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在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农民的关系，有一个“同情——启蒙——被改造——再启蒙”的发展变化过程，那么知识分子与官员形象的关系，也有一个“批判——疏离——同步——地命海心”的历史过程。从晚清知识分子批判官场教育官员，到“五四”的疏离官场（视仕途为堕落），再到50年代作家干部化（主角也大都是干部），再到80年代后知识分子想象自己与和官场关系的复杂演变：或者回顾苦难历程，生处底层仍然充满士大夫政治使命感；或者寄希望于干部官场的知识分子化；或者寻求不同的脱离政治的方法，下棋、做爱、受戒、祭祠等。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官员／官场与农民形象的关系，也有一个“压迫——同构——解救——好心办坏事”的历史过程。晚清是直接对立（官府压迫广义的农民）。“五四”还是官压民苦，但官员不是焦点，主要写帮凶爪牙。延安以后官场／干部分化，或者是敌人或者是救星。最吊诡的就是80年代回首，则发现“好心办坏事”，有时甚至“坏官”也可能为农民谋幸福。
本来是两种人物形象系列合成一个主题线索，现在要考察三种人物形象系列，同时出现至少三条主题线索，多了很多变量，“中国故事”有些复杂。
四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工人和商人形象
和农民相比，近百年小说中写工人的佳作确实较少。现代文学史评论郁达夫《春风沉醉的晚上》是较早描写中国无产阶级的小说。20年代中期，郁达夫一边描写青楼文化，抒发性苦闷，一边又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他的《薄奠》也写了人力车夫。人力车夫算不算工人？虽然不是严格的产业工人，但显然也不是农民或者职员。
如此分类，祥子就是现代文学最重要的工人形象，特别是自己的生产资料早早被兵痞抢走以后。和烟厂女工彻底否定自己从业的烟厂不一样，祥子是把人生希望建筑在他的工作上。另外，《子夜》里也有一些工人群像，和工贼斗争当中有大公无私的，有投机叛变的，有贪图私利的。《淮南子·齐俗训》里说：士农工商，“农与农言力，士与士言行，工与工言巧，商与商言数”。所谓“言巧”，指的是工艺、技术。在这个角度看，写工人的文学，真是老舍最实在——只有祥子，曾经全心全意地追求他的工艺技术、他的生产工具，还有他的职业道德。
到“十七年文学”里，工人阶级名正言顺成了领导阶级，但在文学史上有定评的作品，直接写工人的、以工人为主角的，仍然很少。有意思的现象是，“红色经典”里的主人公自己是干部或者农民，是职业革命者，可是他们都被安排有一个不用出场的产业工人父亲。《红旗谱》里，领导农运的教师贾湘农，祖父是农民，父亲是工人；《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江华，还有《红岩》里的许云峰，他们都是工人家庭出身。许云峰还是工委书记，在长江兵工总厂当过钳工。总体上，这些工人身份标志很有符号意义。
到了80年代以后，这个情况还是没有很大的改变。“重放的鲜花”《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要下工厂调查，改革文学《乔厂长上任记》要写工业生产，《平凡的世界》有工地搬砖、煤矿工下井等，但这些小说的主题还是农民“进城”，是农民变成工人。
为什么近百年中国小说，士农工商之中，相比之下工人形象比较单薄？甚至在“文革”期间，任何大批判，批判资本主义都用无产阶级的名义，怎么就没有描写无产阶级的、有艺术价值的小说？《朝霞》上工人创作比例高了，文学意义恐怕仍然存疑。这也值得研究者思考，尤其是据说现在中国城市人口已经超过农民了，人民的主要成分已经发生变化。
中国小说的三大主角是官员、知识分子和农民，相对来说，工人和商人是“弱势群体”——不是在剧情里是弱势，而是较少有机会成为小说的主人公。如果还要再比较，商人其实比工人受到更多关注，尤其在20世纪上半叶。
“十七年文学”和“十年文学”当中，读者记得住的工人主角，不分男女，实在很少。反过来讲起商人，人们马上想起吴荪甫、赵伯韬，“财主底儿女们”，还有《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等（不好意思，大部分就靠茅盾一个人在写）。
