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没戴帽子。”接着，我在她脸上看出，她从我这句话里捕捉到了一点画面感——这让她陷入更深的沮丧，于是我飞快地补上一笔又一笔。“他头发是红色的，红得很，又密又卷，一张苍白的长面孔，五官线条笔挺，很好看，八字胡稀疏而古怪，颜色跟头发一样红。不知怎么的，他的眉毛颜色更深；眉形看起来拱得特别厉害，好像能肆意挑动似的。他的眼睛锐利，古怪——怪得很；但是我很清楚，它们其实相当小，而且眼神总是直勾勾的。他有一张阔嘴，嘴唇倒是薄的，除了那点稀疏的八字胡，他的脸刮得挺干净。他给我的感觉是，他看起来像个戏子。”
她显然想让自己镇定下来。“可是他长得算英俊吧？”
这下我明白该怎么帮她了。“英俊极了！”“穿的是——”
“穿着别人的衣服。衣服很帅气，可不是他自己的。”
骤然间，她喘息着发出赞同的呻吟。“那是东家的！”
我乘胜追击。“那你确实认识他吧？”
她只是支吾了小会儿。“是昆特！”她叫道。
——《螺丝在拧紧》第五章
女教师能说出彼得·昆特的相貌特征，这是“心魔”说最大的疑点：如果她仅仅是幻觉而不是亲眼所见，又怎么能勾勒得如此到位呢？问题是，判定女教师目击之人为彼得·昆特的只有格罗斯太太，那么，谁能担保，昆特在格罗斯太太心目中就没有被妖魔化（事实上，从她们俩口述的“红鬈发，眉形特别弯曲”来看，他确实不太像个真实的人），她的附和就纯然是客观的呢？从其他章节看，女教师与格罗斯太太之间多有心理暗示，彼此似有灵犀。詹姆斯的文风向来是只肯把话说到三分之一的，此处究竟是破绽还是天机，自然无须点破。只是又苦了评论者，煞费气力地猜测女教师是否有可能在撞鬼之前就掌握了彼得·昆特的蛛丝马迹——书里是没提到啊，可是，谁知道呢？
***
《螺丝在拧紧》于1898年在杂志上发表之后，詹姆斯本人曾在给朋友的信里，以及再版的中短篇集的序言里，对这部小说，做过一点阐释。但詹姆斯的文论素来以晦涩难懂著称，因此他的自我阐释并没有回答读者最想知道的问题，既没有揭示迈尔斯的真实死因，也没有解释这个故事里的“鬼魂”到底是怎么回事。一方面，他宣称这个故事“纯粹而简单”，另一方面却又意味深长地说，身为作者，他的乐趣在于“拿捏读者对文学与道德的敏感”。不过，总体上，在小说刚刚出版的年代里，评论家与读者对女教师的第一人称叙述予以全盘采信的态度，人们还是乐意习惯性地躲进“头顶三尺有神明”的避风港。他们认为，家庭女教师以一己之力捍卫古风盎然的庄园，倡导男女有别、长幼有序、邪魔不可近身，为此不惜付出惨痛代价，是个值得同情的正面人物。这样的主流观点持续了将近五十年。
直到1948年，美国著名批评家埃德蒙·威尔逊发表了一篇著名的论文《对亨利·詹姆斯的多重阐释》，其中对《螺丝在拧紧》的论述第一个揭开了潘多拉魔匣——由这篇小说引发的争论和改编，就此正式展开。有趣的是，威尔逊本人对这部小说的兴趣终生不减，因而发言特别谨慎，几乎每隔十几年就对自己的论点做一番检讨和修正，一度甚至有全盘推翻的打算，直到最后才回到原点，强调他在当初那篇论文中的说法代表他的最终裁定。
简单地说，威尔逊的观点是：鬼根本就不存在，女教师本人是个被极度压抑的性变态者，英俊的男主人、传说中的彼得·昆特，甚至小迈尔斯，都可能是她在假想中投射的对象。昆特与前任女教师的桃色传闻，迈尔斯受昆特引诱的传闻，都是刺激女教师并使之变态的诱因。而且，那是一种单向的刺激，无从通过正常的渠道释放出来，日积月累之后扭曲变形。可怜的迈尔斯，就是她在神经错乱时，以爱的名义活活掐死的。如果说一定要在这故事里找出“鬼”来，那兴风作浪的就是女教师的“心魔”。也就是说，整个故事是一个逐渐走向崩溃的精神病人的自述，我们只有破解她叙述的干扰，才能发现真相。
