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及若干问题
从1902年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起，到2008年《三体》第二卷为止，我们按作品发表时序重读近百部（篇）长、中、短篇小说，大部分是中、长篇。另外还有一些章节，分别记录某个十年中一位作家的一天生活——根据日记或其他第一手材料。在阅读小说文本、重述中国故事的过程中，我们也讨论一些文艺理论、流派思潮等文学史背景。为了尽可能选择已有定评的名作，本书参考各种版本的文学史，也参照《亚洲周刊》的“20世纪中文小说100强”名单。在“100强”目录的基础上，再增加了一些“十七年”的作品，如“三红一创一歌”等，放在上世纪文学发展的过程中，这些作品有一定历史价值，不该回避。篇幅已经超额，还有很多作家作品暂时遗漏，比如林斤澜、冯骥才、苏童、毕飞宇、阿来、麦家、金宇澄、格非、李锐、严歌苓等人的作品，还有很多新人的作品，希望以后有机会补上。还有台湾、香港地区的小说，更需要专书研读。
老老实实读原作，从文本而不是从理论出发，这是本书的宗旨。下面是暂时读完近百部（篇）小说之后的一些初步感想。
一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官员形象
学界基本上有共识，现代文学最重要最成功的人物系列是知识分子和农民形象。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在他们的合作论文《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指出：“与‘改造民族的灵魂’这一总主题相联系，在20世纪中国文学中，两类形象始终受到密切的关注：农民和知识分子。在这两类形象之间，总主题得到了多种多样的变奏和展开：灵魂的沟通，灵魂的震醒，灵魂的高大与渺小，灵魂的教育与再教育的互相转化，等等。”但是阅读20世纪中国文学，从胡适、鲁迅读起，还是从梁启超、李伯元读起，有很大分别。在上世纪初的晚清四大名著中，主人公并不是“士农工商”，而是各种各样的官员。官员形象虽然在“五四”以后的小说中被有意忽视，但是到当代小说又成为重要人物系列。很多作品，如果抽掉干部形象，小说结构都无法成立。所以，有必要考察官员/官场形象在20世纪小说中的发展变化（官员、官场、干部，在本文中均为中性概念）。
李伯元对晚清“官本位”现象的无差别批判，分四个层次。
第一，解析无官不贪的人性原因——贪腐是刚需。清朝后期半数官员是捐的，捐官投资，官员家庭开销，以及向上级送礼（“政治保险金”），合起来超过官俸部分，必须靠实缺贪腐。这是经济学原理。
第二，普遍贪腐必然导致教育、经贸、军事、吏治，还有救灾、慈善、外交等等官场全方位失职。而且从县市省至京城，层层贪腐，层层保护，上下价值观一致，反正“佛爷”也知道，“通天下十八省，哪来的清官？”现实当中的慈禧也没有派人到租界去抓小说家，反而把小说当作官场反贪的线索。《官场现形记》人物太多，没有突出的文学典型。但作为群像刻画，对中国社会的理解，却为后人所不及。“五四”以后，人们以为“官本位”现象应该一去不复返了，其实中国的传统官僚制度历史悠久，也可能来日方长，中国小说在百年前就已看到，后来国人忙于追求革命和现代性，居然没有足够重视。
第三，小说为什么批判贪腐，不是因为社会成本太高，或者延误军机政事，而是官员道德堕落违反儒家基本伦理（最触目惊心的底线，是晚清官员将女儿送给上司做妾）。文学始终是人学，但晚清重视“人伦”，“五四”最关心“人生”，延安以后强调的是“人民”，80年代以后，重新回到“人生”。
第四，李伯元等人的写作动机，是真心认为中国病了，病因就在官场。官员怎样，百姓就怎样，上行下效。所以，批判拯救官场，正是拯救国家的关键。
