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好人真的好，坏人真的坏吗
社会心理学史上有一个绕不开的经典实验：斯坦福监狱实验。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希望通过这个实验来论证一个古老的问题：人性到底是善的，还是恶的。
1971年，菲利普·津巴多通过广告招募了二十四名男性大学生志愿者，并在斯坦福大学心理系的地下室建了一个模拟监狱。这二十四名志愿者被平分为两组，一组扮演狱警，一组扮演囚犯，而津巴多本人则扮演典狱长。
为了保证实验顺利进行，每个志愿者志愿签订了协议，同意在实验过程中放弃部分人权。
实验开始后，志愿者并没有很快进入角色，尤其是扮演囚犯的志愿者。受当时嬉皮文化的影响，囚犯丝毫没有顾及狱警的威严，而扮演狱警的志愿者也无法硬下心肠来惩罚囚犯。于是，第二天一早，监狱就发生了“暴动”。
在典狱长津巴多的介入之下，一些狱警开始学着镇压囚犯：逼迫囚犯裸睡在水泥地上，强迫囚犯做羞辱性的工作，并以不允许洗澡相威胁。在这方面，狱警学得很快，随着实验的推进，狱警们采用的惩戒措施日益加重，以至于研究人员不得不干预制止。
当实验进行到第三十六个小时的时候，一名囚犯因精神压力过大而出现了歇斯底里的症状，不得不退出实验。到第四十八小时的时候，囚犯们——这群原先心理正常的大学生志愿者已经被那些由原先同样心理正常的大学生志愿者扮演的狱警折磨得濒临崩溃。
这十二名狱警中最臭名昭著的，是一个名叫约翰·维尼的志愿者。他多次被观察到痛骂囚犯，甚至对囚犯们无故动粗。其他志愿者也同样开始渐渐享受折磨囚犯的过程——甚至，连津巴多本人也逐渐进入典狱长的角色中，每当看到狱警惩罚犯人时，他都会兴奋地对女友说：“快来看，这个场景真是太棒了！”
这个实验进行到第六天的时候，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那些扮演狱警的志愿者彻底沉迷于恣意妄为的权力中不能自拔。最后，在津巴多女友的强烈抗议下，津巴多才不得不终止了实验。对此，有部分狱警还表达了不满。
事实上，无论是津巴多、约翰·维尼还是其他志愿者，他们在现实生活中都是不折不扣的好人。可是，在“斯坦福监狱”，人性中的“路西法”（魔鬼撒旦的别名）被彻底释放了出来。
斯坦福监狱实验证明了一个道理：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善人，也没有绝对的恶人，善与恶同时潜伏在人性深处，在不同的环境中轮流出场。只不过，在社会秩序良好的环境下，“恶”的因子被深深地掩藏在人们心底，但只要有合适的土壤，比如说像“斯坦福监狱”这样的法外之地，攫取到权力的“路西法”便会毫不犹豫地苏醒，把一个“好人”转换成“坏人”。
这就是所谓的“路西法效应”。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在这之前，我们的道德和社会教条永远纠结于区分善与恶，我们强调的是培养好人，防范坏人。可是，斯坦福监狱实验明确地告诉我们，没有什么好人和坏人，只有“表现得像好人的人”和“表现得像坏人的人”。
不要以为自己面对的是个“好人”就疏于防范——“好人”只是特定场合下的“好人”，或许，换一个环境，“好人”突然拥有了可以恣意施暴而不受惩罚的权力，他立刻就会化身为魔鬼。
英国有句谚语：“每个人的衣柜里都藏着一具骷髅。”
换句话说，即使是好人，心里也深藏着魔鬼，一旦我们对某人给予了绝对的信任，就等于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那个随时会苏醒的“路西法”。
米尔格伦实验：所谓“良知”，底线有多坚固
“米尔格伦实验”又称“权力服从研究”，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社会心理学实验，1961年由耶鲁大学心理学家史坦利·米尔格伦于耶鲁大学旧校区的一间地下室里主持展开，主要是为了测试受测者在遭遇权威者下达违背良心的命令时，人性所能发挥的拒绝力量到底有多大。
米尔格伦招募了一批志愿者，并谎称这是一项关于“体罚对于学习行为的效用”的实验。
参与者被告知，他会被随机挑选扮演老师，并要面对在隔壁房间里的另一名扮演学生角色的志愿者——其实那是研究人员扮演的“伪被试者”。老师和学生相互间看不到对方，但可以通过声音沟通。
另外，研究人员还交给老师一具电击控制器，并告知他这具电击控制器能使隔壁的学生受到电击。
实验过程很简单，老师会拿到一份考卷，逐一朗读上面的问题和答案给学生听，朗读完毕后，开始考试，考卷上都是选择题，学生要按下相应的按钮选择正确答案。如果学生答对了，老师继续考下一题；如果学生答错了，作为惩罚，老师必须用那具电机控制器电击学生——随着错误次数的递增，电压也会随之提升。