威尔逊的观点并非无懈可击，因为人们可以从文本里找出很多无法周全解释的疑点，比如：男主人在这场悲剧中扮演什么角色，他的刻意逃避，究竟在暗示什么；再比如，迈尔斯的早熟，他对所谓不端行为的半遮半掩的供认，究竟应该怎么理解。所以，在威尔逊的基础上，评论家又指出很多种解释的路径，有的在文本中找到一些与性相关的隐喻符号，来证明整个小说对于性心理的刻画是多么含蓄，又是多么细致入微；有的采取折中态度，认为詹姆斯在写作这部小说时并没有那么明确的自觉意识，他故意把故事写得如此暧昧，就是为了告诉你：真正的恐惧，就是你根本拿不准女教师是正是邪，鬼是真是假，它存在于你的内心。
***
如此反复无常，使得我愈发相信，关于那个“要诀”的事，其中并无太多玄机。但我还是想法让他回答了几个问题，尽管他显然很不耐烦。在他本人看来，毫无疑问，那个让我们不胜迷惘的东西，明明是清晰可见的。那玩意，我猜想，就藏在最初的规划中；宛若波斯地毯上的一个复杂的纹样。当我使用这个意象时，他表示高度赞赏，而他自己则用了另一种说法。“它就是那根线，”他说，“把我的珍珠串起来的那根！”
——《地毯上的花纹》
亨利·詹姆斯的小说，最迷人也最恼人的特质——那个所谓的“要诀”在哪里？也许最合适的答案，就藏在他自己的作品里——他用一篇三万字的短篇小说，用一个奇特的故事，对自己的小说观念，做出了完整的解释。
这篇名叫《地毯上的花纹》的小说，其第一人称叙述者是个赚过一点稿费却苦于在圈里寂寂无名的写手。明显比他更为资深、主要以写评论为主的考威克因为来不及完成著名作家维雷克的新作的书评，把这个机会转给了“我”。“我”以为抓到了在文学圈里进阶的机会，不料却像是一头撞进了一座迷宫。维雷克对于这篇评论不屑一顾，并且抛出了一系列炫目的名词和意象，引诱“我”追逐对于其作品的终极破解。上述对话，就发生在这样的语境中。无论是地毯上的纹样，还是串起珍珠的那根线，都是詹姆斯借助人物来阐述的对于小说“要诀”的理解。
此后的情节发展就进入了詹姆斯最善于营造的诡异疯狂的叙事链。“我”对于维雷克（毋宁说是小说这种文体）的“整体意图”的追寻，注定要像《螺丝在拧紧》中那个关于“庄园里有没有鬼”的命题那样，经受百般折磨，经受“真谛”在眼前闪现又幻灭的海市蜃楼般的瞬间。洞悉维雷克的秘密的人（或者说“我”以为洞悉秘密之人）一个接一个遭遇不测。詹姆斯得心应手地折磨着读者的耐心，在人物细节和对话里嵌入可以引发多重理解/误解的隐喻。熟悉詹姆斯套路的读者，几乎在小说看到一半时就能判断：直到结尾，我们也得不到答案。
***
《地毯上的花纹》首次发表于1896年1月号的《大都会》月刊(cosmopolis)。这本杂志虽然只存在了三年，却有过不小的排场：总部在伦敦，且在柏林、巴黎和圣彼得堡同时发行当地的版本，很吻合小说中描述的当时报刊杂志日益“国际化”的风潮。同年，这篇小说被收入詹姆斯的中短篇小说集《尴尬种种》(embarrassments)，英国版与美国版同时面市。回过头来看，《地毯上的花纹》是这本书里影响最大的篇目，而标题“地毯上的花纹”(thefigureinthecarpet)也渐渐成了一个被后世频繁引用的文学典故。英国小说家、评论家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madoxford)曾经说过，自从这篇小说发表之后，詹姆斯的同龄人就开始追求“地毯上的花纹”，希望能将原本复杂难辨的“花纹”变成清晰可鉴的物质实体。在发表于1941年的散文中，t.s.艾略特几乎把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如今，我们都在寻找‘地毯上的花纹’。”
