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马和马车更难理解的，也许是英国18世纪的财产继承法。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个法相当奇葩，既复杂又不近情理，它造成的大量纠纷正是过渡历史时期的产物，也几乎出现在奥斯丁的每一部小说中。
18世纪的英国采用复式继承制，动产和不动产的继承奉行的是不同的规则。动产相对合理一点，通常分为三份，妻子、儿女和教会各得一份。按照这个规则，班先生如果去世，则班太太和她的五个女儿一共可以在动产部分得到五千英镑，另外班太太自己也有一笔从娘家带来的嫁妆共计四千英镑。然而，和我们今天一样，家庭的主要财产是不动产。我们从奥斯丁小说的很多细节也可以看出，当时的房地产交易和租赁市场相当活跃，房价总体上涨势喜人。在《傲慢与偏见》中，班家的小日子之所以过得凑合，就是因为他们家有一处地产，每年可以给他们带来两千英镑的稳定收入。然而，根据不动产继承的游戏规则，这笔钱只能领到班先生去世为止，因为当时英国的土地承袭中世纪的封建宗法传统，把长子继承制作为第一原则。长子继承制的好处是保持土地和房产的完整性，有利于国家管理，长子在继承基业的同时也得承担教养其他家庭成员的责任。但这种从政府角度看一劳永逸的办法，在实行起来常常碰到问题。好比班太太，一直生到第五个女孩之后，才发现不动产没有长子可以继承。她早年从未担心过这一点，吃穿用度从不省俭，如今却为此日夜焦虑。丈夫只能这样安慰她：过一天算一天吧，没准你还有幸死得比我早呢。
比长子继承制更糟心的是限定继承权。英国的土地权属错综复杂，很多地产在相当长时间里都附带着古老的封地义务。这种义务来源于距今一千年前的诺曼王朝，非常复杂，说得简单一点就是：这种土地是国王的，一层层往下分封，但是你不能白拿这块地，得有男人服役。从小说的情节看，班家的地正是这一种。尽管让男丁到军队服役的行为实际上早就被废除了，但由此产生的限定继承制度却没有被废除。限定继承地产不能空置，必须有形式上的男性服役者，如果你家里没有男性，那对不起，有关部门就会按照亲缘关系指定男性继承人。如果班太太不幸比班先生死得晚，班先生的表侄柯林斯就随时能把她和五个女儿赶出门。
这样不公平的继承法延续了很多年，让大大小小的班太太们气火攻心，引发了不少伦理公案，直到1925年才彻底废除。所以我们在英剧《唐顿庄园》的第一集里就能看到，20世纪初的贵族庄园仍然要面对和《傲慢与偏见》一模一样的问题——爵爷同样膝下无子，同样只能把家业传给表亲，同样为这事搞得鸡飞狗跳。可想而知，从《傲慢与偏见》到《唐顿庄园》，这块骨头在英国人喉咙口鲠了一百多年还没有消停。
因此，班太太虽然性格不那么讨人喜欢，但她的焦虑是实实在在的，也是情有可原的。那个时代的女性没有工作，婚姻非但是头等大事，而且，用奥斯丁的说法，是“唯一的大事”，关乎生计甚至生存。她们通过社交手段求爱、相亲，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女性把高考、求职和恋爱结婚打包在一起，一战定生死，以后基本没有翻盘的可能。这样的命运其实颇为凄凉，这里头的明争暗斗也肯定十分激烈，但是奥斯丁并不打算凄凉地写凄凉，激烈地写激烈，她更愿意把整个事件当成一个笑话。所以从一开始，她就坚定地为她所有的小说都铺上喜剧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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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埃莉诺微笑道，“咱们说的其实是一回事。我敢说，你说的生活必需和我说的财富是非常接近的；我们都承认，以现在的世道，如果少了它们，就不会有各种生活上的舒适。只不过你的说法比我的更清高些罢了。你倒是说说，到底多少算是你所谓足以过上温饱生活的收入？”
“一年大概一千八或者两千镑，不超过这个数。”埃莉诺笑了。“一年两千镑！我所谓的财富不过才一年一千镑！我猜就是这么回事。”
——《理智与情感》第十七章
