过个人的“performance”——我称其为“展演”——使得一些社会群体的“可见性”增加了，而这种可见性的增加，一方面让社会公共生活更多元了，另一方面确实可能像你说的，让今天的人们对社会的多样性变得更宽容更理解了，但是这方面因为研究不够，我不想概而化之地去下结论。
我觉得至少他们被看见了。媒介社会学为什么关注所谓“可见性”？因为“可见”是社会身份建构的第一步，只有“可见”才能使个体或群体成为一个社会角色，参与社会公共生活。
从“新闻编辑部”到“液态新闻业”
新京报：许多读者最早知道你，是因为你和潘忠党教授合作的《成名的想象》，但现在你的研究更多集中在了短视频传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转向？
陆晔：我不觉得自己有转向。从我博士毕业开始，我对自己的学术定位就是媒介社会学，如果更狭窄一点，则是新闻生产社会学。其中大家比较熟悉的，是对于新闻编辑部的研究。在大众传媒时代，机构媒体所代表的新闻业，是整个社会公共知识生产最重要的部分。一个现代社会要正常顺滑地运转，所有人共享一些公共知识是必需的。正如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所言，商议性民主最重要的基础之一，是拥有关于社会的公共知识，然后我们才能够协商、才能够理解、才能够达成共识或不达成共识，最后推动社会朝着某个方向发展。我当然对新闻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我的落脚点其实是新闻业在公共空间对公共生活的影响。我早年的重点是在新闻编辑部，你所说的转向，可能是我的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但这不是我要转向，而是整个行业在发生变化。
在今天，新闻编辑部当然还在运作，机构媒体依然对当下社会发生着影响，但是在公众这一端，我所观察到的变化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