从研究的角度看，现当代文学怎么写商人，其实这是非常值得做的题目。
按照《淮南子》的说法，“商与商言数”，晚清小说里的官员之间的来往，其实也是言政少，言数多。他们并不关心国事，整天讨价还价：这个官，多少年，值多少银子；上面来了巡视组，下面交多少钱，要交得太多，宁可坐牢去……十分精彩。现在机场等飞机，书铺大都是成功学与通俗官场小说，原来内容一直可以互通。
全面剖析商家历史处境，还是有政治经济学理论武装的茅盾。《子夜》中的商人群像，简单说有四类：一是赵伯韬买办；二是吴荪甫民族实业家；三是在这两者之间投机，又想办实业又想多赚钱的杜竹斋；第四类最惨，就是像冯云卿这种在乡下的土财主，进城经商，到处失败，最后用女儿做工具骗情报，白白赔了千金和“白银”。晚清小说里的堕落底线，到了茅盾笔下，变成商人沉沦标志。人们一方面佩服茅盾作为小说家对于都市商界各色人物的观察兴趣，另一方面也可惜茅盾的商人分类有时候太迁就《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的理论框架。相比之下，在更多激情、更少理论的路翎笔下，商人蒋捷三和他的后代是比较难以定性也比较真实的商人形象。严格来说，张爱玲笔下的男人也大都算是商人。乔琪乔和季泽是花心男，没有出息的商人。范柳原虽然跳交谊舞、背《诗经》，恋爱的基础还是有钱帮女主角订头等舱船票和浅水湾海景房。之后情人一到手，马上又要坐船去英国做生意，商人本色。最有意思的是佟振保，他的商人性格并没有表现在他怎么开厂，如何办实业，而是一发现老婆出轨，气昏了头出门，居然没讲价就上了黄包车。让一个商人气到忘了讲价的地步，想想该是多么令人激动、愤怒的事情。
50年代以后，“三红一创”里基本没有商人形象。刘思扬作为革命者，出生于有钱的家庭，但那只是背景。《青春之歌》里的林道静有同学贪图物质，下嫁权贵。但是，总体上前三十年里，公私合营，商人不见了。
80年代以后，张炜的《古船》里老隋家的两个儿子抱朴和见素，可以视为新时代商人形象的代表，而且代表两种不同的发展方向。弟弟是以恶抗恶，不择手段，反抗他的家族所蒙受的不公正的历史遭遇。所以，他拼命要抢夺家族粉丝企业，要争着承包，也要到城里去投机打拼。当然，张炜把他写成是失败者。出身更低性格比较类似的，还有《兄弟》里的李光头，在余华笔下，他非常无耻地在新时代从成功走向新的成功。
哥哥抱朴，张炜把他写成一个韬光养晦、等待时机、积蓄力量，同时又苦苦研读《共产党宣言》的人。所以，最后他发展了商业，复兴了家族，还拯救了父老乡亲。这是一个知识分子化的商人形象。放在20世纪文学背景中，《古船》颇有野心地虚构想象了中国式新时期资本主义的两种发展可能。
80年代以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商人在中国改革开放当中就扮演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角色。电视剧里，也有更多晋商的传统、大宅门的历史、胡雪岩的传奇等。总之，有钱人也有了光荣历史。全面回顾民国史的《白鹿原》中，白嘉轩和鹿子霖说是财主，是地方上的“族权”和“政权”的代表，但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又何尝不是善于讲数的商人？买卖土地、销售鸦片、创办学堂、建造白塔，无意有意地还培养书记、县长等家族接班人兼政治代理人。历史的经验，做生意首先要做官——晚清作家早就告诉各位。你们不听，以为时代变了？也许时代易改，中国难移。白嘉轩和鹿子霖的形象，正好补充“革命历史小说”当中有钱人形象的缺失。补得是否合适，是另外一回事。
五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最后，在官员、士农工商之外，我们还可以讨论女性人物形象在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变化发展。显然，这又是一个需要写很多论文甚至学术专著才能深入讨论的课题。限于篇幅，我们只能简单地回顾一下重读过程中印象比较深刻的女性形象。
