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是“干”字的一种用法。现在也有地方召开“干文化”学术研讨会，“干”还有很多别的用法，容易引起误解。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以前，是一个童男子。那天晚上我引诱陈清扬和我到山上去。那一夜开头有月光，后来月亮落下去，出来一天的星星，就像早上的露水一样多。那天晚上没有风，山上静得很。”
这段文字很美，张贤亮或者汪曾祺，大概会把这片风景继续发挥下去，像气象报告或者山水画，给读者不少想象空间，可是这是王小波，“……那天晚上没有风，山上静得很。我已经和陈清扬做过爱，不再是童男子了。但是我一点也不高兴。因为我干那事时，她一声也不吭，头枕双臂，若有所思地看着我，所以从始至终就是我一个人在表演。”
《黄金时代》和20世纪中国小说里的各种男女故事都不一样，其他的男女故事，大部分是从好感、同情、理解、喜欢开始，慢慢进入感情和爱情。比如《伤逝》从涓生讲雪莱入手；《边城》唱山歌起步；秦书田和芙蓉姐一起扫街，再去捉奸；小英子也是和小和尚待了很长一段时间，朦朦胧胧，最后才一起划船到了芦苇荡深处。当然，也有些男女的故事比较实际功利。白流苏是考虑长期饭票的价值，才去浅水湾谈情说爱；林道静要考验对方是否革命，才决定自己感情的投入，等等。总而言之的规则是，先有情感，才有性感，先有灵犀相通，才有肉体相亲。甚至在很多情况下，主人公最后根本没有进入性感、肉体的层面。好像只有王小波的《黄金时代》的方向是反的，所以令人惊讶。这是一个典型的以性写情、以肉写灵的小说。当然，小说最后有没有情，有没有灵，还要读者自己来判断。
现当代文学中，直接写性的小说也有。沈从文的《柏子》，一夜欢愉，第二天风尘女子在做什么，男人就不敢去设想了，还是不要去想的好。老舍《骆驼祥子》中的虎妞醉酒突袭，后来又用枕头哄骗，但最后也没有抓住祥子的心。张贤亮《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章永璘对黄香久的第一面印象，也是全裸出浴，但后来成了夫妻，还是要吵开。规律好像是，直接写性，要么没有未来，要么悲剧收场。
不妨再观察下去，看看王二不再是处男以后的种种“野战”性爱，能否操练出某种真实情感？
初夜之后，“我”回队里和农民发生争执，被打昏过去。有人就叫医生，小说这样写：“陈清扬披头散发眼皮红肿地跑了来，劈头第一句话就是：你别怕，要是你瘫了，我照顾你一辈子。”这口气很像《绿化树》里的马缨花——“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男人在患难之中对这样的话记得特别牢，也不知道是真的听过，还是一种幻觉。
伤没大碍，之后男人就去荒山上住了，给陈清扬画了一个路线图，她居然真找来了。“陈清扬说，她决定上山找我时，在白大褂底下什么都没穿……风从衣服下面钻进来，流过全身，好像爱抚和嘴唇。”
第四节：“陈清扬来到草屋门口，她看见我赤条条坐在竹板床上，阳具就如剥了皮的兔子，红通通亮晶晶足有一尺长，直立在那里，登时惊慌失措，叫了起来。”
接着，小说详细描写“我”和陈清扬第二次做爱。第一次有很多细节当时“我”大惑不解，这一次不同了。“我和陈清扬做爱时，一只蜥蜴从墙缝里爬了进来，走走停停地经过房中间的地面，忽然它受到惊动，飞快地出去，消失在门口的阳光里。这时陈清扬的呻吟就像泛滥的洪水，在屋里蔓延。我为此所惊，伏下身不动。可是她说，快，混蛋，还拧我的腿。等我‘快’了以后，阵阵震颤就像从地心传来。后来她说，她觉得自己罪孽深重，早晚要遭报应。”
现代文学当中怎么写性，很多作家有不同的探索。直露有《沉沦》，偷窥房东女儿洗澡——“那一双雪样的乳峰，那一双肥白的大腿”；隐晦如《小团圆》，“警棍”“老虎尾巴”“小鹿……饮水”，等等。复杂似《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床事像火山地震；简单像《一个人的圣经》，干脆使用大量动词——摸、插、揉、抓等。《黄金时代》对于文学怎么写性有什么特别贡献？除了重复“小和尚直翘翘”以外，作家喜欢直接使用一些医学卫生术语，比如性交、射精，各种姿势。
