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丽莎和托马斯回到捷克之后，发现整个国家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到处都是苏联人的痕迹。他们开车去一个小镇，六年之前他们在这儿住过几天。熟悉的旅馆被更改了名字，现在叫“贝加尔旅社”。几乎所有的街道都充满了苏联味儿，街道的名字变成了斯大林格勒街、列宁格勒街、基辅街、罗斯托夫街、奥德萨街……全是苏联的地名。还有柴可夫斯基疗养院、托尔斯泰疗养院、普希金酒吧、高尔基剧院。城市中心的广场被改为莫斯科广场，整个小镇似乎都被苏联淹没了。“特丽莎突然记起苏联入侵的那几天，每个城镇的人都把街道路牌拔掉了，住宅号牌也不见了。整个国家一夜之间成了无名的世界。苏联部队在乡下转了整整几天，不知自己来到了哪里。军官们搜寻并企图占领报社、电视台、电台，但没能找到它们。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问路，人们不是对他们耸耸肩，就是告诉他们错误的地名和方向。”捷克人的这种抵抗方式，让苏联人暂时找不到东南西北，但是对捷克人自己的伤害也很大。特丽莎想到：“失去名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相当危险的。那些街道和建筑再也不能恢复它们原来的名字了。结果，一个捷克矿泉小镇，突然演变为一个虚构的袖珍俄罗斯。”
回到失去了名字的捷克，托马斯和特丽莎应该怎么生活呢？他们发现，自己的私人空间失去了防护，随时都有一双无形的眼睛在监视着他们。特别是电台上播出了一档节目，让他们感觉到无处不在的威胁。在这个节目上，公布了一位名叫普罗恰茨卡的小说家的私下谈话，他在谈话中讽刺朋友，还讽刺了一些政治人物。另外还有一档节目是关于捷克移民问题的。这个节目里也有很多私人谈话，都被电台公开播放了。这说明很多公民的个人生活被监控、被窃听，秘密警察监视着大家的生活。这让特丽莎回忆起她的少女时期，她说：“我14岁的时候写了一本秘密日记。我怕有人看到它，把它藏在顶楼上。妈妈发现了它，有一天吃饭，我们都埋头喝着汤，她从口袋里拿出我的日记说：‘好了，诸位现在仔细听一听。’她读了几句，就哈哈大笑，他们都笑得无法吃饭。”特丽莎沉重地想到，捷克现在的状况，似乎是七年前的母亲世界又卷士重来，前后左右把她团团围住。“那天早上她对托马斯谈起，母亲如何在饭桌前边读她的秘密日记边发出狂笑。当一种茶余饭后的私下交谈都拿到电台广播时，这说明什么呢？不说明这个世界正在变成一个集中营吗？”
更大的麻烦和痛苦还在后面。
托马斯从苏黎世回到布拉格以后，继续在他原来的医院工作。一天，主治医生把他叫去，对他说：“你必须收回那篇关于俄狄浦斯的文章。”托马斯想起来，1968年春天，他和当时所有的知识分子们一样，常读一种印数达30万份的捷克作家联盟的周报。这家周报从当局那里获得了相当的自主权，而且还涉及一些禁忌问题。正是这家报纸提出了一个问题：执政当局建立初期，为了“英勇地捍卫”新制度，大搞政治审判，处死了很多无辜的人，这个罪责应该由谁来承担？托马斯看到以后，联想起古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在这个悲剧中，俄狄浦斯王无意中犯了杀父娶母的大罪。他万分自责，挖掉了自己的双眼，将自己放逐。托马斯认为，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难道一个人因为无知而杀了不该杀的人，就可以说自己一身清白？“难道因为坐在王位上的是个傻子，就可以对他的臣民完全不负责吗？……我们都知道那些宣判荒诞不经，被处死者冤屈清白，检查官先生怎么还可以捶胸顿足大声疾呼地为自己的心灵纯洁辩护呢？我的良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难道不正是他的‘我不知道’‘我是个信奉者’造成了无可弥补的罪孽么？”有了这些思考，托马斯在文章中不但回顾了俄狄浦斯的故事，还称赞俄狄浦斯王的伟大忏悔精神，他说：“俄狄浦斯不知道他娶的是自己的母亲。他知道事实真相后，不认为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他无法忍受这种‘不知道’造成的惨景。他刺瞎了双眼，从底比斯出走流浪。”文章写好以后送给了周报，一个月后，这篇文章在倒数第二版见报了。