《官场现形记》里的晚清社会，女人在各种官员贪污、渎职、腐败的故事里，都不缺席。有时是纯粹的牺牲品，比如船妓被控偷窃珍宝，含冤自杀。也有时是工作尽职分享好处，如山东官员到上海买外国机器，一直陪他的四马路新嫂嫂，及身旁另一少女，也在贪腐过程当中获得利益。有个江山船妓比较受宠，她并不要求多点赏钱，而是趁着官员高兴，替自己亲戚求缺，有政治眼光。
还有徐都老爷，本来比较清高，可是他太太吵着要赎当头，所以徐都老爷也只好受贿。好像官场腐败，官太太也都有责任。
女人“参政”各有奇法，官员多欢有12个老婆，某晚批阅官员任命档，十二姨“啪”地打在多欢手背上——说是有蚊子，其实是要阻止他批文，然后提出一个新的（自己已受贿的）人选。这种时候，女人真是“半边天”。同样的例子是姓贾的司法官，判案要听老母意见。当然，女人偶然参与分享权力运作，更多时候还是忍受屈辱。比如官太太要认上司小妾做干妈，自己却比干妈大20岁。冒得官的女儿被父亲拿去当礼物送给上司，等等。
总而言之，女性在晚清官场多数是被侮辱和被损害者，少数也会侮辱和损害他人。就像四马路的新嫂嫂所说：“你们做官的身不由己，跟我们风月场中的女人其实是一样的。”
这个时期小说中最突出的女性形象，还是不同阶级的妓女。《孽海花》的女主角，以赛金花为原型。从船妓，变成官妾，然后出使欧洲进入上层，又出轨，又恋爱，充满反抗精神。《老残游记》里有很长一段戏，描写老残和一个县官，出于天气原因被困在黄河边上小客栈，讲述各种冤案、政事。两个男的也不会干聊，叫来两个妓女陪酒。风尘女子本是地主家千金，只因省官乱治黄河，家乡被淹，所以沦落至此。县官替翠环赎身，送给老残。老残后来把女人名字前后调整调整，“翠环”比较像丫头，“环翠”就像小姐了。
这个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拯救”风尘女子的细节，其实开启了“五四”文学很多爱情故事的基本格局。“风尘女子”定义宽泛一点，《春风沉醉的晚上》《秋柳》《伤逝》《创造》《啼笑因缘》，还有《日出》《家》等，都有一个读书人企图教育、引导、感化、拯救另外一个女性。而这个女性，要么被家庭所困，要么在社会上挣扎，或者是比较“无知”（没受过教育），或者身处社会下层。这些小说，以爱情为名义，以启蒙为目的。看上去是男人拯救女人，实际上象征知识分子自以为能够拯救弱势群体社会大众。但是“五四”小说不仅幻想这种教育、拯救式的爱情，同时也反省这种教育拯救的失败或局限：涓生救不了反害了子君；郁达夫的穷书生不敢拥抱可怜纯真的烟厂女工；君实创造了妻子，反而被抛弃；觉慧也是好心害了他喜欢的丫鬟鸣凤；《啼笑因缘》里的樊家树最后也帮助不了天桥卖唱的沈凤喜。
很快，连小说中的女人们也都知道了，等待、依靠这些感时忧国的书生来拯救，是没有希望的。《日出》里陈白露对方达生说：“你救不了我。”所以接下来，小说中的女主人公就必须各自奋斗，至少也走出了五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第一类，从女性本能和生存智慧出发，与男人周旋、博弈，直面男性中心主义之惨淡人生。可以追求，可以忍耐，可以妥协，但绝不放弃女人自我。有时会成功，比如《倾城之恋》，至少争得了十年八年的岁月安稳；有时会失败，比如《第一炉香》，名为婚姻，实际是沉沦；有时人生路很长，也说不清什么是输，什么是赢，比如《长恨歌》里的女主角，少女的时候很现实，中年的时候很任性，老年了反而很浪漫，还有《玫瑰门》中的媳妇竹西，面对生病的丈夫、工人邻居大旗和知识分子叶龙北，都没有失却自己的主动权。
20世纪几位最杰出的女作家，张爱玲、王安忆，还有写王婆、金枝的萧红，都以这一类女性为主人公。
第二类，继续沿着晚清模式，写女人在男性社会的游戏当中，既被人欺，也欺负别人。有时候被欺的情况严重，有时候欺人的成分更厉害。最典型的当然就是《金锁记》里的七巧，还有《玫瑰门》里的司猗纹；《财主底儿女们》里疯狂在家族里抢钱的媳妇金素痕；还有《活动变人形》里的静珍、静宜姐妹。
这一类的形象常常很凶狠泼辣，如虎妞，设局套住男人，也死在祥子身边。但偶然也会很美很善良，比如自己是童养媳又招童养媳的萧萧，麻木忍受欺压，无意当中害人。
第三类女性形象，就是反抗社会压力，追求革命。从莎菲到林道静，从《白鹿原》里的白灵到《挣不断的红丝线》里的女主角（年轻时居然敢于拒绝跟首长的婚事，也是一种大胆反抗）。还有《创造》里超越丈夫、参加社运的娴娴，《创业史》里先进的农民改霞。当然，还有目睹丈夫头颅高挂城门，从而更坚定革命意志的江姐。这一类勇敢、反叛、追求革命的女性形象，和男性主人公当中的“狂人”系列一样，很多人后来会挫折、失败或者牺牲。娴娴和林道静暂时是胜利的，但她们的故事发展下去，结局也很难说。