“晚上我和陈清扬在小屋里做爱。那时我对此事充满了敬业精神，对每次亲吻和爱抚都贯注了极大的热情。无论是经典的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我都能一丝不苟地完成。”当《黄金时代》一本正经用“敬业精神”“极大的热情”等严肃话语与“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等医学术语来描写主人公“乱搞男女关系”并产生令人啼笑皆非的效果时，作家是不是在问：难道男女关系，本来不应该贯注“极大的热情”、充满“敬业精神”？男女做爱，本来不就有“传教士式，后进式，侧进式，女上位”等不同姿势吗？（那个时代也确实有人不知，后来年老出国看到电影，十分后悔）王小波用戏谑方法提出了学术问题：为什么本来应该是天生自然的东西，写出来反而是陌生化呢？
三把做爱细节写进交代材料
除了以性写情，以肉写灵以外，《黄金时代》把全部这些“乱搞男女关系”的详细过程、具体细节都写在了交代材料里，这非常“重要”。
第五节记录了农场人事部说他们乱搞男女关系，要他们写交代，“我”写了，上面说写得太简单了，要重写。
后来“我”写，“我”和陈清扬有不正当关系，“我”干了她很多回，她也乐意让我干。上面说，这样写缺少细节。后来，又加上了这样的细节：“我们俩第四十次非法性交。”
甚至还要交代情绪反应。主人公交代：她总要等有了好心情才肯性交，不是只要性交就有好心情。这一句其实非常关键，但军代表还是不满意。主人公那时昏天黑地，也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甚至想到可能中国已经复辟了帝制，军代表已经当上了此地的土司。”
把这些啰唆具体、不厌其烦的做爱细节文字，正式装进交代材料这么一个特殊话语框架里，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在高压时代背景下，在群众公开窥伺中，本来当事人也不觉得好看的这些器官表现，本来为人忌讳的各种“野战”之事，现在变成了畸形压迫中仅存的自然人性，变成了苦难当中名副其实的“黄金时代”。
小说第六节，还在写交代材料。写了好几遍，终于写出陈清扬像考拉熊。“她承认她那天心情非常激动，确实像考拉熊。因为她终于有了机会，来实践她的伟大友谊。于是她腿圈住我的腰，手抓住我的肩膀，把我想象成一棵大树，几次想爬上去。”这一段是两人无数肢体运动当中最美的一个姿势。
考拉熊后，小说突然时空跳跃到90年代，两人在北京相逢。陈清扬说她离了婚，和女儿住在北京。两人一边叙旧，一边到旅馆里，又重演往事，但也不怎么动感情。
原来当年陈清扬还真想给主人公生孩子，但是他们太忙了，常常要出“斗争差”——别处开批斗会，他们作为坏分子跑去陪斗。每次斗了以后，陈清扬都要做爱。小说最后几节仍然是男女主角各种场面的运动，例如亲吻肚脐眼、射到田里作肥料等等，这都是写在交代材料里的。
“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那也是她的黄金时代。虽然被人称作破鞋……就算是罪孽，她也不知罪在何处。……
“陈清扬说她真实的罪孽，是指在清平山上。那时她被架在我的肩上，穿着紧裹住双腿的筒裙，头发低垂下去，直到我的腰际。天上白云匆匆，深山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刚在她屁股上打了两下，打得非常之重，火烧火燎的感觉正在飘散。打过之后我就不管别的事，继续往山上攀登。
“陈清扬说，那一刻她感到浑身无力，就瘫软下来，挂在我肩上。那一刻她觉得如春藤绕树，小鸟依人。她再也不想理会别的事，而且在那一瞬间把一切都遗忘。在那一瞬间她爱上了我，而且这件事永远不能改变。”
以性写情，以肉写灵。写到这里，性即情，肉即灵。
