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小波《黄金时代》
身体快乐，是我们唯一的精神武器
一“流氓小说”作家，还是精神教父？
王朔的作品，曾被人批评是“痞子文学”“流氓小说”，其实在模拟和记录“流氓时代”（制造流氓的时代）方面，王小波比王朔有过之而无不及，有这么几点证据。
第一，中篇小说《黄金时代》的第一部分，主人公直接宣称：“我的本质是流氓土匪一类。”“倒退到二十年前，想象我和陈清扬讨论破鞋问题时的情景。那时我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
这是主人公的自画像。“流氓”这个标签不是旁人或评论家随便贴的，而是主人公自己声明的。小说里主人公在不少地方说自己是“流氓”，例如“人家都能知道我是流氓”，“那是我的黄金时代。虽然我被人当成流氓”。但这几段引文也说明，“流氓”，先是他人对他的看法，当然主人公也不拒绝。
第二，主人公对“流氓”还有一个非常奇葩的定义，有人骂他耍流氓，他的回答是：“我说，你爸你妈才耍流氓，他们不流氓能有你？”这就把“流氓”等同于男女关系了，这是非常“流氓”的一种定义方法。
第三，小说从开篇到结尾，确实充满了不少“儿童不宜”的字眼：“破鞋”，“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因为女孩子身上有这么个口子，男人就要使用她”……习惯了冰心或是杨绛文字的读者，对于这种文字上的暴露癖可能有些受不了。
王小波（1952—1997），生于北京，父亲在“三反”运动中被划成“阶级异己分子”，等于“洗澡”没通过。这对王小波的家庭、童年都有很大影响。王小波和很多同时代知青作家一样，曾经下乡到云南兵团，后来又到山东插队。1973年回到北京做工人；1978年考取中国人民大学。但不同的地方是：王小波不像王安忆、韩少功、阿城、张承志那样，并非在80年代就以知青小说出名，而《黄金时代》未定稿时他还在美国匹兹堡大学读研究生（导师是许倬云），走的是一个学者的道路，似乎和小说里的“流氓”形象反差很大。
整个80年代，轰轰烈烈的中国文学的“黄金时代”，王小波基本是个局外人。直到1991年，《黄金时代》获得第13届台北《联合报》中篇小说大奖。1992年香港繁荣出版社出版《王二风流史》，就是《黄金时代》的内容。同年8月，台湾联经出版时，把书名印错了，变成《黄金年代》了。一直到1994年，《黄金时代》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王小波的小说才算正式“海归”——知青故事，海外出名，重回大陆，这是90年代文坛的一个特殊现象。
1997年，王小波突发心脏病去世，他的妻子李银河发文，说他是浪漫骑士、行吟诗人、自由思想者。从那时候开始，王小波凭借其小说、散文，在一部分青年粉丝当中成为偶像，甚至是精神教父。《黄金时代》也被选入了《亚洲周刊》的中文小说“世纪百强”。
“精神教父”和“流氓小说”，这两个标签反差有点大。
简单回顾作家出名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这是一条从知青到学者，再到作家的道路。如果说王朔的“痞子文学”更多呼应大众文化市场的因素，包括与影视文化的互动，王小波的“我是流氓”就更多自觉的学术理论准备，“流氓文字”后面其实有更多哲学思考。第二，大部分的当代成名作家都是一起步就和评论界互动，比如说李陀及时注意到余华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阿城的《棋王》原来是和郑万隆他们聊天时讲的故事；王安忆的一些小说还没正式发表，吴亮、程德培就已有评论意见。相比之下，王小波是在海外孤独地反复改写他的知青做爱故事。所以，故事是和韩少功、张贤亮、张承志他们同样的故事，但写法完全不一样。局外人有局外人的特点，或者说有局外人的好处，当然，也会有局外人的局限。
到了90年代，写知青及右派受难历程的叙事潮流，已经过了高峰，王安忆《叔叔的故事》已经开始解构当代知识分子的苦难崇拜。《黄金时代》在这个时候“海归”，重讲知青身体与精神旅程，却照样吸引读者。
二知青和医生的“伟大友谊”
《黄金时代》由三篇组成，分别题为《黄金时代》《三十而立》《似水流年》。可以分开来读，但都是同一个主人公。
第一篇是非常典型的王小波风格，小说从头到尾在描写一个知青和一个医生的男女关系。这样说，一点都不夸张，从头到尾，一共十一节，一直在写两个人的肉体关系，青少年不宜。
第一节开始：“我二十一岁时，正在云南插队。陈清扬当时二十六岁，就在我插队的地方当医生。我在山下十四队，她在山上十五队。有一天她从山上下来，和我讨论她不是破鞋的问题。那时我还不大认识她，只能说有一点知道。”这个女的说她不是破鞋，可大家说她是，“我”也说她是。为什么呢？“我”的解释是：“大家都认为，结了婚的女人不偷汉，就该面色黝黑，乳房下垂。而你脸不黑而且白，乳房不下垂而且高耸，所以你是破鞋。假如你不想当破鞋，就要把脸弄黑，把乳房弄下垂，以后别人就不说你是破鞋。当然这样很吃亏，假如你不想吃亏，就该去偷个汉来。”