全部晚清四大名著，还有梁启超的《新中国未来记》，主要人物都是官员，差别只是李伯元冷嘲，吴趼人热讽。《孽海花》男主角既是官员也是知识分子，状元出身的外交官。艺术价值最高的晚清小说是《老残游记》，小说中关于官场的立论也最令人注目——清官可能比贪官更坏。
20世纪中国小说中知识分子和官员、干部有一个身份转换和“互相改造”的过程，在晚清阶段（只有在晚清阶段），知识分子自以为拥有巨大精神优势，或如梁启超在体制外设计国家前途（还极为精准），或如李伯元写小说把官员当学生教训。晚清小说中的官员主角，到“五四”新文学以后，几乎忽然全部不见了——这是笔者在系统重读上世纪近百部代表作之前所没有预想到的，或者说没有足够注意的一个文学现象。
从1918年的《狂人日记》，到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二三十年代的中国现代小说，极少以官员为主要人物。罕见的例外有1938年的《华威先生》、茅盾早期中篇《动摇》等。
为什么晚清作家认为官员是中国问题的关键，到了“五四”文学却好像被忽视了？这是一个可以从中国作家生态变化、民国出版审查制度、社会政治思潮变迁，以及现代文学本身发展规律等不同角度深入探讨的课题。
第一，鲁迅说过，“专制使人们变成冷嘲……共和使人们变成沉默”。在军阀和国府管治下，文学要批判官员（后来改称“干部”），比在租界嘲讽晚清官员技术难度更大。
第二，辛亥革命、北伐、“清党”等政局变化，让人们看到即使打倒旧官场，新官上去未见得会变好。所以，关键并不只是在官员和官场。“五四”作家不再像李伯元那样视官员和老百姓的二元对立为中国问题关键。鲁迅看到的是在传统礼教和社会秩序下，国人同时都有被人压迫和欺负别人的两重性。“大约国民如此，是决不会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会有好议员的；现在常有人骂议员，说他们收贿，无特操，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但大多数的国民，岂非正是如此的么？这类的议员，其实确是国民的代表。”“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但我们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贵贱，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别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别人。一级一级的制驭着，不能动弹，也不想动弹了。因为倘一动弹，虽或有利，然而也有弊。”因此，“五四”文学的重点就不再是官，也并不是民，而是官民共享的国民性。“五四”文学的确主要写知识分子和农民，但放在晚清和延安的前后背景下，才能看见官员形象曾经“缺席”二三十年。
第三，民国文学“官场”缺席也可能是表象。魏连殳做过将军的秘书，“孤独者”陷入尴尬身份。“狂人”最后病愈候补实缺去了，做官等于失败堕落。茅盾《动摇》详细记录北伐前后大革命中一些干部，如何选举，怎样恋爱，也是民国官场一角。官府当然依旧迫害民众，只是作家有时不必让军阀政要直接露面（除了通俗文学需要绝对反派，《啼笑因缘》《秋海棠》才会直写军阀作恶），“五四”小说更注重写官场的帮凶爪牙，给奴才做奴才的奴才，比如《药》里的康大叔、《骆驼祥子》里的孙侦探。
直到1943年的《小二黑结婚》，官员形象才再次成为现代小说的主角。主人公名义上是小二黑、小芹，最出色的形象是三仙姑、二诸葛，但是对剧情起关键作用的是村武委会主任兴旺、村镇委员金旺、妇救会主任金旺老婆，当然，最后还有区长。
《小二黑结婚》重新接续了“官民对立”的传统小说模式，但不仅有贪官欺压民众，还有好官为民做主。官分忠良奸邪，民分先进落后，从1943年一直到70年代末，中国小说里一直贯穿这种人物四分法。区别官员善恶主要看是国是共，后来则看路线（有时也考虑是否读书）。划分群众的标准有时看年龄——年轻的先进，年老的落后：有时看经济——贫穷的先进，富裕的落后。