事实上，当老师按下电机控制器的时候，他会听到隔壁房间里的学生被电击后的惨叫声，电压越大，叫声越凄厉。当然，这都是“伪被试者”假装出来的声音，但是老师并不知道，以为是学生真的被电击得死去活来。
当电压达到一百三十五伏特时，隔壁传来凄惨的尖叫和抓挠墙壁的声音，很多志愿者都要求暂停实验来检查一下学生的状况，并且开始质疑实验目的。这时，实验人员便会通过怂恿和命令的方式来使实验继续下去，同时向志愿者保证，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在得到这个保证后，所有志愿者都同意继续试验，并且继续增大电压，直到达到三百伏特，隔壁的“伪被试者”突然不再发出任何声音，也不再答题，没有了任何动静。这时候，几乎每个志愿者都要求停止实验，但实验人员再次命令他们继续，同时再次保证，他们不需要承担任何责任。
在这种情况下，只有35%的志愿者坚决中止了实验，剩下的65%最终还是同意了继续试验，直到把电压增大到四百五十伏特，直至实验完成。
米尔格伦设计这个实验的初衷，是为了测试当年那些屠杀犹太人的纳粹分子，他们真的是天生杀人狂，还是单纯的上级命令执行者。
在进行实验之前，米尔格伦的同事曾预测实验结果，认为会有10%，甚至只有1%的人会狠下心来把电压一直提升到四百五十伏特，但实验结果却出乎他们的意料。
米尔格伦在他的文章《服从的危险》中写道：“我在耶鲁大学设计了这个实验，是为了测试一个普通的市民因一位辅助实验的科学家所下达的命令，会愿意在另一个人身上施加多大的痛苦。这个实验显示了成年人对于当权者有多么大的服从意愿，会做出几乎是任何尺度的行为，而我们必须尽快对这种现象进行研究和解释。”
实验结果充分证明了：那些参与大屠杀的纳粹分子并不是天生残忍或者被希特勒洗脑成了恶魔，他们只是接到上级的命令，然后按下毒气室的开关或者扣动扳机而已。同样，他们的心中毫无负罪感，因为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
在“米尔格伦实验”中，我们看到了人性中最阴暗的一面：在极端情况下，人类所谓的良知居然如此脆弱，甚至不需要通过威胁或者利益诱惑，只需要一道无可置疑的命令，就可以让许多人放弃对善恶的判断和对良知底线的坚守。
破解囚徒困境：引入反复博弈，化被动为主动
“囚徒困境”是1950年美国兰德公司提出的理论，后来由顾问艾伯特·塔克以囚徒故事加以阐述，并命名为“囚徒困境”。
艾伯特·塔克的故事是这样的：两个人因合伙盗窃杀人被捕，警方将他们隔离囚禁，并给他们三个选择：
1.如果两个人都抵赖，各判刑一年。
2.如果两个人都坦白，各判八年。
3.如果两个人中一个坦白而另一个抵赖，坦白的会被释放，抵赖的判刑十年。
于是，每个囚徒都面临两种选择：坦白或抵赖。
很显然，最有利的选择是两个人都抵赖，各判一年。但由于两个人处于隔离状态，不知道同伙会选择什么策略，但是，从基本的人性出发，他们肯定会认为自己的同伙必然选择对自己最有利的策略：坦白。既然同伙被默认为坦白了，那么，自己抵赖就会被判十年，太亏了。于是，自己也就会选择坦白——最坏也就判八年，运气好的话还能被提前释放。
这样一来，为了防止最糟糕的情况出现（同伙坦白，自己抵赖），两个人只能放弃最优策略（同时抵赖），而选择了一个相对糟糕的策略（同时坦白）。
“囚徒困境”就是这样最大限度地衡量着人性。在这场博弈中，唯一可能达到的双方最优方案，就是双方同时放弃最优策略。
在这个困境博弈中，每个人都自私地寻求个人最大效益，但是，因为相信其他人也都会自私地寻求个人最大效益，反而因此两败俱伤。
那么，有没有什么办法能破解“囚徒困境”，让人在这种深陷弱势的环境中占据主导权呢？
英国广播公司bbc有个著名电视节目《金球》，节目开始有四名选手参加，然后淘汰到只剩下两名选手来角逐一笔巨额奖金。角逐环节是这样的：主持人给每个人两个球，其中一个写着“平分”，另一个写着“偷走”，两名选手需要从中选择一个球。
根据两个人的选择，会出现三种情况：
1.两个人都选择了“平分”，那就两个人平分全部大奖。
2.如果一个人选择“平分”而另一个人选择“偷走”，那么选择“偷走”的人拿走全部奖金，选择“平分”的人出局。
3.如果两个人都选择了“偷走”，那么两个人同时出局，一分钱都拿不到。
在做出各自的选择前，两个人可以互相商量，但是最后选择的时候必须单独选择。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博弈游戏，相当于两个人被捕前串供，但审讯时仍然隔离囚禁——在这个规则下，常常出现这样的情况：其中的一人信誓旦旦地保证说自己一定会选择“平分”，同时让对方也选择“平分”，这样两个人可以平分奖金。但事实上，最后要么就是他选择了“偷走”，真的偷走了全部奖金，要么就是两个人都选了“偷走”，最后全部出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