第四类是女人的身体成为小说情节焦点，成为各种势力男人的战场，成为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这类案例居然很多：《我在霞村的时候》的贞贞，《色，戒》的王佳芝，《白鹿原》的田小娥，《丈夫》的老七，《死水微澜》的大女主邓么姑，《红旗谱》的春兰（运涛、大贵、冯老兰都喜欢她）。再比如，《绿化树》的“美国饭店”马缨花，一个人至少跟三个男人周旋；《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的黄香久，又嫁给知识分子、劳改犯，又跟当地干部通奸，等等。
这些人物当中，贞贞、田小娥是最典型的阶级斗争战场，其他的“一女多男”关系模式，也都不仅是三角恋爱关系，都渗透有不同的政治符号。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第五类女性形象，读者闭起眼睛都看得到，这是人们最熟悉的“很苦很善良”系列：祥林嫂、商人妇、烟厂女工陈二妹、子君、翠翠，还有《生死场》里大部分的女人，特别是最美丽的，生病很惨的月英……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象大部分集中在二三十年代；之后从50到70年代，这类很苦很善良的女性形象基本不见了。到了80年代以后，又重新出现了。
80年代以后，《金牧场》里的草原母亲，《平凡的世界》里的哥哥孙少安的妻子，美丽、贤惠、能干，最后得癌症。还有白嘉轩的女人。还有中国读者最感动的《活着》里的福贵的老婆。福贵女人从老公去赌场做花花公子，到后来他变成受苦人，家里各种各样的灾难，可以说是忍受了一切的社会之苦，当时毫无怨言，事后也不后悔。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完全可以说：这就是你们男人发梦，你们就希望女人永远都这样吗？
六百年中国小说的基本模式以及历史共识与分歧
20世纪中国故事的关键词始终是革命，晚清是批判/推翻帝制，民国是国共（及中日）战争，50—70年代是“继续革命”，80年代后是改革开放。革命的关键问题始终是阶级关系的调整与变化，具体在小说里，主要就是“士”“官”“民”等人物形象的复杂关系及其演变。
晚清模式是“士见官欺民”：“官”总是坏，不管贪官清官。“民”总受欺，无论财主或穷人。何以必须“士”见？因为晚清的“官”不会承认欺民，晚清的“民”则麻木或不敢言被欺。“士”的“见”法有二，或作为主人公（如老残），或作为小说叙事者（如李伯元）。
在“五四”小说里，“士”“官”“民”三种形象都比较复杂。仅以鲁迅小说论，“士”至少有四种：有战斗的狂人，有卑微的孔乙己，有《祝福》《故乡》里的“我”（因无力救“民”而内疚），还有鄙夷阿q“奴隶性”但自己做帮凶的“长衫人物”。“民”亦可分三类：祥林嫂、闰土麻木不争；阿q和《药》里的茶馆看客及狂人的邻居们，被人欺而且也欺人；《一件小事》车夫则体现底层尊严。“官”不再是主角，但仍然有爪牙帮凶，或是隐形背景（赵家人、财主及礼教），也是知识分子的堕落“前途”（狂人最后候补，魏连殳做将军秘书）。“士”入仕途，在民国的现实和文学中都是前景悲观。
50年代“红色经典”的最大变化是“士成新官而助民救民”。首先，大部分的知识分子都成为革命干部：贾湘农、江涛、运涛、江姐、成岗、刘思扬、林道静、卢嘉川、江华……目睹“官欺民”现实，“士”几乎没有选择余地，除非变成叛徒（甫志高、戴瑜）。唯一的中间人物是余永泽（类似的方鸿渐、倪吾诚一度被文学忘却或抛弃）。官场“忠奸模式”与社会“官民对立”格局相结合，官分忠贞奸邪（好官大都由“士”而“仕”，这个现象值得注意），民分先进落后，先进如小二黑、梁生宝等也是基层干部，落后的中农们因为联系着乡村的宗族文化和神权信仰，文学形象比较丰富。
到了80年代，“士见官欺民”模式重现。“士”和晚清一样，或是小说叙事角度（高晓声、茹志鹃），或者出场做见证（《活着》《插队的故事》）。农民回归“五四”分类，李顺大、陈奂生等是麻木受欺一群；《受活》中的“圆全人”是被欺欺人一类；孙少安兄弟等则体现底层尊严。变化最多的还是干部/官员形象。我们分析过，主流是“好心办坏事”，淡化“官民对立”模式，“官”有反思和自我纠错能力，各级都有“忠奸对立”而且有转化。甚至“官场”也有新发展，比如不择手段为民谋利益的柳县长，比如饱受磨难、性格复杂、很难说善良却执掌大权的白孝文县长。最新一代的干部偶像是《三体》中的章北海，为正当目的而刺杀竞争对手，以政工干部经验设计船舰（及人类）社会模式并叛逃地球……