黑白分明、善恶对立既是通俗文学规则也是战争文化需要。虽然革命历史小说中的男主角大部分都是中青年，帅哥靓仔，英俊正气，但如果改编为舞台剧，常常要选年轻美丽的女性吴琼花、韩英、江姐等，被丑陋的老男人南霸天、彭霸天、徐鹏飞等审问迫害……
从文学角度看，晚清小说的“官员”形象，共性多个性少，除了状元官雯青与行医文侠老残。“五四”文学虽将“官场”隐于二线，魏连殳、华威先生的性格还是充满矛盾或戏剧性。50年代小说中比较知名比较感人（也比较有文学意义）的形象，大都有“干部”之心，尚无“官员”之位（如许云峰、江姐、卢嘉川等）。或者说，新的干部官员其实也是从知识分子发展来的（“士”与“仕”有历史渊源）。
如果说晚清写“官”是无差别批判，“五四”写“官”是有差别忽略，“十七年”写“官”是忠奸分明，那么第四个阶段，从《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开始，更准确地说是70年代末开始，官员形象不仅重新回到了中国小说的中心舞台，而且至少出现了五个类型。
第一类是许云峰、江姐等正面形象在新时期的延伸，内心品德高尚，做事也有益于社会。比如说乔厂长，《平凡的世界》当中的田福军，《芙蓉镇》里的谷燕山，这些干部都是胸怀坦荡，时刻把民众利益放在首位。组织部的林震是这类形象的先锋。毛泽东在《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中看到官僚主义的问题，也看到了“干部”与“官员”两个概念之间的联系。当然乔厂长、田福军因为身处改革开放时代，更幸运一些，更容易得到上级的支持。比起许云峰一代英雄，他们也可以有些小缺点，比如乔厂长急急忙忙找女工程师结婚，比如田福军开会以前要抠脚，谷燕山战争当中被打成性无能等等。小缺点是为了纠正“高大全”，使英雄更有人情味。
第二类，就是反派形象——徐鹏飞、张灵甫及金旺、兴旺的继承人。这些人内心丑恶，行为害民，至少也是“精致的利己主义官”（如韩常新）。
比起50年代文学，这类形象在新时期有很多新的发展。《芙蓉镇》里的李国香是性心理不平衡，要在政治运动当中出风头。《古船》里的赵多多与赵四爷，一个粗野，一个文雅，却都是贫苦出身，最后变成新恶霸——一对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学典型。《平凡的世界》里有几位在“文革”后期积极打击农民“资本主义”的干部，后来有的跟形势转向，有的像徐治功、高凤阁一直有问题，不是睡寡妇，就是搞权斗。在新的路线斗争格局下，他们属于反改革的反派人物，而且一定道德败坏。
第三类官员是“文革”后文学的新品种，在晚清、“五四”、延安和“十七年”都没出现过，却是20世纪晚期小说中最常见的干部／官员形象。通俗讲就是“好人做坏事”，分明是好官，有心为人民服务，却坏了老百姓的事情。
李顺大辛苦积累盖房材料，结果被“大跃进”折腾没了。区委书记刘清同志，一个作风正派、威信很高的领导人，特地跑来探望他，同他促膝谈心，最后把应有的赔偿给劝没了，劝得李顺大还流泪感动。另外一个吴书记，看到农民陈奂生躺在车站，身体不舒服，好心叫车把他送进县委招待所，没想到一晚上五块住宿费，陈奂生进城卖农副产品的收入去掉了大半。刘清同志、吴书记在高晓声笔下都是好人，可是做的事情分明苦了农民。
更典型的案例，当然是《活着》。农民土地入社，忙于煮钢铁，然后怎样等，都是听从队长的指挥。农民都相信队长，队长是好人，可是好人领导大家走向灾难。县长夫人生病，抽血把福贵的儿子抽死了，可是偏偏县长春生和主人公福贵又是军队战友，又是好人办了坏事。只能流泪，不能问责。只写细节，不论背景。这种好心却做坏事的传统，一直可以追溯到《白鹿原》。20年代共产党员鹿兆鹏就鼓动农民运动，结果砸了祠堂毁了乡约……