《黄金时代》一共有三篇，以上来自第一篇《黄金时代》。第二篇《三十而立》，相对比较沉闷一点，主要讲王二的父母，王二的青少年时代，还有其30岁时在大学教书，做老师还是玩世不恭。
举例说，写到他自己的出世：“那天晚上，他们用的那个避孕套（还是日本时期的旧货，经过很多次清洗、晾干扑上滑石粉）破了，把我漏了出来。”
现代主义的三个基本问题：你是谁？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王小波回答了第二个问题。
第三篇《似水流年》，人生四十，重写“文革”。一方面把自己（王二）塑造成一个革命时代的多余人，但是和郁达夫时代的“零余者”不一样，他的“性苦闷”变成了性快乐，“生苦闷”他也无所谓。如果说王朔创造了一套玩世不恭的文风，那么王小波就是创造了一个玩世不恭的人物。王二的整个人生姿态和文笔腔调都在宣泄，宣泄那些眼界高、能力低、任性、无聊、童心不灭、拒绝成熟、不正经一代的反叛欲望。
《似水流年》还写了三个老人：有一个跳楼自杀的贺先生，有一个回国以后忍受逆境、后来得到少女爱情的李先生，还有一个装傻贪吃、善良可怜的刘老先生。在各种各样有关“文革”的文学记载当中，王小波提供了更荒唐的严肃记录，他不是愤怒控诉，而是荒诞戏谑，他不是沉痛反思，而是黑色幽默。
可以举例，管中窥豹。贺先生跳楼自杀，脑浆涂地，之后警察收尸，主人公觉得他的脑子还在地上，半夜睡不着，下楼去看，小说这么写：“看到一幅景象几乎把我的苦胆吓破。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支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粉笔圈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一侧，蹲着一个巨大的身影……”
这其实是贺先生的长子半夜来现场祭奠一下，吓着了年轻的王二。
王二不仅写贺先生的脑子很大一部分永久地附在水泥地上——这是很英雄主义的反思，但是他又回到他习惯的腔调。他不解贺先生尸体——据说他那杆大枪又粗又长，是完全竖起来的。王二就探讨：“有人认为，贺先生是直了以后跳下来的。有人认为，他是在半空中直的。还有人认为，他是脑袋撞地撞直了的。我持第二种意见。”
文字里充满暴露癖，很多年轻读者一直喜欢或者痴迷王小波的小说，面对无所不在、没完没了的虚假崇高，只好在荒诞之中寻找自由，身体力行。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
没想到抵抗谎言和权力，人们唯一的精神武器，有时竟然只有身体的快乐。
王小波的小说题目《黄金时代》耐人寻味。一方面在写实意义上，要在“坏分子”交代材料中详细坦白男女私情的时间、地点、动作、细节、具体感受，证明特定时代的人最后只剩下赤裸裸的身体反抗。但在象征层面，王二的做爱方法即使在资本主义的爱情游戏规则中也是异数（小说曾写于美国匹兹堡大学）。小说中的身体行为恰恰需要“十年”的革命符号包装，才具有某种文化上的合理性甚至先锋性。在这一层意义上，“黄金时代”的说法，是否也不仅仅只是反讽？
放在文学史中看，王小波还是延续知识分子精神自省的传统，不过不是呐喊斗争，或忧郁彷徨，而是无可奈何但又清醒追求“消极自由”——我不愿献身神奇的土地，我也不怎么关心村里老乡的生活，我甚至也不怎么焦虑自己的前途理想。我无所追求，除了身体的快乐——身体的快乐不就是本我，不就是无意识，不就是快乐的源泉吗？把这种身体的快乐用检查交代的表格形式包装起来，再卑微的人欲也就关系到了天理。貌似特殊时代的“存天理灭人欲”，其实是声明：即使在这样的时代，人欲就是天理。身体快乐，成了唯一的精神武器。可以躺平，但决不认命。
王小波《黄金时代》第一辑最初于1991年在台湾《联合报》副刊连载；1994年7月《黄金时代》由华夏出版社出版。本文中的小说引文均引自1997年《黄金时代》广州花城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