百年来近百部代表作，题材背景不同，人物形象各异，艺术风格多元，文体情调驳杂，但共同点很明显，都在讲述中国故事，都在思考中国命运，都在记录20世纪中国革命。夏志清批评，太关心中国问题，可能成为艺术上的局限，“obsessionwithchina”。大部分现当代文学史，都认为感时忧国是中国文人精神传统，是一种光荣使命。作家们觉得，其实这不是自己的有意选择，他们只能写自己认识、自己生活、自己在此生死的中国。评论家也可以说，中国现象本来就有世界意义，中国问题从来就是人类问题（时间越来越证明这一点）。所以，观察上世纪近百部小说如何合作虚构同一个中国故事，是文艺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分析——对同一现象，有多少种不同的艺术解读；对同一段历史，有多少种不同的文学看法。
再看小说中的一些重要事件或者历史阶段。晚清小说写清朝末年，充满怪现状，官场现形，无官不贪，混乱、肮脏、衰落的景象。“五四”小说写辛亥革命前，比如阿q早前状况，也是穷苦被欺。大部分现代文学，即使不再直接描写晚清社会状况，也基本假定那是一个黑暗的旧时代。连并不宣传革命的《金锁记》，写1910年代旧式家庭，也是充满鸦片、小脚的腐朽气息。《死水微澜》里的清末民初社会，貌似有些社会运作规则，黑手党、官府、商人互动合作。只有到了90年代的《白鹿原》，拉开审美距离，也对比之后的革命进程，读者才看到北伐前，乡村的“族权”“政权”“神权”分立的格局最为完整。在沈从文的《新与旧》里，在老舍的《断魂枪》里，好像也对旧日时光颇有留恋之处。
总之，关于清末民初社会，距离越远，画面越好。
到了20年代北伐前后，《倪焕之》直接写大革命。《创造》隐喻革命方向不可阻挡。《红旗谱》里的运涛，北伐军连长，后来被“清党”入狱，表现国共分裂与30年代农村阶级斗争。最花功夫写这一个历史时期的也还是《白鹿原》，不仅展现军阀对革命军的反扑，而且暴露了农民运动的偏颇。《白鹿原》重写《红旗谱》，用文学的方法解构现代史，所以被称作“民族心灵的秘史”，作家有这样的使命感。
关于三四十年代的中国社会，各种不同流派的小说，各种不同的历史画面，有分歧，也有共识。
关于城市的共识就是很繁华很罪恶。左派的《子夜》，浓墨渲染繁华罪恶；新感觉派穆时英也概括，“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甚至白流苏在上海也觉得老宅很腐败沉闷，待不下去，所以要去香港冒险。
当然，再仔细阅读，30年代茅盾写黎明前的子夜，意思是这个历史阶段很快会消失，会被革命、被光明取代。但到了40年代，张爱玲、钱锺书再写这些都市男女，种种虚荣贪欲故事，好像根植于都市人性异化，并不只是时代病。所以40年代的城市故事，比30年代的左翼文学拥有更长远的文学生命，虽然实际上的社会情况比30年代更糟糕。
反而到了90年代——这中间跨度很大，因为近半个世纪，很少名著写城市——又出现了像《长恨歌》这样，对旧上海繁华的重新幻想与粉刷。也许因为到了新时代，旧上海的腐败已经尽人皆知，所以可以重新审视一番，给一个女人的感情冒险搭一个旧社会的戏台。张爱玲、钱锺书仔细拷问的虚荣与人性的问题，王安忆反而很宽容理解。
第二个分歧和共识，是怎么描写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农村。共识是农民很苦，无论《柏子》《丈夫》《萧萧》《官官的补品》《生死场》等，农民都很苦，各家各派都写农民的苦。分歧是在30年代《边城》，农民苦，地主也不坏，靠阶级斗争解决不了问题。但是50年代《红旗谱》，农民苦，因为地主压迫，所以必须阶级斗争。在《生死场》里，有阶级，却不知道该怎么斗争。赵三要造反，却误打了小偷，还要财主保他出来，这个细节象征阶级斗争之难。同样的社会矛盾和复杂性，更体现在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中。
到了1950年以后，中国小说几乎都要写重大社会事件，“三红”写农村阶级斗争、国共战争还有监狱里面的信仰，符合50年代的标准，但是在60年代至70年代受到批判。