《受活》里的茅枝婆是好干部在本书中的最后一个榜样。一个老红军，几十年来领了一村的残疾人，入社、炼铁、度荒年、经“文革”，茅枝婆绝对革命道德高尚，不忘初心，可是一生做的大部分事情都害了受活庄的乡亲。所以，最后她非常后悔。
第四类官员形象是“官僚主义者”，是一种从理想朝气渐渐变成世故犬儒的干部。最典型的当然是刘世吾，年轻时可能也是一个林震，多年“官场”经历，百般锤炼，成熟了，世故了，有涵养了，也变得明哲保身，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
这种官僚化的过程到底是特例还是规律？王蒙提出的问题，在中篇《蝴蝶》里，还有韦君宜的长篇《洗礼》，都有更细致的探讨。总体上，作家们相信经过“文革”洗礼、忘了初心的好干部，能够在人民的感化下重新成为好战士、好官员。另一方面，作家也喜欢想象或期待干部官员的知识分子化——如果某官员爱读书，尤其是爱读文学书，通常至少曾经是个好官。
第五类官员形象特别奇葩，分明不是“好人”，人格道德都有明显缺陷，却也能够为民众办实事。比如《受活》里的柳县长，追求个人崇拜，相信白猫黑猫，想做老百姓的父母官，但是实际上他的“政绩”，绝术团的确帮残疾人赚了人民币。想买政治家遗体，要不是选错政治符号，如果修个伏羲或西施墓，也完全可能振兴当地经济。还有另外一个让人忘不了的官员，《白鹿原》里的白孝文，小说结尾做了新社会的县长，他将来会不会有政绩呢？还有阎连科《炸裂志》里的领导，还有余华《兄弟》里边的李光头，即使不是官员，但也很有权势。明明是个坏人，居然也能为乡亲谋福利？这又是一个严峻问号。
五种干部类型中，以第三种、第四种最有文学意义。因为中国现代文学最有成就的人物形象系列，就是农民和知识分子。第三种“好心坏事”现象，主要显示农民与官员的复杂关系；第四种关于官僚主义的反省，则是从知识分子角度思考官场的游戏规则。
二百年中国小说中的农民形象
无论如何，农民总是中国现当代文学最重要的主角，贯穿20世纪各个历史阶段。晚清小说一般不会特别突出农民形象。《官场现形记》里从大小官员到书生、丫鬟、仆人，都在迫害与被迫害的权力关系网络中。《老残游记》写官员欺压民众，但“民众”范围里，其实有财主，也有雇工，阶级意识不强。20年代以后，小说里的农民，基本上还是很苦很愚昧的弱势群体，从麻木的闰土，到卖人奶、被抽血的《官官的补品》中的农民夫妇，从《生死场》里忙着生忙着死的东北妇女，到沈从文笔下将妻子送出来卖笑的丈夫……还有茅盾的《春蚕》、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等，都是主要强调农民苦境。但也有作品描写农民不仅被欺而且欺人的两面性，所以《阿q正传》既代表又超越那个时代的农民文学。
《小二黑结婚》以后，农民形象被分化，不是在被欺和欺人的两重性上分化，而是分化成了先进和落后。年轻的先进，父母落后；或者贫农先进，中农落后。从周立波《暴风骤雨》、赵树理《三里湾》、柳青《创业史》一直到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农民一直都被划分成两大群体。到了70年代末，农民在小说里又从幸福翻身主体变回受欺负的苦难群体。高晓声、茹志鹃笔下，麻木善良的农民辛苦劳作几十年，在多次社会危机中，承受最实实在在的损失。李顺大、陈奂生，流着阿q的血，延续阿q的命，既狡黠又麻木，好像打尽小算盘，还是糊里糊涂在底层“幸福”挣扎。这些农民的命运与“好心办坏事”的干部之间，有一种互相依存的关系，被理解成官民关系的基调和主流。这种官民关系偶尔也有不和谐的时候。
比如张一弓的《犯人李铜钟的故事》写农民抢粮，和《秧歌》同一主题，迟了二十多年。但在大部分小说里，在大部分时段里，农民和干部还是可管控的矛盾关系。《平凡的世界》和《插队的故事》里都有农民做小生意被批“走资本主义道路”。卖豆腐发财，会变成“新富农”（《芙蓉镇》）。余华的《活着》，本来主角是地主儿子，无奈太多感人细节，很苦很善良，符合一般文学对劳动人民的精神概括，于是善良的中国读者，看着看着也就忘了阶级斗争这条弦，认同了福贵似乎就代表了几十年中国农民的典型命运。