《理智与情感》出版于1811年，比《傲慢与偏见》还要早两年。不过，这两部作品分别改写自奥斯丁在1797年左右写的两部书信体小说，无论是它们的雏形，还是大幅度改写之后的成品，都诞生在同样的时段里。显然，两者在故事走向、写作风格和人物设置上，都不乏相似之处。最直观的一点表现在书名上。“傲慢”(pride)与“偏见”(prejudice)，“理智”(sense)与“情感”(sensibility)，这两组词汇不仅在意义上构成对仗，而且都巧妙地押了头韵——而后者，在翻译成中文时是无法完整呈现的。
《理智与情感》的情节线要比《傲慢与偏见》简单，喜剧基调也要略微淡一些。同时，作为这部小说前身的书信体的痕迹，在《理智与情感》中倒是更明显——不仅关键情节总是用书信在推动，而且对话在小说文本中占比更大。某些大段对话，你甚至能大致想见它原来在书信里的样子。所以，乍一眼看上去，《理智与情感》可能不像《傲慢与偏见》那么热闹。
但《理智与情感》并不是缩水版的《傲慢与偏见》，它的好看，需要更长的时间来回味。在人物塑造的深度上，《理智与情感》显然花了更大的心思。由始至终，埃莉诺和玛丽安的性格都在互相对照中愈显鲜明。
玛丽安一心追求浪漫脱俗的情感，她的日常行为和价值标准，都深受浪漫主义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的影响。对于“容貌不动人”、无法“优美地朗读库柏诗句”、“不喜欢绘画”的男人，玛丽安毫无兴趣。在社交场合，她天生丽质，敏感热情，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威洛比的爱慕——如此不设防的坦诚，既是玛丽安的可爱之处，也是她容易受到伤害的软肋。不过，需要指出的是，玛丽安的情感也并没到完全失控的地步，在每个关键时刻都会在埃莉诺的劝说下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同时，我们也可以在很多细节里看到，玛丽安对于婚姻的现实基础有基本认知，她固然认为婚姻不能“只是一种商品交换，双方都想损人利己”，而“财富除了能提供充裕的生活条件之外，并不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幸福”，但她仍然表示自己的基本需求是“每年1800英镑到2000英镑”，而这个标准比埃莉诺认定的基本需求要高得多。这些溢出既定“人设”之外的细节，大大增加了玛丽安这个人物的丰富性。
反观埃莉诺，表层的性格特征是冷静、耐心、心平如镜，但仔细分析她的言行，就会发现埃莉诺的“理智”并非一味的隐忍，更不是懦弱无能。在很多细节中，我们都能发现她的冷静中蕴含着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她的自我克制里往往具有一定的策略导向。在处理与露西之间的关系时，埃莉诺的判断力显得尤为出色。她迅速而准确地分析出露西唯利是图的本色，也很快坚定了对爱德华人品的信任——在此基础上，后来埃莉诺静观其变的态度和暗中帮助爱德华寻觅职位的行为，才显得既得体又明智。
时至今日，我们在研究奥斯丁的价值观时，仍然很难将她纳入任何一种现成的体系。研究经济史的专家们可以从她的细节里得到很多一手材料，女权主义者可以通过分析埃丽诺和玛丽安的思想活动测量18世纪女性意识的温度和活性，但任何意识形态都不能很有把握地说，奥斯丁就站在他们这一边。她的笔下有最尖锐最深刻的社会批评，但我们也能发现她把人物局限在一个很小的圈子里，那些乡绅家庭的仆佣好像从来不在她的视野范围里。她鼓励个人价值，提倡精神自由，但几乎以同样坚定的态度否定私奔、质疑鲁莽的浪漫，强调没有经济基础的爱情毫无出路。她对于社会经济状况异常敏感，对上流社会冷嘲热讽，对新兴的中产者时不时犯的幼稚病和自我意识陷阱，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开玩笑的机会。但是，与此同时，她又对社会福利的基本保证和合理的个人幸福的可能性，抱有相当积极的态度。她是洞察秋毫的批判者，但从来不是大张旗鼓的叛逆者。换另一个人来统一这些互相矛盾的元素，很可能自乱阵脚，最终变成一个精神分裂的文本。但奥斯丁不会。她下笔，那种戏谑的口吻，那种半真不假的调笑，都会提醒你辩证地看待眼前的一切，提醒你，看一枚硬币的正面时永远要想到它的反面。