现在，主治医生让托马斯把这篇文章收回去，实际上是让他写一份忏悔书。在整个捷克都被苏联占领的局势下，写这样的忏悔书，无疑是让托马斯抛弃自己的独立人格，表示自己对侵略者的效忠。这对托马斯来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知道，一旦拒绝，他将失去高级医生的工作，被迫在贫困线上生存。从历史来看，太多的知识分子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公元263年，魏国的司马昭加快了篡权的节奏，让大文人阮籍给他写劝进表。阮籍以往都是装糊涂，故意喝得大醉，躲过司马昭的各种要求。这一次司马昭没给他留有余地，把他扣在府中不放，盯着他写。阮籍这时候可以以死抗争，但他还是妥协，给司马昭写了。一个月以后，阮籍便郁郁而终，他的良心完全被这篇不该写的文章压垮了。托马斯此时也面临着人生最严肃的选择，正像莎士比亚《哈姆雷特》里所说，“生存，还是毁灭？”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对主治医生说：“给我一个星期想一想。”
托马斯还没有说出自己的选择，医院里却传开了谣言，纷纷说托马斯为了自保，已经在写自我批评的声明。有一些人趋利避害，“被迫与苏联占领当局公开言归于好”，他们看到托马斯，“开始对他古怪地笑，这种笑他从来没有见过：是一种有着秘密勾当的时候才出现的笑容，会意而又忸怩，正像两个男人在一家妓院偶然相逢时的笑，双方都有些窘迫，同时又都高兴地觉得他们有着共同感情”。而另一些人坚决不与苏联占领当局合作，他们冷嘲热讽托马斯，说他写了这样的声明，“从那以后，他便不开口了，再不会说长道短，再不会有丝毫异议。只要他一露头，这份声明就会变成铅字，他就无地自容。总之，这是个相当好的办法，没有比这更好了”。
托马斯的处境无比烦恼：他“突然捕捉到了一个奇怪的事实：人人都朝他笑，人人都希望他写那个收回声明，人人都会因此而高兴！第一种人高兴，是因为他将他们的懦弱抬高身价，使他们过去的行为看来是小事一桩，能归还他们失去的名声。第二种人高兴，是因为他们能视自己的荣耀为特权，决不愿意让出，甚至会慢慢培养出一种对懦弱者的暗暗喜爱。要是没有这些懦弱者，他们的英勇将会立即变成一种无人景仰羡慕的苦差事，平凡而单调”。
孤独的托马斯开始失眠。他“第一次发现自己陷入了困境，数不清的目光都凝聚在他身上，他无法接应它们，既不能用目光也不能用言语来回答它们。他听任每一个人的摆布，听任人们在医院内外议论着他（其时紧张的布拉格正谣言四起，谁背叛，谁告密，谁勾结，传谣速度快如电报不可思议）。他虽然知道但毫无办法。他对谣言如此不堪忍受感到惊奇，对自己如此苦于焦灼感到不可理解。他们对他的兴趣令人不快，如同你碰我撞的挤迫，如同噩梦中一伙人七手八脚将我们的衣服撕扯”。
关键的时刻到来，他终于想定了，去了主治医生那里，告诉对方“他不会写一个字”。因为这个回答，他被迫离开了医院，在一家离布拉格约50英里的乡村诊所里干活儿，每天乘火车往返两地。一年后，他在布拉格郊外的一个小诊所里开始干更低的职位，每天给病人“开开病假条，送他们去找某些专科大夫。他看自己与其是医生，还不如说是个管家仆人”。
这样的生活他并不后悔，他保持住了自己的良知。在某些历史时期，沉重的生活是一种光荣。他拒绝了苟且，在重压下艰难地站立着，在站立中承担着历史的正义。
有一天，快下班的时候，诊所来了一个50来岁的男人，他说自己是国家内务部的代表，“邀请托马斯到马路那边去喝一杯”。谈话中他说：“我们知道，你在苏黎世有极好的职位，我们非常赞赏你的回国。这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你认识到了你的岗位在这里。”他又像责怪托马斯似的，说：“可你的岗位应该在手术台上才对！”