只有极少数作品，不仅写农民很苦很善良，也写他们很坏很愚昧。《白鹿原》中鹿三和他的儿子黑娃，分别代表农民的麻木、忠厚和暴力、残酷。《受活》中的农民，残疾人被人欺，圆全人也欺人。这又回到了鲁迅早分析过的底层群体，也有着两重性。
官员与农民形象在20世纪小说中的关系，简单概括，是从官府压迫到国民性同构再到合作化再到“好心办坏事”。晚清官场压迫广义的农民，包括地主和贫农。“五四”后官府主要压迫贫农，地主有时是帮凶。但农民被欺亦欺人。延安以后，农民分成先进和落后，官员必须黑白分明。好官代表并拯救人民，不认识不听从好官的，便属于另一类人。官民关系，有一个互相证明的逻辑关系。
到了80年代，农民又回到晚清和“五四”状态，整体被人欺。不过回顾历史，欺负人的官员大多数还是好人，不知怎么糊里糊涂地办了坏事。农民很苦很善良，想想终究是好官，所以也原谅。诉苦免不了，但多细节，少分析，多流泪，少问责。
在20世纪中国小说里，官民关系的演变规律，很值得深入探讨。
三百年中国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
知识分子当然也一直是现当代小说的主角，一来作家的身份就是知识分子，是小说的创作主体；二来大部分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知识分子。
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形象，晚清时期比较勇敢，“五四”时代比较彷徨，50年代比较现实，最后20年比较多元。
晚清时期作家不是官场中人，除了梁启超是政治家，其他文人都躲在租界办报，也做医生、工程师、矿主，偏偏都不是官。在作品里，主人公或知识分子叙事者对儒家伦理仍然信任，对晚清政治不抱希望，觉得少年中国前途无量，小说主角或是勇敢义侠，或能凭才学考成大官。百年间，这是知识分子形象最乐观、最勇敢、自我感觉最好的一个阶段。
晚清小说作家心态与知识分子形象几乎重合，都是感时忧国，救世救人。梁启超不仅首先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还大力主张“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无论“新”什么，都要先“新”小说。从黄克强、李去病开始，20世纪小说中很多知识分子主角，在心态上由“士”而“仕”。《官场现形记》里读书人不多，但小说结尾作者直言，他之所以批判官场，目的是教人家怎么做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以书生“九死一生”为主角，“九死一生”也说要跟各种腐朽肮脏的现状做斗争（虽然实际上有很多妥协）。《孽海花》主角原型是同治七年（1868）状元，官至内阁学士。老残更是晚清知识分子忧国救世形象的典型代表。虽有高官赏识提拔，依然坚持街头行医，路见不平，看见官府执法不公，就挺身而出，像侠客一样仗义执言（当然身上带着“尚方”信件）。
总之，晚清作家感时忧国，小说主角也救世救民。感时忧国，救世救民，或是中国读书人的传统使命，鲁迅一代和梁启超、刘鹗完全一致。不同的是，梁启超、刘鹗从感时忧国出发，写出了创建国家、解救百姓的黄克强、“九死一生”、老残，写出了革命家与侠客，可是鲁迅等人也从感时忧国出发，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却主要是病人、弱者和孤独的人。