我们在奥斯丁之后的很多英国作家身上，都能看到这样基于经验主义的平衡之道，这个特点深深地烙在了英国文化的基因中。很难说奥斯丁是不是这一脉的开创者，但至少是绕不过去的代表人物。如果我们试图理解英国文学，理解英国人的国民性，那么奥斯丁和她的《理智与情感》是一面很有用的镜子。即便只是出于功利心，想学会一点处世哲学，那么《理智与情感》也有独一无二的价值。小说中出现过多次姐妹俩深谈的场面。奥斯丁借她们之口，让“理智”与“情感”不仅作为情节的一部分，而且衍生出超越情节之外的具有哲学意味的思考。在她看来，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唯有通过这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手段，才有可能得到完整的幸福。也许，把埃莉诺和玛丽安拼接在一起，才是奥斯丁心目中的理想女性。
值得注意的是，将两位女性（她们可以是姐妹俩，也可以是关系密切的好朋友）的成长历史交缠在一起叙述，也构成了女性文学的一个经典故事类型。从这个意义上说，奥斯丁的《理智与情感》具有开创性。在这些故事中，两位女性的性格和经历往往构成鲜明的对比，个体在强化某种特质的时候往往也造成另一方面的缺失（这种始终陷于缺失感的状态，本身也是女性困境的一部分），她们拼接起来才能构成女性完整的理想人格。她们成长的过程往往悲喜交集，充满艰辛、激情和悖谬，因此格外具有震撼力。在近年的文学作品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的布克奖获奖作品《盲刺客》，意大利现象级畅销小说《那不勒斯四部曲》，都可以视为这种故事类型的延伸和变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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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莉诺已经把自己真实的看法告诉了妹妹。她不相信她对于爱德华的倾心会像玛丽安所想的那样一片光明。有时候他会显得没情没绪的，如果这并非表示他态度冷淡的话，那也说明他们的未来当中有什么几乎同样不容乐观的障碍。如果说他是因为感觉到她的情义还有些靠不住的话，那至多也只会让他有些焦虑不安。没道理会让他的情绪经常表现得那么灰心沮丧的。更合理的原因或许能在他的经济地位尚未独立中找到，这一点不容许他放任自己的情感喜好。
——《理智与情感》第四章
在这段文字中，从第三句开始都是用第三人称叙述，但显然反映的是埃莉诺的观察心得和主观分析，而非上帝视角，更不代表作者奥斯丁本人的立场。在去掉了双引号和“她想：”之后，自由间接引语与前后文融为一体，叙述简洁灵动地在主客观视角之间来回穿梭，就好像摄像机机位频繁变化，表达效果自然要比通篇呆板的一问一答好得多。别小看这种仿佛信手拈来的省略——略去引号的一小步，是小说技术的一大步。
文学研究者认为，奥斯丁是最早在文本中使用自由间接引语技术的小说家。所谓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第三人称叙述方式，它结合了第一人称直接引语的本质，具有第三人称的某些特征。在《理智与情感》中，这样典型的自由间接引语确实已不少见。要知道，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小说技术，基本上是作家自我修行的产物，没有文学理论，也没有写作创意班。因此，在面对这样的文本时，我们不能不感叹奥斯丁对于技术创新的自觉性和与生俱来的分寸感。
奥斯丁在短短四十二年的人生中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处理的题材都是日常生活。如何在流水账式的生活中制造悬念，引导读者在琐碎家常中体会惊心动魄，奥斯丁自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理智与情感》虽然始终都用第三人称，但上帝视角用得相当节制，大部分恪守着埃莉诺的个人视角展开。我们往往是在跟着埃莉诺的眼睛洞明世事，体会她在复杂局面中如何应对。体面人家的社交圈里充满了虚与委蛇的套路，年轻男女对彼此心事的拿捏，对婚姻前景的揣摩，往往都得通过分析各种流言蜚语来操作。由埃丽诺的视角展开的叙述，同样会被扑朔迷离的传言干扰情绪，同样会产生一定程度的错觉。于是，我们时而跟着埃丽诺提心吊胆，时而又代入她带有反讽意味的自我排解，时而识破机关、解开谜团——借此，原本琐碎平淡的日常生活在奥斯丁笔下变得险象环生、回味悠长，那正是小说这种文体最迷人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