结婚以后女人不难看，就是“破鞋”——想想这是什么流氓逻辑？男主角知道这样说话一副“流氓相”。他自己也正是被人视为“流氓”。陈清扬是北医大毕业生，主动来找一个比自己小五岁的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一副流氓相的男知青，还要讨论像破鞋之类那么挑逗性的话题，常理来说，大概是对这个她曾经给打过针的男知青有点好感，但小说里没写，主人公也没感觉。
不久，“又有了另一种传闻，说她在和我搞破鞋。”
这也是常理，同事、同学之间一旦传说有绯闻，哪怕无中生有，之后也可能慢慢变成真的——因为当事人会互相躲避，同时也互相注意。
“她要我给出我们清白无辜的证明。我说，要证明我们无辜，只有证明以下两点：一，陈清扬是处女；二，我是天阉之人，没有性交能力。……陈清扬说，我始终是一个恶棍。她第一次要我证明她清白无辜时，我翻了一串白眼，然后开始胡说八道，第二次她要我证明我们俩无辜，我又一本正经地向她建议举行一次性交。”
男女初见，就建议举行一次性交，这在20世纪中国小说里也不算创举，之前就有阿q对吴妈说“我要和你困觉”。当然，从辛亥革命，进化了几十年，“困觉”的意义、形式和结局都不同了。
第二节，“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正在河边放牛。下午我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我睡去时，身上盖了几片芭蕉叶子，醒来时身上已经一无所有（叶子可能被牛吃了）。亚热带旱季的阳光把我晒得浑身赤红，痛痒难当，我的小和尚直翘翘地指向天空，尺寸空前。这就是我过生日时的情形。”
这些细节在《王二风流史》中会反复出现：
“我过二十一岁生日那天，打算在晚上引诱陈清扬，因为陈清扬是我的朋友，而且胸部很丰满，腰很细，屁股浑圆。除此之外，她的脖子端正修长，脸也很漂亮。我想和她性交，而且认为她不应该不同意……那天晚上我把我的伟大友谊奉献给陈清扬，她大为感动，当即表示道：这友谊她接受了。不但如此，她还说要以更伟大的友谊回报我，哪怕我是个卑鄙小人也不背叛。”
男女关系，隐晦私情，淫乱细节，突然回到了科学的名称“性交”，又配合口号式用语“伟大友谊”“奉献”“回报”……王小波用熟悉的语言写出陌生效果，迫使读者思考眼前到底在发生什么事。不用挤眉弄眼交头接耳，像残雪小说里的群众一样；也不必故作镇定假装忏悔，像张贤亮笔下的知识分子野地偷窥。
“我已经二十一岁了，男女间的事情还没体验过，真是不甘心。她听了以后就开始发愣，大概是没有思想准备。说了半天她毫无反应。……后来陈清扬说：‘我真笨！这么容易就着了你的道儿！’说完满面通红。我看她有点不好意思，就采取主动，动手动脚。她搡了我几把，后来说，不在这儿，咱们到山上去。我就和她一块到山上去了。”
整个《黄金时代》的故事大部分不是“正规军”，而是“野战军”。
“陈清扬后来说，她始终没搞明白我那个伟大友谊是真的呢，还是临时编出来骗她。”
始终不明白你们男的只是想“炒饭”呢，还是真的有点意思。
陈清扬要先回家一趟，让“我”在后山等她，后来她果然来了。“我”看见陈清扬慢慢走近，怦然心动，无师自通地想到，做那事之前应该亲热一番。陈清扬对此的反应是冷冰冰的。她的嘴唇冷冰冰，对爱抚也毫无反应。等到“我”毛手毛脚给她解扣子时，她把我推开，自己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叠好放在一边，自己直挺挺躺在草地上。
“先回家一趟”，还有这个“叠好”衣服，听上去整个感觉像预约好的医学实验。
“陈清扬的裸体美极了。我赶紧脱了衣服爬过去，她又一把把我推开，递给我一个东西说：‘会用吗？要不要我教你？’那是一个避孕套。我正在兴头上，对她这种口气只微感不快，套上之后又爬到她身上去，心慌气躁地好一阵乱弄，也没弄对。忽然她冷冰冰地说：‘喂！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我说当然知道。能不能劳你大驾躺过来一点？我要就着亮儿研究一下你的结构。只听啪的一声巨响，好似一声耳边雷，她给我一个大耳光。我跳起来，拿了自己的衣服，拔腿就走。”
都是写“未遂性交”，王小波和张贤亮的文字可以比较。都是女人更冷静更有经验，男的更慌张更激动。《男人的一半是女人》故事中段突出男人的精神没用，《黄金时代》处处强调男人的身体强悍。张贤亮的男人，其实是软弱无奈的知识分子，王小波的知识青年，是想以女人证明自己是个男人。简而言之，张贤亮用男女故事写历史，王小波用历史故事写男女。
《黄金时代》的文字，王小波后来在美国和回国以后还修改过很多次，看上去非常粗糙，其实很讲究。这么精细地描写一场未成功的“野战”，在现当代文学里十分罕见。
第三节，还是接着写“我”在山上被打耳光以后那个晚上。
“我们俩吵架时，仍然是不着一丝。我的小和尚依然直挺挺，在月光下披了一身塑料，倒是闪闪发光。”
作家写阳具崇拜比刘恒（《伏羲伏羲》）和陈忠实（《白鹿原》）更加直接，但也略带嘲讽。“她用和解的口气说：不管怎么说，这东西丑得要命，你承不承认？……等我抽完了一支烟，她抱住我。我们俩在草地上干那件事。”