“五四”作家和官场也有距离，主要靠写稿、办报或教书谋生，但郭沫若、茅盾、胡适都曾参与“体制”，鲁迅也是教育部官员。“五四”小说里的“士”，几乎都充满矛盾——“狂人”既大声疾呼，自己却候补做官；魏连殳能够流泪长嚎，“像一匹受伤的狼”，但也会担任军阀的秘书官；《沉沦》男主角在妓寨写爱国诗；超人相信尼采又相信小花；莎菲又喜欢男色又追求革命；“财主底儿女们”在幻想里预尝着这种甜美的荒唐和悲惨……总之，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形象，一方面呐喊启蒙救世，不仅想唤醒农民也要改造官场，另一方面又怀疑悲观动摇，怀疑无力唤醒农民无法改变官场。两面作战，均无胜利希望，于是彷徨，或如路翎般激奋，或似方鸿渐般无奈。
整个民国时期，现代作家笔下的知识分子，基本上就是三个类型——病者、弱者、孤独者。
50年代，作家在生态上既是干部又是作家（文坛地位通常比官员职位更重要）。在作品人物中，知识分子也身兼干部身份。主人公的革命处境是危险的，甚至要牺牲性命；作家的写作策略却是安全的，广受欢迎。80年代以后创作的50年代故事，主要补叙知识分子当年“洗澡”过程，非常现实地配合各种程序。
80年代以来，理论上、技术上作家还在作协系统，属于干部体制。但实际上，作家同时要考虑读书市场。从作品人物看，这个时期知识分子形象比较复杂，兼有勇敢、侠气，更多彷徨、怀疑，无意识中亦显示安全智能。
《金牧场》《心灵史》的抒情男主角比较勇敢，侠客般抵抗投降；梁晓声、韩少功笔下的知青，坚守理想，对革命前景乐观。《绿化树》《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写劳改基本重复郁达夫式的情欲／思想苦闷，不同的是郁达夫曾想拯救女工，张贤亮则是被农民拯救。在技巧实验的小说中，怀疑是基调，知识分子或者怀疑家庭（《山上的小屋》），或者怀疑江湖（《错误》），或者怀疑究竟什么是“流氓”（《动物凶猛》《黄金时代》）。还有一些前所未见的知识分子，神奇如白鹿原上的朱先生，颓废如《废都》中的著名作家……
百年小说里的知识分子形象在“五四”前后有微妙反差。之前国家不幸，作家忧国，小说人物也像英雄如侠客；之后革命来临，作家还是忧国，可是小说里的知识分子，不是疯狂、忧郁，就是孤独。究其原因，因为科举被废，“士”实际上无法“仕”，断了读书人传统救世之路。也因为现代小说注重人物心理，可能外表看着像侠客英雄，内心恐怕也是孤独彷徨。疯狂、忧郁、孤独，这三个知识分子的类型，早就出现在鲁迅的小说里，代表人物分别是狂人、孔乙己、魏连殳。这三种知识分子形象，后来几乎贯穿中国小说百年。
鲁迅虽然自己很悲观，最后安排狂人重新做官，但是这个人物在“生病”期间的清醒、勇气、战斗精神，引导了20世纪不止一代知识分子。例如觉慧、林震、蒋纯祖，还有还没被冰心感化以前的“超人”，苦读《共产党宣言》的抱朴，《金牧场》里的“人民之子”，甚至还有《白鹿原》里，面对各种军阀政党都毫无惧色的白鹿书院的朱先生……
这帮“堂吉诃德们”天真、勇敢、执着，像狂人，呼喊“不要吃人”“救救孩子”。他们都是努力在黑屋子里开窗的战士，也不管开了窗以后，能不能开得了门，也不管屋子里的人是真睡还是装睡，或者会不会责怪他们。甚至许云峰、江姐他们也属于这种救世传统，也有狂人的遗传。
这是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第一类知识分子——“狂人”。
第二类读书人的最初代表是孔乙己，特点是身处社会底层，精神上还残留着儒家文化教育的优越感。连吃饭喝酒钱都没了，腿都被人打瘸，还扬扬得意地跟旁人说：“茴”字有四种写法。这个形象让大家很难忘。
其实民国小说里，“孔乙己”并不多，说明知识分子底层经验还不多。王蒙在80年代回首审父，发现倪吾诚其实是喝洋墨水的“孔乙己”——自己陷于乱世，没法修身，更难齐家，被家中女人泼了一身的绿豆汤，却还念念不忘欧洲先进文明的种种习惯，像咒语一样，但没有人欣赏。
5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轮流“洗澡”，都要在被改造和接受再教育过程中，艰难保留士大夫基因。身在底层精神优越的“孔乙己精神”，于是渐渐转化演变为一种知识分子生态心态存在巨大反差的普遍情况，一直发展到人们今天说的“地命海心”。