尽管不会在结局找到答案，但我们还是会一口气读完它。我们知道，像很多具有元小说特质的现代主义作品一样，这是一个用来阐述小说观念的小说。小说里的小说家和评论家的关系，是一种近乎猫捉老鼠的关系。小说文本的“整体意图”被层层包裹，被繁复衍生，被渐渐失去节制地神秘化。批评家疯狂地追逐它，而小说家则似乎一直在使用各种障眼法躲开这种追逐，这样的关系越来越具有奇特的仪式感。地毯上到底有没有花纹，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者、批评家和读者的兴趣和精力，在这个过程中被刺激、被撩拨，同时也被消解，被损耗——像表演，像爱情，像生死。作为由古典主义向现代主义过渡的代表人物，詹姆斯对于时代风气的观察，对于小说作为一种叙事游戏的深层思考，都渗透在文本的肌理中。
在这篇小说里先后出现的几个命运多舛的人物，我们无法确认哪一个更能让詹姆斯产生代入感；我们同样无法确认詹姆斯是否要通过《地毯上的花纹》表达现代小说家和批评家的使命和宿命（是使命多一点，还是宿命多一点？）。可以确定的是，詹姆斯之后的写作者，越来越深切地体验到他在这篇小说里传达的那种时而狂喜、时而虚无的复杂感受。二战结束之后陆续涌现的文学名词和小说流派，可能比此前的总和都更多。对于普通读者而言，弄清现代主义究竟在哪个时间点进入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与“新历史”分别代表什么意思，或者推理小说究竟分出多少亚类型，并没有太明显的意义。社会现实的动荡和传播方式的剧变，使得小说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信任感渐趋微妙。叙事套路仿佛已经穷尽，连“生活比小说更精彩”都成了老生常谈。小说家进退两难：时而希望勇往直前，沿着文体实验的道路越走越远；时而又希望重温现实主义的荣光，回归古老的故事传统。
在现代文学的语境中，小说家与批评家，作品的创造者和诠释者，他们之间究竟有没有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默契，密码有没有可能被完美破解？我们从这个既抽象又具体，甚至有时候颇具哥特风格的故事里，看不到詹姆斯对此有任何乐观的表示。故事的荒诞走向甚至让人联想到那个著名的思想实验：两位将军a和b各自盘踞在两座山顶，需要同时攻击山谷处的敌人，但他们之间的通讯只能穿过敌方阵线进行。a给b发了个信息：“明天出击？”b回答：“可以。”但b不知道自己的回复有没有到达，而a必须给b发送另外一条信息来确认已经收到了b之前的信息，从而确保b会行动——实际上，为了达成完美的共识，他们需要发送无穷无尽的信息。
《地毯上的花纹》就在这种看不见尽头的努力沟通中戛然而止。然而，也许，无论是密码被（简化地）破解，还是因为无法破解而失去对破解的渴望，都会使小说的魔法黯然失色。这真是个绕不出去的悖论，但叙事艺术的奇迹和荣光，也恰恰蕴含在这悖论中。毕竟，詹姆斯狡黠地在绝境中也留着一星微暗的火：
如果说，她的秘密（按照她的说法）便是她的生命——这一点，从她越来越容光焕发的样子就能窥见端倪，她那因为意识到自己享有特权而流露的优越感，被她优美而仁厚的举止巧妙化解，使得她的容貌教人过目难忘——那么，迄今为止，它并未对她的作品产生直接影响。那只是让人——一切都只不过让人——越发觊觎它，只是用某种更美好更微妙的神秘感将它打磨得圆润光亮。
——《地毯上的花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