“我太同意了。”托马斯说。
这个中年人为托马斯准备了一份声明样稿，让他签字，然后发表在报纸上。
“托马斯读了样稿上写的东西，吓了一跳。这比两年前主治医生要他签的声明糟糕多了。不是停留在收回俄狄浦斯读后感的问题，还包含了亲苏、许愿效忠当局、谴责知识分子、说他们是想挑起内战等等内容。”托马斯知道事情很严重，机灵地说，他“愿意自己来写，给了警察局一点希望，也给自己争取了一点时间。就在第二天，他在那个诊所辞了职”。他的新选择是去当一名窗户擦洗工，他主动“降到社会等级的最低一层”，这样，“警察不会再抓住他不放，不会对他再有所兴趣。一旦他落到社会阶层的最低一级，他们就再不能以他的名义登什么声明了。道理很简单，没有人会信以为真。这种耻辱性的公开声明只会与青云直上的签名者有关，而不会与栽跟头的签名者有缘”。
托马斯就是这样在社会阶梯上一点点下落，从备受尊敬的医生变为擦玻璃的劳工。他每天“拿着刷子和长竿，在布拉格大街上逛荡”。“卖货的姑娘叫他‘大夫’，向他请教有关她们感冒、背痛、经期不正常的问题。看着他往玻璃上浇水，把刷子绑在长竿的一端，开始洗起来，她们似乎有些不好意思。只要她们有机会摆脱开顾客，就一定会从他手里夺过长竿，帮他去洗”。这个托马斯头顶着统治者圈定的大罪，重压一天天增加。然而他并不愁闷，这是他自己选择的生活，虽艰辛却快乐，“感觉自己年轻了十岁”。以前的托马斯游戏于女人之间，他迷恋的不纯粹是性快乐，更沉溺于发现“使每个女人做爱时异于他人的百万分之一部分”。在他看来，人类生活的其他领域都是开放的，无须人去发现，“只有性问题上的百万分之一的区别是珍贵的，不是人人都可以进入的领域，只能用攻克来对付它。”他的性游戏，“不是一种求取欢乐的欲望，而是一种要征服世界的决心”。现在，他终于觉得“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顿悟到他以往有一些似是而非的“非如此不可”，他多年对女色的追求，也是其中一种。他渴望一个“绝对的假日”，从这些虚妄的“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问自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为什么不能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为什么不能离开那把想像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此时的托马斯，有着一种回归生命根本的急切渴望，要过一种自然而自由的生活。因此当他听到特丽莎建议，两个人一起搬到乡下去，“回到大自然去”的时候，欣然同意，因为“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但是他并不知道，特丽莎提出这样的建议，也源于她内心的极度痛苦。
回到捷克以后，特丽莎被摄影杂志社解雇，“他们终究不能原谅她，因为她曾经拍了一个星期的入侵坦克”。通过朋友她找了一份酒吧招待员的工作，发现酒吧里都是“被入侵者砸了饭碗的人”。酒吧的会计是一位神学教授，坐在服务台里的是一位大使，“他曾在外国电视里抗议苏联入侵”。
这一天，酒吧里来了一个大约16岁的少年，他要一杯白兰地。特丽莎拒绝，因为根据国家法律规定，未成年人不得饮酒。那少年一言不发起身离开，半个小时之后又满身酒气地回来，要一杯饮料，哈哈大笑说“我想看见你，我爱你”，然后走了。一个特丽莎熟悉的秃顶矮个子男人喝着伏特加走过来，故意指责特丽莎给少年喝酒。这是无理取闹。特丽莎正在无奈中，一个“正好走近酒柜的高个头男人”阻止了那个秃头男人。特丽莎非常感谢，和高个子男人一番交谈后，知道他就住在附近，是个工程师，那一天在这个酒吧“纯属碰巧”。这工程师“开始劝诱她去他的住宅”，其中的性挑逗十分明显。前两次邀请，特丽莎都回绝了，第三次却答应了：身处逆境中的她想起托马斯“反复地对她说，爱情与性交毫无共同之处”，特丽莎想“实践一下托马斯的话，证实一下他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