80年代至90年代很多中国小说也总要围绕重大历史事件。一是十年“文革”，有的是回顾全过程并前因后果，《芙蓉镇》《古船》《玫瑰门》《活着》《长恨歌》等。有的是放大一片段，如《晚霞消失的时候》《男人的一半是女人》《错误》《金牧场》《动物凶猛》《黄金时代》《平凡的世界》，甚至《三体》。也有的是插一笔旧事或后话，如《乔厂长上任记》《活动变人形》《白鹿原》。总之，有段时间几乎没有小说会绕过“文革”。
尽管有这么多不同的“文革”书写，但是对“文革”的基本批判却是一致的。而且不仅是“文革”，如果写到“三年自然灾害”，也是既有天灾又有人祸。如果涉及“大跃进”，一定有很大篇幅渲染煮钢铁的荒诞，大锅饭的可笑。如果回顾反右，也总是错划，而且大概率是有才华者才会被错划。
1978年以后中国小说对“文革”、自然灾害、“大跃进”及“反右”等历史事件的集体否定态度，与当年“十七年文学”的政治倾向很不一样，与后来大众媒体影视制作的意识形态管理也不完全一致。在某种意义上，中国小说在世纪末再次成为思想解放的先锋（或者至少是思想解放成果的守卫者），这也是有评论家认为小说在当代中国仍然重要的原因。
只有在一两个历史事件上，作家们的描写比较有分歧。有分歧就有不同的切入角度，也有不断的挑战，不少知名作家都“前赴后继”去试探这些有争议的历史事件，比如50年代初的“土改”。
在《创业史》里，“土改”正确，可惜不能一直斗地主，梁生宝等要靠生产互助，不让穷人再穷，富人再富。到《古船》里，开明士绅被民兵活活吓死，地主儿子后来成了小说正面人物。《活着》的男主角，赌输地产才在“土改”中逃过一劫，赌博赢的就被枪毙。《受活》就更荒唐，说受活庄每人以前都有十几亩地，居然漏了“土改”这个历史环节，没有地主，也没有贫农。后来必须补课，硬划阶级，干部冒称自己是地主以保护乡亲。还有莫言的《生死疲劳》，地主早早被枪毙，可是不断投胎，变成不同动物，让人们不得安生。
简而言之，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重大社会事件，写晚清阶段距离越远越“美好”，写三四十年代，共识多分歧少。关于“文革”“大跃进”和“反右”，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是批判为主。最多的不同探索，就是关于50年代的“土改”。在文学史研究方面，现在的学术焦点则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晚清与“五四”的关系，本书企图讨论，晚清与“五四”的关键不同就是对待“官场”的态度，这也是理解中国问题的关键；另外一个分歧的焦点就是关于“十七年文学”的问题——既是对“十七年文学”的评价问题，也是如何描写“十七年”的问题。
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6年第5期，3—14页。
鲁迅：《小杂感》，《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554页。
鲁迅：《通讯》，《华盖集》，《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2—23页。
鲁迅：《灯下漫笔》，《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227页。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上的讲话（后改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3月12日宣传工作会议的讲话中都谈到王蒙小说发现官僚主义问题。参见黎之：《回忆与思考：1957年纪事》，《新文学史料》1999年第3期。
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新小说》创刊号，1902年11月14日。
鲁迅：《孤独者》，《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90页。
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中国现代小说史》，台北：传记文学社，1979年，535—53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