劳改犯章永璘饿得跟狼一样，还读《资本论》，最后要到大会堂里去感谢绿化树。《古船》中的地主儿子抱朴，终年躲在小屋里研究《共产党宣言》。知青们年纪轻轻陷入沼泽地，说是为神奇的土地献身。秦书田低声下气要求从右派改为坏分子。孙少平和其他搬运工不同，因为在工地点油灯读西方小说。当年孔乙己只是一个科举制度中断以后的可怜读书人，因为小伙计的叙述角度，人人可见科举后果可怜可笑。假如孔乙己自己也从第一人称表达心志呢？会不会获得人们更多同情和共鸣？后来无论右派平反或知青下乡，共通点都是生态心态互相嘲讽，“身处低贱心比天高”确是20世纪小说中的一个知识分子“传统”。
“孤独者”是现当代小说中知识分子形象的第三个类型。这些人的内心感时忧国，但不如“狂人”般勇敢坚定，他们的社会处境也不如意，但也没有孔乙己们那么悲惨。基本上，他们的生活还在一般民众之上，他们的主要特点是内心痛苦、忧郁、矛盾、彷徨、孤独。在“狂人”战士看来，他们的忧郁多少有点自作自受；在普罗大众看来，他们的烦恼又有点矫情，自作多情；但是在这类知识分子自己心里，这种心理危机就是一切，是最真实的世界。有时这种孤独可以很深刻，比如《在酒楼上》中的吕纬甫，比如《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做官也很痛苦。有时这种孤独连着身体，灵肉冲突，性苦闷，更容易得到青年人的共鸣，比如《沉沦》。
也有时是被放大夸张的孤独，袋中无钱，心头多恨，自觉是社会上的零余者、多余人，从俄国文学那里学来一些知识分子无力济世、无力救民的自责感，说明虽然无力，至少还有心。这一系列形象，包括有心无力、追求爱情的涓生，包括“承上启下”的觉新——既承受上一代重托，又理解下面弟妹反叛，也包括整天不需要操心经济人生，可以专职追求爱情，但还是孤独苦闷的莎菲女士等。
有意思的是，这类忧国忧民无力、社会地位小康、内心好像特别痛苦的知识分子形象，主要集中在20年代到40年代。50年代以后，对不起，零余者连“多余”的资格也没有了。编入了不同级别的干部队伍，要么学习狂人反抗姿态，像林震；或者像韩常新那样去努力“上进”；也可在社会底层研读《资本论》保护自己。总之忙得很，没时间孤独郁闷。所以50年代以后，中国小说里很少有多余人、零余者。
除了鲁迅小说里的狂人、孔乙己、孤独者等三种知识分子类型以外，还有第四种，鲁迅没有写，钱锺书等人补上。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特别忧国忧民的志向，也不接受别人对他的拯救或者改造，他就在社会生存中做些无奈的选择和挣扎，人生虽然于事无补，却也于世无损。比如《白金的女体塑像》里的医生，《梅雨之夕》中为陌生女子撑伞的上海男人，还有我们熟悉的方鸿渐（《围城》）。方鸿渐就是缺乏知识分子忧国忧民传统、不会救人也不要人来救的一个知识分子。
表面看，生活颓废的庄之蝶，以性爱做精神武器的王二，好像也是方鸿渐的传人，也是拒绝救人和谢绝被救的追求消极自由的知识人形象。
简单概括，百年小说里的知识分子，晚清是侠客救世，“五四”是彷徨孤独，延安是英雄为民（不能做“多余人”），80年代后主流是“地命海心”，但也有人坚持抵抗投降，也有人追求消极自由。
普遍认为现代文学最重要、最有成就的人物形象是知识分子和农民，知识分子和农民的关系便成为现代文学一条最重要的主题线索。我们重读20世纪中国小说名著，注意到官员形象也是知识分子与农民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人物系列。因此在考察小说中知识分子与农民关系的同时，我们也要分别探讨知识分子与官员形象关系的历史演变规律，以及农民命运与官员／官场的互相依存的矛盾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